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算一算，应该是二十五年前，1995年的某一天上午，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二姐病危，赶紧回来！
二姐已经病危过好多次了。我知道，仅仅人回去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带钱回去才有价值。那时我从北京研究生毕业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还不到三年，学校每月工资一百多一点点，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心内如焚，无计可施。猛然想起一个做保险的朋友，经常在我面前说到如何日进斗金。忙打电话给他，提到借钱的事，对方说正有事，回头再联系，电话就挂了。心里一阵凉嗖嗖的。没办法，又想起不久在武汉刚认识的一个兄弟杨金洲，师从刘纲纪先生，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正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彼此很有好感，于是尝试着打电话给他。他很爽快地说，你要多少？我手上没钱，我给你向朋友借！我很感动，说五百块怎么样？金洲说，没问题，你现在过来拿！我连忙从汉口坐公共汽车到武昌，大约一个半小时，当我从金洲兄弟手上拿过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五百块钱时，感动极了！金洲笑笑说，你快回去！别耽搁了！我握了握金洲的手，转身就上了公车。路上又想到刚从北京医科大学调回湖北医科大学的老同学周志刚，也许志刚可以借点钱给我。联系上了志刚，志刚说没问题，你过来。我找到志刚，志刚在一个银行门口等我，告诉我说，账本上有一千块，全部取出来！我忙说五百就行了！志刚没理我，取出一千块给我，随手就把账本撕了，对我说，你赶快回去！
我匆匆赶回仙桃陈场老家，直奔镇医院。在医院见到了奄奄一息的二姐，还有老母亲，大姐，哥哥和弟弟。大家都很悲伤，但无计可施。我把从金洲和志刚那里借来的一千五百块钱交给姐夫，对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要尽全力救治二姐！
我和弟弟从医院出来，准备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自然讨论起二姐的病来。二姐的肺结核病已非一日，从我记事时起，二姐似乎就在处在肺结核病笼罩的阴霾中。也正因为二姐的病，我们原本殷实的家不断向贫穷坠落。说着说着，弟弟言语之间不免有些失落，嗔怪，甚至认为二姐的病对我们家来讲是个无底洞。听了弟弟的话，我不免有些恼火，对他说，你看到没有，奇怪得很，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唯二姐得此病，五人皆很健康。应该说，肺结核病属传染病，但二姐没有传染给我们任何人。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心气可能会平和很多。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在疾病面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六人都可能得此病，然而现在只有二姐得了病，我们可以想，这是二姐独自承担了我们五人的病！有此想法，我们不仅不应该怨责她，还应该感谢她！另外，我们在感谢她的同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她！弟弟听了我的话，忙说，小哥你讲的对！你讲的对！我怎么讲出这样一番话来，我当时就非常吃惊，现在想起来也很惊诧。
但是不幸的是，二姐次年还是未能走出死亡的阴霾，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34岁。我要回老家送二姐一程，但母亲在电话中坚决地说，不许回！你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了。我竟没有回去送二姐最后一程，这成为我今生今世无法弥补的永恒的伤痛。我后来离开武汉多少与之有关。
当下武汉疫情肆虐，举世震惊！我刚猛然想起疾病、病人和生命这个主题来，想起二十五年前两个兄弟对我的帮助及我和弟弟的一段对话来。我想这决不是没来由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疾病，如何对待病人，这关乎我们如何对待生命。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东高1-3001，
2020－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