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
鲁迅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以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评选文化偶像时，鲁迅竟然荣登榜首。可是，人们对于鲁迅究竟有多少理解？恐怕依然值得我们追问。在许多情况下，鲁迅常常被人看作一个骂骂咧咧的干瘦老头，好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骂乏走狗或者趴儿狗时所显示的尖酸刻毒的智慧。即使是本书第一辑在《为国人灵魂画像》的名目下向读者推荐的十篇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也都是充满批判锋芒的。你看《阿Q正传》、《示众》、《狂人日记》、《孔乙己》这几篇小说，那气氛真是阴暗、扭曲、荒谬得可以，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都是残缺而又丑陋的，真的找不出一个体面模样。至于《灯下漫笔》、《略论中国人的脸》、《论睁了眼看》、《论“他妈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随感录三十八》这几篇随笔，更像鲁迅自己所欣赏的匕首和投枪，直刺他所瞄准的麻木、虚伪、自私、残忍等等精神痼疾。将我们的国人描画成这样一副尊容，你说这老头损呀不损？
这正是我们要特加说明的地方。鲁迅决不是一个专事挑剔世界或者专事贬损他人的写手，也不是一个执意要以破坏和批判的方式发泄怨愤的刻薄者。事实恰恰相反。鲁迅是一个目的明确、标志清晰、开宗立旨的建设者。他要建设的是什么？第一是人，第二是人国。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年轻的鲁迅就执著地追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以巨大的热情十分勤勉地考察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努力从中寻找救人于倒悬、救国于水火的途径。1907年，26岁的鲁迅用文言写出了《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文化观、文学观、人性观。可以说，鲁迅是目的与方法是同时找到的。建设具有尊严意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个人，是这位26岁的年轻思想家所设定并且日后终生信守的文化目标，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冲破物质的束缚，突出精神的意义，表现个体生命的价值，抗拒以群体名义对个体价值的压抑和取消（“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语见《文化偏至论》）。具体方法是什么呢？鲁迅认为，需要一大批精神界战士，按照“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基本意旨，破坏吃人的旧文化，建设立人的新文化。精神界战士从哪里来？从那些具有精神觉醒的文化人士中产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企图做一个精神界战士，披荆斩棘、踏遍废墟、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所设计的立人蓝图，实现立人理想。
至于鲁迅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建设人国的目标，那只是为实现立人而提供的现实保证。人国乃是“真的人” （语见《狂人日记》）所居住和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也是真的人所赖以养成的条件。由“真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实体，自然就是人国。但是，由于人既是社会动物，又是文化动物，没有相应的社会和文化，“真的人”就不可能诞生。人和人国一定程度地互为因果，人的建设和人国建设需要同时进行。甚至只有通过包括价值观念、文化体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在内的人国的建设，才是建设真的人的有效途径。
但是鲁迅是一个精神界战士，他没有将自己的使命安置在人国的建设上，而是安置在对现实的民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批判和改造上。也就是说，他选择通过灵魂改造的巨大工程，促成麻木、虚伪、自私、残忍的国人向着真的人的目标进化（进化论是鲁迅的重要思想资源）。就像尼采（鲁迅的重要精神资源）认为现实中的人只是人的毛坯、未来的超人才是真正的人一样，鲁迅也把当下的国人看作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原人，不经过艰难痛苦、脱胎换骨的灵魂改造，这些羸弱的同胞就永远无法摆脱愚昧和苦难，永远无法具有健全的人性、无法成为他所认定的真的人。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鲁迅为自己设定的主要任务，既不是实际社会运动，也不是真的人的理论建设，而是揭示出国人的病态精神，为国人的灵魂画出一幅真实的图像，好让国人认清自己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的各种病症，引起自省、自救、自新的愿望。出于此种考虑，鲁迅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仁爱慈悲之心，用了白描的手法和阴暗、血腥、荒谬的风格，不失残忍冷酷地画出了国人灵魂的真面目。他的小说固然是这种图画，他的随笔（就是他自己命名的杂文）也都是这种图画。阿Q、狂人、孔乙己都不是什么体面形象，那些迫害他们、奴役他们、戏弄他们的人更是面目可恶，随笔里揭示的吃人的筵宴、家畜省、奴性、合群的自大、十景病等等也不是值得称道的脾气，——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鲁迅揪住这劣根不放，所画出来的国人灵魂，确实丑陋不堪，使得许多人不愿意自认。然而这正是鲁迅的愿望：你不愿意自己是这么丑陋的形象吗？那你就努力做真的人吧。
鲁迅刚刚出现于文坛的时候，批评家茅盾就敏锐地指出，鲁迅是抱着一个理想，然后从反面来展开工作的，就是专门挑出与理想不符合的东西，加以展览和针砭。鲁迅的这项工作，可以命名为国民性批判，或者叫作国民性改造。他的目的是不但要建设新的个人、新的人性，还要建设新的民族性格。鲁迅的工作在某一层面有了一定的效果，《狂人日记》启迪了一个时代，《阿Q正传》震惊了一个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鲁迅依然是孤独的。1907年，他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写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这个呼声在中国的天空回荡了一百年，听见的人却为数不多，响应者更是寥寥。我们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得到震惊和启迪时，太关注其中的血腥和荒谬，而对背后的“善美刚健”及“温煦之声”却缺乏领会。
实际上，当鲁迅从反面展开他的批判的时候，他的精神的指向却是非常正面的。如果我们只从反面来观察这位不得不正题反做的作家和思想家，难免觉得他阴冷刻薄。可是，当我们从正面来理解这位国民灵魂的画师时，不但能够马上感到他的睿智、独异、慈悲，而且很可能会因为他所曾经承受的举世无双的孤独、绝望和痛苦而对他产生悲悯、怜爱的情怀，那时就会一边阅读他外冷内热的文字，一边心生愧疚之心：我们为什么要让他独自承受得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孤独得这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