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介绍了族群社会学研究领域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说明目前中国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西方社会学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论的特点，讨论了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所能够借鉴的知识，并对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这个研究方向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以及今后可能开展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关 键 词：社会学  族群关系  族群社会学

种族与族群问题是当今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随着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民族大迁徙，随着几百年间近代殖民主义时期的人口大迁移，随着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同时也随着人类迁移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今天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还能保持着对外封闭和与世隔绝，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外来移民。在各国的本地人与移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就业机会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竞争，存在着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权利分配上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与冲突，又时常与移民的迁出国或国内外的其他各种势力错综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性贸易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人口流动的增加，不论是发达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的种族冲突和族群问题非但没有弱化，而且还有不断升级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内外政治、宗教势力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导致武装冲突和区域性战争。从电视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街头爆发的种族冲突，看到以色列军警和巴勒斯坦民众在被占领区的对峙，看到英国亚裔青年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事件。我们会注意到许多国家大选中各党派所具有的族群背景，注意到一些多族群国家里由于族群间经济收入的差异而导致日益明显的族群对立，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正在进行的少数族群独立分裂运动，这些分裂运动又往往与宗教冲突和恐怖主义袭击联系在一起。如果进行详细统计的话，把在这些种族、族群冲突中死亡的人数累积相加，绝不少于一场正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注：例如1991年世界上爆发的37起军事冲突当中，35起是国家内部冲突，其中绝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族群冲突（参见Eriksen,Thomas Hylland.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Pluto Press,1993.2）。）

在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当中，社会学是一门关注社会发展变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学科，当今人类社会种族、族群关系发展的客观形势也必然使得社会学家们对于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本文将介绍族群社会学这个研究领域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说明目前中国需要发展这一研究专业方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介绍西方社会学在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论的特点，讨论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所能够借鉴的知识，并且对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这个研究方向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提出建议，最后对中国“族群社会学”今后可能开展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设想，以供同仁们参考。

一、族群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

种族与族群社会学(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应当说早在“社会学”这个名称正式产生之前，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讨论过人类社会中的种族、族群问题，后来在一些大学便开始开设专门讲授族群问题的课程。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种族、族群问题的日益严重，种族和族群研究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欧美各大学社会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并形成了一个专门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领域。在全国性的美国社会学会(ASA)下设有十几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一个是“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委员会。在每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中，至少要安排一个分会场来讨论“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这个专题。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教材中都有论述“种族与族群”的专门章节。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个专业方向的发展规模与重要性。

现在美国每个年度都专门编辑出版种族、族群关系的统计汇编和专题文集《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nnual Editions)，国际上也发行许多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杂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出版的学术期刊《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美国与社会学相关的4种主要杂志每年都发表相当数量与种族、族群相关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学界，“种族与族群”这个专业研究领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理论上、方法上都形成了独自的系统和特点，而且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传统研究专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之后曾一度停顿，直至70年代后期才着手筹备重新恢复这个学科。从80年代发展到今天，许多在50年代之前就已有一定基础的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如社会发展理论、家庭婚姻、劳动、人口、社会分层、越轨和犯罪、社会组织、企业与经济活动、社会福利与保障、社会心理学等等在新的条件下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相比之下，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对于族群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是有限的。中国解放前虽然一些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过少数族群的研究（如李安宅、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但是他们的研究与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边政研究等常常交叉在一起，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还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独立研究领域。当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在50年代和60年代兴起于西方各国时，由于我国当时政治条件的限制而没有能够将其及时介绍到国内来，所以，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直至80年代后期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中国少数族群总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在200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8.4%，政府设置的“民族自治”地域约占全国陆地领土面积的64%。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特别是近两个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活动，我国边疆地区在族群关系方面存留着一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而无论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总结当代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看，族群关系处理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族群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文化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我国从事族群研究的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度缺少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对国外族群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新发展了解较少，所以非常有必要将国外族群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来，以促进国内的研究工作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使族群社会学（或称“民族社会学”）逐步在我国社会学的领域内成为一个在理论、方法和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新的专业研究方向。

此外，我们虽然在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很注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但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这就使得这个专业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交叉学科的特点。近年来许多有学术深度、具有创新前沿意义的科学研究在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都或多或少带有学科交叉的特点。交叉学科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拓展及深化，标志着在西方传统教育体系中相互分隔、支离破碎的各部分知识正在逐步打破学术壁垒，相互交织融汇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系统，学术研究既有它的兼容性，又有它的贯通性。近来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学科发展中的这一发展趋势。[1](P267)

自1988年春季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这门课程，90年代“民族社会学”被列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招生的专业方向之一。就“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领域而言，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它所注重的是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社会上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

二、当今世界与中国都需要发展族群社会学

现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族群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种族）国家。随着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跨国迁移人口和在其他国家工作的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大，加上安置战争难民等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人口在显著增长，二战后的西欧各国就是典型例子。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多族群国家中各个种族、族群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通讯的发达、国际市场的竞争，每个国家内部各个地区在行政管理、资源利用、经济活动、治安法制等方面的整合或一体化也在不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日益增多，利益冲突也日趋激烈。我们可以注意到，近10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社会冲突和内战都多多少少带有族群矛盾的背景，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前南斯拉夫联盟各个地区的内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分裂运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东各国的库尔德人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独立运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独立运动、南非的种族冲突等等。其中有些冲突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而且造成大量流血事件和生命损失，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心理创伤和相互间的仇恨将延续几代人，这给未来的社会重建与经济发展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也正因为如此，族群关系研究才越来越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几个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巴比伦、埃及、玛雅、印度、中国和古罗马，这些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冶金、建筑、哲学、算学、天文、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都曾辉煌一时。中世纪以后，又崛起了几个强大的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大清帝国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其他传统王国的逐步解体，欧洲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至20世纪中叶，在这些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多族群大国当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继承了沙皇俄国和清王朝所统治的多族群政治实体。俄国和中国分别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帝制，虽然在动荡中都有部分国土分离出去（如俄国当时的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中国的外蒙古），但是仍然大致保持了历史上承袭下来的多族群政治实体，而且在共产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加强了各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力量在减弱，而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自治权力得到加强，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来越大，原有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在不断弱化，这就使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了一定的土壤和发展条件，也使得有些族群中的部分人提出了建立“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分裂主义要求。当基本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再加上境外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导致了一系列的原社会主义多族群国家的解体：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

如果说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欧洲造就了第一批“民族—国家”；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国际政治发展使欧洲的几个多族群帝国解体并造就了第二批“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三批“民族—国家”；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又使得苏联、南斯拉夫等在政治上解体而造就了第四批“民族—国家”。在这些独立、分裂运动中，“民族自决”始终是一面政治旗帜。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将迅速步苏联的后尘，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所预言的，也正是许多西方政治家所期待的。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解体之后，中国能不能既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同时又克服种种困难、维护多族群国家的统一？这是21世纪每个中国人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改革事业能否成功的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我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历史，调查各地区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建国后我国政府在执行各项民族政策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今后进一步改善族群关系的途径和措施，探讨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祖国比较顺利地度过经济利益重新调整、民族主义回潮这个过渡时期，思考如何坚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多元一体”传统，在西方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提出“文明冲突”的框架时，如何推动以“多元—中庸”、“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文明传统为基础的“文化创新”思路，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关系到民族和国家兴亡的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而对于这些课题的研究，族群社会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于它在这方面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是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三、西方族群社会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论特点

种族与族群研究在西方社会学学科里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我们在建立与发展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研究时，在许多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经验。下面我们简略介绍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中4个主要方面的大致内容。

（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

对于一个多族群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怎样才是比较理想的族群关系？设定族群关系发展目标的基本思路与评价标准是什么？在这一目标通过论证并被正式设定之后，政府应当如何引导社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对于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始终是西方族群社会学所探讨的主要专题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64年戈登(Milton M.Gordon)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回顾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把美国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叫“Anglo-conformity”（盎格鲁—萨克森化），目标是以早期移民主体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核心来同化其他族群；第二阶段叫“Meltingpot”即“熔炉”理论；第三阶段叫“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多元主义。在这些讨论中，贯穿了作者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族群融合—同化模式与衡量变量的讨论。

另外一本较有影响的著作是1975年由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莫尼汉(Daniel P.Moynihan)主编的《族群》(Ethni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文集，这本文集中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著名学者（包括Talcott Parsons,Milton M.Gordon,Donald L.Horowitz,Harold R.Isaacs,Daniel Bell等），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宏观理论方面讨论了人类社会的种族和族群问题。1991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史密斯教授(Anthony D.Smith)出版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一书则是90年代从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上讨论民族认同与族群关系的力作。作者从西欧和东欧地区族群和社会演变的历史来探讨“Nation”在各个地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实际含义，以及“Nationalism”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其他如雷克斯(John Rex)和梅森(David Mason)主编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理论》(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等，也是目前世界各大学族群社会学专业常用的基本教科书。

从事以上方面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偏重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

（二）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进行这种结构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应用于研究种族、族群关系。如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Milton Yinger)合著的《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一书，这本书各个时期的修订版由纽约的Plenum Press定期出版。这类研究主要是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族群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族群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族群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族群成员之间的体质、文化认同而很容易使族群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所以这些利益冲突有时以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Glazer and Moynihan,1975:7)。如果族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差异，族群矛盾就有可能被控制在文化领域而不会危及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根据人口普查和大规模抽样调查所提供的这些系统而具体的统计资料，社会学家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各族群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演变。从事以上这类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背景并擅长统计分析方法的学者。

（三）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拥有大量移民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其移民及其后裔在文化及族群认同方面的转变也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专题。例如，1969年巴斯(Fredrik Barth)主编出版的著作《族群集团与边界》(Ethnie Groups and Boundaries,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主要讨论影响族群认同和边界划分的各种因素。又如，1990年沃特斯(Mary C.Waters)出版的《族群选择——在美国的认同选择》(Ethnic Options: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书，主要是通过系列的个案访问，从被访者（多数为族际通婚的后裔）的访谈记录中来理解和分析他们在族群认同方面的变化、困惑和作出选择的原因。在这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有的是被访者自身的族群认同意识，有的是族群成员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从事以上这类专题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背景并擅长访谈方法的学者。

（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常见的研究专题包括：(1)语言使用。(2)人口迁移。(3)居住格局。(4)族际通婚。(5)族群意识。(6)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等等。关于这些专题的大量实证研究，在规模上始终是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的主体，而且经常使用跨区域比较研究、历史变迁研究等方法。如从人口学角度系统研究族群差异和族群关系的有1978年比恩(Frank D.Bean)和弗里斯比(W.Parker Frisbie)共同主编的著作《种族、族群的人口学研究》(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从政治组织和政治冲突角度来研究族群关系的有1985年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出版的著作《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而研究城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经典则是1965年两位托伊伯(K.E.Taeuber and A.F.Taeuber)出版的著作《城市中的黑人》(Negroes in Cities,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这类关于不同专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2]

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各有特点，演变的进程中也存在着各不相同的主导因素，所以因地制宜地选择在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专题，可以有助于理解和分析该地区族群关系的核心命题和关键影响因素。总的来说，只有在大量的实证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才有可能被建构起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实证研究为核心。不论是依据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而开展的“族群分层”研究，还是以个案访谈记录为基础的“族群意识”研究，或是从宏观演变角度来分析族群关系发展趋势，所依据的或者是研究者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在他人实证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所进行的宏观理论归纳等等，这些研究工作都遵循了以事实为依据、并对研究中得出的理论假设在现实社会中进行检验这样一个实证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些概念和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且要在客观实践中接受检验。

四、中国族群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

参考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的4个主要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一）族群社会学关于族群、族群关系的理论。

族群理论涵盖的范围包括“族群（民族）”定义，族群意识的产生、传递以及族群关系演变理论等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民族”定义、族群关系理论（或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主要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观点）的影响，很难说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系统理论。要想真正建立和发展以中国社会史、族群关系史和当前国情为基础、同时也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族群理论，我认为需要对与我国族群问题密切相关的三个理论与实践的来源分别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努力综合这三个方面中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的内容和思想的部分，逐步创立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体系。

这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是：

1.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族群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学说中关于“人”、“族类”有一套说法和看法。它关于非汉族、非中原的其他边缘地区族群和部落的文化，有一套称谓、一套观点，如“夷夏之辨”等。其中既有包容的一面，对周边的“异族”采取一种相对比较平等的态度，认为这些族群是可以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即“有教无类”；同时又对所谓没有接受“教化”的“化外之民”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最早的，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各国的态度是与这种地理文化结构分不开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同化为目的、以安抚为手段的“教化”方略，而不是采取以占领土地和掠夺财物为目标的侵略政策。因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地域广阔，对中原王朝构不成真正的威胁，而如果对其发动战争，占领之后就涉及长期派驻军队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占领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得不偿失。中原王朝的这种态度与欧美国家对待海外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费孝通教授把我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族群关系，从理论上总结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这些认识及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对今天的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有些方略可能仍然有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地方，我们必须加以了解和借鉴。当然，中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也只能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族群关系。而且，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门户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族群关系必然也会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

2.欧美各国关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理论。欧美社会学界关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主要是集中于一个多族群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戈登(Milton M.Gordon)关于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著作《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都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理论总结。欧洲各国的学者们也在结合对于来自前殖民地的异族人口和外籍工人的发展状况的研究，努力探讨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框架。有些学者结合欧洲和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历程，讨论“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等理论问题。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族群问题、国家建构问题，与现代化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演变等密切相关，有关的理论探讨对于我们今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如美国）的族群理论，不带有全球共性，反映的仅仅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国情。

3.苏联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理论。苏联的民族理论与共产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中关于族群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理论，一是以族群为主体实行区域自治（以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多种形式），一是在族群相互关系方面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如何制定其族群政策和国家政治框架，它如何设计、规划和指导境内族群关系的发展，其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研究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对建国后我国政府处理族群关系各项政策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总的来说，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上体现的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族群关系的格局和发展历史，加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族群平等的意识形态，应当说它也属于一个局部的而非全球性的族群理论。

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纳(Walker Connor)的著作《马列主义理论与战略中的民族问题》(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该书收集了从苏联最早的有关文献（包括很多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自江西时期开始一直截止到写书时所发表的很多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考证和进行详细的论述。书中以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6国为例，首先介绍各国族群关系的旧貌，然后再论述现在的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其族群政策，并把这些政策的产生和演变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及分析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其各自的族群关系演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最后讨论目前这种现实状况中族群关系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尽管该书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搜集的资料也并不很全面完整，但却是在西方出版物中比较详尽地论述马列主义族群理论、策略的一本著作，可供我们参考。

目前，西方族群社会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是其本国的种族和族群冲突，他们对于俄罗斯、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这些地区各族群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和族群关系演变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能够真正从以上三个方面充分汲取理论营养和智慧，总结出能够涵盖各个地域族群关系、以及能够概括出人类社会族群关系的更为宏观的和具有普遍共性的族群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世界学术界为中国的族群社会学争得一席之地，甚至在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上超越目前西方族群社会学，为人类的学术发展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由于这些关于族群关系演变的理论，与“全球化”、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学宏观理论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族群社会学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也将会作出贡献。

（二）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应当说，我国各级政府的正式统计资料中尚缺乏以族群为单位的经济和社会统计。在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政府公布了一些以族群为单位的关于年龄、性别、产业、职业、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基本数据。除此之外，各年度的统计资料都是以行政区划（省、市、县）来进行统计的，无法对各地区的族群分层情况进行分析。其他年份开展的各种抽样调查也没有公布过以族群为单位的统计资料。当然，对于一些相对属于单一族群的行政地区（如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藏族占96%），以行政区划单位统计的数据可以粗略地用来代表该地区主要族群的情况，以便进行推算和比较，但这些比较毕竟是很粗略的分析，达不到科学研究的要求。在这个方面，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今后我国的统计部门能够重视以族群为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统计，并且能够向我国的社会学家们提供有关的统计资料。

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每年都提供相当多的经费，来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与种族和族群相关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项目在领域和专题方面有各自不同的偏重，如各族群人口结构的变迁，各族群的就业与收入比较研究，各族群的教育状况演变，族群居住隔离情况的变化，还有的研究政府政策对族群分层情况和变化的影响。这些由大学和科研机构来组织和开展的大量专题社会调查，往往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许多系统和深入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对于社会中的族群关系可以有一定的引导，对于政府了解民情和制定、修改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果我国的政府部门或由国家支持的社会科学基金能够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以少数族群为主要对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这也将是对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数据的重要补充，由于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问卷只能涵盖相当有限的项目，为了开展深入和系统的专题研究，在我国组织这些抽样统计调查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学家在我国族群的社会、经济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方面，才有可能做出与西方社会学家们相同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人们的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这个领域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者有大量的研究工作可以去做，可具体从三个方面入手。

1.从文献中分析中国历代对于“族类”群体划分的定义、思想和应用。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和分析中国历代对于“族”（“族类”、“民族”）这些群体划分的定义、思想和应用。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家、学者、思想家、文人所撰写并流传下来的，从中直接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观念和思想，而间接地（通过表示认同或批评）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和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锦春、李毅夫两位学者编辑了《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1985)一文，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做出的极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个材料所收入的资料范围还比较小，还需要进一步补充我国古代、近代的大量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另外该文对于这些文献的摘录资料没有进行分析。此外，研究包括的有关范围除了直接涉及“族”、“民族”这些词汇的文献外，对于涉及族群分野、族群认同方面观念的文献（如对于“华夷”的论述、对于各个历史上少数族群的论述）也应当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后还有大量的文献检索、整理、分析工作需要去做。

2.调查社会中人们“民族”概念和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与演变。我们需要通过访谈调查来了解当前社会中生活在不同环境和发展条件中人们的“民族”概念和族群认同意识是如何形成并演变的。调查的对象可以包括：长期在汉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族群，长期在少数族群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汉族，与少数族群没有接触的汉族，与汉族没有接触的少数族群，曾经属于一个大族群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被“识别”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与其他族群通婚的男性或女性，等等。这些处于不同情况的人们对于如何看待“民族”、看待自己与某一个群体的认同，可能会有十分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且这些观点可能在他们一生中的不同时期，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而有所转变。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详细地记录下与被调查者的交谈，分析各种观点和其中的实际含义，分析产生各种观点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分析他们观点转变的具体过程和影响因素，并且把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情况进行相互比较，这些分析将十分有助于我们从个案和微观层面来理解人们的“族群”观念和他们的群体认同。

3.对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留学生进行访谈调查。国外华人、留学生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里，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与中华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与中国的情形很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大多在国内出生成长，因此或多或少都保留有中华文化的“根”，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他们对于“族群认同”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倾听他们对两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下“族群”观念、族群政策的比较与评议。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为理解国内人们的“族群”观和认同观提供参考系，既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又可以提供丰富的分析对比材料。

这种访谈调查与美国学者对于移民的访谈在研究方法上是相近的。一个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和“母体文化”之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去适应、接受另一种陌生的文化和观念体系，甚至努力去“融入”另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对于这种感受和转变的记录与分析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对于移居国的主导文化，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移民的接受速度和抗拒心理也是各不相同的，在美国，来自西欧的移民肯定比华人移民适应得要更快，来自中国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少数族群移民与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汉族移民在适应美国文化方面的表现可能也有不同之处。从这些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确定在中华民族的族群观念和认同方面，哪些是更为基本的东西，哪些是汉族具有而我国其他少数族群所不具有的东西。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从而通过微观层面和感性层面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汉族、少数族群）的“族群”观和认同观。

（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这部分应当是我国族群社会学最需要开展、也比较容易积累基础资料、最容易做出成绩的研究工作。在专题或个案的实证调查研究中，涉及的地域或人口范围可大可小，涉及的研究专题可宽可窄，涉及的历史时期可长可短，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使用的定量统计方法也可深可浅，这些都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积累、研究兴趣、具体选题等具体确定，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以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族群研究的学术队伍的实际状况来看，这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应当是被最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具体研究专题的选择，我们可以参考西方族群社会学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学术传统和经典研究。我们考虑，有6个专题可以集中反映族群关系的主要方面，可供研究者优先选择。

1.语言使用。这个研究专题的实地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调查地区不同族群成员使用本族群语言及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2)人们学习其他族群语言的主要途径（学校课程还是日常接触）。(3)人们使用各种语言的场合（家中、学校、一般社交场合、正式官方场合如法庭诉讼、政府会议等）。(4)政府的语言政策（包括学校中教学语言的政策）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影响。(5)不同代际在语言学习和使用方面的差异。(6)少数族群语言的演变及其对现代化社会的适应（词汇和语法的变化）。以上6个方面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在多族群地区各个族群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基本状况(pattern)，说明其变化的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语言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戈登1964年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7个变量中，第一个就是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或译做“涵化”）。所以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是研究族群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专题。

2.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一个地区内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导致各族群在生存与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而这种经济利益的竞争往往与群族之间在政治权力方面的竞争以及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查人口迁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1)移民的数量、迁入时间和迁移形式（个体、家庭、群体、政府安置等）。(2)移民的行业、职业结构。(3)移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4)移民整体收入、内部分层结构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比较。(5)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地区总产值、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学校、医院、对外贸易的影响）。(6)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调查，我们可以分析人口迁移对于一些移民规模较大的地区（如有大批汉族迁入一个非汉族地区，或是大量B族群人口迁入以A族群为主体的地区）的族群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3.居住格局。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的一部分。属于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的主要社会交往场所与类型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1)居住场所。(2)学习场所。(3)工作场所。(4)娱乐场所。(5)宗教场所。(6)公共活动与消费场所。(7)私人个体交往等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居住场所里各族群的居住格局，即各个族群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空间分布模式（各族群在空间上是否相互隔离，各族群成员是否彼此聚居）。这些都是美国学者调查研究城市族群关系的基础性专题。在具体的调查分析中，美国学者提出可进行定量分析的“Index of Dissimilarity”（“分离指数”），这个指数通过各街区族群比例与总体族群比例的差别计算得出，直接反映了在居住方面种族、族群隔离的程度，并间接反映了该地区族群关系的状况。通过不同时期的追踪调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族群空间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并探讨造成变迁的原因。

自1988年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已经有计划地组织对我国重要的多族群城市开展居住格局的系列专题研究，到2000年已经先后完成了对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南宁这5个自治区首府城市的调查，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同时对其他城市的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调查报告汇成专集出版，以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族群社会学研究者对居住格局的调查与研究。

4.族际通婚。这是测度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变量，也是戈登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七个变量之一。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通婚和混血后裔的产生，族群才会逐步实现血缘的融合。我们在调查研究时，要特别注意把个体通婚和规模通婚作为两个不同的层次既区别开来又要相互结合。在族际通婚方面可以开展调查的方面有：(1)通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2)通婚发生的时间和社会背景。(3)通婚中是否有性别选择或事实上的性别倾斜。(4)通婚者群体与非通婚者群体在各方面特征（年龄、教育程度、行业、职业、家庭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是否移民）的结构性比较。(5)在两个以上族群共同居住地区，在族际通婚中有无族群选择。(6)通婚后所生子女在族群身份认同方面的选择。(7)政府对于族际通婚的政策。(8)家庭或社区对族际通婚的态度。(9)混血子女在个人发展机会方面与各族群非混血子女之间的比较。(10)鼓励或阻碍族群通婚的各项因素（宗教、语言、生活习俗、族群偏见、交往机会等）。

通过对族群集团间通婚的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

5.族群意识。族群意识是人们后天生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人们的认同意识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或弱化。这个专题的研究与前面提到的第三个大方面（微观层次的族群意识调查）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有计划地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特别是对于当前社会中不同情况、不同背景的人进行关于“民族”的概念和自己族群认同的访谈调查。我们在进行访谈调查时，需要结合场景的变化和人们的社会经历来确定人们族群意识的内容与程度，分析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刺激因素。

6.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1)各族群之间在体质肤色方面的差异程度（体质因素）：不同族群之间可能在体质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具有较小的差异（如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情况对于族群成员之间在心理上的认同或排斥程度（相互视为“同类”或“异类”）肯定具有一定的影响。

(2)各族群集团人口的相对规模（人口因素）：在一个地区各族群人口规模大致接近还是相差悬殊，对于当地主体文化的形成（公共场合使用的语盲）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选举）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3)传统社会制度的异同（社会制度因素）：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家族传统对于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肯定有限制。我国刚解放时西南地区一些族群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也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别，如藏族的农奴制度与汉族的租佃制度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异对于族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整合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4)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结构因素）：如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是农业，蒙古族是草原畜牧业，回族善于经商，当他们相遇共处时，这种差异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无疑是有影响的，并进而影响族群关系；国外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也都有传统的经济活动。这种在一定行业或职业上的族群集中或倾斜，甚至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中的“族群分工”。

(5)各族群在社会分层结构（行业、职业等）中占据位置的差异（族群分层因素）：如果两个族群从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倾斜（即一个族群基本上属于社会地位和收入较低的阶层，而另一个族群基本上属于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阶层），那么族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带有阶级关系的色彩。

(6)文化、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文化因素）：对于一些族群而言，宗教因素特别重要，而且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文化因素在各个族群中的强弱程度不同、持续性也不同。对于它们如何具体影响一个地区各族群之间的交流，需要深入地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7)各族群在宗教信仰上的异同可能会影响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宗教因素）：在一些国家，各族群以宗教为分野形成几个超越族群的宗教集团，有时族群代表人物是以宗教领袖和宗教的名义来开展活动的，所以理解族群关系的发展必须考虑宗教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8)各族群之间的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心理距离（心理因素）：族群之间的体质差异、语言差异、宗教差异、习俗差异等都可能会带来彼此在心理上的距离感，使人们把其他族群成员看作“异类”；人们对于其他族群的“社会距离排序”，实际上反映的是心理距离。

(9)人文生态环境因素（族群间相互隔绝程度即族群交往的环境因素）：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各族群人口的居住格局（混杂居住还是形成彼此隔绝的居住区），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几个族群相互之间的交通条件（公路、铁路、航线等），这些情况也影响着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

(10)族群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历史因素）：族群间过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各族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方面是什么情况，对现今的族群关系可能依然有着明显的影响。

(11)政府各项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政策因素）：这个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作用显著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政策既包括根本性立法（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包括政府运行中执行的各种政策，如干部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学校制度等）以及处理个案的一些具体政策等。毫无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上述政策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

(12)个别事件（偶发因素）：有时一些个别事件会强烈刺激族群感情，影响族群关系。如印度教徒针对锡克族的“金庙事件”和甘地总理被刺都明显恶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近期发生的族群冲突也对当地的族群关系留下负面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一些体现了族群团结的事件和人物的出现，也对当地族群关系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

(13)大众传媒对精英分子和民众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变化的影响（媒体因素）：在广播、报纸和电视迅速普及的时代，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媒体参与甚至带头进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吹与宣传，利用电视画面对于族群冲突场面进行感情化渲染，这些节目无论是对于各族群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都会具有强烈的影响。所以对于当地媒体节目内容的调查与收视效果的分析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14)国外政治、宗教势力对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影响（外部因素）：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近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干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在车臣的族群冲突当中，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志愿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我国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受到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在各个方面的支持。

(15)主流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度（主导族群因素）：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领域和人口规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在政策的制定、主流媒体的态度以及“族群分层”发展趋势的导向等方面，通常都占据着主动权。所以，这个族群的传统族群观和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程度，对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这些专题或个案调查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详细和深入的研究素材，有助于我们分析形成当地族群关系现状的原因，并进而分析预测未来族群关系的演变趋势。这些都是我国族群社会学工作者在现阶段最需要开展的工作。西方社会学界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是在大量微观层面专题调查的基础上积累、提炼而产生的。同时，这些基础性调查结果也是我们检验宏观理论是否符合本国实际的试金石。

五、我国族群社会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在我国社会学界，包括各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和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中，以族群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数量很少。目前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族群社会学）”课程的，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力量非常薄弱。现在各个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除外）每年招收的学生当中，少数族群学生的比例很低，毕业后仍然愿意从事族群研究的学生数量更少。各校开设这一课程的现状也反映了学生需求上的客观现实。除了本身来自少数族群或曾经长期在少数族群地区生活过的人之外，生活在汉族地区的人们一般对族群问题不太关心，所以报考“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和愿意从事这个领域教学工作的教师人数都比较少，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大学里这个专业方向始终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师资的缺乏无疑是这个专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国内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和设置这一专业的大学很少，也就难以培养这个专业的教师。近20年来，我国前往欧美各国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约有几百人，其中选择族群社会学为自己主修方向的人数寥寥无几，学成回国从事教学工作的自然更少。由于从国外这个渠道培养我国族群社会学专业师资力量的前景不容乐观，在这种局面下，北京大学作为长期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和设置“族群社会学”硕士和博士专业方向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国内其他院校培养这个专业师资的责任。现在中国社会学学会下属的“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自1995年以来定期编印《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以促进各地从事族群社会学教学及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我国长期从事族群问题研究、并且近年来表现出对族群社会学有强烈兴趣的，主要是位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受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问题研究传统的影响，也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传统的影响，其中有些院校目前正在筹建社会学专业，但是要在这些院校建立和发展社会学这一学科，需要从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基本课程的建设起步。将来我国这个专业的学科队伍的建设，很可能主要依靠位于各少数民族地区(5个自治区和甘、青、川、滇、贵等省）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的支持。

在这些地方发展族群社会学，具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这些少数族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族群文化保护、族群团结是当地的大事，地方政府非常关心少数族群的发展和族群问题的妥善处理，设立这一专业和开展族群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会在许多方面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在这些地区的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中，不少人关心族群问题的研究并且自身有过在少数族群地区调查研究的经历，所以在这些院校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组织有关研究课题并发展专业学术队伍，在人力资源上具有很好的条件；三是这些院校位于少数族群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接触到多族群文化交流的现象，到基层社区开展调查活动也非常便利，这就为族群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和长远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今后在各少数族群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建立的社会学系的专业设置中，族群社会学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此外，由于汉族学者当中关心族群问题和族群研究的人数比较少，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研究队伍中，今后少数族群学者可能会占据一个较大的比例。这与国外的情况大致相似，在美国从事族群社会学研究的，有相当比例是少数族裔的学者如犹太人、拉丁美洲后裔、黑人和华人等。

我国当前正面临着改革不断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涉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利益分配、人口迁移、社会流动、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社会变迁，来调查分析这些变迁对各地区族群关系造成的影响，是中国族群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我国有55个少数族群，其人口规模、地理分布、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程度也很不相同，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方面差别悬殊。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所有族群的共同繁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根据各地区各族群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其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贡献力量。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的知识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实际调查，也应当运用这些知识为族群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无论从理论的地域涵盖面上，从基础理论的核心命题的拓展上，还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结合上，以及进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潜力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族（族群）社会学”学科建设都有它特有的价值；无论是与国外的族群社会学比较，还是与国内已有的从事族群研究的学科比较，它都具有新的特点。这个专业方向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将有着十分光明的前景，也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研究人员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

原文参考文献：

[1] 沃伦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