无论吾人对胡适个人的脾胃或是知识的倾向究竟持何种看法，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其工作成绩最后必须接受鉴定。
就胡适而言，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外交行为。一个是他对外交工作本质的认知影响了他如何去界定一个外交官的工作范围和权限；另外一个是他向中国政府建言的质量和他认为哪些是可以经由中美互动去达成的结果。这两个因素都对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后果。
为了历史的公道，在此也必须指出，胡适虽然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不断地争论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抗战却从来不曾是悲观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地，他坚决相信美国最终将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选择适当时机和日本一战。
然则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个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
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设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能够接触到的美国“政府要人”（亨贝克？）也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
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他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胡适也指出，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
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
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
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向胡适提供了更多理由去相信中国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结果。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
胡适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其与罗斯福会谈经过，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期的颇为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
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但是当美国和日本关系不断恶化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好处时，蒋介石对于胡适观点的准确性又逐渐丧失了信心。
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胡适之所以能抓住蒋介石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为蒋介石指出在地道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缕光明。
然而他却不能告诉蒋介石那个地道究竟有多长。从重庆立场来看，中国能够从美国获得援助的希望，甚至美日之间爆发大冲突，都不过只是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众多因素中的一部分而已。在中国境内，抗战进行得极为艰苦，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在当前状况下，它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逐渐警觉到一个更可怕的可能，那就是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这些情绪最终让蒋介石摒弃了胡适所建议的“待变”外交方针，而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途径——把宋子文派遣到美国去。
事实上，蒋介石和胡适两人在七七事变前，对于中国如果进行对日抗战可能导致的后果，彼此所持的看法其实并无太大差异。简言之，蒋介石的信念是“攘外”必须首先“安内”，而胡适基本上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不断地侵略必须暂时忍气吞声，以换取更多时间去达成国家统一，并且训练一支强大军队。
如前文所言，胡适1935年就已经认为中国在能够争取到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之前，必须准备好具有单独作战三四年的能力。同样地，蒋介石在1937年也曾明言，中国千万不可奢望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但是可以希望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因为他估计日本军队仅仅是在地面上进攻到四川省，就至少需要花费三年时间，而日本由于受到本身资源限制，根本无法把战争支持如此之久，更何况国际上反对日本的势力也必定会在这段时间内形成。这就是蒋介石对于抗战胜算的基本看法。
当胡适和蒋介石二人同时从中国角度去审视国际局势发展时，他们最终会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现象并不奇怪。而他们也确实相信国际大局发展将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抗战最初的年份里，蒋介石对于美国事务的陌生感，使他自然地高度依赖胡适的信息和判断力。即便是到了稍后的岁月里，当蒋介石对胡适的依赖程度逐渐减低时，他对国际变化对于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依然大致和胡适的看法相同，这也仍然能够让人理解。但是面对这些国际变化时，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和中国到底有多大能力可以独力支持抗战？这几个重要问题终于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胡适所主张的“苦撑待变”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更何况如果仅仅是把这个主张和美国政府长期的外交政策相对照的话，它的正确性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是胡适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听在蒋介石耳中却毫无吸引力，因为从他的立场看来，胡适政策的致命伤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苦撑”到国际局势“变”到可以让中国受惠之日。
换言之，即便是胡适所指望的美日关系恶化果然正如他所预期，在此之前中国早已不堪战争负荷而败亡了。这就不免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胡适到底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此时所承受的痛苦？抑或是他去国过久，以致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严重隔阂，对国内的军事溃败和财政危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我们必须记得，胡适是在淞沪会战进入高潮之际（1937年9月）离开中国的。当时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正处于亢奋状态，而此后在他担任大使期间没有回国述职。
尽管胡适在国内的朋友不断地向他传递悲观信息，并且大声疾呼要求美援，但是胡适可能依然无法切身体会中国在他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多么虚弱。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他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本文出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有所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