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迫切现实需求的今天，十分需要以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内部结构、生成机制、传承路径，比较辨析各地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文化多样性，为认识、理解、运用文化传统筑起扎实学理基础。方志除已成共识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之外，其沉潜于历史深处的“建构地方文化传统”功能也十分重要。此一功能可从形塑和维系两个范畴来认识，通过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特征得以实现，其内在动力则来源于方志与古代农耕文明形态的一致性、方志的基本特征，士绅学者结合的方志修纂共同体，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缠结博弈的利益网络。对方志这一深层功能的揭示阐释，既是方志学研究的深化，也是对地方文化传统建构路径和实际场景的务实解剖和具象呈现。
关 键 词：地方文化传统/方志/建构路径
课题成果：本文系浙江省规划一般课题“古代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内在关系及其当代适用性研究(16NDJC251YB)”成果之一。
文化传统建构路径复杂，传承方式多样。以实证研究深入文化传统开展内部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比较辨析各地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文化多样性，是十分必要却相对薄弱的环节。综合考察我国历史上的修志活动和志书文本，发现其历代相沿、累世不绝，深植在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纽结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着无数士绅学者的思想结晶，传延着文化传承的不息文脉，提供着绵延中华文明的地方资源，承载着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身形，对一地文化传统的建构、传承和特征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是在中华文化传统视阈下考察某一特定区域地方文化传统建构路径和实际成效的适宜样本。
一、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①一姓之谱、一地之志与一国之史，共同构成古代中国的主要历史记载体系，并由此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态。与宗谱和国史相比，方志因其特殊的内在特质，而与地方文化传统形影相随。家谱记载的是家族的世系繁衍传承和重要人物事迹，具有数典认祖的家族身份认同作用，是研究家族历史现象的重要史料。国史所记乃重帝王一姓之史，“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②与之相比，方志所记超越于家谱仅记家族历史之局限、充实了国史疏于地方实情之不足，由此形成与地方传统的特殊关联，获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之功能与实效。此正如梁启超所言：“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③
关于方志功能，方志学强调的是“存史、资治、教化”三个方面；历史学则更重视其史料价值，主要集中于方志是一座尚未完全开发的史料宝库、可资深化各类历史研究的认识上。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中国社会形态和方志学的历史发展中，可见其在一地文化传统的建构、传承和特征形成中，以形塑和维系两个维度的功能形成独特路径，起到基础性重要作用。
所谓形塑，包括形成与塑造两个方面，主要就文化传统的实时性建构而言。前者强调社会创造、文明积累的自然状态，以客观积淀为主要方式；后者强调人为采用、编组的整合过程，以主观选择为主要方式。体现在方志中，前者主要是指一地所存之客观史料，后者主要指编纂思想、编纂行为与文本结果。
所谓维系，包括保育和传续两个方面，主要就文化传统的历时性过程而言。前者强调基因、层次、结构、特征等文化传统内部要素的构成、积淀、提炼、融汇的形态稳固；后者强调文化传统在历史时空中绵延传续、革故鼎新、子孙永继的动态延续。体现在方志中，更多地与方志的文献形态、内容承接、历代续修、集体意识、文化认同等相关。
形塑与维系两大建构功能的作用发挥和价值实现，一方面，在于方志植根于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则与方志的内在特征紧密相连。就前者而言，笔者已有《关于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内在关系的探析》④一文详加论述，此处不作具体展开；就后者而言，可从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四个方面加以分析，阐释其建构功能实现的具体路径。
(一)地方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在地基础
地方性是方志最为重要的特征，可称立身之本。被称为“方志始祖”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就是对越吴两地历史的记载。方志以一定区域为记述范围，遵循“越境不书”“全国通典不录”等区域性编纂原则。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我国现存8000余种旧志和社会主义时期两轮新修出版的各级志书，无论是省、府、州、厅、市、县、旗、盟、乡、镇等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的志书，还是工、农、人物、寺庙、山水等各类专业志，抑或学校、厂矿、公司等部门志，无不以特定区域为记述范围，体现出据地以书、反映“一方之情”的地方性特征。举例而言，据《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规划》，到2020年，上海要完成《上海市志(1978-2010)》、上海市级专志和区县续志三个序列的编纂出版工作，合计220部，其中市志143部、专志53部、区县续志24部，⑤均是据地而书之作。
从省至县以至乡镇村的方志编纂体制和数量众多的各级志书，以特定区域的地理形胜、风土人情等为筑基之本，并为之作纵横交错的梳理记录。既以独立之作全面反映本志记述范围内的地情，又以组织架构井然有序、内部结构密切相承、记述内容系统完整的多级成果，形成区域内行政层级分明又上下贯通、地域边界清晰又平行互动的文献系统和知识谱系的完整架构，对一地文化传统起到基础性建构作用。
(二)全面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内涵支撑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⑥的定位，要求无论何种层级的方志，其总体篇目框架都必须遵循“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横排纵写，门类齐全”的基本原则。面面俱到的篇目结构、各种公私文献的系统整合、周详赅备的内容记述，清晰呈现志书广泛涉猎、平铺直叙、包罗万象的基本面貌，一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料尽在其中，使得全面性成为方志区别于其他地方文献的显著特征，也是其优于其他著述的独到之处。
这种全面性体现于各级各类志书之中。就省级通志而言，例如清光绪《安徽通志》计350卷、补遗10卷，首设皇言纪，次列舆地、河渠、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10志。就县级志书而言，例如明嘉靖《仁和县志》计14卷，包括封畛、风土、学校、水利、恤政、科贡、人物、寺观、书籍等内容。即使小到村志也是如此，当代新修《连泉村志》即设地理、村民、经济、政治、文化5编28章。全面性记述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自创基之始以至皇图之大，自畿内之制以及边险之防炳如耳。考之天经，天经如是之灿也；察之地宜，地宜如是其辨也；征之庶类，庶类如是其蕃昌也。荷锄者农，横经者是，画疆布位，制度式昭，推而至于臣忠子孝、友信媍贞，更至于方外遗踪，避人遯世，无所不登，则也无所不著也。终之以华国之事，则云汉为昭，江河作势，先典册而后高文，如是其彰彰也。阅斯编者，可以揽盛京之大概矣。”⑦有关一地传统的基本要素、全面信息和组织结构尽在其中，呈现出扎实致密的内部关系，从内容要素的角度，为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提供了内涵支撑。
除上述资料性的收录记述外，方志的全面性特征还可从文本体裁和记述方式角度加以分析。方志作为“综合性文献著述”，以“寓观点于资料之中”为记述原则，故其记、志、传、录等诸种体裁，均强调作为“资料书”的客观性、真实性，以“述而不作”为原则。然而传统志书的序跋之文，新志置于卷首的“概述”，则都是具有研究、阐述性质的体裁，强调“既述又作”。编纂者在此陈述编纂思想，阐释发展脉络地方特色、时代特征、未来走向，以此宏观把控、深刻揭示一地全面地情和基本特征，呈现出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式的俯瞰与提炼，是全面性于更具本质意义上的深度体现。
(三)官方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价值引领
地方志的官方性特征，来自于其官修制度和官方主导的权威性。自隋唐确立官修制度后，历代都把修志作为官职官责，颁布政令进行统一规范。一般由政府提供物质条件、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才学之士编纂。故此习惯上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人士称为“纂”者。
隋朝统一中国，为了解各地情况，加强中央集权，普诏天下诸郡上报风俗、物产、地图。唐代设立专职管理图经⑧编修，明确规定编修期限和办法，将原定各州郡每三年编修一次图经的制度改为五年一造送，若遇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情况，则需随时报送。宋朝承袭唐制，多次诏令各地编修图经，太祖、真宗、神宗、徽宗等帝均曾诏修图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之先河。元代为编修一统志，督令地方政府组织方志修纂，形成各地志书屡修屡报的局面。明清两代均以强有力行政手段推行官修制度，形成严密运行机制。清代设有志局(馆)，省级志书以总督、巡抚领衔监修，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纂修，修成后需呈报上一级审查。民国时期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志及县志15年一修。官方修志制度传承于今，在前述《地方志工作条例》中，第五条即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
官修志书的权威性保证了修志传统绵延不绝，极大地促进和强化了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功能实现。地方文化传统并非纯粹自然、自发与客观的社会产物，其发生发展的方向、过程、品质和价值评判，均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导向、整合以至强制性规约。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重视主导和条件保障，为方志确立了坚守主流思想和正统理念的政治导向，赋予其政治能量并将之传输各地，成为方志形塑和维系地方文化传统的价值引领。
(四)连续性：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历史机制
就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建构而言，历史性的保育和传承更具绵延不息的意义。就方志而言，上千年相沿不辍的修志活动和志书文本，以连续性特征而对地方文化传统起到重要维系作用。
1.志书文本形式和记述内容具有总体上的相沿相似
传统农耕社会稳固的聚落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和文化习俗，形成了一个可以从容生活于其中的稳固传统，为志书文本形式和记述内容提供了相沿传承的客观条件。目前可见的志书体例、框架和记述内容，基本上都固化为“事以类聚”“横排纵写”等体例规范和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文习俗等内容部类。
2.一地各部志书之间的有机相承
通志类志书全面体现一地持续发展全程，自不待言。续志类志书也要求其必须上承前志下限，以时间上的连续记载构成志志相续的序列。新修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志》是一部上承1999年版《朔县志》的续志，该志以补遗、勘误等形式记述本志上限之外内容，以与前志关联相续。如第四十七编《前志补遗》章设“老城古建筑”“文化大革命”两节，前者以详实资料记述老城古建筑及其价值，后者对前志因客观条件所限未作记述的“文化大革命”做较为全面的补充，弥补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前志勘误》章对1993年重印版《朔州志》、1999年版《朔县志》、2008年重印版《马邑县志》作史料勘误修正，校正史实、修正传统。该志之“续”，不但是记述时限上的接续，也是本地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内在精神之续，是以“连续性”建构一地文化传统之志书功能的实践体现。
3.历代志书修纂相承不断，形成修志传统
中国是历史观念发达、高度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史志传统发达。“夫志，志也，志诸古所以训诸今也”，⑨修纂历史悠久和自成系列的志书成果，构筑起绵密悠长、连续不绝的修志传统。以江苏昆山为例，南宋时有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元时有至正《昆山郡志》；明代修志8部现存3部；清代修志10部现存5部。在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江南一带，一代之内连续多次修志，十分常见。镇江府属下的丹阳县、句容县在清代都三修方志，丹徒自顺治至宣统先后纂修7部县志。
正是连续性的方志编纂行为和志书文本序列，对一地历史作出胜过私人著述的连续记载，动态地积累、修正、调适、传播一地文明业绩，在建构地方文化传统上起到保育、传承的重要作用。尤其有意义的是，方志编纂中因受官修志书、乡土情感等不利因素影响，容易产生书美隐恶、拔高炫耀、曲意粉饰、自矜夸饰等有违秉笔直书原则的不良现象。方志的连续性以增补删削、勘误辩正、延续叠加、对比研析等跨时代的文本呈现，“举旧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实，或讹而相冒，或混而无别，或析而无当，悉厘正之。上下千余年，条列如指掌。”⑩赋予地方文化传统历经时间陶冶和养成的漫长修炼，通过用时间换效益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上述弊病和偏差，使地方性知识体系以至地方文化传统不断趋于客观、翔实、准确，育成更高品质的文化结晶，形成更为合理的历史形态。
二、方志建构文化传统的成效分析
经由上述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等志书内在特征形成的路径，方志在建构地方文化传统上多有建树。诸如门类设置的完整性，集聚一地事物，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知识体系；资料征集的广泛性，合成一地文献，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脉传承；内容记述的丰富性，汇聚一地社会活动，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生产生活秩序、基层社会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编纂行为的连续性，联缀一地历史传统，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化认同；编纂目的和作用的功利性，造就一地精神依循，形塑和维系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如此种种，均内化为地方传统的有机构成。以下从中择要，略作分析。
(一)型构基础性的地方知识体系
方志记述范围的广泛、内容的全面，特别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资料组合编纂方式，使志书呈现出事以类分、以类相从的类型化知识序列，构筑了类目清晰、结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为建构地方文化传统铺就扎实基础。
明万历《钱塘县志》主修者聂心汤阐述该志架构为“因义起例，厘为十纪”：“考城郭阡陌赋役食货，吾得纪疆；考湖山泉源形势络绎，吾得纪胜；考祠寺宫观仓舍，吾得纪制；考建茅胙土墟社革鼎，吾得纪都；考良令幕佐师儒，吾得纪官；考辟举科贡封锡，吾得纪士；考鸿硕名贤淑懿高行，吾得纪献；考灾祥风俗，吾得纪事；考古今艺林著述，吾得纪文。而仙释方伎与异事丛谈、寰中物外之奇，则以外纪附见。”(11)其中，因“访脉于黄考，访境于名僧，访古于宗彦。稍仿《水经》之意，因脉叙山，因山叙水，因水叙岩洞，因岩洞叙宫庐，摄小以大，行远以近，存其大都，附以咏歌，庶俾读者可沿支而得源，游者可按图而索胜焉尔”(12)，故专设《纪胜》系统记述景观源流谱系，构建起地理环境的知识序列。因“文以载事者也，事匪载则弗彰，言无文则不远。钱称钜邑，藻林艺海，媲美山川，郁乎盛矣”(13)，故专设《纪文》以赋、诗、词、记、杂著等建立文体和作品谱系，构建起艺文纪事的知识系列，彰显文以载道、事关兴废、可为后世实录的价值。因“纪征辟、纪进士、纪乡举、纪贡士、纪武试、纪楷书选，而以封荫附焉”(14)，故专设《纪士》梳理地方知识精英群体谱系，以明地方知识体系的传承载体与路径。上述“十纪”篇目框架的搭建和种种知识序列的构建，其意乃在于“彬彬乎博收约取，自相错综”(15)，以类目清晰的知识序列构成交错而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方志中的地方知识体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一部志书中封闭孤立、一成不变的存在。方志的连续性特征为其带来时间线上动态调整和纵向比较之机，不同时期志书重修、续修中的史料选择、增删、校订，程度不一地呈现出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印迹，形成“层累地造成”地方知识体系的过程和结果。例如明万历《南陵志》与以往旧志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篇目。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南陵建置沿革作重要考定，指出“南陵古扬州域，秦创名陵阳，隶之鄣郡。西汉改为春谷，隶之宣城。已而春谷改阳谷，又改南陵，而县名始定。”(16)
(二)强化面向大众的地方文化认同
在相沿连绵的修志传统中，地方历史之脉、乡土桑梓之谊、家国故园之情、乡里认同之心，均得以保育深固，是表达、交流和传播文化情感，凝聚地方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的途径和纽带。方志以阅读引导和情感浸润等柔性教化方式，将面向志书读者、特别是本地乡民传布、培育集体意识和地方文化认同落到了实处。此正如聂心汤在万历《钱塘县志》自序中所言：“维风莫大于敦俗，敦俗莫先于著教，比事连类，托物寓警，俾阅是编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财赋所以盈缩，人才所以虚实，户口所以登耗，风气所以淳侈，于以早见力挽，酌弛张而分轻重，此可以宣风教。”(17)
目前“资料性著述”的方志定义，实难涵盖古代修志传统的深切用心。在为明崇祯《吴县志》所作序言中，徐汧从有裨政教的角度对记述内容做详尽阐述：“凡山川、古迹，有关于贤人君子者，必书。道路、津梁，有便于人民者，必录。声名文物、忠孝节义，有本于风化者，必极其详。户口、赋税、力役、兵防，有系于国计者，必极其备。以至天灾、物怪所以警在位，僧宫、道舍所以聚游手者，无不周悉。”进而指出志书记述山川、古迹、亭榭、园林、人物、政事的目的，并非“以供文人之笔，客子之登眺”，而在于能使“有心君子，按图展志而叹曰：城池疆域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庶也，为官师者，若何以富之？若何以教之？”(18)徐汧为吴县本地邑人，崇祯朝赐同进士出身，兼任日讲官、翰林院侍讲、文华殿平台暖阁召对记注等多种职位。明末南京失守，徐汧作书戒二子，殉节而死，郡人赴哭者数千人。他序中有关方志修纂目的功用的阐释，体现了传统士人的文化价值观，也是其品性修养和人格魅力的反映。志书正是如徐汧般的士大夫们表情托志、寄语乡里、教化训导的理想载体，是凝聚基层社会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更深入的研读表明，方志中的民众教化、文化认同，并非只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常识宣教，实蕴含有基于文化道统的深层次价值内核。明嘉靖《仁和县志》修成，本地乡贤、曾任工部右侍郎的江晓为之作序，从学术思想高度阐述方志中的道统寓意：“盖以天道则星野载焉，以地道则疆域载焉，以人道则文献载焉。否则前罔攸征，否则后罔攸绎，志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这种“道统”观念切实地体现在志书的篇目结构和内容记述中：“首之以星野而天道昭矣，次之以疆域而地道昭矣，次之以文献而人道昭矣。群分类聚，纲举目张，而以纪遗终焉。亶哉!可与章往，可与示来矣。吾闻君子进则敷教以育才，退则敷文以垂世。敷教所以行道也，敷文所以明道也。”江晓以天道、地道和人道织就方志笼天盖地、彰往示来的文化网络，阐明了君子敷教以育才、敷文以垂世之行道明道的文化意识和责任担当。正是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架构严密的文化网络中，主修者沈朝宣以承续、弘化道统为己任，孜孜以求，笃志于此，“不畏难不避嫌而汲汲图之”，取得了“是以郡守嘉之，邑令赞之，而乡党亦乐道之”(19)的同声赞颂和集体认同。
(三)传承精英导向的地方文化脉络
传承至今的地方文脉是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干，方志中以人物、艺文、文献、金石、文物等篇目记载的内容，是对地方文脉的系统反映。地方精英群体是地方文脉的创造者维系者，也是方志修纂的主体。他们具有高度重视记述和传承地方文脉的文化自觉意识，并将之在方志中作出充分体现，由此传承地方文脉的精英导向，赋予本地文化传统以独特元素和鲜明特质。浙江宁波海曙区境内，历史上学风炽盛，名家荟萃，该志记述重互动、重传续、重师承，地方文脉的历史路径昭然若揭，占据一地思想文化制高点的的精英文化共同体得以树立。
1.在境内外人与人、人与事的互动中，记述一地文脉的时代盛况
该志《人物传》记载了黄宗羲、黄宗炎、黄百家、钱大昕等外籍人物的域内活动。例如黄宗羲传文主要围绕他与宁波的关系展开，记述他偕弟变卖家产集黄氏600人组成“世忠营”从张苍水宁波起义抗清、受万泰之邀赴甬讲学、登天一阁开启编目先河等事迹以及黄宗羲发自肺腑的“平生师友，皆在甬上”(20)的感慨。其中特别记到黄宗羲在万氏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讲学，“甬上学子同声相引，从者如云”，(21)为浙东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万泰、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传文，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黄宗羲在境内的各种活动和与诸位师友的讨论辩难、教学相长。
2.在家族的人际代际传承中，记载一地文脉的世代绵延
家境殷实、家族联姻、世袭封荫等原因，造成宁波历史上名门望族众多、家族性学术文化人才集聚与代际传续的特色。如虞氏家族从三国至唐初，正史立传者11人；史氏家族南宋时出了3名宰相、76位进士，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之说；清初万泰8子被誉为“万氏八龙”。该志关注并着力从人际代际传承的角度记述家族群体，以此彰显一地文脉的世代绵延。如记万氏家族跨越明清两个多世纪的深厚家学渊源，人才辈出，书香不坠，成为本地学术文化中坚，不仅是文化业绩的熠熠光彩，更是文脉走向的引领者。此外，史氏家族、秦氏家族、袁氏家族、舅甥三学士、一门五进士等，都是家族性人际代际交往传续的显例。
3.在学人学术的师承赓续中，记载一地文脉的薪火相传
学人学术的师承赓续，在志中也得反映。例如记全祖望以十年功夫续成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未完成的《宋元学案》辑补学案，三笺《困学纪闻》、续选《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等。(22)徐时栋传文中，特别记到他编纂《鄞县志》，“越五年，病重，执董沛手以志局事郑重相托，不语私事。”(23)而在董沛传文中，则记其赓续修志大业，终于编成《鄞县志》。(24)这些记述都反映了地方文脉薪火相传的历史实证，也是地方文化传统的有效建构。
(四)完成国家视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的地理、经济与社会等环境孕育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发展出许多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样态、特征和成就。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以其强大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吸取各区域文化优秀元素，形成诸如天人合一、重文崇礼、贵和尚中、自强有为、趋善求治等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汇聚成中华文化人文渊薮。在此大小传统的互动交流中，方志作用不可小觑，它以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独特路径，致力于国家意志导引的文化整合，彰明了其作为中华传统基底的内生性本质特征，深刻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特征。
1.以一统志编纂为文治之法，整合地方文化
元世祖修一统志，“开创明清两代编修《一统志》先例”。(25)一统志不同于地方志，它是以各地方志为基础的国家层面的综合性志书。每次修纂一统志，均必先修郡邑志以备采录。各地志书的集成汇聚，为一统志编纂打下坚实基础。此如清康熙《盛京通志》张鼎彝序所称：“我皇上宵旰图几，礼明乐备，追述祖功宗德，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来兹。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26)省志以下，市县均循此通例：“昔《大明一统志》之纂也，朝廷先期遣使采天下事实，吴江县奉文集耆儒开局于圣寿寺。”(27)
一统志的修纂，既是国家层面的历史文献整合，更是朝廷掌控各地地情、宣教安邦治国政治理念、沟通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地方文化整合的文治之法。其修纂过程既是国家政治理念、治理方式、教化旨意对地方的引导灌输，也是对地方文化的渗透化合。《大明一统志》明英宗序称：“是书之传也，不独使我子孙世世相承者知祖宗开创之功广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谨；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有所感发兴起，出为世用，以辅成雍熙泰和之治，相与维持我国家一统之盛于无穷，虽与天地同其长久可也。”(28)因此，一统志及其由此带动的全国性修志活动及其志书文本，以文献综合为契机，一次次地从国家层面整合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维系文化传统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2.传输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中央集权统治
方志与国家治理关系密切，在强化中央集权、稳固江山社稷中具有“资治”作用。封畛、制度、户口、水利、恤政、科贡、人物、艺文、风俗等，既是志书的记述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清康熙《畿辅通志》钱榖、董秉忠序称：“窃惟志，史事也；史，文字也。何与于治天下国家，而姬周以来，代綦重之乎？要以星宿灿列，天之文也；大河乔岳，地之文也；礼乐政刑、章程典则，人之文也。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治天下国家亦孰越乎是。志之讵容缓欤？”(29)各级志书中基于意识形态的编纂规范，有关皇言、封敕、教化、忠孝、节义等体现主流价值理念的记述，有关具体史实的褒贬评价，无不渗透国家意志，表达皇权尊崇，体现文化认同。例如明嘉靖《仁和县志》凡例规定：“志坟墓，以贤为主。苟非其贤，例不载入”“志寺观，固以敕建先后为序。其中又循境土分列。非敕建者例附于后”。(30)明万历《嘉定县志》凡例特别注明在《人物》卷中不仅要记“嘉言善行可法可传”，也要记“出仕者”即当代官员，因为“多扬其政绩，以斯人能效力于国家，则父母之邦有荣焉。”(31)
活跃于修志一线的官员士绅是主动以国家意志为依凭并在志书中加以贯彻体现的一方，成为沟通国家与地方、与民间社会的“中介”。他们怀揣忠君爱民理念和责任，担负文化传播责任，以方志为礼乐教化媒介，将大一统的价值理念推广落地。《吴县志》编例规定：“妇女节烈，幽芳必表，此圣祖令甲也。采风者首重之”，(32)自觉将记录传播道德理念摆在修志之首。明隆庆《长洲县志》顾存仁序称：“先皇帝宪古中兴，诞敷文教，于是濮阳苏侯祐至，以儒术饰吏治，始作吴邑志于嘉靖之初”，(33)言明修志目的在于“以儒术饰吏治”，主动秉承上意，服务统治，教化民众。
3.展现中央政府的“王化”过程与成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历代帝王的统治理想和目标。方志编纂从中原向边远地区的逐步扩展，如实记录和见证了国家统治向边疆地区推进的过程，展示王化所及的范围和程度，“圣朝统天络地，范围之以礼乐，弥隆之以政教，其典章文物之纪，舆图简册之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罔有阙失”。(34)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历史上称为“改土归流”，是中央政府实现和加强边疆统治的体现。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铜仁等地的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明廷派兵平定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建立土流并治模式。此后随着明廷统治的逐步加强，贵州逐渐纳入中央王朝控制之下。朝廷派出的流官“自觉实践儒家的文化理想，通过重文兴教、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措施，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吏’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师’的教化功能，将儒家大传统逐渐渗透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日常生活之中”(35)。这个以儒家传统化育边疆地区实现大一统治理的“王化”过程及其成效，在方志中有充分的对应体现。明嘉靖《思南府志》记录了“王化”之效：“思南，为贵阳属郡，僻在万山中。民性质俚，而俗尚简陋，古昔朴略之风犹存。入我皇明永乐以来，始革去宣慰氏，而设郡立学。于是，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矣。文教覃敷，民俗渐化。故士育于学，往往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焉。”(36)
同时，作为改土归流、经济文化取得历史性发展之后方始修纂的思南历史上第一部志书，《思南府志》得以成功修纂刊印本身，既是“王化”的见证，更是“王化”的结果，成为当地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事件。
4.为中华文化传统输送新鲜成份和养料
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将方志不同于正史的特殊价值归为6个方面：“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37)此六者，皆为方志可补正史之不足、呈地方之实情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加之方志代不绝书，不断汇编各地最新社会现象、史实史料，为滋育更新中华文化传统不断输送源头活水和丰富养料。
三、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多重动力
方志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动力，既来自于外部的社会形态、历史条件，也内生于其自身的基本特征，以及内外互动交流中产生的各种因素，形成多重复合的叠加效应。
(一)来源于方志与古代农耕文明形态的一致性
修志传统产生并植根于古代农耕社会，与农耕文明形态具有紧密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表现在多重关系领域，例如：志书相对封闭的记述范围、超稳定的框架结构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志书官修制度与崇尚礼制教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志书不断续修的连续性与深入人心的历史观念，修志所需的情感动力与乡土情谊和集体文化认同，修志所需的经济文化支持与乡绅阶层的稳定坚守，志书记述语言的质朴风格与实用性文化特征，大姓宗族生活经由志书转换为公共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宗法制社会形态等等。它们都表明方志与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具有高度契合的内部结构和基本特质，是方志获得地方文化传统建构功能的本质所在。
(二)来源于方志的四大基本特征
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连续性四大基本特征，是方志之于地方文化传统建构的内生缘由。地方性以特定地域为记述范围多层级据地而书涵盖全域，全面性以门类设置和记述内容充实内部结构，官方性以资治教化等政治诉求为编纂宗旨并基于国家意志引导整合地方文化，连续性产生相沿不辍的修志行为和志书文本序列。特定空间区域、多元内涵要素、核心价值理念和时间接续绵延四者的有机结合，赋予方志在特定地域内长时段伴随、观察、记录和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历史站位，由此获得建构地方传统的独特功能和通达路径。
(三)来源于士绅学者结合的方志修纂共同体
历史上的志书编纂，大多以本地官员、乡绅、学者为修纂主体，他们集职责、情怀、利益和话语权于一体，站定各自角色定位、发挥不同作用，形成方志修纂共同体。
士绅学者怀抱桑梓热情，承担修志职责，是修志活动的主体。张英聘统计了明代南直隶39部志书的修纂者身份，其中约26部由进士出身者主纂，1部由举人出身者主纂，5部由生员主纂，7部由教谕主纂。(38)他们为修志出力最多，各地修志都少不了要“询之耆旧”“诸生之博洽者共载笔焉”，明正德《新城县志》黄文鸑序记下了修志人员的具体分工：“命学子涂绂、李埙、璩中、潘翰，采诸未备事迹，增昔所无，续今所有。而去取则质乡衮李公泰、何公垕、陈公衮三大夫，删繁就简，黜驳登纯，殚精竭虑，越二载成编。”(39)不但如此，士绅学者还为志书刊行捐赠乐助：“方议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赞焉。乃与县丞铜仁卢君金、济南张君源、陕右张君珝，主簿香河孙君祥、典史东广叶君丛英，各捐俸为倡，而邑人好事者皆乐助也。”(40)
职责之外，来自年龄、身份、学问、经济、地位等的精英优势和文化特长，还赋予士绅学者在修志中的文化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在于宣教主流思想正统理念，以此长期维持乡土中国秩序，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转；也在于士绅特权不断得以确认并由此获得个人和家族利益。乡土社会精英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修建祠堂、牌坊、族谱、道路，救济族人等，以此回馈家乡父老、获得个人声誉、彰显家族地位。参与并推动志书编纂、决定志书记述内容、尤其是将本人及家族作为被记述对象载入志书，不仅积功当下，还可留下彪炳千秋的不朽声名，具有以文化话语权谋求私利的空间。前述为明嘉靖《仁和县志》作序的致仕高官、本地士绅江晓，不仅积极参与仁和县志编纂，而且也是志书记述的重要对象。不仅江晓本人，其家族父兄子弟中江玭、江澜、江晖、江圻、江铎等多人均成为志书记述对象，家族声誉与历史地位由此得以显著提升。相同的情况，在志书之中比比皆是。
(四)来源于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缠结博弈的利益网络
朝廷基于巩固皇家权力、强化地方控制、实行礼治教化、编纂一统志等目的而对方志的重视推进和实务操作，是体现在修志活动中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国家意志，此为志书编纂起始与终极的意图和目标所在；地方政府和官员因其守土之责、传统熏陶、文化修养和历史意识，特别是方志在掌握地情、征收赋税、兴利除弊等方面的实用价值等原因而产生主修动力；地方乡绅、宗族世家出于桑梓之情、个人声望、家族需求等缘由而保有持续充沛的修志热情。此三者综合交错，形成与修志活动的密切关系。因此，以地方形态出现的古代志书，并非仅仅是由一地行政长官主持的有关本地历史的记载，而是深刻受制于国家意志和本地士绅宗族文化话语权，并由此织成利益网络。三方利益主体于此中缠结互动、博弈角力、分化整合，形成内在运行机制，是为古代修志传统历久不衰的内在动力，也是方志建构文化传统的独特路径。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多次褒扬推崇、执政理念中传统文化元素的不断呈现，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母体的“文化传统”，越来越频繁地与政府工作和社会生活相关联。笔者认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根柢，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既是基础性的历史资源，也是现实中的发展动力，更是民族精神的中坚，具有毋庸置疑的当代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碎片化地研究其具体的枝节片段，甚至只是概念性地、口号式地、标语化地、标签似地对待“文化传统”，而不去深入分析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内部结构、生成机制、传承路径，不去比较辨析基于不同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多样化的地方文化传统及其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不去细致研究传统与人之间涵育、形塑、认同、超越等等共存互动的复杂关系，则不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政府诉求有可能流于形式，就是这“文化传统”本身，也极有可能离散为物质形态的“国故”或日益庸俗化、实用主义化的所谓“国学”，而使大道隐而不彰、晦而难明。
为此，笔者选择积淀深厚、与地方文化传统关联密切的方志为分析案例，揭示其所具有的“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功能，剖析其实现的路径、成效和动力，藉此以进入式的务实解剖，实证化地呈现“文化传统”建构的具象场景，力图为传承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地方性的观察视角和扎实的文献分析依据。
注释：
①《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章氏遗书》卷14《方志略一》，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3年，第293页。
②③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26、326页。
④陈野：《关于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内在关系的探析》，《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8期。该文主要从“宗法制社会性质与独特的方志文献形态、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方志编纂规范，教化式治理方式与维稳的方志功能作用、乡土情谊是修志传统的的情感动力、乡绅阶层是修志传统的文化推手”五个方面论述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内在关系。
⑤《“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工作进展”专栏——编者按》，2019年3月6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253144/n253137/index.html，，2020年10月10日。
⑥《地方志工作条例地名管理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⑦康熙《盛京通志》边声廷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⑧图经是地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文献形式，详见仓修良：《图经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127页。
⑨嘉靖《宁国府志》闻人诠序，宣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宣城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旧志序文选”，第855页。
⑩崇祯《吴县志》徐汧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82页。
(11)(15)万历《钱塘县志》聂心汤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一册，第10、10页。
(12)万历《钱塘县志》卷二《纪胜》，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一册，第63页。
(13)万历《钱塘县志》卷三《纪文》，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五册，第1页。
(14)万历《钱塘县志》卷六《纪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三册，第1页。
(16)《历代旧志选介》，南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陵县志》，黄山书店，1994年，第795-799页。
(17)万历《钱塘县志》聂心汤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1册，第11页。
(18)崇祯《吴县志》徐汧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82页。
(19)以上引文均见嘉靖《仁和县志》江晓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1册，第1-2页。
(20)(21)(22)(23)(24)宁波市海曙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海曙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71、2072、2078、2080、2081页。
(2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26)康熙《盛京通志》张鼎彝序，《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7)弘治《吴江志》莫旦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94页。
(28)天顺《御制大明一统志》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上)》，中国书店，2016年，第3页。
(29)康熙《畿辅通志》钱榖、董秉忠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30)嘉靖《仁和县志》凡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一册，第3页。
(31)万历《嘉定县志》凡例，《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611页。
(32)崇祯《吴县志》编例，《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91页。
(33)隆庆《长洲县志》顾存仁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92页。
(34)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35)廖荣谦：《循吏与教化：明代流官与贵州儒学建构——以方志为考察对象》，《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6)嘉靖《思南府志》洪价后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上)》，中国书店，2016年，第400页。
(37)瞿宣颖：《方志考稿序》，《方志考稿甲集》，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民国丛书》第二编第81册，第1页。
(38)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9)正德《新城县志》黄文鸑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794页。
(40)弘治《吴江志》孙显序，《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中国书店，2016年，第594页。
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