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把制度变革作为突破口，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充分利用“科技革命”这一重要的百年转折的契机，推动制度变革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实现国家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创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智能化技术武装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体系建设“弯道超车”，学会在数字经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创新货币政策理论与技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用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生产函数，求解货币政策目标，建立和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精准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中国经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及其深层次原因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体制性、结构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具体来看，消费增速持续下滑，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坚韧，基建投资有所回升，但受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影响，总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但整体上仍面临效率不高、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延滞了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转型。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下降，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受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CPI同比增速不断上升，但受需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影响，PPI同比增速自2019年7月份以来持续为负，CPI和PPI剪刀差不断扩大。
尽管一些新经济行业增速较快，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高，对冲传统经济增速下滑的作用有限。
从内部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然是重中之重。家庭部门杠杆率不断增加，严重制约了家庭消费潜力的释放，增加了金融风险。受总需求不足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大，不得不被动加杠杆。重要的是，家庭和企业部门之间相互加强的反馈作用，使得不论是家庭杠杆率的下降还是僵尸企业的出清都变得愈加困难。为了保就业，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虽然会起到一些效果，但仍难以扭转企业经营问题对家庭部门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及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须警惕金融系统内部风险与之相互叠加，引起金融再次“脱实向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下降。
从外部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贸易环境的紧缩将继续拖累进出口增速，同时全球增长放缓也导致外部需求放缓，这将进一步拖累进出口增速。尽管人民币汇率2019年11月以来在合理区间小幅震荡，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仍不可忽视。
实现中国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这一决定切中时弊，为我们解决当前经济金融中的一系列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实践，以科技革命为契机，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以5000年中华文明为基石，创新伟大的思想与理论，并使这一思想和理论与全球的价值观相统一、相融合，并且成为全球发展思想和理论的标杆。未来的国家竞争主要是思想与技术的竞争。中国有5000年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国的优势。充分研究和运用这一优势，海纳百川，吸收全球优秀的文化与技术，创新社会制度。
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价值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必将引起社会革命。本轮科技革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的第三次文明，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会，第二次文明是阶级社会，第三次文明是科学社会。目前，全球正在从第二次文明向第三次文明过渡，这为中国实现与全球文明的对接，实现理论与思想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习近平主席在G20大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从生产力层面深刻论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观，这也突破了阶级划分社会的标准。
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已经触碰了改革开放的“硬骨头”，到了“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关键时期，很多矛盾需要用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来解决。
1.解决当前国际国内各种经济金融问题的突破口
一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为基础，创新价值理论。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难以计量的“马克思难题”，利用科技革命带来的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精准计量与核算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作为经济体的主变量，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把经济活动转化为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最大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推动第二次文明（阶级社会）向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转变。关键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商品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变，推动阶级社会向科学社会的转变。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展通证经济，实现生产资料数字化，数字分配通证化，实现经济成果由资本（人的存量价值）、劳动（人的流量价值）、客户（人的信息数字价值）共同参与分配的通证经济制度。一旦经济红利由员工参与多元分配，阶级剥削问题迎刃而解，生产关系就实现了质的飞跃。这种制度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是对资本制度的否定与超越，但是又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普世价值观。
三是把人的价值作为价值函数的主变量以后，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价值管理体系，并推广至全球。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和科学的监管体系，鼓励科技型央企、大型的高水平科技企业在全球发展以区块链+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以个人的时间使用权为质押，以市场化定价为依据，全面推动人的价值的提高，一旦中国人的平均价值等于美国人的平均价值，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3到4倍。所以，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是人的价值竞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
2.建立超市场的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方式“弯道超车”
中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归纳起来就是“超市场的市场经济”。
一是市场。这种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信息技术+市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市场中的作用，实现市场功能建设的“弯道超车”。市场的重要功能在于发现信息与价格，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市场的自发功能被互联网机制超越。科技革命能够引发社会制度变革，中国正在践行这种变革。目前，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应用意义重大。这种科技革命可能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使得中国自然演进到科学社会。
三是有效政府+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的合力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机会价值、效用失真、有效需求失衡、交易成本等。这些局限性是各种危机的根源，也是市场失灵的原因。所以，市场经济这种机制就需要公信力的政府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政府的调节机制必须是科学的、有效的，在很多时候，政府也是失灵的。所以，中国应当充分把握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推动政府科学化水平，使得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有效运用来实现。改变现有的金字塔式行政层级体制，裁撤人员，将政府职能以信息化的方式外包给有实力的科技公司和信息公司。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信任机制、共识机制、共享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科学自主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职能的科学化、信息化转化，将减少传统上很多政府职能的人为操作空间，使得政府职能更加公开化、透明化，降低腐败滋生的空间，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适应中国国情。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严重缺陷就是两极分化，使得全球价值链的价值资源配置越来越趋向高端。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货币制度安排、贸易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个别大国垄断世界资源，人为制造国别价值差异，阻碍了全球价值的自由流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制度下，南美洲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和非洲国家），后来通过改革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国家等），经济发展每况愈下。
四是央企(国企)+市场经济。央企与国企是政府管理经济、弥补市场局限性、客服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央企与国企(以下统称国企)，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它是中国防范危机的保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全球价值链的建设上面临人口众多、差异性大、发展相对落后等诸多问题。要想超常规地加快价值链的修复、维护与发展，需要国有企业形式的特殊价值链。国企的目标函数与民企不同。国企在时间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追求市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区域性均衡发展，人的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全球均衡发展。但是，国有企业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系，这就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一是推动国企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试点合伙制管理与通证管理，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国企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制度透明化。二是把国企管理与个人价值管理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价值配置模型。国有企业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价值链，在这个体系中，如何发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具有特殊的规律，也遵循科学价值理论的一般规律。
中国超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目前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下，正确认识和总结这种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实施信息化、扁平化、智能化、科学化组织管理与现代化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不仅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更在于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践、用中国的语言、总结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又体现出了时代性、创新性。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课题，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科技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迎来了重要的机遇。面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和各种困难，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世界的战略要求，充分认识科技革命是百年变局的重要含义，推动中国社会向第三次文明转变，创新价值理论与分配制度，推动政党理论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中国的科学思想、科学社会制度与全世界价值观有机统一，并形成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理论与创新体系。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尊重科学，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深入而努力实践，变成一个科学的党、人民的党、先进的党、智慧政党、高效的党，用最先进的科技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区块链技术武装自己。
4.创新科学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制度与市场体系
中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资本市场制度，在微观基础上“血脉梗阻”，难度较大。“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再加上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不公平等问题，资本市场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
房地产市场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制度硬核”，土地制度公有制与私有化产权的矛盾日益明显。政府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客观上，使得房地产市场化出现严重倒退。
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的“两大蓝海战略”，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方面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又要发挥政府市场化调控和科学监管的能力。建立科学的、市场的、民主的、信息化的、智能化的现代监管体系。坚决克服运动式监管、一刀切“割韭菜”监管、官僚主义监管和形式主义监管。
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探索人类第三次文明与区块链技术的对接，实现资本市场经济向通证经济的过渡。在科学监管的背景下，严格技术准入制度，推动股份制向通证制的过渡，实现“人民中心”论与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制度的有机统一。所以，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价值革命和社会变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5.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全球最好的经济金融生态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新金融制度，使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与民营企业服务。要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金融内在的制度性问题，必须通过制度性、结构性方案来解决。政府应当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使生产资料使用权、知识产权、集体土地使用权、数字资产具有法定的融资能力，着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区块链，多渠道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造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民营企业的各种权利，建立服务型政府，尊重企业家，使创业企业家得到真正的主人翁地位，尽量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冲突，建立“弯道超车”的现代化、数字化制度体系。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有效的制造业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各种经济金融风险，建立精准的、智能化的、市场化的反危机系统并有效切分到各高科技企业，实施分布式外包，集中连接到“中央大脑”。特别是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各种风险暴露，要进一步完善与建设高度灵敏发达的国际反危机系统与防火墙。
货币政策以充分就业为最重要目标，着手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全面对外开放；下大力气支持实体经济，实现了中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
2020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金融风险加大，金融稳定压力加大。要遵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统一布置，全面抓好“六稳”工作，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紧紧围绕“三大攻坚战”，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操作创新的力度，努力建设现代化货币政策体系。
创新货币政策理论，充分运用科技革命与价值革命的契机，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货币金融理论，探索单要素（人的价值）生产力背景下经济增长理论，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函数、国家价值链函数、企业价值链函数、家庭价值链函数与个人价值链函数，为建设实现金融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创新货币金融制度，深入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建立既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能防范金融风险；既能实现充分就业，又能实现货币稳定；既能增强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货币政策制度安排。
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建立专门的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竞争，创新以人的价值+区块链的数字资产体系，抢占全球数字货币制高点。
创新宏观管理与统计的市场化机制与微观机制，加大推动建设金融信息化与统计制度外包力度，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管理消费与投资数据，并且集成现代化的、动态化的、大数据的、市场化的宏观管理模式与货币政策决策与执行体系。
把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全面支持“三大攻坚战”各项目标的完成，以充分就业为最主要目标，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力争实现中国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制度红利”，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2020年将是中国最不平凡的一年，既是全球百年变局之年，也是中国制度转型，建立现代化制度的一年。
在货币政策方面，关键是要学会在信息社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在新的价值函数中把握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工具，创新货币政策理论，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突破传统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的生产力函数中，求解各项货币政策目标。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