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佛教面临空前未有的机遇，也遭遇空前未有的挑战。这个机会如果抓住了，中国佛教未来就有希望，如果抓不住，或许几百年后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是文化竞争在中华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势迅猛展开的时代，这是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的一次外来文化正在迅速占领中国的时代，中国固有文化面临的危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一些儒家的人士觉得华夏文化面临被排挤的危险，其实今天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面临的危险不知道多少倍地大于当年那些儒士们的担心。当然，人类文化总是在交往中相互竞争，相互替代，并在竞争与融合中不断淘汰与转型。从人类的全局来看，文化关系的演变、文化角色的调整，乃至文化命运的变迁，倒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不过，我们身处这个变革时代，并以文化研究为我们的兴趣所在，自然会非常关心文化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佛教研究者，当然会不甘于佛教文化的角色游离。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议所讨论的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定位问题非常重要。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人性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的文化定位”，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一、人性需求与文化应对
首先，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人性需求与文化应对。这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总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理论基础。我就在这个框架下来谈今天中国佛教的文化定位问题，所以，我得多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说明，希望大家耐心一些。
过去人们以为性善性恶的讨论就是所谓的人性论，我觉得这太狭隘了。性善性恶是就人的相互关系而言的，审查这种关系中人们所采取的价值判断，即对其中所包含或所呈现的是非、真伪、好坏、高低、贵贱等进行判断，并以这个判断来涵养内心，并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与人们的天性有关。传统所说的人性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
可是，人活在世上，要处理的关系太多了，而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性善性恶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性。我觉得要从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性面向当中探讨完整的人性内涵。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存在着一种3+1的人性结构。所谓的3，就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所谓1，就是人的灵性。
人的生物性，也就是天性，是作为一种动物天然具备的那种特性，比如说我们都要呼吸，要吃喝，要睡觉，要御寒，要防雨防风，要有房屋可住，要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都有新陈代谢，有天然的求生欲，有天然的自私，等等。这种人性，说大一点就是物质性，说小一点就是生物性、动物性，其中与人的教化和礼仪相去甚远的部分也可以叫兽性，这都属于自然性，也可以简称天性。这种人性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生物界、动物界等是相一致的。生物性需求的应对就是要处理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关系。当然这个“天”是自然，不是至上神意义上的天。处理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文化的应对，也就是生物性需求的应对办法。例如，从古到今，观察天相，观察四季，观察风雨阳光，观察物种及其特性，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如何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处理天人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文化，我们称之为科技。我说的是广义的科技，就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理解自然，处理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向自然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都称之为科技。这种文化所支撑的文明形态，就是物质文明。
第二种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告别动物，告别单纯的自然体，成为和动物不一样的一种生命存在，这就是人。所以，也可以简称为人性，当然是狭义的人性，即相对于动物而为人所具备的那种特性。动物不会思维，没有文字，不能交流感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约束，也没有人的荣誉感、神圣感等等。而人具备这些东西，人有社会的角色，有社会的定位，有社会的承担，有社会的地位，有社会的荣誉，有社会对他的记忆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等等。人有自己的组织，有家庭，有朋友，并在一定礼仪下开展某种活动，这都属于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需求，无论是成名成家也好，还是和谐相处也好，乃至生命安全和尊严以及归属感也好，说到底就是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几十年在孤岛上生存下来，即便从生物性上来讲还是一个人，但因为他没有了社会角色、社会承担、社会礼仪、社会归宿，他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大概只能说他是野人了。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在还没有生出来时就已经注定是张家、王家、李家或赵家多少代孙，出生以后，邻居、幼儿园、朋友、师生、同事、上下级等等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又有了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形成重重无尽的关系网络，定位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烘托并约束着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一个人的社会性也就越来越彰显。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确抓住了人的本质属性。
人的社会性促使人叩问，为什么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的人地位很高，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所以，一定会关心安全、公平、正义、尊严等问题，要求搭建一个公共平台，让所有的人能够自觉遵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获得本来应该得到的地位。我们讲中国梦，这个梦主要还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或者是一个笼统的集合性名词——人民的梦。美国梦却首先是个人的梦，而且这个梦的核心内容是一定是人人机会均等，我只要勤奋，只要有才华，就能够立足，就能够致富，就能够获得地位，就有信仰的自由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等等。这种梦的实现，就是要使每个人的社会性需求都得到满足，而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可以靠法律，还可以靠很多其他类型的文化，但最重要的就是靠政治文化来维系。在西方，或许可以这样说，主要是政治文化转化为法律形式来维系社会的和谐运转，连政治家都会熔化在法律的体系中，为法律体系所左右，这样的社会制度很可能更高一级。像日本，首相可以随时变更，政客之间可以不停地斗，但是社会非常平稳，民众生活照旧。但是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政治家的打斗很可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政治文明不进步的一种表现。总之，我觉得人的社会性需求如何满足，最终要靠制度文明。
第三种人性就是人的精神性。人都是有精神的，不同于一般的生物。我们有思维能力，我们不仅能认识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我们自身，而且我们能够积极地、主动地来掌控我们的精神，从而不断告别忧虑、恐怖、孤独、烦躁、怨恨、悲伤、狭隘、自私，形成沉稳、安详、自在、超脱、博大、慈悲、积极的精神状态。这是不得了的，不是被动地为外面的世界所决定，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建构一个体系，形成一种状态，达到一种境界，叫做自我的完善也好，自我的提升也好，自我的存在也好，自我的感觉也好，等等。这是精神性的一个最大特点。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其核心就是能够掌控自己的精神，使得精神既有对外界的把握和理解，更能够有一种独立而自由的存在，从而来支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尊严。这是作为人必然具备的一种人性，如果没有精神性，人肯定是残缺不全的。好比说植物人，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照样是人，但是没有了精神，是残缺不全的人，所以被称之为植物人。这也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从社会性来看像孤岛上生活几十年的人，也是人性残缺的，所以被称之野人。孩童时期精神性不饱满（其实他们的社会性和生物性都处在不断增长和完善的时期），所以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很多权利不能获得，也难以自由地存在，必须受到保护。
精神性需求说到底要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关系叫做身心关系，这种关系的处理是要以自由地掌控主观、掌控人的心来实现的，这是它的最大特点。这种关系怎么来处理，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应对方法，如通过艺术，通过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等，都可以来应对。但是，真正能够彻底、持久、深厚地来应对人的精神性需求，那不是世俗文化中的精神文明，而是宗教领域内的精神文明。宗教的精神文明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体系，它通过人神关系来处理人的身心关系。而人神关系又涉及到人的灵性问题，3+1的人性结构中的1就是灵性。
前三个人性，社会性、生物性、精神性都还比较容易理解，这个1是最难理解的。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达这第四个人性，权且就用灵性这个词。比如说，佛教讲三世轮回，前世到今世之间的链接是什么，如影随形的业力是什么，业报轮回的时候靠什么维系。部派佛教时期的补特伽罗、有分识、穷生死蕴等不同的概念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探索人性当中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存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人性，各个派别都不一样。在佛教文化的现实存在中，这样的人性存在是被承认的，尤其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南北朝佛性论占据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之后。佛性是什么，争论很多。但不管怎么争论，中国的佛教信仰者，都会有不同类型的对人性当中的这样一种特性的存在的认可。这种人性需求，就是终极超越的需求，也就是要叩问生命的意义、来源和归宿，解决生命的未来延续与永恒存在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一个圣凡关系问题。你承认那个东西的存在，或者是修炼那个东西，并在认识和修炼那个东西的基础上实现对宇宙、人生、未来、价值、意义、痛苦和幸福等的判断，就有可能超凡入圣，就可能获得庄严感、幸福感、神圣感，从而获得提升自己生命境界的最大空间。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了，不是一个俗人了，不是一个凡人了，是得到解脱的人，是实现了生命尊严的一个人。说到底，这是处理一个终极超越的问题，处理一种圣凡关系的问题。如果说人的精神性需求还是一般人文类型的文化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凡圣关系的调整，灵性需求的应对问题，就只有宗教文化才能胜任。
学术界从内涵角度对人类文明的划分无非是三种，当然今天又加了一种生态文明，这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刚产生的一种说法而已，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比如说太湖的治理需要科技，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文的介入，如抑制我们的物欲，重新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从古到今，人类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三种：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这三种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独立应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呢？是因为它们分别应对了三个最重要的人性，就是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而精神性和灵性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是分不清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提升和安慰一定要靠灵性的关照，而灵性的关照是需要神圣意义的信仰来完成的。我有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但他也会遇到一些心理的问题，当转而用佛法的信仰来应对这些心理问题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犀利，就可能迎刃而解，而他平时所讲的那些身心灵三者贯通呼应的学说，尽管已经触及到人的灵性关照问题，但因为缺乏深刻而虔诚的信仰，而只能流于学说的层面，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在信仰支撑下的灵性呼唤以及这种灵性呼唤的应答，是最给力的精神关照。总之，3+1这样一种人性结构，是我所理解的完整的人性。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人有四种人性，就有四种人性的需求，就有四种人性需求的应对，从而产生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分别支撑了四种不同人类文明，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世俗精神文明、宗教精神文明。其中第四种人性和第四种文明体系的特性和意义，在今天中国是有巨大争论的，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以唯物主义为主导。而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人的精神性主要还是依靠宗教信仰来塑造和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精神文化始终是宗教，而在今天全球依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将宗教信仰作为他们灵魂的安顿之处。与此同时，世俗的精神文明，如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民俗、伦理等，其实都会从宗教的精神文明那里寻找源泉和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教文明的表达和传播手段而已。于是，科技、政治、宗教也就成为人类最具独立意义的三种文化类型，分别支撑物质、制度、精神三种人类文明形态，并应对人类的三种人性，即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应对精神性最给力的方式则是信仰支撑下的灵性关照）。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文化体系的完整、稳定的程度，与它所能够提供的人性供给体系的和谐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三种人性，古代人有，未来人也有，美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只要是人，都具备这3+1的人性结构。每种人性都会发出相应的呼唤，也就是人性的需求，从而有某种文化体系来应对。应对的体系必须和不同人性的呼唤与需求是相互和谐的，否则文化就可能处于混乱或者说不协调、不稳定的状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从人性需求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看婆罗门是干什么的，他们负责与神打交道，寻找神圣的意义，解释人类的内心疑惑，控制、抚慰和提升人的精神，是精神文明的承担者，是处理圣凡关系的；刹帝利是国家的管理者，创建、完善和执行各种制度，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对人的社会性需求，是制度文明的承担者；吠舍是处理生产的，在田地里干活的，或做手工业的，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应对人的物质性需求，是物质文明的承担者。印度通过种姓制度的世袭化来划定三种人群，前三个种姓分别承担了三种文明，分工协作地应对了印度这一块大地上的三种人性的需求。种姓世袭的方式使这种人性需求的供给体系非常稳定，所以印度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超稳定的结构，直到今天，印度社会都很难改变，为什么？人性需求的供给体系非常完善。当然，首陀罗不在文明创造者之列，他们是从事服务的，扫扫厕所，做做饭，理理发，干这些伺候人的事情，有助于印度式人性需求供给体系的稳定和延续。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社会也很稳定。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全球再也找不到像美国这样稳定的国家。为什么美国如此安稳呢？因为美国有三根支柱：第一就是他们的科教发达，科技先进，发明创造力非常旺盛，始终领先全球，人的物质性需求得到充分的应对。第二个是美国的法律体系，这属于美国的制度文明。三权分立也好，多党竞争也好，民主选举也好，总而言之美国的法律体制非常合理，非常健全，也非常有效，一切权力均在法律范围之内运作，人的社会性需求得到良好的应对。第三个是宗教，这是应对人的精神性的一种文化体系，其核心在于神圣性，以灵性关照为基础来应对人的精神性。可见，美国的三根支柱实际上也是应对了三种人性的需求，所以美国的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是否稳定，就在于三种人性的应对是不是合理的。
二、佛教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定位
第二部分，我想讲讲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定位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化角色定位体系的摸索历程，也就是魏晋之前这一段。原始时期有那么多宗教信仰，有那么多文化的现象，到了三代时期，尤其是商周时期，凝聚成敬天法祖的主体模式，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应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需求，当然主要是国与国之间以及不同人和人群之间相互竞争的需求，心灵慰藉与提升的精神文化和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科技文化并不发达。再下来就是三次文化大试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给我们馈赠了什么，我们拿来用一用。第一次是秦朝用法家，我的理解是它属于一种强化人的社会性的制度文明。太强了，就挣裂了，崩塌了。汉初用黄老之道，属于一种顺应人的自然性的制度文明。但人毕竟还是人，总不甘于一直法于自然，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关注到人的精神性，并巧妙地把天引进儒家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实际上是利用的人的灵性和精神性的存在和需求，创建的一种制度文明。这三次文化大试验的共性特征是，都是一家独尊的，都是单方面应对人性需求的，即以应对人的社会性需求为主；人性需求的供给体系其实是不协调的，不圆满的，所以一定是不长久的。
到了魏晋时期，人性的需求与文化应对的和谐体系才开始露出曙光，因为中国人开始在制度文明之外重视人性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人的精神性。我甚至可以这样来评价魏晋时期的文化转型，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文明的爆发时期，中国人从此开始真正关注自己的精神了，在忠孝礼仪之外，中国人开始探讨有无问题、自然问题、言外之意的问题，其实都是精神深处的叩问，精神文明上升到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佛教开始在中国扎根，般若学迅速兴盛起来，修心净心的各种定慧法门也应运而兴，大慈大悲的救世信仰也开始流行，中国文化的氛围为之巨变，堪称精神文化的革命。道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勃兴，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关注自然、利用自然、取法自然的学说与实践在道教这里得到尽情的发展，例如汲取自然精华以求与自然一样长存的炼丹技术由此诞生，激发并提升了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水平，如同李约瑟所说，道教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人性应对的角度来看，在人的精神性需求开始得到重视的同时，对人的生物性的认识和生物性需求的应对也有了新的起色。佛、道两家开始迅速传播，精神文明在制度文明的一家独大中开始彰显自己的魅力，人性中的精神性需求的供给从此源源不断。
当然，精神性与灵性是分不开的。我将灵性分为两类：首先是外在的，相信灵性的存在并与之沟通，由此引发两种情况，一个是外在神力，一个是外在的境界，即超人的力量和超人间的境界，这两种外在灵性的信仰分别衍生了两种佛教的法门，一个是保佑，一个是往生。另外是内在的灵性，就是相信并依靠自己的灵性来提升自己，实现终极解脱的能力。这也可以分作为两类，一个是内在的精神的境界，一个是内在的、你根本无法摆脱的一种神秘的生命原理，是命运的规则，可以称作神理：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弃恶扬善，功德回向。这两个方面分别支撑了两种法门，一是觉悟，一是积福，即明心见性和行善积福。所以，我看中国佛教实际上无非是这四个信仰，一是求保佑，主要表现是烧香拜佛，有求必应。这是不是佛教？是佛教。但是如果认为它是全部的佛教，一定是错的。二是求往生。往生是不是佛教？也是佛教。但如果认为只有往生才是佛教，那也是错的。终极的解脱一定是成佛，那就是觉悟，这就是第三个法门。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是佛教，就是行善积福，这是第四个法门。这四大法门是中国佛教的主流，说到底是内在灵性和外在灵性引发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物质文明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被包裹的状态。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物质文明经过原始时代的漫长发展，从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到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大概到夏朝建立时，供生存所需的物质文明基本得以确立，向后再延伸到春秋战国，铁器出现，供给衣食的物质文明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模式，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涌进西方的物质文明。近代西方释放了人的物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如脱缰的野马持续狂奔。被西方人释放出来的物欲要再收回来，太难了。在近代之前，中国人的物质性需求始终停滞不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和控制物欲的传统文化熏陶，决定了中国物质文明的相对稳定，所以应对人的生物性需求始终是比较容易的事，也是受忽视的一个方面。而中国的制度文明，尽管也有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但真正的开端当然是夏，以及由此开始延续的商周，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民族的迁徙与竞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三代的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战，并迅速瓦解，新的制度文明开始形成。从制度文明的角度来看，秦汉完成了一场巨变，堪称制度文明的文化革命，由此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模式，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下面我简略讲讲中国的三教角色定位体系的形成和定型。中国的文化从魏晋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直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代终于终结，延续近两千年。这段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两宋为界限。宋以前为儒释道三教角色定位的形成期，宋代之后为三教角色定位的定型期。宋之前，中国佛教在干什么？第一个是引进印度佛教，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第二个是应对儒道两家的挑战，“忙着打架”。第三个是筛选自己，比如说放弃小乘，选择大乘，比如说从般若学向佛性论的转化，比如说因果、轮回、弥勒、观音、往生等信仰的选择与变化，大量的事迹说明了这个时期的佛教在自我调整、自我筛选和寻找定位，最后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明确自己的文化角色。这个文化角色就是应答人性中的精神性，其实是灵性，所发出的各种呼唤。与此同时，儒家虽然在汉末两晋受到空前的打击，但依然是统治阶级不愿也不能放弃的学说，从而继续在国家管理、社会秩序维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教则在人的自然性、生物性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它不属于科技，但它在三家之中无疑最富有科技的含量，它不是满足人的物欲，但它毕竟从不同的角度面对人的物质性需求，如身体的健康与生命的长存以及生活的逍遥，它的学说中的自然性因素十分浓郁。加之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人的物欲一直被包裹，土地辽阔、土壤肥沃和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育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中国文化中的物质创造也一直处于低沉状态，科技始终也不发达，抑制物欲的文化始终盛行，所以，三大人性中的物质性应对尽管是基本的，但宏观来看却是隐蔽在文化主流体系之外的。总之，宋代之前，三教的竞争其实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三种人性到底如何应对，三家如何来抢夺三种人性需求的供给市场。儒家在汉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试图一家独揽，包括教化人心，创造财富，但随着佛教的进入，在解释人心、应对人心这一点上败给了佛教。道家也试图独揽一切，但汉初的试验说明道家并不适合提供人性其他一些方面的需求，所以汉武帝才启用儒家来应对人的社会性；魏晋之后，道教逐渐开始集中关注人的自然性，并努力应对人的自然性需求。于是，三教的角色定位就逐渐清晰起来了。
宋代之后，三家的文化角色终于达到相互承认、彼此认可，并相呼应、彼此配合的程度，三家基本不再因为人性需求供给市场的争夺而打架了。宋代以前的三家竞争激发了三家文化的内部活力，完成了三家文化的全面发展，如道教丹学的兴盛与转型，佛教从学派向宗派再向圆融一统的转变，以及理学兴起。宋代之后，三家竞争关系相对稳定，圆融互补成为主线，文化互补引发的理论转型还有佛教的儒化、三教的合一以及明代理学的继续发展，但总体上来看，因为人性需求供给体系的和谐，文化发展处于相对平和稳定的阶段。佛教作为人性中的精神性需求的主要供给者，在这个时期到底干了什么呢？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如全方位的圆融，包括大小乘、显密教、各宗派以及与儒道两家的深度协调，通过各种独特的方式支撑居于官方地位的儒家文化，还有对民众生活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渗透，当然最主要的是格局就是与儒道两家分享文化供给体系，携手应对人性的需求。
关于儒释道三家分享文化供给体系，携手应对人性需求，我想再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从魏晋到新文化运动之间，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儒家激发人的社会性，应对人的社会性需求，所以是治世的，是制度文明的主要承担者。道家注重人的自然性，也就是人的天性，理念多来自于自然，是治身的。物质文明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被包裹的状态，长时间没有物欲所带来的困惑。当然，困难时期另当别论。所以，道家的人性供给任务并不很重，所以它才试图扩展，主要还是与佛教的精神供给相竞争，不过基本没有成功。佛教是应对人的精神需求的，以治心为主，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承担者。这三种人性需求，三种宗教文化的应对，只有道家相对重视人的物质性。所以在人性的三种应对中，儒释道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种圆融汇通、共享人性需求的供给体系。这就是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三、文化整合时代佛教角色定位的重新摸索
刚才提到的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意思是说，应对多重人性需求的多元文化之间必然处于彼此分工式相互并立与一体式彼此支撑的关系之中，并因为对人性认识的偏重与应对的不同方式而免不了相互争论与相互激发，但必然又同时处于一个文化命运共同体之中。这种格局处于完整和谐之时，文化就出现稳定发展或维持的状态，社会也必然处于稳定发展或维持的状态。不同的人性需求会因社会的变化而在总体态势上出现起伏变化，从而导致多元一体的文化关系出现振荡与调整。而当应对三种人性需求的三位一体文化格局未能建立起来或遭受破坏时，文化领域要么处于百家争鸣的智慧大爆发时期，要么处于一家独霸的钳制与畸性发展时期，要么处于思想浇薄、人性压抑、文化混乱迷离的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文革时期等都属于缺乏多元一体格局的时代。而今天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文化的迷离与震荡还在持续。这样时代是非常的，所以这种状态是不会长久的。两汉经学一家天下的瓦解结束了三次一家独尊的试验，说明这种文化格局只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应对。而从魏晋开始的儒释道家三家相互冲突、彼此支撑的三教合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因为三家在应对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方面各自找到自己的核心角色，所以这种三位一体的格局具有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与外在应对的呼应性，从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成为在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文化秩序，而中国的社会也在这个时期处于稳定发展和维持的态势。
大家知道，清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定位逐渐开始出现了问题。怎么说呢？从刚刚所说的四个类型的法门来看，中国佛教最大的魅力是重视内在灵性，核心的法门是觉悟，其次是积福，往生和保佑尽管大面积流行，其实主张觉悟的禅意以及与儒家相互呼应的积福更加具有文化主流的意义。但明清以后的中国佛教，越来越偏离这个主线，日益重视外在灵性的应对问题，求保佑，求往生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忏法事似乎湮没了佛教的阳光。对中国佛教角色定位的更大冲击，来自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时间关系，我下面就简单提一下：第一，救亡时代佛教角色的社会化转型。在全社会所有资源都被调集起来为救亡服务的年代，佛教应该为民族振兴服务，为救亡服务，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人间佛教产生的背景，除了明清时期佛教的自身堕落之外，主要就是救亡的需要。这也是一种文化角色的迷离。总而言之，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之后，中国佛教的角色定位受到挑战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第二，新文化时代到来之后，佛教角色逐渐消亡。五四时期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也受到了冲击，尤其是1949年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佛教的角色全部消亡。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佛教角色很混乱。混乱到什么程度？最初是为了应对无神论对宗教的批判，在中国人头脑深处已经把它打成反面的时代背景下，说佛教文化是多么可贵，多么符合时代的契机。我们总是强调灵性之外的文化，超越性之外的文化，终极意义之外的文化，所以佛教是民俗、伦理、哲学等不同的定位纷纷涌现。另外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导致佛教角色定位的迷失。直到今天，官方还在讲要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很容易让佛教忘记自己的本来角色。在官方的一些重要讲话中，佛教也被定位为政治性意义很强的一种文化，这恐怕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
鸦片战争之前，佛教一直是文化主舞台上的三个主角之一。五四运动之后，佛教逐渐失去了这样一种角色。今天的文化主阵地也是三分天下，一是西方文化，包括理性文化、科学文化和民主法治的文化等；二是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等；三是残破尚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从支撑主流文化到弥补主流文化，这很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认可，不服不行。今天的佛教和儒、道两家，都是难兄难弟，与新的外来文化分享人性需求的供给。当初，佛教进入中国后是扎根于此，和儒、道两家经过大浪淘沙般的筛选之后，分享中华大地上三种人性供给的体系。今天，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甚至是主宰中国的情况下，佛教文化很可能要和外来的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来分享人性需求的供给。
刚刚说到三种人性需求的应对，在物质文明方面，西方科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居于主宰地位。在制度文明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占据官方指导地位，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战。精神文明呢？我依然乐观地认为，传统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面临着以西方宗教为主的外来宗教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的三种人性需求供给状况。
我最后小结一下，人类文化的多元一体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甚至可以视为文化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规律。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多元一体不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的简单并存，也不是平面状态下的彼此尊重与平等互鉴。不同文化面对面的时候，多元一体的内在机制会使不同文化在应对人性需求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有限的角色竞争中，谁能够成为其中之一，谁就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否则，要么独处一隅，要么必遭淘汰。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三位一体格局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彻底瓦解，中国从老三教过度到新三家，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发生了突变，但三家角色定位依然处于碰撞磨合状态。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最好的机会去拓展地盘，但挑战重重，最终能否取得成功，还得百年乃至数百年之后才能见到分晓。要知道，基督教也有着十足的信心来占领中国这块精神几乎干渴的土地。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基督教和新兴宗教不断勃发、马克思主义占据官方主流地位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乃至复兴，只能从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适应与汇通中寻找出路。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任何一家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另外两家的呼应。在佛教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借助于佛教，儒家的复兴才能获得更坚实的平台。而借助于儒、道两家，佛教也可以获得更肥沃的生存与成长的土壤。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是蕴含儒道两家成分从而内涵最为广博、载体最为强健、理论最为深厚、实力最为强劲、普世价值最多、国际联系最广的一种传统文化，所以也是最有希望回归本位，承担应对人性当中的精神性和灵性需求的任务，继续创新和提升中国的精神文明，为中国人的精神净化、境界提升以及尊严维护和幸福营造，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李利安,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9月12日在学习俱乐部“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定位”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