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理性看待大众文化
主讲人：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时间： 11月19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 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里乌有之乡参加这次讲座，我们也是期盼已久的。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大“醉侠”孔庆东老师，孔老师呢是第三次作客我们乌有之乡，前面两次，一次是在清华大学西门外，我们一个很破漏的一个地方，孔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论九三年与革命问题。第二次是在我们乌有之乡的原发地，北航西门外的一个地方，谈金庸的武侠小说。今天呢，是第三次，是在我们搬迁到北大附近以后，非常荣幸的多次邀请到孔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论“理性看待大众文化”问题，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孔老师开始。{掌声}
孔庆东：好像来的都是年轻的朋友，都是同学，感觉就像在北大某个教室上课一样。不过我想，今天呢，不上课了，跟大家闲聊几句。刚才主持人说到我前两次来乌有之乡（www.wyzxsx.com），那两次在乌有之乡胡说八道的内容，都在网上，在我的书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也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在谈别的东西。我最近是太忙了，我知道乌有之乡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不仅是在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性。大家看看乌有之乡那个电子杂志，看看乌有之乡几年来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大概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它实在是我们中国当下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它关注的都是这个民族，这个人类的走向问题。我很惭愧一直没有安排出时间来到这里来，离北大越近的地方，反而来得越少。大概又一年多没来过。本来定了这个月初，后来一直拖到今天。秋冬之际，我也是非常忙，今天呢，我也是还要出差。所以我只能简单跟大家交流一下，谈一点我的思考，然后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环境比较好，可能大家比较遭罪，比较委屈，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我上个礼拜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我还在北大讲，我不喜欢学生坐得一排一排规规矩矩的这种教室。这种教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古人是不这么上课的。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一排排坐？然后前面搞一个独裁者在那里讲，这种形式就是监狱的形式。就是把大家都当成工具，一堂课一堂课地灌输下来，奴才一个个就培养出来了。大家到了各地都是一样的，不论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的，更不用说今天连工作都很难找。今天是一个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众笑）大家到处拿着个人简历，打的好好的，不就是想作一个奴才吗？人家还不挑你，说不干，说你这不合格。我曾在北大开的几次会上，我都建议，我说我们北大现在有了一点点钱，要盖楼，我建议要盖一种新的教室，这个教室不是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面一个讲台，一个黑板，不是这样。我说能不能椅子是圆的，或者连圆的都不是，随便，屋里乱七八糟摆一些椅子，或者有一些椅子是转圈的，转椅，你爱哪个方向就向哪个方向。老师不是要固定坐在一个位置。大家就进来坐在这里，忽然有个人说话了，哦，那是老师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我说这个开头地意思是，我想谈谈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今天谈一个大众社会的问题。我也没有过多地结论，我只是来思考，把我的思考说一下，希望能和大家有所交流，便于大家来提出问题。
我们现在呢，是号称进入了一个大众时代，进入了一个大众社会。我呢，也有很多工作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从十多年前开始研究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那么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研究通俗文学啊？你为什么研究武侠小说啊？你为什么研究金庸啊？有种种种种的猜测，那个猜测我们不去说它。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你们都不理解我，人是不能这样说的。人呢，总是要把自己放的低调一点。你为什么研究金庸啊？我说我无聊啊，我品德低下。我认为研究不了高深的东西，你只能这么回答。
但是呢，这十几年来从具体的工作入手，我看到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大众文化的问题。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书，我们也出版了很多，也翻译了很多。那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么我们中国落后，到底落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中国不落后在高端，不落后在尖端，我们也不落后在低端，我们就落后在中间层面，中间这一层是落后的。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尖端，我们在世界上是能够排在前列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把人弄到太空去，我们中国能。我们能把一个个人弄上去，我们弄上去男的了，下面准备弄上去女的。这个我相信，中国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也都很尖端。尖端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不了解，但实际上我们走的很远。不要说现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就出了鲁迅。鲁迅这样的人，一百来年，世界没几个。美国你别看他牛，他拿不出一个像鲁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没有。他借助他的经济、军事实力，尽力的倾销他的文化，把他的文化放大一百倍给人看。放大一百倍之后还是没有鲁迅这样级别的人物。
所以说我们尖端是一点不落后的，低端我们也一更不落后。好多人老是上外国学什么东西，学习什么性解放啊，什么吸毒啊，什么黑社会啊，那些还要向美国学吗？中国第一。中国人坏起来也是天下第一的。中国人吃喝玩乐，什么腐败啊，阴谋诡计啊，这都不需要向美国学习，随便在我们犄角旮旯挖一勺就够了。所以说中国高低都是很厉害的。
那么说你中国这么厉害怎么还是不行呢？人家现在还是不承认你是强国，承认你是大国，不承认你是强国，你不强在哪儿呢？不强在中间这一层，被叫做大众这一层。我们有杨利伟上天，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杨利伟是怎么上天的，包括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科学知识其实很差，大众的科学知识其实很差。鲁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鲁迅到底是个什么人，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考试以后就忘了。所以大多数人对鲁迅没有什么亲切感，觉得鲁迅是一个冷冰冰的战士。我们一方面在奥运会上拿了那么多金牌，但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怎么样呢？包括我这样的人，还短身体好的人。这是耻辱，就是说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我们现在这个体育锻炼就完全为了奥运会拿金牌，你看北大那体育场都不让随便进了，踢球要花钱，这是什么世道啊？（众笑）我小的时候随便踢球啊，看谁家玻璃不顺眼，“梆”一脚踢过去了。现在哪有随便给你踢球打球的地方？你到哪块去玩儿，那要交钱。你这跟奥运会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发展体育运动，多拿金牌银牌”， 没有说过。金牌银牌是什么东西？宁可一枚金牌不得，而要人民身体好一点，少看点病。
我们中间这个层次在各个领域都是落后的。所大众文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突出，比世界各国都要重要。中央讲建设和谐社会，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大众这个层面上。关键和谐不和谐，是看大众和谐不和谐。说到这里呢，我就想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大众？这是我在考虑的问题。什么是大众？我们今天说的“大众”这个词，只要拿到学术界，马上就有学者推出各种各样的定义、概念，他说大众是这个，他说大众是那个。什么事情只要到了学术界，就永远说不清。学术它有一个自我的隐秘的宗旨——就是学术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性，因为这是它赖以生存一个重要前提。用古人的话说叫做“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不能随便告诉你，告诉你了我怎么吃法啊？这是学者们都心照不宣的一个潜规则。我这样说不是说学者们没学问，他有学问，但是这个学问，他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有一部分呢，是告诉了你，你也不懂；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些简单的道理就是学者们惴惴不安的：坏了，这事很简单啊！稍微一暗示，他们就明白了，这怎么办呢？学者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它说复杂了，一个简单的事情，非要拼命的把它说得复杂，随便的一杯茶，他可以写一千本书来论述，绝对可以写出一千本书，能够培养一万个博士——茶博士，能够培养出来一万个。这样就有了一个存在的合理性了。我们一个庞大的学者集团，年年向国家弄那么多钱，那么他们向国家生产了什么东西呢？而且其实越是这么搞的，越没有什么实质地东西。而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带，就在这个院子里，在旁边住着，中关村一带，大概有十万颗中国的高级头颅。这些人，他们在研究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却往往得不到国家的资助，因为决定资助哪个项目，这个决定权它不在学者手里，它在一些不懂行的一些外行手里，所以我们这个学术就搞得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众这个问题，你不要到学术界去也就不要拿到学术里去讨论。我可以去，因为我要去和他们战斗，搞清他们的武器。你不用去。那么我们可以从否定的角度去看大众社会。很多人一听大众社会就说好啊。每个时代都推出一批新的概念，新的词汇。20世纪以来呢，大家都认为新东西就是好的。不知何时起，新就成了一个褒义词。大家要有种警惕，啊。一些被我们看作褒义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不是古来就有的。在古代，老，旧才是褒义词，自从有了“新青年”以来，新就成了褒义词，新青年，新小说，新诗。新的变成好的了。我们需要警惕。比如现在 “大众社会”这个词一出来，新的，大家很容易认为是好的了。
更有一种思维，认为大众社会就是民主社会，这个尤其需要警惕。我们一百年来都在呼吁这个民族，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到共产党，几代共产党，没有一代革命者，领导人，统治者不重视民主，不呼吁民主。即使做得很专制。即使蒋介石做得的很专制，被叫做“独夫民贼”，他主观上也要民主。只不过认为火候不到，他也好似要搞民主的。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民主的希望。所以你看不清当前问题时，就要往上一个时代去看，现实的答案就藏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我们现在认为大众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还是被概念所愚弄，觉得大众就代表大多数。我们可以去想想文革，文革是一个民主社会吗？文革中的悲剧是怎么产生的？今天关于怎么看文革，成了我们社会思想斗争的一个分水岭。我们由二十多年前党的一个决议全盘否定文革，把文革说得一团漆黑没有一点好处。凡是对历史进行不公正评价的都要遭到反驳，于是终于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人民勇敢的站出来，为文革翻案，为文革说好话。一个极端必然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有一些人要说文革是全面的好，把文革说得非常伟大。但是我们客观的讲，文革时候肯定是有很多坏事的，有很多悲剧的，这是事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悲剧。文革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到来啊！
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反对文革的时候，他用来反对文革的思维恰恰就是文革思维。比如有的人说你孔庆东是文革过来的人，所以你的历史是不纯洁的，你的思想是不纯洁的，你是专制教育下长大的，意思就是你有原罪。他的说法好像是很公正很时尚的，我们是阳光下长大的啊，我们是民主社会长大的啊，我们是读着English长大的啊，所以我们是很纯洁的细胞啊，你文革过来的你不干净啊，所以我们要反对文革。你看上去他好像能自圆其说，可是你看看文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人恰恰是这么说的，他的这种论断，这种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恰恰是文革逻辑。文革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文革时说你小子是旧社会过来的啊！你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啊，你不纯洁啊！你根儿上就不对啊，我们是生在阳光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我们是纯洁的啊！文革中那些很幼稚的红卫兵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两个时代是惊人的相似。再往前倒，民国的时候人也是这么说的，你小子是从清朝过来的啊，我们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啊，所以你是有罪的啊。历史有时候是很悲哀的，历史经常被我们发现没有进步，没有改动，而且可能是越来越愚昧。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就被人们忘记了。
文革应该说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初衷。文革的初衷，今天恐怕很多人终于可以理解了。理解真理，理解历史，听学者是没有用的，有的时候光看书是不够的，必须现实提供了足够的、丰富的条件。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掌声）昨天在我的博客上有一个混账说，他在朝鲜生活过，知道朝鲜民不聊生的情况。我在博客上没有时间和他纠缠，我只说了一句，你懂得什么叫民不聊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还指责别的国家民不聊生，无耻！（掌声）你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中国的老百姓还怎么活？中国有很多人活得很好，中国有几千万人都活得非常好，这个我承认。几千万人在中国占百分之多少？几千万这个数字只能拿到国外去吓唬鬼子。我如果告诉你中国有十亿人没法活，鬼子还不震惊死啊！我在韩国生活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过一次小的战斗，他们说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大概一万多人。哇！韩国人说这了不得啊，死了一万多人，他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万多人死了是什么场面。我就忽然感到两国人民对数字的感觉是天壤之别。我说可能是我比较残忍，中国人觉得死一万多人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们两千多年前就活埋过四十万人（笑声）。长平之战嘛，长平之战就坑杀四十万人。所以说今天中国死一万多人中国人真的没什么感觉了。这时候我觉得有点惭愧，可能是我心灵不够善良。他们也说是啊，中国人对数字的感觉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说我们经常有死亡几十万人的战争。这样的战役是很多的。
就是对这个数字的感觉，那么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活得很不愉快？多少人活得不爽？多少人在委屈中活着？那么我想如果说委屈活得不爽的话，绝大多数人活得都委屈，包括有钱人、有权人，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使人不爽。你有了钱也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有的钱，本来就使你高兴不起来，然后因为你这个钱的来源不正当，所以你还要受到别的力量的控制和操纵，所以中国有钱人也活得不愉快。工、农、兵、学、商可能活得都不愉快，真的愉快的人是很少的。然后不愉快我们还要装的很愉快，怕出事啊。所以行行业业都团结起来，莫逆于心，大家每天就故意的互相煽动，咱们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啊，真啊真高兴（笑声）。所以我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是决不看春节晚会的。我非常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反感春节晚会。他说你为什么看，我说我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的，我看了要写文章批评他（笑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大家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我是很难受的，我看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恶心，特别是开头那几个节目，粉饰太平那几个节目，实在是太恶心了！也许就在这个春节晚会开幕之前几分钟这个国家还在砸死人，矿井下砸死人，派出所里捆打死人，还在发生着，但是只要春节晚会一开始，哇，一群傻孩子放出来，就说这国家怎么怎么好。这真是有时候令人发指，只能不去想。你不用到西部去，就在东部的一些山区，一些偏远的地方，北京，你到那门头沟去看看，你就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样的民不聊生，什么叫民不聊生才知道。聊，是依靠的意思。民不聊生，就是活着没什么依靠，没有任何安全感。
你以为你在北京大学旁边听课你很幸福吗？你走出资源宾馆，随便路上过来一个什么人把你打死，可能就白打死了。然后如果被媒体发现了，媒体还要说你不懂法制，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呢？就是这样。不要说你，我也一样。我出去了随便被人打死了，都很难摆平这件事。你没有一个安全感，你不知道去依靠什么，我们大家曾经依靠的那个东西被人家打碎了。被人家打碎了以后每人拿一块儿拿家里去了。拿到大块儿的那个人他很高兴，但最后他发现他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自己也失去安全感了。当今中国一个亿万富翁就有安全感吗？一样没有，不然为什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把钱转移到国外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有些人说，一定要再来一次文革。而且就理解了当时为什么要有文革，文革不是谁能够发动的，你给我发动一个看看。你不用发动文革，你就发动一帮人到北大办公楼前坐着，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你发动十个人。如果没有十个人心里有这种欲望，你是很难发动的。个人很难发动起来，人只能火上浇油，你不能凭空的去搞一个乌有之乡，那是搞不起来的。文革之前中国只不过是出现了一点这样的趋势，如果跟今天比，文革之前的形势那算什么，那还算腐败吗？不算腐败，只不过刚刚有一点不公正。一些曾经的革命者，认为革命胜利了，他们就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老子今天终于可以吃红烧肉了。其实也没干什么事，一个人打了天下，他想多享受一点老百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理论和现实脱节了。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去，他们家的孩子用公家的车送去。也不过就是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情况。
那么人民，还有一些真诚的共产党，他认识到这个趋势不对，这个趋势是危险的，而且旁边已经有一个覆辙就是苏联。苏联后来的跨掉，在六十年代就冒出了端倪，在六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就脱离了人民，就开始腐败。所以中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所以可以说文革有一个伟大的初衷，它是要想彻底的解决一下中国的问题，革命的问题，最高目的是解决人性的问题。人为什么非要这么自私呢？人不自私行不行？人可不可以通过不自私的道路同样达到现代化？人一定要你撕我咬的在这现代化道路上匍匐前行吗？能不能团结一致，用《龙江颂》的精神实现现代化？我近两期的博客都是借《龙江颂》在谈一个问题，《龙江颂》的精神它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在今天简直听来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大旱之年，谁都想让自己的田地里有水，可就这么一点水，这个村子有几百亩高产田，但是山后另一片地区有九万亩水稻田，让这个水通过自己的田地，淹掉自己的高产田，救活山后九万亩粮田。今天哪个村子能做到？因为我们今天的体制不允许你做到，今天的体制就不让你做到，我们今天何况去说，我在我的博客里说，今天不要说让水，就是让你争水，都没几条臭水沟可争了，水全都污染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是危机四伏，文化危机、粮食危机、石油危机、水危机，……没有水啦，他还争什么。怎么没有水？首先是从否定龙江精神，否定雷锋精神、否定焦裕禄精神开始的。所以眼看着这么一个辉煌的大厦一片片瓦一片片瓦的崩溃下来，今天把雷锋拿下来，明天把刘胡兰拿下来，等等。那么我一次谈刘胡兰的时候，还有人说，刘胡兰为什么（这个这个）成了烈士啊，说（这个这个）因为她年纪小，（这个这个）敌人拿枪一吓唬她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敌人认为她宁死不屈就把她给杀了。
我们今天就是理解不了人性的高贵的一面，高尚的一面。就是只要一个人成了英雄，就一定要用卑劣的动机去解释他，就是这个时代不能理解人性任何高贵的一面。一个人平时都是凡人是庸人，可是在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可能是少数，他会焕发出高贵的一面来，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但是我们今天恰恰就是不能理解，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谁说今天是宽容的时代？今天是非常专制的时代，专制得你必须用卑劣的动机去理解一切人的言行。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说你一定有一个个人动机，而且他是恶性循环——既然这样说了，大家就觉得算了，何必做好事呢，做好事大家都不理解我，都说我有动机，那于是大家就成倍的去做坏事。的确，做好事太难了，一个好事往往有一个很好的初衷，但是过程中就会发生混乱，文革恰恰就是这样。文革有一个了不起的初衷，有一个伟大的目的。但是这个东西一起来它就要触动成千上万人的利益，很多人去革别人的命的时候是朝气蓬勃的，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怎么办？革命者里边是分很多很多层次的。有的革命者，像澎湃这样的革命者是烧了自己家的房子去参加革命的，因为他家是地主；还有的革命者就是像阿Q一样的革命者，他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想的就是抢人家的东西。鲁迅先生说的非常清楚了，把这个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抬到自己的土谷祠里边，（是吧，）谁家的老婆长什么样都想好了。革命者之间的层次是天差地别，革命好不容易胜利了，阿Q肯定是要做老爷的，阿Q要做钱老太爷，这是他的梦。
那么，现在如果要再来一次革命，就是说一次真正的革命到来。这个真正的革命，我党的大部分同志是不理解的。在毛泽东看来，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教导全党的，但有很多人都认为老毛这是谦虚，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随便的比喻，不重视这句话，觉得意思就是谦虚谨慎呗，以后小心谨慎，好好的维护新政权呗。他并不能从本意上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这句话不是比喻，他就是真的，取得全国政权不过是换了一个政权换了一套国家机器而已，人没有变啊。50年的人和49年的人有什么变化吗？50年的人和48年的人没有什么变化，人还是那个人，一个人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他还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什么变化。取得全国政权只是革命获得了一个平台。以前是要革命不行，日本鬼子来侵略，蒋介石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我们现在一说就是什么60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蒋介石那个时候，年年饿死那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蒋介石那时候哪年不饿死人啊？蒋介石怎么成了伟大的人物了呢？真是奇怪得很，共产党那时候救活了这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你看看49年多少人口，你看看79年多少人口，就知道了，这人口怎么出来的？蒋介石那时候年年生育率那么高，怎么老是四亿人口啊？那等于生一个死一个，所以人口是不增加的。所以夺取全国政权只是获得革命的一个条件，真正的革命没有开始。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是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人要修身，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思想，我们仅仅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这条发展线上看是不够的，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的继承。你看马克思列宁什么时候讲过个人的修养？马克思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没有！可是你看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他为什么就宁死不屈？江姐、许云峰，他们的举动是谁教给他们的？刘胡兰、董存瑞，他们的行为是谁教给他们的？是马克思吗？不是，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他们可能都刚刚扫了盲，什么都读不懂。他们怎么有这种烈举的呢？是谁给他们的？当然是孔子、孟子。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想的是舍生取义，只不过今天的这个义是共产主义信念，是救国救人民，为了这个就值得去死。这跟马克思没多大关系，马克思是描绘未来世界的一个美好图景。所以这个人性差别这么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有一个条件来建设人性，改造民族灵魂。这就是我的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历史使命，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搞文学是干什么的，以为我们就是搞风花雪月。那恰恰不是中文系干的事，那都是一些其他专业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干的事。你如果认为中文系是研究文学的就错了，我们中文系大多数不搞所谓文学，中文系的人搞的都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这是中文系的一个潜规则吧。所以如果有一些可爱的同学考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说我喜欢徐志摩，我马上说肯定不录取你啦，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中文系。
可是呢，这样一个改造民族灵魂，改造人性，光有一个政权是不够的，夺取了政权了又掌握了政权的这些人的素质是有极大的问题的，素质是不够的。而且建国之后，你以为建国之后就是新社会了吗？它只是新政权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意识没有什么变化，人还是自私自利的人。这个翻身的贫农分到了土地他就想当地主，有机会他就剥削那些竞争失败的人。所以五十年代好不容易取得了短暂的和谐社会，然后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一些失败者又要给人家去打工，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合作化运动。旧中国经济为什么不强盛？就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国家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纳税人那里来，对吧。所以必须纳税人富强，国家才能富强。可是旧社会是怎么样呢？把千千万万应该纳税的杨白劳剥削得一干二净，他无税可纳；那应该是黄世仁纳税吧，黄世仁勾结了官府不纳税。所以国家是没有钱的。国家有什么钱？国家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钱，又被“四大家族”贪污了去，所以这个国家她才积贫积弱。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他抓住了大众社会最核心的问题，解决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关系。解决了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国家就富强了。黄世仁这样的人就要枪毙，杨白劳这样的人让他有生产自救能力，他就有纳税能力。他有纳税能力，劳动能力，而且他生的儿子可以参军保卫这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战士哪里来的？还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杨白劳的儿子？他们为什么愿意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么，很容易，很简单的道理。
大众社会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建设大众社会的这个实践早就开始了，而且早就有成功的范例。如果这个人民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动员，他就不爱这个国家。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啊，它是不太重视国家这个概念的，我们古代的圣贤不太重视国家，我们古代圣贤鼓励人直接面对宇宙，个体就是直接与宇宙对话，人生于天地之间——我们一说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从来没说人生于朝廷之下，圣贤是不讲这一套的。所以中国人呢不太容易爱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努力要做的一个事就是让人民爱这个国，对这个国家有感情。可是人民要爱国对这个国家有感情，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他首先要求国家给我做点事，他先看这个国家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我才爱你。否则的话那个爱国都是一个口号，都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上。你看五十年代这个国家给人民做了事，人民就爱国了。爱国抗美援朝之后，东亚到现在五十年的和平，这个国家经济一下就有起色了。我们现在老说58年大跃进等等等等，你看到58年跟49年比一下这个国家强大了多少。我们现在一说大跃进就是大炼钢铁，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什么小钢炉啊，什么大食堂啊，想的全是那些负面的。你有没有看看经济统计数字，有没有看看1958年我们的钢产量真的有多少——去掉那些吹牛的，剩下的有多少，你就知道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这成就里当然有吹牛，去掉了吹牛的部分，仍然了不起。你看看那个样板戏《海港》，《海港》里的马洪亮唱的：“看码头，好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这是小钢炉能炼出来的吗？这不是小钢炉能炼出来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企业、大工业，你看看我们国家那时候的万吨轮，装载着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去北欧，去非洲。《海港》这部戏的主要矛盾就是一艘去北欧的货轮，是为我们国家赚取外汇的，和一艘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麦，这两艘船的矛盾。谁说我们不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是跟北欧做生意，赚外汇呢！只不过我们觉得支援非洲革命更重要，阶级敌人在这里面混进了玻璃纤维，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它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经济形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从62年开始好转之后，62年中央确定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连年农业大丰收，工业产值使劲往上蹿。我们现在知道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数字很快，改革开放成就很大，数字确实增长很快，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以前就增长很慢，以前增长得更快！我们从49年的时候，连制造肥皂都很困难的一个国家，到了人造卫星上天，这才用几年时间？这就十几年的工夫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以10%以上的数字在往上蹿，这不得了！何况我还没有记人口的增长，那人口是撒着欢儿的增长！人口得这么算，你光看人口增长，绝对数字还不够，你还得考虑到人均寿命，由四亿五千万人口，平均寿命三、四十岁，到增长到七八亿人口，人均寿命六十多岁，这是多么了不起啊！这是人间奇迹！自古没有的人间奇迹！
可是生活刚一好，也就是六十年代生活刚一好，马上就出现要两极分化的趋势——马上就要出现。而且这些官僚衙门，就开始——用当时的话说，叫“镇压群众”，不许群众提意见，开始打人、捆人、抓人，这些事情比较多，当时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矛盾。国内矛盾比较严重，加上国际矛盾，就是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当时实际上是把所有的智慧都发挥出来，才能在这个“地球村”上巧妙地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付内外的压力，重新获得和谐，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背景。
可是文革这么大的运动一起来，各种力量它都要加入进来，就像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你说我们谁是反改革的？没有。大家都是赞同改革的，文革的时候也一样，你说谁是反文革的，大家都是革命派，都把对方打成保守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每人拿一本红宝书，都能找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就像古人引用诗经一样，谁都能找着词句。曾经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呢，全国流行说任何话之前，先说一段语录，引用一段语录。姜昆有个相声，叫《如此照相》，讽刺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并不是文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就是有那么一段儿 ，很短的时间，在一些大城市流行，在一些单位流行，所以它很有意思。据说有一个连队，年终总结，连长总结的时候念一段，指导员总结的时候念一段，伙食长总结的时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嗨！又亏了！’”。指导员说：“你胡说八道！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他说：“请翻开毛选第二页。”一翻开毛选一看，哎，真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那些小商人、小商人一到年终总结的时候都说‘嗨！又亏了！’”毛主席还真有这句话，每个人都能找到依据。我们通过这样的笑话就知道，一个严肃的运动，它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它会变味儿，它会变质，它会被解构，被调侃，最后它会偏离它原来的初衷。
文革在一起来之后，各方面的力量都加入进来，所以说文革是有一个鱼目混杂，泥沙俱下的过程。它虽然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的开端，但它有一泥沙俱下、鱼目混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不好研究，没有办法客观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客观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话语权掌握在文革的敌人手里，我们今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对文革的否定。我们这几代领导人，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于对文革的否定，即使他心里认为文革是对的，他也不敢说，在知识界也完全是这样。在知识界，在文化界，反对文革的人控制了主要的话语权。你比如说，我在此时此地讲的这些话都不能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如果哪家主流媒体敢发表我今天说的话，他就是不想吃这碗饭了，那就是“老子豁出去了，我就把孔庆东的话发表！”，他就是不敢。所以我们今天对文革，没有办法在主流媒体上，去客观的去评价，我们想的很多事都是稀里糊涂地说的。没有人去研究武斗是谁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是毛吗?是周吗？是江青吗？是林彪吗？到底是谁搞的武斗？毛泽东明明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当有些红卫兵去部队抢解放军的武器的时候，解放军的武器是那么好抢的？你到部队说，把解放军给缴械了，把一个团队的解放军的武器拿走，解放军还不给你呢！你有什么办法？是谁命令解放军把武器给他们的？就好像当年说“九•一八”的时候张学良不抵抗，是谁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这些问题都不能研究，甚至都不好暗示，都不好去说，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朦朦胧胧的，反正是很混乱，混乱之后就会导致后面的结局。我也没有想清楚，我只能说文革有一个慷慨悲凉的结局。
文革当然是有成就的，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文革的时候一方面进行着那么深刻的思想斗争连同改造，同时经济上取得了那么惊人的成就！文革除了66年、67年、68年经济受到影响之外，从69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很快，甚至达到10%以上，你看看七十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们国家每过十年，这人民生活水平就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七十年代的时候，少数城市家庭有了电视，黑白电视，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人们每天都是在用当时能够获得的物质手段去享受，比如说我所在的城市—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有人说我们是十年浩劫，我就不同意了，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就不是浩劫，起码70年以后人们过的是非常幸福的生活，男人成天考虑的就是怎么打家具、打沙发，女人没事就织毛衣，女人天天织毛衣，互相交流各种花样，上七针，下八针，都是这样的，而且那时人民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下岗啊、医疗啊、住房啊，什么压力都没有，一天就是家常里短，可以说过的比较庸俗，上级让开什么会就开什么会，让批判谁就批判谁，打倒邓小平就打倒邓小平，打倒“四人帮”就打倒“四人帮”，人民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文革的结局离它的初衷是比较远的，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它使中国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民，自己是有力量的。如果是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喊了一嗓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光站起来不行，1949年中国人民，你要说站起来也可以说是站起来了，大家是踉踉跄跄的站起来了，肚子里发虚，腰也挺不直，一身的病，就像老舍写的《龙须沟》里的那些中国人民。经过了文革，人们终于感到，我是有力量的，你党委书记我可以揍你，你厂长我可以踹你，人民是有力量的。我们今天给我给文革定的一个罪名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文革的罪名之一，但是我们冷静的想想，党委怎么就不能踢开？为什么党委不能踢开？你党委是个好党委，我们就拥护你；如果党委不好呢？问题是很多的。今天中国为什么存在着强大的反腐败力量？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又使我们想起了文革，苏联为什么会垮掉？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为什么没有一股强大的反腐败力量，任凭金融寡头操纵？那里才真正是民不聊生，为什么？就因为他没有过文革，他不曾有过这样一场普遍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他的人民没有被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少数学者们垄断着，在大学里研究着，跟人民离的很远。文革是自上而下的进行了一场思想普及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它会走样，人民水平比较低，各种各样的理解。各种各样的理解不要紧，他最后总有一些收获。总的收获就是，我虽然是一个老百姓，我也有说话的权利，你镇压我的时候，我说不了话我就忍着，只要我能够有机会，我就出来说几句。这就是力量！真正有了当家作主的力量！
所以我们混乱不可，看文革都是一团漆黑，抛开那些悲剧、阴暗面，哪个时代没有阴暗面？哪个时代都有。你说一个时代有非正常死亡，任何时代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果你统计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你敢说少于文革？你敢说二十一世纪的非正常死亡就少于前几年？你敢说时代越来越好吗？你不敢说。我们现在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不能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最后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就变得没有是非。
可是呢，文革这样的状态，我们说今天终于可以看清，它不是一个民主的理想社会。文革中，“民主”这个词它出现频率很高，说那种大民主，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是乱世，文革那种民主不是我们想要的。刷一面墙大字报，揭露一个人的罪恶，然后大家就相信了，就把这个人揪出来，可能揪对了，但也揪错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受冤枉，受委屈，有的人自杀了。那么我们所要的民主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很多人认为今天这样好象是所谓的民主，那么在我看来，今天显然也不是。看看今天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跟那个文革时期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何其相似！看历史，看时代发展，一定要看到它惊人相似的一面，任何人上演过的事情，它还要再上演。要看新生事物，一定要找到它的前身，它是谁变的？你要找到它是谁变的，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东西是开天辟地是新出来的，阳光下是没有新事物的，比如说中国自去年以来这个博客发展比较蓬勃，很多人在探讨什么是博客？好像认为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博客”这个东西，它很像大字报，它不像大字报吗？大字报好像是自由的，谁都可以贴，不加任何限制，都可以贴。但怎么有的人贴完就没事，有的人贴完就被抓起来了？跟博客是一样的，有的人让你开，有的人不让你开，有的给你删掉了。
今天其实我们遇到了又一次“群众运动”。所以我说怎么对待大众社会的来临，要不喜不惧，不要过分高兴，以为这就是民主社会了。“文革”的时候，有些激进派就非常高兴，以为经过几年“文革”，以为中国人就变得特别好了，变得特别纯洁了，对革命抱有太多幻想热情的人往往最早激情就熄灭了。所以鲁迅先生说：“‘极左’最容易变成‘极右’”。人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文革”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抗日战争刚开始的“速胜论”一样，认为日本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很快就可以把他们打败，通过几个“百团大战”，几个台儿庄，就把敌人给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同样要警惕，以为我们是在走向民主，我们不能走向民主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在走向民主。苏联垮掉之前，有多少次苏联领导人都宣布他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但是中国作为旁边人，就看的很清楚，明明你这个社会越来越腐败，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他的共产党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列宁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电气化加上土豆烧牛肉”，他们说你看现在我们电气化了，家里边也用上吸尘器了，可以经常吃土豆烧牛肉了，他认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结果没想到恰恰是垮台的前期。我们今天一样要警惕。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怎么样面对大众社会？我觉得就很像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要么你就不发言，只要发言就会有对立面，有人爱你，有人恨你，你会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是有水平的，大部分人没有水平，跟你胡搅蛮缠，这时候你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就想到毛泽东说的话。毛泽东讲，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永远是泥沙俱下的。你不要崇拜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是总体上来说的，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多数群众的眼睛都是盲目的、盲人摸象的，你必须能够组合群众的目光才行。不能盲目地去崇拜群众，群众经常会冤枉你，群众经常被误导，群众有的时候是“愚众”，要勇敢地承认这些，然后你才能平和的对待群众运动。受了群众的委屈怎么办？你要想这是正常的，群众是永远委屈精英的。他即使说你好的时候，也是把你说得花儿一样说你特别好，其实你根本没那么好，群众是带感情色彩的，你对他好一点，他们就把你说得不得了。
其实“毛主席万岁”根本不是毛主席自己煽动的，是群众非要这么喊，没办法，你不让他们喊他们不过瘾，他们只有喊这个才行。给老毛没带来什么好处，带来的全是限制自由，老毛这个人就是想自由，但自由不了。他多次违反组织纪律。有一次在天津开完了小会，实在想吃“狗不理”包子，非得跟警卫员说“你就让我吃一个吧”，然后混进去坐在一块，包子还没端上来就被人认出来了，那人大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哗”，迅速的十几分钟，周围的街道都堵满了。天津卫戍区出动精兵强将，把老毛拽出来了，回到政治局受到严肃地批评，以后严禁他再有类似的举动。人民就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人民就是不理性的，人民表达爱和恨都是这样，所以不存在一个理想化的大众。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知道了，看看阿扁啊，阿九啊，他们演的这个戏，这就是所谓的大众，所谓的民主，它很好玩，很好看，我们在海峡对岸隔岸观火，是目前最好的一部电视剧，收视率超过《暗算》，它是《明算》。台湾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不存在冷静的、客观的大众。
我们每个人既是大众的一员，又要想办法克服自己的大众身份，这是我们活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说老百姓、说大众的时候，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使着相同的洗发水、香皂，喝着一个牌子的咖啡，看着一样的书，穿着一样的牛仔裤，我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但是同时你又想我们把自己从这个群体中拔出来，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人啊，一方面要跟别人一样，一方面又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优越感，找到自己优越的地方。你看人家上海人，上海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这是很好的，他们有一个精神支柱，比如说他在北京的表哥来看他了，他就说：“我们家乡下来人了。”（笑）广东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一个湖南朋友去看他，就说：“我的北方朋友来看我了。”其实那朋友就在湖南。北京人更有意思，北京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笑），你看那骑三轮车的两人聊天，“嗨，你跟老百姓一般见识干嘛呀？”（笑）他认为别人是老百姓。你看这个人啊，他能够本能地去找一种优越感，活在大众社会你要找到自己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不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应该通过自我反思来达到。
这里我想说说几个伟人他们怎么看大众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怎么看大众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每到时代混乱，需要转型，就出现一个怎么动员人口，怎么对待人口，怎么对待活着的同胞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而且孔子说得很绝对：“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人是有两部分，一种是“上智”，上等的智慧者；一种是“下愚”，下等的、愚昧的人。孔子说“上智”和“下愚”是不移的，是永恒不变的。过去我们对孔子的这个言论呢，认为是反动的，大力批判。特别是我们新社会尊重劳动人民，尊重工农兵。你看孔老二多么反动啊，他把劳动人民都诬蔑为“下愚”，而且是永远不能翻身的“下愚”。我们“批林批孔”的时候，这是孔子的差不多排在前面的罪行之一，孔子除了“克己复礼”之外，这个罪名是很严重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由于我是劳动人民出身，虽然我是孔子的后代，但是出身比较贫寒，其实我对“批林批孔”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孔子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但是同时对这句话是比较反感的。我当时反感孔子的有几句话，一个是这句话，还有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我觉得我班上的女同学是很好的，（笑）怎么成小人了？
对“上智与下愚不移”，那么我后来，慢慢的，也是近些年我重新思考，我想孔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不像我们批判的，所讲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今天看看，首先看看孔子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今天号称是一个普及知识、普及科学的时代，但是我发现不论你怎么启蒙，不论这个社会教育怎么发展，永远存在着知识落差和智慧落差，这个真是不变的，真是千古不变的，永远有成千上万的人，他是不可理喻的，他没有办法提高自己。再有呢，“水涨船高”。当所有人都具有了小学以上文凭的时候，只具有小学文凭的人就成了文盲；当所有的人都具有了初中以上文凭的时候，只具有初中文凭的人就成了文盲。大家可以整体向上移动，但是这个落差不变，永远存在我们跟华罗庚的差距，我们跟鲁迅的差距，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着“上智”和“下愚”，这真被孔子说对了。我们如果想改变它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自欺欺人，就是给所有人都发大学文凭，多办大学，扩招、再扩招，灌水、再灌水。我们可以跟世界吹牛，说我们一年培养了全世界最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现在博士生不够了，现在全要博士后了，赵本山同志就很不理解，你怎么落在后边呢，应该往前赶，（笑）争取当“博士前”，（笑）不能当“博士后”。这个调侃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贬值了。当一个导师带50个博士后的时候，那博士后还是个人吗？跟“放羊”一样，那就是“放羊”、“养兔子”。我前些年写的一篇调侃的文章只是 说“现在研究生像兔子一样，一窝一窝的”，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是硕士生，没想到现在博士后都是一窝一窝的，弄得国家赶紧颁布一个规定说博士后不是文凭，不是学历。说这些都没有用，所有东西都贬值了，所以现在的一个博士可能不如过去的一个本科生。你看看“文革”时候，还有“文革”以前，我们培养大学生是很少的，但是一个是一个，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个专家。现在你敢说一个博士生是一个专家吗？不是。我们浪费了那么多的青春年华就为了要这张纸，有什么用啊？骗自己，骗父母，骗国家，骗女朋友，最后耽误的是大家的时间，没有什么用。
“上智与下愚是不移的”，该愚昧还是愚昧，该不懂还是不懂。但是它造成了新的一个危害，就是他明明不懂却以为自己懂了。人与人之间全都平等对话，这是错的，不同水平的人怎么能够平等对话？所以有位老师就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像我说得那么明显，他表达了这种隐忧——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要跟学生平等对话，在老师眼里这学生可怜得很啊，什么都不懂，他却理直气壮地来跟你争论，你还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人格。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矛盾，老师耐着性子跟你解答一个非常愚昧无聊的问题，最后受损害的是谁？是学生。因为你的心态不正，你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知识。什么叫正确的知识？就是你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老老实实地以无知的面孔向老师诚诚恳恳地请教问题，像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序》里边讲的，学弟子对老师的态度，弟子对老师的态度就要非常恭敬，非常谦卑。我们经常说在韩国，在日本，在朝鲜，学生对老师是这样的态度，其实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态度。比如说在朝鲜——有人说朝鲜是专制社会，我再给你补充一个例子，朝鲜是专制社会——在朝鲜，学生向老师提问，如果老师回答不上来，是学生的责任，你提的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一定是你提的问题有问题，是你刁难老师。在韩国在日本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这样的学生也是同样被人在心里认为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提出一个问题老师不能回答呢？你向一个数学老师问化学问题，他当然不能回答，那是你别有用心。老师是讲《四书》、《五经》的，你为什么不问《四书》、《五经》？就是说老师跟学生的态度问题。
孔子讲得好，“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孔子讲，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孔子这里讲的小人不是道德上的贬义，是说你的文化修养不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孔子说：“安。”去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叫“安”，人要“安”，社会要“安”， “安”就是安于我这个现状。现代化是反对“安”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让人安定，只要你一“安”，就会说你安步当车，裹足不前，说你没出息，没有竞争能力，你就要被淘汰，现在就鼓励人们像疯狗一样往前跑。
古人讲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国君就好好当国君，是臣子就好好当臣子，你是国君就好好当国君，是臣子就好好当臣子，是父亲就当父亲，是儿子就当儿子。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顺序都要打乱，儿子要跟父亲梗着脖子说话，要教训父亲；单位里跟领导可以随便拍肩膀。你到西方国家去，没有这种情况，没有人跟董事长，跟总经理随便拍肩膀。只有我们可以跟系主任、跟书记拍肩膀，好像很平等，过后他该收拾你还是收拾你。把这个秩序要搞乱，孔子讲，这个“安”它很好，“安”了之后，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是一个少尉，我怎么能跟上校平等呢？我这个上尉，我就老老实实见上校，我要鞠躬，我要敬礼，就完了。是吧，人不要僭越，那么这是孔子的一个态度，对待大众的态度。这个态度呢，我觉得从孔子的角度上讲，可以说是坦荡的，光明磊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代要批判孔子，这也是他一个很确凿无疑的罪证，因为他公开的、开诚布公的讲，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差距的。其实恩格斯也讲，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要大于人和猴子的差距。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猴子的还要大，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法对话，你非得让他们平等，最后非出事不可。最后一定会出事的，不能平等就不让他平等才是合理的。要鉴别，我在这里不是宣扬人和人要不平等，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要承认知识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你让人家残疾人跟正常人去市场经济上去竞争，表面上是让他们平等了，实际上你是害了那个残疾人。我们现在都是搞弄虚作假，“残疾人”不许管他叫“残疾人”，编很多好听的名目，你编来编去他不是还是残疾人吗？是吧？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照顾他们呢？你越是避讳那些词，越是增加他的心理负担。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鲁迅对待大众的态度，鲁迅对待大众的态度是有改变的，是有变化的，但是呢，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态度就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过去在革命时代把鲁迅举的很高，但是我们谁都能意识到，鲁迅好像跟革命，跟我们讲的那个革命是有差距的，并不完全是同一条轨道上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这个革命是把工农兵的地位抬得很高，把群众的地位抬得很高。可是你看鲁迅的文字，他经常攻击和批判的就是群众。我们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伟大的战士，不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鲁迅主要的力量不是批判统治者，鲁迅的主要力量—鲁迅他也骂过国民党，骂过北洋军阀，但不是占他文字的主要部分。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孔庆东你怎么不骂政府啊？你是不是怕政府啊，你怕死啊？我说我不怕死的时候你没看见过，我说我没事干嘛要骂政府呢，我为了显示我英雄就要骂政府啊！鲁迅的主要力量他不是骂政府，鲁迅的主要力量是骂两种人，一种是学者，一种是大众。骂政府其实很容易，就是逞血气之勇，算好了自己可以不被枪毙，啊，或者不想活了，算好了自己可以被枪毙。就是说这很容易的，你跑到大街上喊“打倒蒋介石”，这很容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英雄的人，是敢跟群众作对，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群众这个力量是最大的，而且是盲动的，你敢得罪你们全楼的邻居吗？这才是需要勇气的，是不是？你骂一句温家宝其实没什么，其实没多大危险，你骂你身边那些普通的人，这才是危险的。所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丁石孙当校长，丁校长说我最不敢得罪的是我的司机，他说的可是一句大实话，这司机可是不敢得罪的，那比李鹏还要厉害。所以这个怎么对待群众？鲁迅他就勇敢的对群众，他摆出一幅冷面孔。
其实鲁迅在生活中对人是非常好的，非常友善的，他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学生，一个贫困的青年，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他是很好的。但是他对这种大体上的，这种抽象上的群众，我们看看他写的阿Q，写的祥林嫂，写的《孔乙己》里面咸亨酒店里面的那些人，《药》里面茶馆里坐的那些人，看看鲁迅是怎么描写这一群人？就知道鲁迅他的忧国忧民，他忧在哪，他就忧在这群人身上。鲁迅想的是，这样的一群人，革命了又能怎么样？他鲁迅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的犹豫太多了，他想的太透了。在这个方面，他比毛泽东，比周恩来都深刻的多。毛和周他们的伟大不在这儿，他们如果想得像鲁迅那样深刻，他们就没有那么强大的革命力量。鲁迅他事先想得太远，他不但想到了革命，还想到了个革命胜利以后，他一想他就泄气了。“啊，老子流血牺牲完了以后，你们这些人当官啊？”他不干。他一想将来当官的有什么红眼睛阿忆，有什么华老栓、华小栓，还有祥林嫂也混个妇联主任什么的，你说这鲁迅他心里能高兴吗？所以鲁迅他没有实际的革命激情，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战士，所以他对群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
他后来是听到一些苏区的消息，听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读了一些苏联的书，他开始对革命产生了一些想法，改变了一些想法，但是他主体的想法仍然没变，他对群众的总体态度还是这样。，因为鲁迅的这个想法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个问题，在中国最艰难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提高大众，即使我们同意鲁迅这样一个态度，其实我也经常怀着跟鲁迅一样的心情。但是我们沿着伟人的目光再往前看一步，你想，你不能总这样吧，一天到晚总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好像自己多牛，“我这 ‘哀其不幸，怒气不争’。”那你是谁啊，别人看你也有缺点啊。谁都有缺点啊。那中国不能老这样，总得有做事的人，得有这种儒家精神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其实共产党就是做了儒家这种事情，继承了儒家风范。共产党就是做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党就是要全面提高中国大众的素质。这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讲的就是我们将来新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是科学的，是民族的，是大众的。我们今天应该说去重新体会这段话，他特别重视大众这个群体。
其实蒋介石，国民党他也在构想中国的蓝图，为什么他那个计划就失败了呢？他那个计划就是不考虑大众，他老是贬低大众。其实毛泽东讲“我的心跟鲁迅其实是相通的”，蒋介石他也不可能完全不理解鲁迅，其实我觉得鲁迅讲那个“哀其不幸，怒气不争”，蒋介石可能不一定希望老百姓“争”，他不希望老百姓抗争，但是他对老百姓，觉得老百姓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对老百姓就是收拾，他认为老百姓就是没有教养，中国人一盘散沙。比如说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最近我们在前一段搞了“八荣八耻”——现在不搞了是吧，“八荣八耻”呢，我不知道这谁出的馊主意，初衷很好，但是编的太长，谁也背不下来。我有一个很偏执的观点，凡是我孔庆东都背不下来的东西，肯定不能推广。我觉得我的智力还不错嘛，我都背了好几遍都背不下来，别想让孩子们背下来。其实当年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就有点 “八荣八耻”的意思。凡是中国人不讲文明礼貌，不讲卫生，上街男的把衣服脱了光膀子，鞋在后面踩着走，中国人是到处都是随地吐痰，反正中国人就是有很多陋习，走路是乱走的。蒋介石就规定，这个人应当怎么活着，要讲文明，讲卫生，出门要穿衣服，把扣儿都系好，最好拄个棍，叫“文明棍”，他认为这就叫“新生活”。而且说这个中国人走路都是乱走，不行，以后都要一律右侧通行。他这是强行规定人民要怎么样，可是他这强行规定他就推广不了，因为这个人民他不自愿阿，他们不理解。不要说人民不理解，各个省市的领导人都不理解，蒋介石说人民要右侧通行，山东省委韩复渠就不理解，韩复渠说蒋委员长脑子进水了，人人都是右侧通行，那左边谁走啊？他想的非常好，都走那边，这边不就没人走了这个。省级干部都理解不了，你怎么让老百姓推广。所以蒋介石这个用心我也承认它是好的，他自上而下搞这样的改良不行。其实我想，毛泽东的心里真的认为人民群众那么高大，那么了不起吗？也未必，毛泽东这样一个贯通古今的哲人，他不可能那么简单，人民群众比他还高，不可能。但是他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的策略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给民众主体感，不是我来教育你怎么成人。是说这个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是给你打工的，我是仆人。我们今天如果计较这个字句呢，可能还是不通的，老实说道理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在策略上是成功的，策略上是成功的，就是他知道了大众的能动性问题。
我最近讲大众文化的时候注意到，西方的学者啊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比我们中国要深入的多。以前是法兰克福学派占主导地位，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就很类似我们中国的这个鲁迅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讲，这个大众是被动的，大众都是愚昧的。这个在我们中国作为知识分子来是很容易接受的。我们看大众是很容易被媒体操纵的，不存在这种所谓客观公正的媒体，越是现在所谓这种大众社会，媒体可能就越卑下。因为媒体是经营的，媒体要赚钱，媒体有个人利益。如果说媒体为谁服务，就是谁给他出钱他给谁服务。政府给他出钱，他为政府服务；大款给他出钱，他给大款服务。你们十个哥们儿凑起来办一张报，它为你们十个哥们儿服务。不存在客观的媒体，所以媒体要想方设法去忽悠大众，大众就是日夜在这种媒体的喧嚣声中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大众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就是这样被动的，被诱导着。一会让你买这个香皂，一会让你买那个洗发水。大众就这样去了。所以我们看大众的愚昧有时候很令我们失望。我是在学校里面带了这么多年，我也有的时候，有这种失望感，就说看一个冥顽不化这样一个人，怎么办？简直没办法。大众这么容易轻信一个事情，媒体煽动人，煽动的这事情越简单，越容易成功；你讲的道理越深刻，越不容易被接受，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呢，最近这些年来，学术界有个英国伯明翰学派，有一个新的主张。那么我可以推荐有一个叫费斯克的学者，费斯克他写了一本叫《理解大众文化》，那么他讲了大众文化的另外一面，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西方学者里面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一派，其实西方的学者，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只要是有点出息的，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过去把他们叫做修正主义分子，就说我们过去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我们过去批判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学者，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今天我们看来呢，今天我们不叫修正主义了，叫“西马”，是吧。今天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西马”，“西马”也是马克思主义阿，你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发展的话，那修正主义也是一种发展。他可能是修正对了，也可能是修正错了，但起码他是在努力的探讨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那么其中现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尽管在我们中国已经基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其实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觉得毛泽东思想了不起。
最近国外理论动态上又有一篇美国一个著名学者的文章，讲毛泽东的发展理论，可能是指导当今世界的一个理论。大家有兴趣建议大家去重读一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指出“怎么发展现代化的问题，怎么处理各个阶层的问题，才是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那么这个菲斯科就讲，大众不仅仅是被动的，大众有创造性的一面。大众作为个体无力抗拒强大的话语霸权，但他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巧妙的给你解构颠覆，给你变化，再从中放进自己的意义，慢慢把你这千里大堤腐蚀掉，所以大众最后对文化有一种反作用。菲斯科还强调了大众的能动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大众是混杂的，里面藏着精英，但是主体上有盲动性，但也有革命能动性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要用理性的、辨证的态度对待大众和大众社会的来临。我们在大众社会中应该采取陶渊明的态度，不喜亦不惧。不要狂喜，不要以为革命要实现了，你想象中的美好目标快要到来了，永远不要这么想。人生总是解决一个问题，新的问题又到来。但是也不要害怕，群众运动它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过程中经风雨见世面。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生长的环境过于好了，国家太强大了。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不腐败的共产党保护着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安全感那种的感觉，没有。那么今天挺好，真正的经风雨见世面了，很多事情在书上学是没用的。你必须亲眼见过社会主义什么样，然后又见过资本主义什么样，见过人性善，见过人性恶，最善的，最恶的你都见过了，人是什么样的你才有了把握。你再去读书，再去思考，这个时候你才觉得自己活得真充实啊。活在这个时代你很自豪，你才觉得我既是大众中的一员，跟着大众唰唰往前走，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头脑，我又跟他们不一样。我在某些方面跟他们一样，有些方面跟他们不如他们，有些方面我很强。如果能有很多的人，占相当的比例的人这样去想，并且实际中处于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一种良好的大众社会。我们不可避免的在一些事情上被别人操纵，我虽然这样讲，但我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受人操纵的。假如我去买一块香皂的话，我不由自主地要买广告上宣传的那块香皂，但是我能够意识到，就可以了，就是你意识到这不是我的聪明才智，不是我的独立思考，我知道我是在受广告的操纵，这就可以了。这就说明你是一个清醒的人，那就在一些其他事情上，你就不会被它操纵，在对自己的生死存亡，关系攸关的问题上就不会被它操纵。以上所讲是我最近对大众文化问题的一点思考。我思考它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大众文学，研究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影视文化，武侠小说，网络游戏等等。我是为我的工作做的一个理论思考，我的工作没有必要展开在这里给大家讲，我只是把我对大众文化的理论思考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欢迎大家提问也欢迎大家批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鼓掌）
提问阶段
主持人：孔老师把他的想法系统得给大家做了介绍，因为四点半的时候，孔老师后边还有一个别的活动安排，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留下半个小时进行交流。
提问人A：我也想做女士……孔老师您好，大家下午好，有一个问题我在十月份的时候问过文化部部长，他来光华演讲的时候，也是关于文化的问题。我说，六月份的时候有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他研究中国文化的，跟我聊天，他说：“中国的电视节目，严肃的怎么看都怎么搞笑，搞笑的节目怎么看都很严肃。”我想就他的这一番话你能做一点你自己的看法吗？因为孙部长他给我的答案很客套。谢谢您。
孔庆东：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评判，我还说这个人的说的话怎么很像我的风格。让我评判也是这样的评判，但是总归一句话，中国的电视节目水平质量都太低下。就是说可看的节目比例太少，虽然表面上看几十个频道。每天晚上如果看电视的话，就是换遥控器的过程，不断地在那哗哗换台，一晚上把所有的台都看完了，顶多有一两个可看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这个下午说大众社会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提到很多，实际上人家给了你自由你不会用，因为思维都被限制住了，没有几个新的想法。我有时候也去电视台参加栏目的策划，一去想法都一样，没有什么突破。就说人自由不自由不是跟别人要来的，还是萨特的那句话——“自由的人在监狱里也是自由的，不自由的人在旷野里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你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跑。人，自由是一种能力。
提问人B：孔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书市上那些书鱼龙混杂，我不知道选择哪一些书，我想让你推荐一些书，比较有实用价值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您说的大众文化，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像我等之辈其实也是茫茫众生，大众中的一分子，有很多事情也会随波逐流。比如说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当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也许我心里知道这种选择是不对的，我心里有这样一种信念，但是面对这样一种选择，我自己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可能必须要跟他们选择一致，否则我可能被这样一个群体所排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问题，主要能够在大众中会产生这种从众的心理这种情况下保持自我，而且还不能够被那些人所排斥，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谢谢。
孔庆东：第一个是读书的问题。我建议是读三种书，第一个是经典著作。人类虽然书多，但是经典著作没多少。我估计全世界的经典著作加起来也就几百本。人一辈子是可以读完的。一个学者是应该读完的，如果不是学者的话，你想法读其中的50本到100本。这些书不用我推荐，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推荐的书，人所共知的那些书，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读。就是这些书，你把他读到50本以上，肯定你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是要读经典著作。第二是要读专业书，就是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你把你自己那个领域里的东西读了，这个就是你的吃饭之用，谋生的基础。第二要读你专业的书，这个就看你是什么专业了。第三要适当地读一些热门的书。就是这个热门书可能是将来的经典，也可能迅速被淘汰了，它是不一定的。经典一定在某个时期曾经热门过，至少在一个时期热门过。你比方说卡夫卡的书，当时每人读，后来不就热了吗？它热了之后才能经典啊。比如梵高的画，当时不值钱，现在不是值好几千万吗？它一定要热起来才能经典。所以要适当的读一部分热门的书，别人知道的事情你不用了解很深，但是大概知道。比如说我不喜欢周杰伦，但我知道周杰伦是干嘛的，而且知道他的大 舌头的特点就完了。就是你要知道这人干嘛，怎么回事，大概留一个入手，留一个插销。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跟别人选择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还是推崇孔子的态度。孔子在回答生活态度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叫：吾从众——我跟大家一样，我随大流。我们今天是一个强调有个性的时代，但是人不能够在每个人问题上都有个性。人，我认为在多数问题上要随大流，要跟别人一样。人家一天吃三顿，你也吃三顿。人家大不了一天吃馒头大米，你不要非得尝试吃一顿玻璃。除非那个方向有你的特长，一般的问题上都要跟别人一样。不要穿奇装异服，在个人世界上都是力求自己有个性，最终你被发现那不是个性，这跟个性没关系。你在大多数事情上随大流，才能保证在少数问题上显出你的个性。这个时候你就不怕别人的压力了，因为你在多数情况下是跟别人一样的。我证明我不是一个精神病，我不是一个另类，那么我在少数问题上有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一个宿舍里五个同学，有四个都谈恋爱了。剩下一个我就不谈恋爱了。我就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但是如果你所有的问题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就顶不住了，社会要来管你了。
提问人C：孔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个人怎样可以客观的判断自己是个“下愚”还是“上智”呢？假如把自己判断为一个“下愚”，那么该怎样选择，该听听哪个上智的？该相信那些是“上智”的？该听谁的？
孔庆东：嗯，好。这有内外两个判断。一个外在的呢，我们社会有很多考核，很多考试；另外一个是自己内心的判断和比较。那么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这是我们古代圣贤的态度，而且这个态度是比较保险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比自己的实力要低，你能跑8秒5，你说自己能跑10秒。要放这样一种态度，比如说你在北大排第100名，你要说你自己排第500名，而且真的去这么认为，不是光跟别人客套。你心里边真诚地说：我还不够，我还不够，我还要差一点。这样去想，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提倡人要谦虚的，提倡谦逊的。你不要管世界潮流什么样，世界潮流就是吹牛。那你不管，别人爱吹牛吹去吧，吹牛让别人吹去吧。我们自己还是要低调地判断，低调地判断自己。你比如说孔子，他对自己就是低调的，他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学而知之的。他说像自己这么学习的人，这种水平的人也有不少。他有很多场合都是比较低调地处理自己。包括鲁迅，他们都是这样的。不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下愚，上智下愚是两个比喻，中间是有很多台阶的，有很多层次的。你不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等的程度。我觉得在中国，你能上大学，就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人，是一个优秀的分子。尽管大学招生了，灌水了，水平下降了。但是总体上说能上大学的还是少数。你想我们13亿人口啊，你先这么想，中国13亿人口，我能排到前3亿吗？这样想你就有信心了，我能排到前3亿，那就行了。再想，我能排到前1亿吗？我能排到前一千万吗？这个时候要小心啦。不要贸然地认为自己能排进前一千万，然后再讲能够排进前一百万。去这样想你会获得幸福感，你不会因为一次小小的挫折而去跳楼了。那些跳楼的孩子是比较可惜的，他没有自己去……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已经是佼佼者了，已经怎么活得都很幸福了。怎么还有那么想不开呢？这样去判断自己，然后再加上那些考试成绩。这样能够得到相对客观的结果吧。
提问人D：孔老师，首先我感谢您给我很多启发。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跟您讨论一下，我看一个学者说中国文化比较比较尊上，西方的文化比较尊重农民。这样也就导致了最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西方历史不一样，包括现在的制度。您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其次，第二个，我跟您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见解，您刚才好像说学生应该对师长比较敬畏、比较谦卑的，而且不能提老师不能回答的问题。
孔庆东：我没有说这个，那是说那几个国家。
提问D：那可能是我没有听出您的话里的讽刺意味或者什么的。
孔庆东：不是讽刺，不是讽刺。（众笑）我只是说他们那几个国家做的是最极端的，我们中国不一定要那样做。但是也不应该走到另一个极端。
提问D：那您觉得说我们对权威应该有挑战精神，比如说他的一个论点我可以去挑战他，跟他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对培养一个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他的创新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孔庆东：好，我先回答你后一个问题。 这个你说对权威应不应该挑战，当然应该挑战了，但是怎么挑战？挑战不是口气和态度。你看看扬振宁和李振道是怎么挑战爱因斯坦的，毕恭毕敬。爱因斯坦训得他们像孙子一样，但是你拿出成就来爱因斯坦就高兴了，这就获诺贝尔奖了，这才是挑战。我们现在有什么挑战吗？我们现在挑战都是骂人。有什么挑战？都是就你这东西狗屁不是，我的比你的强。在我们中国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二十年来没有什么世界性的成就。你看看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助教和讲师是怎么对待教授的，你看看郭沫若的助手、陈寅恪的助手，你看看邓稼先的助手，今天也都成了大腕了，成了大师了。大师是这样走出来的。
我上北大，教我们古代汉语的一位老师，我们觉得水平非常高，觉得了不起，后来一打听，就是王力先生的一个助手。后来了解多了，王力先生写的著作很多就是他修改的，王力先生作为那样一个语言学大师也免 不了有错误，他修改了王力的那些东西，那他仍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助手，连讲师都不是。现在他是中国古汉语著名的权威。就是说这个挑战应该和态度要分开，挑战不能体现在态度上。
第一个提的问题的那个观点，是八十年代很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八十年代主要要找中西差距，一定要找出一些东西来说西方是怎么怎么做的，中国是这样做的，不对。所以人家西方比我们发达，中国就落后了。我当时可能也受这种思潮影响，但我现在不这样看了，因为大量的史料告诉我情况不是那样。西方古代他比我们要专制的多，都是尊重上级、尊重长辈，而且他们做的可能比我们更过分。西方所谓尊重平民，不过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而且这个尊重平民不是上等的人他主动要来尊重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达了，平民有钱了，第三阶级产生了，必然要尊重。我们中国在宋元以后平民地位也自然提高了。因为平民有钱了，也有消费能力了，人有消费能力自然就提高了，所以才有《卖油郎独占花魁》，卖油郎凭什么独占花魁？小商人有了一点点钱，他有条件去独占花魁，所以在文学中他能够成为主人翁。
西方之所以曾经打败过我们，这里原因很多，决不是一两条规则能够推演出来的，也不能说他打败了我们就证明他比我们先进。起码目前史料证明他打我们的时候，比我们落后的多。他是打完了我们，把我们的钱抢去了，他才富强起来。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事实。
这里有个纸条说“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抨击我，我这次有回应吗？”我一般不回应，我也没看这篇文章，一般我也不看，因为批评我的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没看懂我文章的人（众笑）。真正对我有批评的人那都在我们本单位，他们当面就跟我交流了，不会用这种方式的。所以这种文章我一般都不看。
提问E：孔老师您好，刚才听你讲座有个细节，你说你最讨厌孔子的两句话，另一个就是“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那么你现在是否还认为这句话有道理，还是反感？说说原因，谢谢。
孔庆东：就是我们现在对待古人的态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我们在八十年代的那个态度就是强烈的疑古精神，“怀疑”的“疑”，因为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嘛。就像刚才那位女同学提的问题，我在二十年前就这么想，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拼命的从一切材料里找中国的缺陷，来证明中国怎么怎么不好，认为这是继承鲁迅精神——就是批判国民性嘛，努力去找中国不好的一面。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批林批孔”仍然是一种疑古的思路，就是去找古人的缺陷，证明今人的对。那么今天的这个学术发展，更多的从疑古转到了释古，“解释”的“释”，就是我们去理解古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把女子与小人并列在一起，这小人还不见得是道德上的小人，就是说没有水平的人。我们今天肯定是不赞同这样的声音，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赞同这样话。但我想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他这么说了之后，当时的圣贤为什么不讨伐他？怎么孟子、庄子、老子都不反对呢？而且那么长时间人们都引用他的话，你像“子曰”那个什么什么的（众笑）。说明他的话在当时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勇敢的先抛开女权运动，男女平等这些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先抛开这些问题，先假定这些问题是存疑的，我现在不知道男的、女的谁高谁低，是否应该平等，我就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再想想鲁迅当时的现实，女子和男子到底有没有差距？就是孔子讲的是一个本质的东西还是一个现象的东西？如果孔子说女的地位没有男的高，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吧。第一个这是现象。如果他再要往深说，说女的做出的成就没有男的高，这也应该相信吧。第三个说女的比较小心眼，心胸不够广大，这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承认，但多数人还是承认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先抛开这个东西，先不要去用道德去评判。如果我这么讲了我会受到抨击，首先女人们都抨击我，我就没机会找女朋友了，（众笑），首先不能这么去想。
孔子勇敢的指出的是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再去分析这个事实是怎么产生的。即使在动物群体中雄雌是有差别的，狮子里面干活的都是母狮子，公狮子比较懒，但别的动物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雄雌肯定有分工上的差别，分工的差别导致智力体力都不一样，最后导致社会分工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游戏规则，而不能落实到道德批判的本体上。不能由此说女的永远不如男的，你没给她这个机会，她就不如男的。而且要放在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看，我们今天不论怎么提倡男女平等——我说一句大男子主义的话——我们今天仍处在父系社会，不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父系社会。首先人类是分两大块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母系社会呀黑暗了几十万年，（众笑），你们妇女欺负我们男的欺负了几十万年哪，我们翻身才六七千年的时间。是不是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们要报复你们，一定要报复下去，这都是那个客观发展，是那个新石器造成的，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么。就是这个铁器的发明、青铜器的发明，它给了这个男人一个翻身的机会。以前那个机会我们没有，伏羲、女娲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只能在这个背景下调整，尽量做到和谐。和谐不是平等，我觉得老毛哇，这个问题思考的不够细、不够深刻，他只是大的战略性的讲一个男女要平等，所以他给人造成男女要一样。老毛自己说过男女要一样，这个“一样”才是有误导性的。男的和女的是不应该一样的，男女要和谐，我觉得这个“和谐”这个词是又一次跟儒家思想接上线了。和谐是对的，而且不同的男女组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家里谁说了算，这要看这个家里的智力分配情况。不一定要规定是男的说了算还是女的说了算。应该说谁说了算对这个家庭最有利，由这个家庭自己去决定，不要一刀切。我们“五四”的时候为了反那个男权，然后要鼓励女权，这是时代的需要。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中国已经走得很超前了，我们可以回到和谐的这个尺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提问F：孔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丰富的时代，比如说今天早晨我可以坐公交过来听您的讲座，晚上回学校我也可以听别人的讲座。在图书馆、在报纸、在网络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但是您觉得我们怎样能够形成一种即能够批判的吸收您思想中的精华？怎样提供这样一种好的思维习惯？
孔庆东：好，这回就联系刚才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你要读一定数量的经典著作。不然你的思想就很容易被我控制，下午你听了我的讲座，你觉得我有道理，晚上你又听了另外一个教授的讲座你又觉得他有道理，这样你的思想就容易混乱。你要读基本的著作，我的思想也不是平空而来的。大家看我活的好像很轻松，你不知道我从小到大读了多少的书啊。而且我要读这之后把它忘掉，像张无忌一样，但看不出我说的话是引经据典，其实我说的大多数的话都是在引经据典。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我不敢说我无一字无来处，我的多数字是有根源的。我为什么不敢在内行的人面前讲呢？他一下就听出来了。说老孔，你这是谁谁谁说话，这是谁谁谁说话，他都能看出来。这是内行能看出来。其实我得利于前人甚多，如果你自己读了许多经典著作，那么你听我的讲座，你就会觉得有一半就不必听了，或者有三分之二都不必听了，读经典著作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再结合现实去思考。其实我还有我的老师不过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看看我们中文系的教授每天干什么，就在家里玩命的读书。完了在一块闲聊，闲聊的时候其实就是火花的碰撞，这个问题方法上没有什么神秘的，很简单，就是去做。
这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如何看待朝鲜？”这是不是和现在这个朝鲜核试验有关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这个主流，美国控制的那个主流，是对朝鲜妖魔化的，全世界舆论是对朝鲜妖魔化的，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他凭什么说人家是流氓国家？他说人家是“流氓国家”的逻辑能不能用于他自身？这是要反思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朝鲜在坚持的是什么东西？第三个是朝鲜问题的现状。那么我们说朝鲜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朝鲜的经济不好，朝鲜的经济很贫困，于是我们就说因为他的经济不好，所以什么什么都不好。那么他的经济是怎么不好，朝鲜的经济是从来不好么？朝鲜的经济在六、七十年代是很好的，在金日成时代是很好的。在金日成时代，南朝鲜的经济是很不好的，那么你如果说经济不好，就说明他社会制度不好。那么我问你六七十年代南朝鲜人民都穿不上裤子，偷偷摸摸的从三八线往北边跑，产生了一个专门的朝鲜语词汇叫“越北”，那怎么解释？难道说资本主义不好吗？为什么老邓说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你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姓“社”姓“资”，那就简单化了。那个时候是南朝鲜人，舍死忘生往北朝鲜跑，你怎么不说韩国不好啊？朝鲜经济是什么时候不好的，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是苏联崩溃了，是苏联东欧不再给他援助了，他失去了国际市场。每个国家有大有小，像朝鲜、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能源缺乏，他能源周转不过来，他必需要加入国际市场才行。如果不加入国际市场，英国人全都饿死。英国为什么舍死忘生要打鸦片战争啊？他不打鸦片战争他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就差点被开除“球籍”了，中国大清王朝不了解这个情况，大清王朝是可打可不打，悠悠晃晃的，不是要香港吗？给你。但是不知道这个对英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仗。就是那样一个国家，一个破岛国，什么都没有，他就必需牢牢控制国际市场，而过去朝鲜是有国际市场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我是东北人，小时候我们东北买他的无烟煤、买他的明太鱼，叫做支援朝鲜革命。我们都不愿意烧他那个破煤，也不愿意吃他那个破鱼，（众笑），真是不好吃，比我们松花江的鱼差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支援朝鲜革命，支援金日成嘛，都是为革命做贡献。后来苏联垮了，东欧垮了，咱们中国为了跟美国套近乎，也不敢公开支持他了，后来又跟韩国好上了。就是我们中国搞得这东西倒是挺实事求是的啊，反正朝鲜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美国封锁我们二十多年，为什么封锁不住呢？中国是一大国，什么都有，自己什么都有。最后我们连石油都找到了，你想中国要是找不到石油是个什么情景，为什么说王进喜了不起？没有大庆油田，中国拿什么搞现代化？没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为什么大庆油田石油管理局出了那么多干部？应该出那么多干部，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强大。可是你说朝鲜、韩国这里边有什么，有油田？有铁？什么都没有，连所有的酒都不是粮食做的，粮食太珍贵了。为什么酒不好喝呀，中国是到处是粮食。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国际市场，他的经济就必然要萎缩。加上金正日，他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他的水平跟他父亲有差距，他没有金日成从事革命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但他有他的特长，他擅长文艺。据说他绑架了南朝鲜最有名的导演去北朝鲜做导演去了，他很重视文艺工作，这是他的特长，但是他抓经济可能不灵，需要向中国同志更好的学习。
但是朝鲜这个问题，作为中国人怎么看？中国应不应该幸灾乐祸？应不应该简单的归结为他的制度不好？我们只能说是他策略上由种失误，一个是国际大环境决定的；那么在国际大环境下，第二个是他的策略，他可能策略不对，然后也有我们支援不够。我们如果不能很好的支援朝鲜，就最后这个恶魔引出来了，这次这个半岛核危机，朝鲜有了这个核武器的话，这可是个双刃剑。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他没有核武器？他不用搞，中国就是他的核保护伞，他搞什么？现在你这个核保护伞不可靠啦，他随时觉得有一天你可能把我扔了，那大哥不管小弟了，小弟怎么办？那小弟得自己买把菜刀吧（众笑）。你凭什么美国可以揣两把菜刀？人家撸一把菜刀就是流氓国家？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国际局势逼出来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朝鲜半岛是安全的、和平的，但是怎么做到安全、和平？你看看我们通过抗美援朝一战就保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中国才能发展到今天。假如今天那里边局势再紧张起来，假如有一天朝鲜半岛出了什么大事，假如鸭绿江对岸站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我看我们和谐社会怎么搞。所以这个不论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都必需高度重视与朝鲜这个国家的友谊。不仅对中国好，对朝鲜好，对美国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次这个坏事，我希望他变成一个好事，我希望美国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要再逼迫这个小弟再做出其他什么不理智的举动。
提问G：孔老师，刚才您说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才能比较出人性的善和恶，但是我们只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些人，怎么才能比较、体会到另一面？既然体会不到这一面，很多人就问我，我觉得很多人很痛苦，他们说没觉得自己痛苦啊，天天生活成这样很正常啊，我想听一下你的回答。
孔庆东：今天的中国，你不能完全说他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仍然保留着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比如我们的公有制，还是有的。比如我生病了，我在北大医院看病，我可以只花20%，我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而且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社会主义给我们的，如果我今天上大学，我家的经济水平是不能让我上大学的，保证不了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不但不花钱，国家还给我钱，一个月给我十四块钱，完全够我吃饭的，我吃饭是大概只花十二块钱就够了。我这一代人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大概三十岁以上的人还享受着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公有制还很强大，还有很多公共的设施，尽管还在不断的被蚕食和破坏着，但是人民，我觉得是很大的力量，人民在觉醒，这个国家在重新强调建立比如说合作医疗啊，福利住房啊，这些东西还在保持着。你在世界上比较起来，虽然说朝鲜号称他是最纯洁的社会主义，但是我觉得从规模上讲，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宝藏还是很巨大的，中国不会发展成纯粹的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呢，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的那些强国，他们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社会主义因素。你说西方的社会为什么不崩溃？按照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不但没有革命反而发展的挺好呢？就是因为他有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他们工会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西方的工人是有地位的，农民是有地位的。这个跟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会就负责买电影票，买大米，买豆油。人家的工会真正是组织罢工的，就他工会是和资本家平起平坐的，可以谈判的。他的社会主义力量并不比我们弱，甚至比我们要强大。所以他才保证了他的国家的整体和谐发展，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仍然既能够看到社会主义，也能够看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立面。这个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他又一天会有很大的痛苦。就像那个鱼在水里边，慢慢地这个水被加热，他说他没有感觉到痛苦，一会儿他的肉要掉下去，他就感到痛苦了。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人H：孔老师你好，我问一个问题。问两个问题吧，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就说从1840年来看，我们仁人志士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从谭嗣同也好，闻一多也好，要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强大。但是从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的话，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下，我们的将来真正的国家强大了，真正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可以依靠的理论资源，可以打什么旗？现实的力量在哪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个小问题。我读现代文学吧，我感觉我不喜欢鲁迅，我读鲁迅的时候感觉比较痛苦。但是，就我感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人家说沈从文的文章语言特别优美，我也体会不到。张爱玲的文章也一样。我有一个前提，孔老师说世界经典名著一千多本吗？我也读了七八百本了，我就感到那些经典优秀的地方，可是我就感觉不到沈从文的美和张爱玲的美。请你帮我解答一下。
孔庆东：好……第一个是依靠的理论资源需要整合。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啊，走投无路。就是西方的学术界感到走投无路，所以最后都回到中国来。所以现在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但是仅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转型。我觉得要把中国的孔孟、老庄跟西方的黑格尔……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线索加以重新的组合，才能找到人类发展的一个前行的新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需要我刚才讲的大众，大众的力量，既不要把大众神话，也不要把大众贬得太低。要客观理性来对待大众。
第二个问题你这几个感觉我都完全同意，鲁迅的文章不是让人喜欢的，鲁迅的文章就是让人痛苦的。你说你读了鲁迅的文章很痛苦，鲁迅听了非常高兴。鲁迅就是要让我们痛苦，痛苦之中好改造。第二个你说读沈从文的文章感到不好，这个我也完全同意。由于我们经历了一个反革命时代，就把一切反革命作家的地位抬得很高。用沈从文来反鲁迅，沈从文胡适等等，说他们讲人性。我专门研究过沈从文的，沈从文的全集我全部看过，那么我说沈从文好的作品就那么几篇，《边城》、《长河》就那么几篇。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是很差的，有些作品是中学生作文水平的，是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很多句子都是病句，错别字病句连篇。所以呢，把沈从文吹得神乎其神，都是那些没水平的学者干的事情。沈从文的作品不能说很差，但是说有大量的平庸之作。所以你勇敢的说出你的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但是你对张爱玲的感觉，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张爱玲是水平很高的。你没有读出她的好来，可能是你不习惯她的表达方式。张爱玲有一种独特的智慧，这个智慧除了我们的文学素养之外，要格外了解这样一种人的智慧，一位尖酸刻薄的智慧女性。你能不能进入这样一个女性的心灵？我觉得你能不能喜欢林黛玉，那好，你能不能喜欢王熙凤。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边，有一句话得到我导师的高度赞扬，我曾经说过：“我们设想，假如王熙凤具有了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好吧，时间所限，只能答到这。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