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新中国70年发展中，对外开放形成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具特点的发展时期，呈现出构会甄释、谋定后动，以我为主、由低向高，曲折反复、否极泰来和边行边试、持续推进等的发展特点。实践表明，“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构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基本导因，是“四个自信”的内在展现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引擎。坚定开放自信、防范自我封闭和全盘照搬的错误倾向、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是推进对外开放发展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对外开放 70年发展 发展脉络 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10-0072-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10.011

把新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囿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思维，其实是思想认识上的某种疏阔，但作为国策在整体性、全方位意义上的推进，则确实发轫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总结这样两段跨越70年时空的实践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启迪。

一、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脉络

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等论述，都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要求，把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联系于一体进行考虑和谋划，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理念。毛泽东关于主张“向外国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１]，“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与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2] 的认识，以及此前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关于“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3] 等断言，都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时，受当时特定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以及这种环境在其后发展中发生转变对认识与实践产生的影响，使70年发展中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事实上形成了以1978年改革开放前及后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具有特点的发展时期。

从夺取全国胜利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是新中国70年发展中探索对外开放但不断出现实践反复的发展时期。总体性对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进行分析，大体可以发现这样三个具体的发展脉络。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站在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突出特征的“一边倒”的对外开放。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特定国际环境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外部经济援助并开展新生政权与外国的经济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中国刚成立，党在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及其后的第一部宪法中，就对发展国家的对外经济有了具体要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此先后赴苏联访问、考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涉及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多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多个合资企业。3000多名苏联、东欧国家专家来华工作，中国派出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奠定新中国国民经济基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一边倒”的结果客观上也成为照搬苏联模式，把高度集中、行政主导的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体征等同为一的不良后果。二是50年代中期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打破封锁、发展贸易为基本诉求的对外开放。事实上，即便在“一边倒”对外开放的情景下，中央对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12月22日，身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4] 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5]。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在面临东西方两头封锁的情况下，对外开放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冲破封锁，党和国家以发展贸易往来为重点，通过香港等地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如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三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外开放受到严重影响并出现反复。受党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的影响，尽管不能说“文革”时期对外开放的大门完全关闭，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后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封锁逐步解体，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明显增多；一些民间团体、机构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贸易、文化往来显著增加等。但指导思想上的高度集中与僵化保守，使“开放”与“投降”“卖国”等混为一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态势逐步扩大的背景下，造成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从1978年改革开放迄今为止，是新中国70年发展中推进对外开放并不断扩大的发展时期。1976年“文革”的结束，对外开放开始逐步恢复。而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新中国70年发展中的对外开放开启了全新的篇章。40年间，对外开放在促进思想解放、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由最初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放向东、中、西、东北全疆域开放，由经济贸易开放到整体性全面开放，由“三来一补”向全产业链条发展，由单向度吸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外资向“请进来”“走出去”双向互济，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由注重数量、规模的外延式开放向强调品质、内涵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开放，以及由经济政策导向向基本国策导向的转变，推动改革发展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众，引发了经济、文化、社会要素的互通与增长、活力的释放。40年间，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社会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的飞跃，经济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融互动中，中国自身始终保持了在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自主性，在世界同期许多国家因外来思潮、价值、道路所累，丧失自身发展独立性的背景下，实现了既借鉴世界范围内一切对自己有益的先进经验与成果，又保持自身发展特色，并逐渐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发展智慧、治理经验和公共产品的重大跨越。

二、“开放”对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功能需要深度诠释

梳理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发展的脉络，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外开放对新中国70年发展重大作用的理解，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开放”本身的功能定位与内在价值有进一步的诠释与把握。

从新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脉络中不难发现，70年间，“开放”的实践呈现出这样一些具有共性征象的发展特点：一是构会甄释、谋定后动。70年的对外开放是比较鉴别的实践，是比较鉴别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实行了“一边倒”的对外开放，从外部条件看，反映的是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特定国际局势；从内部发展看，则是长期“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推进二者间比较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外开放的整体性推进，也是我们打开封闭保守的国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对越拉越大的发展差距深刻比较与反思的结果。同样，“文革”十年的封闭式发展产生的消极后果，则在负面性比较鉴别的意义上，增强了党和国家推进对外开放的认知动力。所以，开放之于比较、鉴别的关系，在70年开放发展中的内蕴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对外开放这个“谋定后动”决策中的“谋”“定”“动”，都与之密切关联。

二是以我为主、由低向高。“以我为主”是对自身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自信的反映。在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试水探路，经“文革”十年的曲折反复，再到改革开放之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不得已而为之的“一边倒”，到把对外开放作为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根本准则的基本国策；从以引进吸收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主的具体措施，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无论于思想认识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体现的都是一个由局部向总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是鲜明的特色，在学习借鉴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发展创新是突出的优势，这成为70年开放发展中寸积铢累、积微成著的重要经验。

三是曲折反复、否极泰来。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荆天棘地、艰难坎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伴随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怛然失色、噤若寒蝉的“禁语”“禁区”。后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已是无须赘述的事实，但痛定思痛之后，其从反面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警示，却促进越来越多的人对坚持对外开放持有越来越坚定的笃信。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间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形势，无论面对多么严峻的挑战，对外开放都能够一以贯之的原因所在。

四是边行边试、持续推进。新中国70年的对外开放，萌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整体性推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其推进过程，则是在边行边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中持续进行的。期间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老大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80年代末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余年前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近年来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都对我们的对外开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但又都未能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反而促进对外开放由引进吸收到主动参与世界经贸合作，再到完善全球治理规则的理念不断创新，范围逐步扩大，空间持续拓展，步伐愈益坚定。毫无疑问，这样的“持续”过程，无论对抗击对外开放在今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逆流，还是对推进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说来，都是极为难得的宝贵财富。

对于上述贯通70年实践的发展特点，如果将之仅仅放诸历史回顾或经验概括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似乎是不够的，其深刻的内蕴应当从“开放”之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的内在功能上予以更为深入的诠释。

首先，“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构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基本导因。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放”与“改革”始终是一对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内缘关系：改革推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内蕴开放，开放也是改革。同时，应当深入分析的问题又在于，在“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中，其演绎进程应当是这样的：改革因发现自身存在的弊端而起，弊端的发现是与先进的东西比较而后的结果，而后者又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进行。这样一个“开放—比较—发现弊端—改革”的逻辑顺序告诉我们，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大胆地推进“一边倒”开放政策，正是因为看到了当时国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也是党和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6]。由此可以说，一方面，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为推进改革的直接导因。开放在促使我们走出国门、打开视野，了解世界、发现不足的同时，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比较，催生了寻找自身发展弊端的强大压力，激发出改革体制与机制弊端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开放的实际成效往往产生促进改革的倍增效应。这就是说，在改革体制机制弊端中产生的成效，既有益于消除人们对改革可能心存的疑虑，因开放而来的“获得感”也能够进一步激发深化改革和取得更大发展成效的全新动力，推动改革与开放步入相互助推的良性运行进程当中。由于这样两方面的内在驱动，为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动力。

其次，“开放”秉持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创新，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内在展现。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不同文明在相互对话、交流、学习、融汇中携手前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成为解决人类社会种种难题的文明途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处于进步与上升时期的国家与民族总与开放、包容、学习、借鉴融通互汇。反之，则会作茧自缚，因封闭保守而陷于落后的圈子中难于自拔。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正是深刻总结十年“文革”自我封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促进开放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推动开放的格局与层次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外开放始终坚持了“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7]，对自身“好的传统必须保留”[8]，由此“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9]，实现了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旺盛基础上的自主开放，能够在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基础上达到自主扬弃与吸收。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推动对外开放与坚定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自信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既是对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一切优秀成果博大胸怀的自信展现，也是对在不同文明、文化交融碰撞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与发展特色的自信验证。

再次，“开放”以动态模式持续推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层阶递进提供了重要引擎。实行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0]。在这样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层阶递进具有的引擎作用，至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发现体制机制依然存在的弊端并予以革除；二是不断感悟新的发展趋向与要求推进更高标准的改革。7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说明，对外开放本身是一个由点到面、从低向高递进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开放沿江沿边及内陆地区，直至党的十九大确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样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反映的是递进式学习、借鉴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改变旧的思维方式、体制机制的过程，是不断从浅表层问题向纵深性问题解剖开刀的过程。而这种递进式推进的结果，是通过以吸纳更为先进的经验与做法替代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弊端，进而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向更高层阶提升的过程。同时，“开放”在将一切对我有益的优秀成果融入自身的基础上，对时代推进的大势、人类文明的趋向，以及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及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会有越来越深度的体察，并相应做出对现实实践发展的整合与修正。后者促使“开放”的价值在超越一般性技术吸纳与弊端修正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追踪时代发展潮流与文明进步大势的思维与行动自觉，由此促进实践发展的层阶由追随、赶超式推进向引领、示范性模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由“落后就要挨打”“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的情景走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11] 的实践，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好说明。

三、新中国70年推进对外开放的实践启迪

新中国70年推进对外开放的实践，尤其是这种实践对“开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功能的明喻，决定了在今后的实践与发展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2]。既然“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那么，对70年对外开放发展的总结，更应当深刻体会其对今后发展具有的深刻启迪。

（一）坚定开放自信，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妨碍和抗拒开放的阻力越大，越要增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认识与行动自觉

开放自信的真谛是对自身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的自信。经历70年的发展和40年的改革实践，顽固于封闭性思维圈子的人相对较少了，或至少是难于获得很大的市场了，但对开放的自信依然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一方面，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极端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泛滥，不仅使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对开放型发展形成了阻力，而且由于这些思潮与主张背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大势，以退出或挑战为多数国家认可、遵循的国际性、区域性交流、往来的规则和制度为要挟，以单方面强求别国“开放”市场而自持贸易保护的“双重标准”维护一己私利，以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受的技术壁垒、贸易门槛作为“游戏规则”等，都对全球化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主导的虚拟空间，在出现网络垄断和信息技术滥用、不正当竞争加剧等问题的同时，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系统漏洞、网络窃密和网络违法犯罪等问题日渐突出，网络安全风险不断增高，这也对开放的扩大带来了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认识开放的价值，如何看待开放进程中必然会有的某些阵痛，如何把握开放的大势，都是对是否秉持开放自信的考验。70年实践证明，封闭必然落后，开放破茧成蝶。“开放”与“改革”一样，构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中毫无前途，后者正是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中种种逆流，党和国家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的深层原因。

（二）坚持辩证思维，在推进开放的进程中，自我封闭的做法和放弃原则的全盘照搬，都是必须防范的错误倾向

毫无疑问，开放也是双刃剑，需要引入“好水”“活水”，也要过滤“污水”“浊水”，尤其在某些敌对势力总想在经济文化往来中夹杂意识形态、制度移植等私货，在网络互联中进行网络干扰、网络攻击时，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以我为主的原则，如同反对僵化保守、自我封闭的倾向同样重要。70年的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改革开放后时有出现的全盘“西化”取向，都不时地警示我们，一方面，推进对外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问题上，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面对多么严峻的挑战，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清醒认识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科学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的平衡，注重互通有无与平等互利的结合，实现积极推进与稳妥有序的一体，使开放领域、程度以及节奏，完全由中国自己掌控，这对保证这一国策的有效实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

（三）培育前瞻思维，在跟进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趋向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开放内涵，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

70年的实践证明，开放本身是前瞻与创新的产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关于“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的胆魄和决心，是改革进程中对外开放能够不断得到推进的前置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总体性进入上档次、提水平、重品质的“强起来”进程当中。推进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也是这样，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如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开放中体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如何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如何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作用，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如何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形成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等等，都需要以前瞻性思维和创新的胆识，把握开放发展的规律，抓住开放发展的特点，研判开放发展的走向，强化探索创新的锐气，由此进一步掌握推进开放发展的主动权，使开放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骇世伟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616页。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第1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9]《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作者为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科技与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