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兰，女，北京市民。因丈夫赵长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交通警察，在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们夫妇必须出门戴着羞辱性的“历史反革命”和“反革命老婆”的标识牌。由于这个牌子标明的“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王桂兰有重病却被医院拒绝医治。王桂兰走投无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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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只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母亲刚参加工作，姥爷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贫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们一起过。
二姨和母亲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母亲好学习（两次去日本留学）、事业心强、喜欢轰轰烈烈、心胸开阔、交际广泛，她身体健康好运动，打篮球、排球、网球、爬山、划船、骑自行车……她练就一副男儿性格，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爷拿母亲当儿子待；二姨从小体弱多病、不爱上学、不爱参加工作、心眼小、愿意过温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际。母亲是左嗓子，吹拉弹唱一窍不通；二姨酷爱戏曲，听到评剧就陪着落泪，听到京剧就跟着哼哼。年轻时曾决心去当演员，但是姥爷觉得自己是京城营造业知名人物（北京著名的“长安大戏院”——第一座无立柱的两层剧场，就是他设计、施工的），认为女儿做“戏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坚决不同意。
如果是母亲，可能早就叛离了家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二姨天性怯弱，毫无反抗精神，及至姥爷去世，二姨也早已超过了学戏的年龄。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终生的遗憾吧，她嫁给了同样酷爱戏曲而且拉得一手绝妙的京胡的姨夫。姨夫家境贫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多盛些饭菜藏起来，偷偷送给姨夫吃。
姨夫对京胡的爱好，简直达到了“癖”的程度——他经常半夜两、三点起床，赶到京剧名角的琴师家，站在墙外偷听人家怎样练功。
他每年春节，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剧曲牌“夜深沉”，每次我们全家老少都听得如醉如痴。演奏完了，窗户外面准趴满了邻居们好奇的脑袋。可是，艺术不能当饭吃。他必须去工作，他当过交通警、拉过洋车、去协和医院做过会计……一旦业余爱好和工作发生冲突时，总是工作让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长。刚结婚那两年和我们一起过，可是姐俩的脾气、两家的生活习惯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终还是分开了。母亲介绍他到摩托车厂当了一名会计，以后再没有离开那个单位。
做家长的可能都是这样——子女当中，越是“没出息”的、越是离自己远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尽管房间只是阴暗潮湿的狭长的一条，尽管只能容纳三个人的一个通铺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她仿佛感觉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喜爱生活，愿意收拾家务，这个简朴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别温馨——仅有的几件家具擦得锃亮，洁白的抹布永远叠成整齐的方块儿，干干松松地摆在桌角；墙上贴着几张喜气、文雅的年画；枕边是线装的、发黄的《红楼梦》、《三侠五义》等两三本书，还有几本租来的古装小人书；茶杯、饭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珑，让人不渴不饿都想用它们喝水、吃饭；炒菜的铁铲儿磨得只有铜钱那么大，使用起来就像在玩“过家家”。
二姨不像母亲说话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说得姥姥心花怒放。姨夫和二姨说话常用京剧的“道白”：
“娘子，给我两毛钱我去买猪肉黄酱是也——”
“相公，早去早回不要延误时间哪——”二姨随声附和。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可惜他们不会编唱词，只能念，不能唱，否则和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戏迷》别无二致。
姨夫好说笑话，对我们晚辈又十分和气，我特别愿意和他相处。别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我反倒更爱吃他家的饭。最难忘的是姨夫用“支锅”（陶制，像锅，扣在火炉上，底部密布圆孔）烙的饼，又香又脆。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门，姨夫留下来给我做饭吃。做饭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吃什么。看我说不出来，就用商量的口气说：“咱们吃‘小金鱼’怎么样？”我问“小金鱼”是什么饭，他故意卖关子不肯说，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用面做的“拨鱼”。在家的话，可能我对它没有一点儿兴趣，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觉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让母亲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顿“小金鱼”，不料母亲平淡地说了声：“奥，你们吃的是拨鱼。”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儿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让姐姐永远铭记的事：
“天色忽然暗了,雷声隆隆、乌云翻滚,暴雨就要来了。我和邻居的两个女孩子,刚开始在院内一角过家家,此刻只有扫兴地回屋。
‘还想玩儿吗?’二姨温和地说,‘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红油纸伞,用几只木凳、小板凳、洗衣搓板,在房檐下、墙根前搭起了一个有棚的小屋。她用棉花搓个灯捻，往小瓷盘里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盏小小的油灯、点燃，摆在‘小屋’里的‘桌子’上。哦，我们三个小姑娘，欢愉得无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间，扶着伞把，我们两个小的紧挨她坐在两旁。几张凳子围成的‘墙’，把我们围在当中。我紧搂怀里的毛巾娃娃，瑟缩起肩膀，抵御着风雨的凉气，听着唰唰的雨声清脆地打在纸伞上。院子里满是雨泡泡，而我们的小屋却干干松松的。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妈妈怀里，露出小脑袋，看看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遥曳的小油灯，在昏暗的雨帘里，发出多么诱人、活泼的光焰！”
二姨有严重的哮喘病，不犯病的时候，经常到我家来。孩子们见她来了，都高兴极了。哥哥还小的时候，二姨总是先和他温习唱过多次的京剧，等二姨满意了，就该满足我们的要求——讲她拿手的《济公传》——每次都让我们笑疼了肚子、直不起腰。
姥姥偏疼二姨，也感慨他们夫妻的和睦。当初二姨要嫁给姨夫，姥姥可能也不赞成过，如今看到他们虽然生活并不富裕，却能够相亲相爱，对她也是个不小的安慰，跟亲戚们常说：“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呀……”
由于身体不好，二姨几乎没有工作过，自然谈不上犯错误，姨夫又是穷苦的出身，按理说在“文革”时应该平安无事，可是灾难并没有饶过他们。能找出来他们的全部“罪过”，就是姨夫在解放前当过半年的交通警。
老实人总是最吃亏的。假如姨夫自己不坦白这段历史，谁还能记得他当过警察？况且过去又没有户口档案。结果“文革”一开始，就把他定成了“历史反革命”，免去了他的会计职务，下放到车间当一名没人爱干的“炉前工”。
这是钣金车间最苦最累的工种，负责给铆工提供烧红的铆钉——一旦铆钉烧到了合适的火候，必须尽快地把它们一个个从火炉里夹出来、送出去。他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要一刻不停地重复几百上千次一样的动作，一批完了，稍做休息下一批铆钉又到了火候。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稍一拖延铆钉就会烧化，提前取出铆钉又太硬。夏天就不用说了，即使冬天，在炉前站久了，皮带的金属扣都烤得火烫，经常把胳膊烫出燎泡。
他们老老实实地绣了标明“身份”的布牌，缝在衣服上——浅色衣服是黑布白线绣字；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线绣字。他们没有母亲胆儿大，敢在没熟人的地方换上没布牌的衣服，而是走到哪里都戴着“身份”——“历史反革命”、“反革命老婆”。
二姨的哮喘越来越厉害，根本离不开医院，可是大夫看到她的“身份”，不敢给她看病、开药方，有时候没进医院的大门就被轰出来了。更让她绝望的是，到一家亲戚那里去串门，本来想诉诉苦闷、得到安慰，没想到人家见了她的“身份”，惟恐带来麻烦，硬是没让她进门，还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我家，随时有被抄的危险，她自然不敢登门。
病痛、羞辱、担惊受怕，让二姨卧床不起了。有人送来了口信，姥姥去二姨家照顾她，同时也为了躲开抄家的恐怖。
几天以后，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难。“红卫兵”押着母亲快到家的时候，得到了邻居小孩的报信，姐姐躲到了二姨家。
此时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间宽敞的北房，有两户邻居但自成一个独立的跨院。在屋门以外，姐姐就听见二姨每喘一口气带来的呻吟和姨夫的叹息声。
姐姐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姨夫掀开玻璃后的布帘，仅仅露条窄缝，惊恐地辨认来人是谁。看清了是姐姐，急忙让她进屋，又急忙关严了门，就像做了贼。他狐疑地打量姐姐，问道：“是不是被抄了家？”
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惧，装做没事似的说：“没有，我就是来看看二姨的病。”
姨夫突然惊讶道：“噫！你怎么还敢穿裙子？”然后规劝说，“这年头还是少走动好。你不拉小提琴了吧？别拉啦，我的胡琴都让人砸啦。”
姥姥痛苦地看着女儿每分每秒地受着罪，想不出解救的办法，只能用手轻轻地拍着二姨的后背，希望憋在气管里的痰能够痛快地吐出来。
二姨已经几天不能平躺，只能倚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因为缺氧，浮肿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见姐姐来，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艰难地点点头。呆了一会儿，姐姐实在不忍心看着二姨的难受样，起身告辞要走。
“孩子，”姨父也站起来：“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从剧喘中，挣扎着指指床边的五屉柜：“抽屉……开开……衣服……”她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一口口地吐着带血丝的痰。
姨父不解地拉开了一个大抽屉，里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旧的衣服。
“米……米黄色的……”二姨紫胀着脸，无比艰难地指指那些衣服，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姨父找出一件米黄色咔叽布西式旧上衣，二姨摇摇头；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同样质料和样式的上衣，二姨点头：
“穿上……送你的……”
“二姨，您留着穿吧。”
“穿上……”她闭了闭眼，又是一阵抖肺搜肠般的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一手轻轻地拍她的背,一手用手绢擦去泪水。
“既然你二姨想送给你，”二姨父递给姐姐：“你就穿吧。她或许怕你冷，穿上吧。”
姐姐只有穿上了，正合身。几天以后她才明白，那是疼爱她的二姨与她永别的纪念品。一天夜里，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我和弟弟帮助姨夫料理后事，正碰上街道积极份子来通知姨夫搬家——因为姨夫家只有一口人了，又是“反革命”，无权居住二十来平米的北房，让他搬到胡同里另一个大杂院儿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
来送通知的是个很会说话的老太太，她看周围没有外人，还安慰了姨夫几句：“您不用太难过，就当是她出了差，出了趟长差。”“住小点儿的房子还剩房钱呢。您说是吧？”
姨夫苦笑着陪她说着话，直表示马上就搬家。倒是人家没催得那么紧，允许他拖延几天。
我们以为姥姥失去最疼爱的女儿，一定难过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她倒很坦然，对我们说，死了比活受罪强。
没有了二姨，姥姥把姨夫当儿子看待，经常去看他，帮他料理家务。 后来我家遇到了新的一轮灾难，姥姥就躲到姨夫那里去住。
姥姥去世以后，我们又都在外地，和姨夫断了联系。七十年代，苦闷、孤独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农村户口的老伴。没想到此次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让他更加苦恼。七八年的一个夜晚，他和二姨一样，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一生清贫简朴、胆小怕事的二姨、姨夫，终于到阴间团聚去了。生前脾气、爱好处处相同的一对恩爱夫妻，想不到连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