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带来的偏差，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没有使用更合适的启发法；相反，将它们视为一种心理污染也许更合适。即使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判断被其污染，但也很难消除这种污染。
—— 齐瓦·孔达《社会认知》
本文诠释“锚定-默认”思维陷阱之问题。
一.锚定与默认
假设你现在想要买一套房子，你需要设定一个基本房价的参考值。
于是你会得到一个在选定的社区某类房子的基本概率均价，这个就是你买房时的锚定。在此锚定值上下调整。
1974年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通过一个实验，来研究数字参考值的“锚定效应”，他们询问参与者，只是以转动一个幸运轮产生的随机数字作为初始值，来猜测联合国中非洲国家的数目，参与者们便根据随机得出的初始值作为支点，在上下进行数字调整。于是他们认为：
这种随机、不相关的初始值会对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初始值就成为了“锚”，即使它并非相关因素，当我们以它为参照上下调整我们的判断时，通常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我们的判断会通过这种锚定产生偏差。
后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锚定效应”同样存在于非数字情境的影响中。“锚定效应”普遍存在于社会性判断中。
例如面对病毒传播，中国人想到的第一防范措施就是戴口罩，但多数西方人怎么也不肯罩上这个Mask。他们认为，有病的人才戴口罩，我没有病，戴口罩就表示我是病人，与事实有违的行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的医护人员工作时也不戴口罩，看到中国人戴口罩，就会相当排斥。
我们秉持的观念是防范别人对自己的传染，西方人秉持的观念是不要将自己的病毒传播出去。这是两种文化认知观念在此问题上的锚定-默认。
锚定-默认的思维模式往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人不知不觉地掉进默认陷阱：
1，选取某种熟悉的东西去闯入一个陌生地带，以熟悉的经验锚定方向。
例如这次新冠病毒开始在西方国家爆发时，澳洲媒体要求从中国回澳的华人孩子留在家中观察一段时间。一些华人就气愤填膺地向澳洲国会递交请愿抗议书，要求澳洲政府要管好澳洲的媒体，不允许产生“种族歧视”的声音。这就是典型的以自己熟悉的中国方式去要求澳洲。
2，愚蠢时会锚定在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地方。
例如当霍顿拒绝与孙杨握手时，孙杨理直气壮地表示：“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这话听起来莫名其妙，你有什么事实证据表明霍顿没有尊重中国呢？不尊重你和不尊重中国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呢？孙杨的思维锚定在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你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中国。这个神逻辑确实为很多没有逻辑能力的人所默认。
3，被随机、随意的可得性启发方式锚定误导。
在一出电视剧某个情境里，有一家子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与父母兄弟姐妹吃饭。席间某婶问侄女：在美国挣100万美元要多长时间？侄女答：“很长时间。”婶就说：“那现在在我们这里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无语。这种问题问得太随意，自我夸耀也太轻率了。对谁而言？做什么专业或生意？这种随意就认定的结论当没有人质问时，发表者常常不知道自己脱口而出说了过头并且无法确认事实的意见，然后就一路推理下去。如果有人问：“那么你一年也轻轻松松就赚￥700万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千万富翁了？”——我们经常让自己被随意可得性启发的想法带着走，自己掉进陷阱还很得意，在政治争论中这种“厉害论”特别多，就是习惯了模糊思维和空洞结论，从来没有做过严格谨慎的证伪。
4，将历史记录、传统观念、他人经验或集体意见锚定为可信的结论而默认。
对于《方方日记》的态度看法证明了这一问题：
愤怒批判《方方日记》者认为，这是宣扬黑暗的故事，制造不安定情绪，破坏防治疫病的秩序。将叙述负面状况宣泄阴暗心理的作品在海外出版，这是给反华势力投送子弹，帮助敌人颠覆我国政权。那么多光明的作为你不歌颂，你专门写作怨恨的故事情境，居心不良！
传统中国人的心理是：说出负面事情就是抹黑，凡作家都应该是歌德派，为尊大人讳，这是一种深切为政府操心的臣民心理锚定，默认社会的主流价值才是正能量。家丑不可外传，告诉外人我们的问题弱点，就会使我们国家被敌人打败，其行径形同卖国贼。
但共鸣赞同者认为，将底层人民和疫区的真实状况告诉社会，让人人具有知情权和同情心，对于自治救助和互助有莫大意义，更有助于政府去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和情感，并纠正权力机构的不正当作为。
西方社会的观念锚定是：作家和新闻媒体的使命就是揭示黑暗和负面的东西，他们既是扒粪者，也是不够完善的社会之批判者。批判公共社会可以使人人得到公正对待，揭示丑陋和黑暗是对社会的文明助推，他们是更高意义上的热爱人类的人道主义者。
不同观念锚定-默认的情结几乎没有沟通的可能。
社会心理学指出：人们过度地将对方的观点归因于他们潜在的态度和倾向，而较少地归因于环境的限制。
所谓环境的限制是：我们所锚定的价值观和我们所得到的信息，都是所处环境赋予我们的，我们不自知而默认了它们的可信性，然后在潜意识中作为一个锚定，再加以进一步的推论。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人们的思维有了一个支点作锚定，就可以在默认的轨道上雄心勃勃地迅速起飞。
当我们对一些不是很了解的对象进行判断时，会进行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推断过程，此称为“投射”。
我们意识中的“鸟笼-框架”（信念、观念默认值）本来就是一个锚定，以之为尺度，去默认选择适合这个框架的信息。你的默认值就是你获取易得性启发和可得性启发的出发点。
然后以这些可得性启发，默认一个锚定的支点，影响你之后的一系列判断甚至不可动摇的结论。
如果你心中的信念框架是被安装的，那么你所默认喜悦的信息也可能多属于被投饲的“人工真相”材料。
我们根本不知道一直藏在心中深处的“鸟笼-框架”（认知观念）来自何处，是怎样生成并根植的，更不知道它们早已经固置在那里了。
换言之，我们思想被锚定的出发点，本来就是被外界潜移默化地培育在我们心中的，有些可能就是网络水军的杰作。
而最快获得的易得性启发或可得性启发判断，更带有锚定-默认陷阱的风险。
凡是易得的或可得到的启发，都是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刻意传播和反复宣示的影响力，以及经过你的默认值审查的。你不知道除了它们，还有很多沉默的证据信息。
默认陷阱的风险很多都与锚定的思维支点息息相关。如果你的“锚定-默认”存在缺陷，那么你所作的一切判断将带着先验的谬误。
这就是锚定与默认的关系。其结构式为“锚定-默认”思维模式。
“锚定-默认”的内涵主要包括传统和习惯给我们定下的惯性，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默认观念，它们就是我们先验的“沉下的锚定”。
二.惯例与默认
惯例就是最大的锚定-默认文化。
惯例包括范例和惯性，既是文化习俗的经验，也是心性。默认惯例既有安全路径可依，免除恐惧忧虑，也有祖宗家法的强大理由背景，这两者一经锚定，撼山易，撼惯例难。
宋号称史上最富裕、文化最高潮的时代，以致陈寅恪对它极尽崇拜之情，为此说了过头的判断，今日文化界犹以陈寅恪的结论默认宋朝是中国文明的最高峰，甚至誉之为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开端。
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朝代就是宋代，宋朝的另一个别名即“弱宋”，宋人的文化心理充满了恐惧抑郁和忧患颓丧，靠过度的精致和把玩来消除内向的精神萎顿。这是文明生命力的收缩和封闭。
北宋亡国，南宋覆灭，史家有详尽的史学诠释，但最直接的一个解释就是王夫之在《宋论》中如是说：
宋朝之所以受尽衰败之灾难痛苦，就在于宋朝的皇帝忌讳大臣掌握权力，始终在自己手中翻来覆去玩弄权柄，行使莫测高深的权威和赐福，目的是要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罢了。自从赵普给太祖皇帝出了猜忌和压制武将的谋术，皇帝的猜忌心一被触动，从此连弱势的文臣官僚也在皇帝猜忌玩弄之列。所以不仅仅王德用、狄青这样的大将小有战功，皇帝提防他们就像防备敌国一样。即使像寇准那样从文墨起家，进入了皇帝身边决策高层，一旦那些疯狂的奸臣山呼万岁，御史大臣交相批评攻击，天子即震惊于寇准有凌驾皇权的阴谋。皇帝竟然不想想寇准并没有曹操和司马懿那样的奸宄，而且也没有他们那样的权力依凭，却自己慌张恐惧，无比紧张，就像步步逼近的猛虎要吃人一样，皇帝的愚蠢真是可嗤笑啊。皇帝们自己采取了孤独危险的态势，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事情。至于后来像蔡京、秦桧、贾似道之类奸佞误国以导致国家沦亡，皇帝们完全被他们蛊惑，这种被蛊惑一直到死也不觉醒，权奸的地位像高山一样屹立不倒，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摇他们一个指头。宋朝皇帝护卫皇位的立法愈是严密，权奸们奸佞之术愈是工巧。宋太宗翻来覆去地玩弄大臣的权术，他的那些暗弱的子孙皇帝们又怎么能掌握？只是掣肘了国家忠直有才智的大臣，使他们不能完全展示其擅长的治国本事而已。唉，这难道还不能成为永远值得借鉴的教训吗！（原文见《宋论-太宗十》）
宋朝的祖宗家法就是宋朝的政治惯例锚定，一旦确立，便成了319年里代代相承的惯势，谁也没法脱离其路径依赖。这个惯例之一就是赵普出谋划策对武将们杯酒释兵权为标本的“守内虚外”，“将从中御”，以文御武，严防武将坐大，严防“黄袍加身”的事件再次发生。即使国势日弱，长期被辽、金欺凌，称臣服小，贡献金银货物，河山萎缩，人民涂炭，即使有像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那样善战的名将，打得完颜兀术痛不欲生，宋朝皇帝们始终还是那样奉行此祖宗家法不变。
历史真是极尽讽刺，整个赵家王朝都被一个“黄袍加身”的魔咒锁定，竟决定了两宋319年的命运。江山靠抢夺来的，亦时时刻刻防盗似的忧惧不安。这个“锚定效应”的惯性够残酷的。
此后的历史走向和国家性格又何尝与此没有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惯例锚定，特别令人深沉叹息。
惯性是由历史种下的“首因效应”，即原型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概念，根深蒂固的先验律令，交织着亲切深厚的习俗感情，此即文化生成。称之为“祖宗家法”恰如其分。
所有惯例在未经过反思而习焉不察地默认时，往往会让人掉进默认陷阱。例如国人有一种自信惯性：
“我可以而且必须说服对方。”
要说服对方的惯性出自一种专制文化心性，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正确或者主流价值观，潜意识里认为别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改正，于是就想强加于人，而且自信满满：人与人是可以讲道理的。
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宣传和教导的道统模式，这个模式已经超过两千年的积淀，凡是主持教导权力的人士，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人人都可以通过科举一登龙门，进入掌握话语权的领导阶级，或为家长，于是成为一国国民喜爱向人宣谕道德的架势。
这种教导他人、说服对方的惯性是以强大的整体背景支持着每一个人的，使你习焉不察：最高指示、红头文件、央视口吻、导师讲座和宣传定调，一脉相承地传承着千古不变的惯例，成为民众锚定在潜意识中的论道模式，只要进入这种角色，便自动默认它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可是大家都是平辈的时候，人人持太阿之剑，个个秉强项之势，为了气概之争，不知道事实和逻辑何在，不知道沉默的证据何在，不知道价值中立何在，只追求语言胜利的权力快感。有宋一代的文臣士大夫官僚，早已经示范在前。
中国人有一种运用宏大叙事和抽象概念来争论的惯性，所涉及的都是道德、天下、国家、政策等没有对应物的空洞事物，尤以普通人盲人摸象的方式揣测政治，事实证据稀薄得像火星上的氧气，雾里看花，隔山观牛，凭道听途说和想当然莫须有的论据滔滔不绝，要的是立场站队，不求事实证据的周全，不讲逻辑的严密，只要戴帽子，上纲上线，贴标签，尤其需要抒发感情，非愤怒即感动。在一切陈述和争论之前，已经默认了锚定的刻板印象。
我们不知道还有一种恶性的说理惯性，这是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整体主义政治环境赋予我们的习性。
道义论、大思维、虚无概念被大脑编码成为认知网的一部分，而成为人们常用的思维模式之一种。遇事根据直觉作出反应，而使用这个认知网加以宏大叙事的理由诠释。这种三段论使得演绎诠释简易而富有影响力，习成便用。这种空手道抽象说教至少有三个问题：
1，其大前提往往未加证实兼证伪。虚无概念和道义论的特征就是无法实证的理论想象，只能是政治正确的冠冕堂皇的帽子，而小前提和大前提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往往不能成立，以此推论下去，前提很壮观，结论很荒谬，听者很无奈。
2，整个推理简单粗暴，以整体主义强奸具体道理。例如一种说法是：“你们不要以1%的悲剧代表我们99%的集体的欢乐生活，以微末的黑暗否定了我们宏大的光明。”这种整体光明论者忘记了有时候悲剧也会降临到这些乐观的幸运儿身上，对于整个集体是1%的不足为道的痛苦，对于个体的你就是100%的灾难。
3，高蹈空论的虚无。习惯于用宏大叙事的道义论、虚无概念说事的人，整套说辞里完全没有事实的讨论，没有具体道理的分析，没有复杂关系和细节操作的存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和意义分析，美国语言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提出了普通语义外延法，他指出传统语词定义的弊病，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存在着毫无外延只有内涵的虚假概念。他指出，按内涵即按语词定义行事，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了多方面的伤害。许多纠葛往往来自于按照定义去对待，而不是按照未经语文因素歪曲的经验个别事实去生活。
这即是“语言的抽象病”，他说：
“语言抽象所产生的误解，是人们各种病态性纠纷的根源，它使个人家庭不和、神经错乱，在社会生活中招致种种混乱冲突，及至暴力…在国际关系上则引起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彼此猜忌，甚至世界战争。”
根据普通语义外延法，外延比内涵具体，明确和不易作伪，更便于与事实核对，用事实加以检验。（转引自孙翠宝主编：《智者的思路》）
另一个“锚定效应”的灵光地带就是盛行潜规则的场域。潜规则是更行之有效的文化惯例。当潜规则主宰了整个人情社会和政治境域，则可以融化一切明规则、法治和权力的锋芒。潜规则的锚定非常神奇，它像密码一样寄生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具有瞬间灵感反应的默认效果。
“锚定-默认”是一种坏的思维模式，它是确认偏误而反证伪的，自己陷入了固置的模式之后，排斥了纠错机制，定于一尊，固执循证，由“锚定-默认”的目标和路径事先确认为神圣，去制造唯理主义的宏大叙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伪造一切条件和故事，通过洗脑的方式改造一切人臣服于己，遇佛杀佛，逢祖杀祖，看起来很有勇气，结果将自己送进既定的陷阱。
三.似是而非的“锚定-默认陷阱”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说过：
“真理最大的敌人往往并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是长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神话。”
我们从来忽视了自我心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的锚定-默认值观念、信念和大量的概念，这些都是一种思维陷阱。
举例反思一下：
“封建”一词最为泛滥。“封建专制”的说法自相矛盾，“封建”是指多元化的贵族制度，它和中央集权的“专制”是不相容的。自秦朝变封建为郡县制，中国历史再无封建。即使学术界曾经反思证伪过这个概念在中国问题的错误，但即使在学术界还是似是而非地沿袭不止，可见传统给你深植的首因效应何其顽固。
我们一生所默认的观念多数都是未经证实和证伪的，但人人皆以为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虚假共识”，既然我听到很多人都这样说的，就是正确的，无需质疑。可是别人这样说的往往很多可能只是一种表态，或者附和，其实他的真实观念未必如此，尤其未到关键时刻。
例如如下一些道理或判断：
人与人之间可以讲道理。/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理解。/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师。/国家媒体的信息都是可信的。/我不是无知的人。/我可以经受得住诱惑，我有良好的自制力，所以我谴责出轨者。/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是一个势利的人。…
对待锚定-默认思维最好的方法就是质问TA，务必破除其似是而非的虚荣心，帮助自己或他人跳出思维陷阱。
人们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常常无意识地进入一个“锚定-默认”状态，将流行的或可得性的启发作为“锚定-默认”的支点，于是在似是而非的偏误路径上自我陶醉。
下面以宋代文化的讨论为例说明此点。
陈寅恪对宋代有一段很着名的评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的评论往往被宗宋者引为经典结论，然后加以涵括有宋一代的历史，不知道陈寅恪这段话的前一句是：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着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陈寅恪评论的只是宋代学术而已，但许多论者粗疏泛滥，借重陈的断言（还有日本学者的论证），蔓延称之为有宋一代文化复兴或中国近代化开端之依据，一时甚嚣尘上。
这就是典型的借重某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之锚定效应，默认为不易之论。
看看钱穆先生如何断论宋代：
“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76）
宋代虽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祖宗家法之一，但比起前代更为专制独裁，而整个士大夫官僚集团除了与皇权专制共谋外，总是纠缠于清议空论，不负责任地聚讼纷争，尤其糟糕的是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政府宰相而不再谏诤皇帝的台谏机构。
王夫之在《宋论》里强烈地批判了皇帝专制和文人政治的腐朽性，认为这是导致宋代灭亡的重要因素，例如下面两段：
“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英杰为苞桑之上术。哓哓（争辩之声）者满堂也，而窥其户，久矣阒其无人耳。”（徽宗三，P150）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高宗二，P171）
从皇帝到文臣士大夫官僚集团，人人皆“锚定-默认”一个根本国策：以柔道为保邦之计，满朝文臣，常常为一个决策或道德问题争辩至鼎沸鼓噪，聚讼盈廷，坐销岁月于议论之中，一到临事应难之际，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应对。猜防之谋就是抑制杰出英才以稳固皇帝根基，清议可示道德髙尚，建功立业就意味着家破人亡。辽、金看透了宋朝这个自私腐朽衰弱的本质，才肆无忌惮地反复蹂躏弱宋，而宋朝不惜忍受种种巨大灾难的折磨，而不肯改变这样的国策和路径依赖。
这样的国家其文化不是变态的么？在这样的制度和弱势下，权奸猖狂，非公正的弄权遍布政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病态政治基础上士大夫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会健康么？
腐朽政治的态势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加剧，使南宋道学地位获得抬升。先是被禁为“伪学”，继而转为调和之策，将有名望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引入官场，表彰其理论。到大奸臣史弥远时期，这位宰相玩弄权术，希望借重道学的声望来文过饰非，要使百姓相信真理是在朝廷一边，以之作为政治和解的方式。朝廷遂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宣布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并改称为“理学”。
由此，新儒家渗透到专制政体之中，与专制主义暴力统治构成了共生关系，并逐渐演绎成简单的概念，变成大众普遍的思想意识，以助推文化的整合和巩固。
那些崇拜宋学的史家，往往绕开了普遍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状况的叙述，而抽象地赞美宋学的髙尚和优雅。
宋学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智力过人的学术大师深切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是政治唯一的关键，而任何可以设想的制度改革和实践措施都不能治愈专制主义的病症，在此悲哀和困惑中，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转向内在”，以内省和回顾的方式，更极致地倾注全副注意力于自我修养上，通过融入佛道之学来更高级地走向形而上学，越来越寄望于道德教化和非精英主义的公众教育，认为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才是拯救国家唯一之途，而非社会模式的或政治架构的制度改革。
宋学作为一种中国转向老成内向的哲学思想精神代表，之后成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文化思想浪潮，持续影响了几个世纪，直至今天。（参考刘子健的研究）
整个宋学，包括其与专制主义制度共生的道德内修价值观，以精致化、斯文化、柔弱化、内敛化之艺术和生活方式，就这样锚定了宋以后几百年中国人的精神性格。
久而久之，先意承志，默认专制，高论道德，虚荣伪作，抑制英杰，残酷内斗，泛滥浮躁，文过饰非，惯性柔弱，拙于承当，渐渐衍化为普遍的国民性，人人习得仿若天成。国人已经十分善于默契地迎合和配合锚定的政治意志，既有表演纯熟察颜观色的臣民心性，又有在适当场域色厉内荏之专制性格。
在一种那么腐朽衰弱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如此内向萎顿的心理精神状态下之所谓宋学，谁说它带着现代化新世纪的文化曙光呢？
以此而论，你愿意不以批判理性主义的态度来重新审视陈寅恪先生关于宋学的论断么？至少，陈寅恪的结论只是一种即兴而发的评论而已，他本人并没有做过更多的详论。我们需要为之做一番证伪的功夫，而不能片面地跟着鼓噪宋代即是中国近代文化的起点之说辞。
以此为例，我们应当深知，在我们的心中实在有着太多似是而非的“锚定-默认”之信念、观念和概念，它们都有待我们一一去重新审察和证伪，我们无法有那样的自信，忘记了我们根本没有那样广袤的知识基础和时间精力，去一一严谨地建构自己内在的智识结构。无知使我们总是在“锚定-默认”的种种陷阱中自以为是。
似是而非的锚定-默认陷阱往往源于一种脱离事实经验证伪的唯理主义，只追求信念-意见在政治正确上的优势，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劣质化的势利心性。
结语
锚定-默认思维模式容易掉进思维陷阱，乃基于默认的三个特点：
1，默认必须符合自我的惯性，自我心中的默认值和观念框架就是自我的惯性；
2，默认是被动的，这是认知放松、认知放弃和自动化加工的结果；
3，默认只适合单一的默认选项，外部力量已经为你设计好了，当更多可能性需要选择时，你才会真正动脑筋进行考察验证。
于是你就轻轻松松地掉进了默认陷阱。
社会心理学家齐瓦·孔达在《社会认知》中指出：
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带来的偏差，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没有使用更合适的启发法；相反，将它们视为一种心理污染也许更合适。即使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判断被其污染，但也很难消除这种污染。
想想“心理污染”这个概念的涵义，从此反思自我的每一个锚定-默认的思维，至少可以使你变得更明智和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