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逻辑：从结构主义到过程导向
尽管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理解未必相同，比如有“全球治理”“世界治理”“国际治理”“国际秩序的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全球秩序的治理”等说法，但基本上倾向于将全球治理界定为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前提下，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的一个由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事业驱动的规范系统，通过鼓励众多行为体的持续互动来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一种通过共识建立权威以实现目标的“没有政府的治理”。
不管在认识上存在什么差异，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解，核心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谁在治理（who），是基于领土和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还是也包括基于市场原则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和基于伦理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二是治理什么(what)，是仅仅治理和平、安全、气候、移民等国际问题，还是也包括民主、人权、选举、就业、社会保障等国内问题。三是如何治理(how)，是参与方各自行动，还是参与方集体行动。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在如何治理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均认为应该通过各方沟通、协商和协调，依托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等平台，形成解决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与统治重视权力分配相比，治理的逻辑在于责任分配，是一种过程导向的集体行动，而非结构导向的集体行动。因此，治理在逻辑上意味着重视不改变现有制度框架下的集体行动过程，至于治理的结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行动过程，而非主导性权力的意志。因此，全球治理在政治学上意味着从封闭政治体到开放政治过程的转变，它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
治理的意向：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
无论作为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国际政治问题，治理过程指向何方，都是学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的西方世界和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东亚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西方世界在治理意向上坚持天下为私，认为治理的意向主要是为了每个人的福利、安全和幸福，最大限度地释放私有的利益和权利，在宏观上体现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中华文明在治理意向上历来重视天下一家，认为天下太平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小康，更是为了实现世界的大同。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是中西在全球治理意向性上的根本差异，也是推进全球治理无法回避的重要难题。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人性的理解。人性是治理的起点，对人性的理解决定着对治理价值的憧憬。中西在人性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决定了对治理意向理解的根本差异。
西方世界对人性的理解，始终无法摆脱“原罪说”的人性本恶论的框架，始终强调人先于国。早期古希腊哲学中，人是不完美的，强调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必须过集体生活，而在集体中争权夺利是人的本性。在中世纪神学家的理解框架中，人有着原罪，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信仰的动物。近代以来，无论是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均把社会视作“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把人理解为充满理性的利益算计，直到列宁那里依然强调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需要从外部灌输。当下，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在治理秩序建设上究竟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机器为中心，抑或是以人机互动为中心，学界仍然没有结论。
东亚世界对人性的理解比西方世界更有弹性，始终恪守国先于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倾向于“性相近，习相远”之说，儒墨道法各家均对人性持有比较乐观的理解。尤其是儒家，对人性的理解比西方世界乐观得多，即便是荀子的人性恶之说，也不像西方世界的“原罪说”那样充满命定论的色彩。汉唐之后，佛教东来，认为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在人性问题上持有更加乐观的理解。宋元之后，儒释道三教圆融，重视人性的德治教化，决定了治理意向上坚持家国情怀和天下使命。
二是对国家的理解。国家是治理的基点，对国家的理解决定对治理框架的设计，中西在国家的理解上也有着不同看法，导致对治理框架的理解差异并不在于有无政府，而在于有无国家。
在西方知识界，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始终是一种派生的存在。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直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国家要么作为心灵的投射，要么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要么作为代议制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自主性的。即便是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国家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所具有的自主性顶多是一种相对自主性。进入20世纪以后，主流的国家理论倾向于把国家这个黑箱打开，在行为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冲击下，国家的概念一度都被政治体系所取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瑟达·斯考切波为代表的“重新回归国家”理论重新“把国家找回来”。但冷战后制度成为中心，各种制度主义研究把找到更好的制度作为目标。
相比西方思想界对国家理解的派生性，中国思想界始终把国家作为先定的存在。国家之所以被摆在优先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天命意识，认为国家上承天命，“朕即天子”，代天牧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秦汉以后，此种天命秩序物化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自此之后两千年内保持相对稳定。即便是农民起义，也无不高喊“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口号。尽管许多统治者也有民本的思想，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本之说与民主之说具有本质差异，民本的主体仍然是承袭天命的统治者，并非民众自身。在中国人眼里，正因为国家上承天命，下顺民心，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海内到海外，家国同构，天下一家，概莫能外。
治理的方案：对立还是对比
在中西治理智慧的比较中，中美两国对全球治理方案持有不同理解，是最理想的比较案例。中美两个大国，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政治、经济，甚至地理位置都处于相反的两端。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对方，正确理解和认识两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差异，对两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又是绕不开的课题，需要高度重视、谨慎对待、妥善处理。
（一）两种文化基因：个人主义与家国情怀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文化基因崇尚独立精神,体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精神逐渐沉淀成为一种可称为美国信条的信念——“个人尊严，政府的适当作用，对民治或以人民名义统治的政府的渴望”。美国人内心对个人自由和个体理性的推崇获得了宪法的认可，早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对个人权利、自由和民主观念的信仰。大凡漂洋过海移居美国的人，都是抱着一个所谓的“美国梦”来到这里，它形成美国的民族特征，其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国梦”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具有一种永不改变的内涵：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并为之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文化基因崇尚家国情怀，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最高为天命，天命之下是为天下，天下的核心是家国。相对于家国天下，个人得失往往是无足轻重的。《礼记·礼运》中就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历朝历代所尊奉之儒墨道法，皆以家国天下为重，鲜有重私利之说。古代士大夫所重视的价值观无非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直到当代，人们都相信，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二）两种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与中央集权
美国是一个自称为自由民主政体，实行总统共和制的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与分权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当初在起草宪法时因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某一部门将危害人民的自由，而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互相制衡，以避免政府滥权。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逻辑是合众为一和自下而上，国家先于政党存在；其政治思维的逻辑是从普通到特殊，先建立起普通的宪法和法理基石，然后在共同接受的宪法和法理框架内生成各种特殊的制度设施。这一自由民主政体的优点是“三权分立”带来的稳中有变、自适应性强；缺点是相互制约造成国家内部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扯皮现象，精力不能集中，效率比较低下。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和郡县制，是一个早熟的政治制度。其权力中心只有一个，缺乏分权的体验和传统，两千年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不同部门之间不是分权制衡，而是分工合作。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逻辑是天人合一和自上而下，党先于国；其政治思维的逻辑是从特殊到普通，先建立起某种政治势力或者政党，由其主导建立国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指导思想由封建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仍然保留着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特征，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去战胜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社会发展初期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缺点是稳定有余,应变不足，容易导致封闭僵化的落后状态。
（三）两种经济制度
美国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和支出进行经济调节，以此来维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总体来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是个体利益优先，恪守个人主义经济和现实主义，发挥个人积极性，人性激励依靠欲望驱动。美国用大量的金钱构筑了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成为世界各国人们向往的地方。
中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来进行调节。显然，中国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是实行公共利益优先，恪守集体主义经济和理想主义。
（四）两种宗教思想：敬畏上帝还是敬畏上天
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宗教是美国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与欧洲宗教衰落的情况不同，宗教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去教堂的人数只有17%，到1850年翻了一倍，20世纪初期超过一半，现在已经超过60%。美国绝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但其他各种宗教也同时并存。在基督教看来，人之初，性本恶。人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原罪”，并通过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他人，来得到上帝的拣选和救赎，最大的荣耀是“蒙召入天堂”。
中国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世俗化倾向比较浓厚的国家。在历史上很早就确立了以儒墨道法等世俗思想为政治信仰的基础。儒教是华夏特有的传统宗教，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千百年来，儒教与道教、佛教相互融通，对话交流，逐渐自成一体。儒释道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上天主宰万物，人要敬畏上天。人可以通过不断修炼挖掘自身最大的善，以完善自我、成全他人，最高的境界是“修行成佛”。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比世俗思想，宗教始终不占主导地位。
治理的前景：一体两翼与一球两制
尽管中美在治理方案上存在不同理解，但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各有千秋，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是错误的。因为中美两个国家的构造逻辑不同，其所处理的国情基础各异，不能相互否定对方，而应该相互尊重对方，更重要的是善于从对方那里吸取智慧和经验，更好地完善自身，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因此，要共同努力去打破习惯思维和对立心态的牢笼,站在人类全局的角度去看待自身和世界的发展,吸取中美两国两种制度的发展经验教训，消除对立思维，提倡对比思考，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
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兴趣并不大，决定了中美关系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挑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甚至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和观念分歧，这些都是正常的。只要双方真正站在全球治理的角度观察自己与世界，确立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思想，妥善处理好各种分歧和矛盾，管控好可能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拓展合作空间，就会走出一条新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统筹一体两翼的问题：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两翼。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一些美国学者所倡导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不现实的。更现实的方案是“与政府合作治理”（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在全球治理上不能回避大国关系和大国合作，相反，在所有国家均呈现出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一体两翼”格局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中美大国引领作用，统筹好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两翼。尤其是在国际治理上尊重求同，在国内治理上尊重存异，在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聚同化异，不断累积全球治理资本，渐进地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一个是如何调适一球两制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在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推动下，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被推到一个共同的舞台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在各国利益融合、增长联动和互联互通的同时，各国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呈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和竞争发展的格局，整个世界呈现为“一球两制”的局面。因此，如何在维护一个地球大家园的基础上，妥善调适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面向未来，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上应避免相互为敌，走对抗冲突的道路注定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正确的做法是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各自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不断改革、不断优化、不断升级，推动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唯有如此，中美两国才能迎来光明的前景，整个世界也才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