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３月３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７０岁，４９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７３年才给予恢复，８０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５００，空气质量５级，污染程度非常严重。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３３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７０岁了，却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８月３１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１０６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人，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人；红升行动慢一些，只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９月１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杀的公社主任高福兴、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９月１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９月５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４９年以来就建立了，５９、６１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他们认为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９月１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继续之中。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非常残忍。
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
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些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
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８月２４日就开始杀人，到９月１日已经杀了３４人，还关押着１０８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８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
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８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１４年，在“干校”的６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８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８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７７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６１岁，“文革”那年他２７，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８月３１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知道自己并没有处死他人的权力，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反常。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会向大兴县过问此事。
老刘说，他们从北京回来，认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９月１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而且还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
６８至６９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７０至７１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８６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分别是：新立村死５３人，马村死３４人，六合庄死１１人，共计９８人。
９８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７０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一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３０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８月２７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９月３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１０８人的敬意。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
“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据他说，６７年王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４９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４９至６３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６３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他家绝对逃脱不了。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５４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次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５５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６６年８月２７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
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
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
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我们会解开这个迷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