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晚7点，“三农”研究学者温铁军教授做客“今日头条”直播间，作题为《疫情影响下，我们该如何回看20世纪末期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直播，讲述“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接收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中国八十年代农村的突破性改革、九十年代跌宕起伏的伟大斗争”，就如本次疫情一样，每次重大危机来临时，中国是如何高效动员、化危为机的？
我们身处在自媒体不断发酵、传播的环境中，上次直播有人说我瘦了、化妆了，其实是美颜效果。但这种事情说明，舆论环境复杂可能是个普遍现象，大家越多了解情况时，不要着急表态，尤其是不要用过去教科书形成的价值观来表达，对我们提高自觉思考的能力有帮助。
其次上次讲座有个判断，第三次全球化是以“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为主要内涵的全球化”，它的危机爆发是客观规律。从上次讲座到现在一周时间并不算长，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对全球产业资本布局、全球金融资本吸取、各种产业资本所能形成的利润能力都有极大影响。
第三次全球化的代价一定会累积，最终转化成危机爆发的，因为它是规律的表现。这次给大家做点中国纳入全球化过程的分析，我们怎么会遭遇到全球化危机？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与紧缩都是典型的经济危机现象。所以我们得把故事讲得稍微完整点，把它往前拉到七八十年代，中国进入大转型。
六七十年代接收产业转移引发的问题
在战后，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两个双寡头的地缘政治分割控制，这个过程分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向各自的地缘控制势力范围转移了他们的工业体系。于是，世界进入了战后的再工业化过程，1917年结束到1929年，大概就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在西方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一次大战之后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同理，在二战之后，1945年结束二战，1947年马歇尔计划，1950年苏联向中国转移重工业、设备制造业，这个过程导致了客观结果，即战后再工业化，非常快速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最后演化成战后的工业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当然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早先仍然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反抗。法国60年代爆发过红五月，那是街头暴力的革命，日本爆发了赤军，也是发展城市游击战，意大利有红色旅，美国有黑豹党。当时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是占据第三世界国家阵地的重要思想流派，当时就是中国60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当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但这个世界在60年代是动荡的，在西方主要跟战后的生产过剩有一定关系，当然也跟东方形成的革命思想有一定关系。
这接着导致西方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直接对抗的矛盾”，伴随着劳动密集型的一般生产、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日本的产业转移导致了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美国的产业转移导致了美洲的相对集中体制国家形成了一般的工业生产能力，亚洲转移的主要是军人政权国家、集权体制国家，拉美也转移到军事政变所形成的军事政权国家，这个过程在70年代普遍发生。这些都是符合产业转移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抗性冲突，如何让对抗性冲突能压得住，只有这种体制才压得住。所以，西方的产业转移在那个年代尽管在西方形成了自由人权、福利社会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但在发展中国家，其实客观上只有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集权政治，才能转移得了西方这些劳动密集产业。
请大家注意，难道仅仅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吗？中国是什么时候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呢？恰恰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实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安排中苏对话的时候，基辛格就是带了一个大礼，解除对华的禁运不包括军事、技术等，主要是一般产品的生产，这些可以对中国转移了，恰恰符合西方产业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趋势。因为尼克松访华，解除了一般商品、一般生产对中国的封锁，这个封锁是1950年代朝鲜战争开始形成的，一直延续到1972年开始解除。于是1973年，时任领导人亲自制定了当年叫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来改造中国从1950年接受苏联的工业模式。苏联当年向中国转移的是重工业、装备工业、设备制造业，而且这些是服务于军工生产的，1950年朝鲜战争得到了苏联重工业的产业转移，但是缺轻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缺很多。于是，正好借着70年代西方产业大幅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中国开始了开放。
其实从1863年、1864年前后，李鸿章、左宗棠在浙江和江苏分别对抗太平军时，通过洋枪队作战，发现西方技术是厉害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换做今天的话说，就是“引进消化吸收”，从70年代开始，又做了一次“引进消化吸收”。1973年引进，1974年立刻转化成中国的财政赤字，不是说任何事情都符合规律，但是大部分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时财政是非常有限的，60年代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只要开始引进，一定会变成财政债务负担，直接转化成赤字。1973年引进，1974年赤字就突破了100亿，危机就爆发。在过去我们的财政三大部分，一是政府支出，财政拿三分之一以上保政府支出；第二部分是社保，这是一天不能少的；剩下三分之一才是搞建设的。1974年前后，我们财政出现100亿赤字的时候，只能砍建设，因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没了。于是，1974年开始第三次上山下乡，向农村又送下去几百万的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这就叫做让农村承载了城市因没有扩大再生产不能有新增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城市青年又向农村转移。
这个时候，并不能因减少投资不扩大再生产，债务就没了。所以大家注意，七十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只要接受了西方的产业转移，都开始出现因债务转化成赤字、赤字要么不能转化成开支、要么不能扩大再生产，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进入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主要矛头转向对本国政府、政治。西方产业转移，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仅仅有十几年的工业增长，接着就转化成增长背后的负债，这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的代价在发展中国家爆发。
那中国呢，1974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制定四三方案的伟人相继去世。接班的领导人按照“引进消化吸收”的方案执行继续引进，于是1977年，时任等搞经济的领导班子联合制定了八二方案，由于钱不多，还不起如此多债务，所以82亿美元引进分8年、平均每年引进10亿左右。但各地比较着急，急于工作上项，短短两年不到，就把这82亿计划干进去了，接着就导致了更严重的财政负担。1979年，财政赤字差不多200亿左右，财政赤字翻番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靠引进消化吸收，接受西方产业转移，转移过程中都有代价，都在爆发。
对于西方制度构建本国制度的国家，就转化成了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尽管换了政府，债务并没有减少，八十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开始反债务运动，打出口号——“我不欠你的，我不还你的”，于是国际性组织像世界发展银行开始在尝试着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就出现了新潮流，从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变成制度转轨，于是改革随着开放而派生，随着对外资开放、产业转移到你的国家、在你的国家变成债务、对债务承担不起形成社会动荡、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形成新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怎么建立制度呢？请西方来帮你建立制度。当时思想界、理论界，大部分认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世界上哪个制度没问题？
其实我给大家提供的是背景材料，像一般意识形态分析某些问题，很容易说都是制度不好，这个太容易了吧？如果你把思想就放在这个水平上，很容易找到解答，得到这种解答不奇怪，也不是错，只是告诉大家，前面可能还有前因，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后果。
这事儿我怎么就好像跟一般人说法不一样呢？是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当时中央机关里做洋务的，我干的就是配合世界银行代表团在中国推进转轨，我是当年的当事人。二十世纪又有一批做洋务的，我是一员，那时候中国政府有个工作组，我是干技术活的，把我送到美国学校去学操作，怎么制定方案、监测评估、怎么以一定数据为依据的、实验条件下的制度安排来跟西方做对话，我们的做法如何、意见如何，我是出那个技术检测报告的人。这个过程，我是参与者。
八十年代最主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农村
八十年代最主要有突破性改革，得到世界公认的，是在农村。当然要把农村转轨变成西方乐于接受的解释——我们是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化，市场化的前提是私有化，只有私人占有才能方便在市场上做自由交易。编出这套故事来，他们信了，我们也信了。其实就是七十年代，财政赤字非常严重时，当时相关领导说反正现在财政养不起，因为我们在六十年代宣告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们是非常干净的财政体制，在1974年财政赤字已经受不了了，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抑，到了1978年、1979年，财政赤字更翻倍了，相关领导说反正不可能全管，适当甩掉一部分，甩哪儿呢？最不能向财政做贡献，是农村，三农向国家财政做得贡献是最小的，但得到的国家财政份额却大大高于财政贡献。
最高的年份，1966年闹文化革命以后，城市工业几乎停摆了，转向经济仍然没停的农村，所以那时候，农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能高达接近20%。大兴水利等都是财政给钱，这时候利用集体化组织来来大规模组织农民劳动力。那时候我还是插队知青，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劳动力都去干体力活了，却并没有给国家工程建设以马上见效的收益。但在那个时候是正常，我们就靠劳动力干出了三万八千多套水利工程，那是一代人的牺牲和奉献。后来，当财政没有能力时，先拿掉的恰恰是三农投入，如果国家从县乡村三级，连维持的费用都没有怎么办？于是，老百姓就大包干了，大包干其实就是又分了一回地，也就是1950年给全国农民按人平均分了一回地，到1979年、1980年以后，各地又按照这老办法分了一回。但这个东西怎么解释都行，因为历朝历代新兴起时都要实现均田免赋，但到了这次，均了田没有免赋，所以后来才有农民负担重不重的讨论。
当财政不能再把全国都包的时候，先放的就是农业农村这块儿。我说过“亿万农民救中国”，亿万农民在解放以来对中国有三次大的贡献，这是其中一次。当把所有农村的资源权利还给农民时，国家不再承担对农村开支了，这个开支转嫁到土地上了，就得把土地分给农民了，连山场、滩涂、山沟、树木……所有资源性资产，就随着地一次性转给村和农民。农村本来就是百业兴旺的农村生活、经济，突然放了，于是就出来了“种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实业并举等。人们过去习惯把农民集中起来搞农业，从斯大林就是这套，美国也是这套，它们是大型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化占领了大量资源，它搞得起。中国农村几千年都是多元并举、多业态的生存状态，结果现在把农民放了，1980年以后，农民就开始多业并举，把中国救了。因为本来就缺重少轻、产业不完整，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85%，村里什么经济形态都有，不等着国家给我开支，再加上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当时也存在，真的没有必要让国家财政全覆盖。另外，粮食当时也是农民自己留三斤，国家的粮食安全系统也不用去管农民，接着农民又发展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把一般商品生产包下来了，并且很快从1979年、1980年开始，在三五年内，乡镇企业就扮演了出口创汇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央给农村出政策，既然你能创汇，鼓励你创汇，离香港、台湾近的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离韩国近的像山东、辽宁，很快形成了轻工业、电子产业、纺织业的几大片，就是辽东、胶东、苏南、浙北、广东珠三角，这一片就起来了，成了中国创汇很重要的力量。国家适当的向他们政策倾斜，我们就用这些——放开之后农村所形成的兴旺发达的局面，编了很多报告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就把中国当成了好学生，是世界上转轨最成功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认为中国是市场化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八十年代，就是农村一片天地，托起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崛起。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但相对而言，农村在这个阶段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当时领导人说，没想到农村改革，一蹶子刨了个大金娃娃。尤其是，后来总结时说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第一，家庭承包，第二乡镇企业，第三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城镇化，城镇从改革之前不到3000个，到十年后发展到30000个。城镇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于是把城市工业拉动起来了，当然农民搞得小经济也大量需要设备，把城市大工业设备也带起来了。
所以，这个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发生翻天覆地的动荡。在70年代接受了西方一般生产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后，这个债务我们认真对待，在不能开支的情况，先放开农村，农村猛地发展出来了“三大创造”，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轻工业、化工业、一般纺织工业等等。
这样发展了十年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兼业搞工业的劳动力9600多万，接近1亿，好像到了九十年代初，就1.2亿了。那个年代，8亿农民有1亿转移了，而且是不造成交通压力、社会负担。农民就是在家门口，早起干点活，然后去工厂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家还能干俩小时，多业态在农村被自然整合。那时候为什么农村工业化发展这么快呢？因为当时很多集体经济还得计工分，你要想进厂上班得抓阄，并不意味你进厂上班比农业劳动力拿到高多少倍的工资。而且在大田劳动，拿的工分比进厂拿的工分高，因为大田劳动辛苦程度更高。于是，工农业劳动力剩余价值部分被集体占用了，因为集体用本村地、原材料、劳动力不要钱，所有这些条件下，我们这里的资本原始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田园诗般的那东西有一定的一致性，并没有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压榨，这儿资本原始积累静悄悄。短短十多年时间，中国农村工业化占了整个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它原始积累怎么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教科书浪漫主义学者们很少有人把它说清楚。
所以我们说，中国渡过了七十年代债务危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了不一样的路，不是谁的主观选择，它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导致大量农民形成半农半工的就业，极大的节约了劳动力必须到城市去的转移成本，这些转移成本就转化成中国的改革红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变成中国很重要走出危机的现象。后来总结八十年代时，很少再像当年文件中那样承认，这是党领导下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吗？
八九十年代跌宕起伏中的“伟大斗争”
原来我们的工业计划只是在城市，大量资金分配、原材物料都是分给城里，突然有个能够占到工业增加值一半以上的农村工业，它的资金、原材料、市场怎么办？过去是分配的，现在怎么办？于是它就极大冲击原有在城市的这套体制，农民一搞加工业，原材物料就紧张了，农村一发展城镇化，它就十倍的增长，基建三材也就紧张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秩序。这也是个客观情况，我们得承认。更何况农民拿不到原材物料怎么办呢？只好送礼。那时候有了这点好像扰乱计划怎么回事，总之这些事儿就批评起来了，咱也理解批评也对，接着就变成请客吃饭，再进一步低端第三产业就发展起来了，这些事儿，是客观过程。因为农民的这些企业没有分配，当时我们还有个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替农民说话的，那就谈判，最终谈下来每年定向的给农村资金。
但城市更受不了的原因不在这儿，更受不了的原因其实是当年，七十年代后期时有些政策，比如知青回城，这是很重要的政策，当时就是几千万知青也包括我在内都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回城，回来后又有就业问题。1979、1980年知青回城的时候，正赶上财政严重赤字、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度匮乏，导致没有就业空间。当时出台的政策，是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要求国有企业打开大门，把自己的子女招进厂顶岗，父母都是老工人，也是技术骨干，于是他们就下岗了。不过，整个国企人力资本素质就变化了。机关怎么办呢？就机关就打开办三产，大家开始办公司，当时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倒几道之后，这个PPI就受不了。一方面国企人浮于事，一方面又是价格猛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说农村救了城市，但陡然崛起又客观上形成压力导致城市原有体制不适应，派生了一系列问题。这时候，我们帮着世界银行编点故事让西方人相信，我们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的过程，因为西方主张我们按照西方的制度来嘛，我是干技术活儿的人，也得服从帮四化。但这些东西一旦被西方人接受可了不得了，因为变成它的意识形态之后，转过头来我们教科书浪漫主义的主流朋友们全接受了。我们这个学西方东西不是不对，没有对错，是你没学到根上，也没好好把中国自己的经验总结到位，于是就把西方人从我们拿去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变成了教科书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麻烦了。于是，八十年代我们就认为要全面推开市场化，我们知道八十年代大变局有个重要比较，就是为什么苏联垮了我们没垮，一般发展中国家垮了我们没垮。
我已经把农村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怎么回事简单做了点评，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真的玩儿，说不定还不如当年苏联，苏联就是真接受了。现在很多学者还是照搬了西方的解释，你不如自己亲自去看看。苏联解体那年，1991年12月正式解体，我就是那年十二月份去的苏东国家，我走了7个苏东国家，一点一点考察，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垮。中国没有像它们那样，尽管被客观规律推着，一步一步克服无数困难，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得认真总结经验，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编的那些教科书，不一定对人家意识形态没影响，因为它是主流东西嘛。我干这活儿干了五年，我管自己叫“两道翻译”，我得把世界银行组织的西方大专家、学者到中国指点江山的东西翻译成各地试验区地方干部听得懂的说法，我还得把地方说的东西翻译成世界银行大专家们能听懂的东西。
我们是按照自己国情走了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这些没有被我们认真总结，还是影响了教科书的传播。我们88年提的方案并不亚于苏联体系，当时领导同志说恐怕不能这么大动，风险太高，那就选个点吧，选的是价格闯关。1988年，开始尝试着放开物价走市场，原材料价格太高，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了，于是试着价格闯关，导致了1988年18.6的物价指数，到1989年就变成了生产停滞，因为是三角债，大量企业没法生产，没有资金，所以连续两年发生经济危机，接着中国就出现了比较严峻的局面。再加上1989年6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撤资，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遇到撤资，怎么办？中国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1988、1989年是滞胀危机的爆发，1990年进入大萧条，正是需要资本的时候，中国从1991年开始，逐渐放开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证券、期货、房地产相继在1992年前后放开，同时自己增发货币、国债，利用财政金融主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机会，自主金融，形成中国经济基本增长的能力。但是由于1993年增发货币，94年导致极高物价指数，严重通胀，加上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我们一直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如果老老实实看历史的人，会发现每次跌宕起伏都是伟大斗争。当时，老布什是中美建交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还当了第一任中国大使，对中国多多少少了解，他知道封不住。那时急于向外转移产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纷纷进来，向中国转移投资，如新加坡在苏南办产业园。一方面我们自主金融，一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1993、1994年，美国开始放弃了对中国全面封锁，所以我们终于度过。当1994年又有高涨的时候，当时香港、台湾制造业大部分一般生产全进了中国大陆沿海，这个阶段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经济秩序有很多严重问题，于是农村乡镇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破产，2700多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只能自己兜着。这样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向中国沿海转移，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
这个阶段上，出现了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这些债务没法承担了。这些国家在兴旺发达时所形成的的各种投资瞎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1992、1993、1994年美国军事技术解密了，它过去是发明电脑、IT来指挥全球军队统一行动，苏联解体了，它的主要敌人不存在了，美国变成超强，于是把军事技术商用化了。1994年前后，出了大批IT公司，吸纳资本回流美国，于是一般商品生产的东亚国家纷纷进入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这个阶段全球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客观结果。
1997年11月份，国家召开全国金融会议算大账，发现中农工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占比高达30%以上，按说我们比东亚金融危机的国家都严重，但就是中国这个体制，财政金融不分家。也怪不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不景气的时候抓大放小，4000多万职工待业，那时候是严重的大危机局面，国家要求银行给几乎关门的企业继续发工资性贷款，给下岗工人保命钱，那时候秩序很混乱。九十年代后期这场危机爆发的时候，是几十万家国企抓大放小，是场严重的危机局面，怪银行吗？不应该怪，其实是整个国家面对世界大变局，产业资本全球布局过程中形成的非常严重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盘点，发现我们的不良资产率非常高，财政一次性把不良资产剥离，用国家财政管的外汇注入到银行，让银行干干净净的变成商业银行。这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中国基本上赶上了，是因为我们在九十年代后期，彻底把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但资本金80%以上是国家的，还是国有银行，国家对国有银行仍然说了算。国家财政和国家金融双手操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金融化的大危机中，仍然有伟大斗争的条件。
所以说大变局，回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在疫情中理解全球化出现严重危机时有效应对。我所说的一切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假如真想批评我，也请迈开双脚去走走看看，有了真实感受后，我们才能展开谈论。
来源：乡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