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2003年4月3日—7日在安徽芜湖召开。此次会议由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老舍研究会主办，北京老舍研究会、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协办。来自国内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和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的老舍研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视角对老舍及其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老舍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紧密结合老舍其人其文进行作家论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备受注目的一个论题。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认为，老舍是个穷人。他认为老舍的创作中存在着对于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与关注，而这与老舍从小就身处的贫穷的社会地位有关。舒乙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老舍的作品，认为老舍是穷人出身，他最熟悉的人也都是穷人，他的性格、爱好、语言、幽默俏皮、悲天悯人、慷慨以至于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都是穷人的品格。由此他得出结论：老舍是唯一一位用两只眼睛看世界的现代作家；他塑造了现代中国下层人民的典型；首创了一种包容现代老百姓语言的生动、俏皮而讲究的文本；是唯一一位使用几乎所有文学艺术手段(包括最 通俗、最民族、最民间)创作的作家；看中国芸芸众生身上的毛病最入骨的、号脉最准 的作家；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蜕变描写得最到位的、也是生命力最强的 作家。

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横向延伸和拓展，与会的部分国内和大多数国外学者都用这样的眼光来透视老舍的世界性。史承钧(上海师大文学院)研究了老舍与陆晶清、王礼锡夫妇之间的友谊和在“爱国主义精神”和“诗人气质”之下的短暂交往。而来自俄罗斯圣彼德堡大学阿•罗季奥诺夫博士则研究了老舍与英国作家卡洛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虽然读过几千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老舍在他的杂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卡洛尔的名字，但有许多理由可以确定卡洛尔对老舍创作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认为老舍的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等在语言、情节、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卡洛尔《艾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影响。许德(安徽师大文学院)则讨论了俄国文学和老舍小说创作的共同母题。他认为，对民族灵魂的审判和救赎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这曾经给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老舍也不例外。老舍对民 族心理的深层探索，对中产阶级在生活的压迫下产生的病态心理的批判，以及对新派知 识分子的忏悔意识的推崇，除了受到英国作家的影响外，和俄国19世纪小说创作的母题 有异曲同工之妙。成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则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细致分析了老舍 小说所受到的外国语言文学，尤其是英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她从语法、语言惯用法和修 辞法等方面将老舍小说的语言和英语进行了比较，说明老舍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外来 语言的成分。而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则首先从史的角度梳理了老舍关于但丁的大量论 述，接着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四世同堂》与《神曲》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四世同 堂》在结构、主题、人物形象、典型意义等方面都深受《神曲》的影响，但老舍在《四 世同堂》中也融入了自己在抗战中的体验与观察，对《神曲》的影响作了创造性的转化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老舍“研究之谜”的答案就是：老舍模仿但丁的《神曲》，故 意留下不完满的缺憾，没有发表《四世同堂》的最后十三章。

在老舍研究中，资料工作向来是比较艰难但又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张桂兴(山东师大文学院)认为，在20世纪的老舍研究中，老舍资料研究的成果是最突出的。他认为20世纪对老舍的生平资料、作品的文本资料、老舍的研究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曾广灿(南开大学中文系)发现了老舍的一封佚简《致友人书》。他认为，《致友人书》是《老舍全集》等众多出版物都未收录的老舍的一封信。该信内容丰富，涉及老舍当年创作、社会活动、身体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解读此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舍研究中的一些难点。赵新生等人则回忆了老舍剧作《拉郎配》手稿1999年发现的经过并描述了山东滨州吕剧团排演这部剧作的盛况。赵新生等人的发现受到了舒乙先生和中国老舍研究会秘书长关纪新先生的高度评价。而吴小美、古世仓(兰州大学中文系)则对近十年来的老舍研究进行了综合的梳理和评价，试图建构老舍研究史，并在此基础上为老舍研究找出新的亮点。

老舍不仅是一位纯文学作家，而且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家。他创作的许许多多大众文艺作品一直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本次会议上，许多代表从文艺的大众化的角度对老舍的创作进行了探讨。石兴泽(山东聊城大学中文系)认为，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几乎没有几个人像老舍这样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自幼生活在民间通俗文学广有市场的旗人社区，从小就经受民间通俗文学的熏陶，其文学意识的生成和文学世界的建构，创作道路的延展和生活道路的选择，都广受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是老舍之为老舍的重要的原因，也是深刻认识老舍、准确地切入老舍文学及生活道路、探讨其发展演变及其致因机制的重要角度。刘中树、郝长海(吉林大学中文系)认为，老舍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追求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他从最初执笔创作开始，就很注意民族化和大众化，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从《老张的哲学》到《正红旗下》，在40余年的创作中，老舍始终坚持使用充满生活气息的人民 群众通俗的口语。老舍的民族化大众化，还突出表现在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通俗的大 众文艺的创作上。而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则运用现代大众文化理论，探讨了老舍的 大众文化意义。他认为，老舍之所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受到推崇，没有面临着如郭 沫若那样的地位下降或者说如沈从文那样的地位上升，原因在于相较之“鲁郭茅巴老曹 ”六大家中的其他五家，他是明显的“异类”。他不追求时髦，也不空谈主义，而是实 实在在地创作。因此，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在于：第一，老舍是来自于大众的作家，要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第二，老舍忠实于自己的大众立场和趣味，没有因为教育的影响和地位的改变而背叛，第三，老舍在内无个人策划、外无集团援助的情况下，以大众性获得了成功，说明了大众文化的伟力。第四，新文学迅速把老舍引为同道是新文学和老舍的“双赢”。第五，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第六，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不可动摇，又一次证明大众性的文学是可以成为经典的。第七，当今中国文坛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重要的是缺乏老舍这种的“大众良心”。刘诚言(襄樊学院中文系)也认为，老舍自始至终把自己定位为“写家”，而有别于“作家”。这也似乎在印证着老舍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学创作是老舍立身的根本，也是老舍研究的必由之路，因此对老舍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和研究一直非常受到重视。谢昭新(安徽师大文学院)对老舍创作审美意蕴的考察和创作文本的审视和分析中，发掘了老舍创作的艺术价值。他认为，老舍创作的艺术价值包括：按照艺术规律的审美的观念审视社会体认人生所表现的文化意蕴的丰富性、深刻性；创作方法的开放性及其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对小说文体艺术特征探索的创新性；小说样式的完美性和幽默机智的艺术风格的独特性等基本内涵。王润华(新加坡国立大学)认 为，《骆驼祥子》有类似康拉德《黑暗的心》走向人类内心探险的旅程的结构。祥子从 中国的农村出来，带着朴实勤劳的精神，为的是追求买一部可以致富的洋车。洋车就象 征意义来说，就像《黑暗的心》中的白人所追求的象牙。康拉德的克如智和老舍的祥子一样，想要摆脱落后与贫穷，最后都被落后与贫穷毁灭了。凤媛(安徽师大文学院)则细 致分析了老舍前期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并追述了这一精神形成的原因，进而论述 了它对于老舍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李来根(上海武警指挥学院)认为，老舍小说中存在着 一类独特的形象，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出生入死杀身成仁 的侠义之士的形象。老舍因其成长环境的关系与刚强豪爽的气质而接受了武侠公案小说 、侠文化的影响，这种气质和影响自然地在老舍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在作品中倡导侠 义精神，其实也与他始终坚持了五四的思想启蒙的传统有关。他用侠的性格来否定世人 的“没有骨气”，因此他的描写也有倡导和号召的意义，这是改造国民性格的一种努力 。范亦毫(南开大学文学院)论述了老舍作品的音乐美。他认为老舍作品的美，不仅能从 阅读中感受出来，还可以从朗诵、倾听中品味出来。语言清亮，节奏明快，轻重有度， 声调和谐，时时体现着与内心一致的律动，是老舍又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既源于悠 久的北京话和旗人“全民族艺术化倾向”的熏陶，又得力于老舍对语音美的敏感和重视 。范先生在发言时对老舍作品中某些段落的即席朗读以及后来的对于老舍相声的演绎， 很好地凸显了老舍作品“悦耳”的音乐美。

在解读老舍文本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对老舍创作进行了叙事学探讨。王卫东(北京联合大学)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了老舍的讽刺艺术。她认为，老舍小说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和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的态度与隐含作者的态度是统一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一起去讽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和事；二是叙事者与隐含作者对于问题的态度不同或者不尽相同，叙述者常常就是隐含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或者它既是讽刺的主体，又是讽刺的对象。而徐德明(扬州大学文学院)则以《离婚》为中心考察了老舍的现代叙事诗学建构——叙事的文本逻辑、话语策略、叙述的资源与途径和方法形成文本的审美效果。杨四平(安徽师大文学院)则讨论了作为抗战诗人、讽刺诗人的老舍在新诗创作中的叙事嬗变。他认为，老舍新诗具有启蒙和抗战的双重文化身份，其新诗具有一个从“舍予式”到“老舍式”的发展轨迹。老舍的新诗创作对中国新诗叙事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马云(河北师 大文学院)则将老舍的创作与老舍的健康相联系。她认为，在老舍的创作中，疾病时刻 困扰着他。他的“含泪的笑”中的“泪”既有他对低层人民深切的同情，也有他自身的苦痛——健康方面的问题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忧郁。老舍的健康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数量和质量，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从身体状况的角度对老舍和他的创作进行研究，可谓别开生面。

文学作品的性别政治的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研究方法，不少与会学者援引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并结合老舍创作的文本实际，对老舍及其创作的性别内涵进行了探讨。王玉琦(南开大学中文系)认为，虎妞是整个老舍创作中最杰出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男性中心社会的自发反抗者的代表。但是由于文本叙事情感对虎妞的嘲弄大于同情，以致减弱了虎妞无望的挣扎反抗所应有的悲剧美，这表明作家自身存在一定程度的男性中心意识。与王玉琦有同感的是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她认为，老舍的性别意识具有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性立场与平等的人的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在理性层面上，老舍往往从男性中心立场出发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家庭型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老舍又深深领会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抒写男性渴望得到女性精神共鸣的心理需求。同时，老舍在现代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批判奴役女性的封建文化，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他还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意，塑造了一批纯洁美好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对女性主体性心存恐惧与厌憎，在创作中塑造了一批压抑男性主体性的泼妇形象。

老舍是一位满族作家，他的独特的民族身份和人生经历和体验对他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是历来老舍研究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杨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满族作家的角度对老舍的创作作了探索。他认为，老舍是具有丰富的民族情感的满族伟大作家：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满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及审美特征；老舍文学语言具有满语性特征，表现在带有“京腔”的幽默上，这种“京腔”吸纳了满文词儿。赵志忠(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认为：《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直接描写满族生活的作品，其满族民俗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中，语言习俗方面的满语遗存，北京话的运用；与骑射习俗有关的八旗制度；辫子、旗袍等服饰习俗；日常生活中的称谓、礼仪、育儿等方面的习俗尤为突出。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不但记录了他早年的生活，而且倾注了他对自己民族的全部热情。沈渝丽(烟台大学)认为，老舍的满族文化的气质，东西方文化撞击下迸发出的文学灵感以及他独特的文化道德意识，构成了他观察社会，切入生活的独特的文化视角。

老舍的创作是中国民族尤其是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因此，从大文化的视角发掘老舍对中国现代民族性的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王晓琴(首都师大人文学院)依照历时性的思路探讨了老舍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和在创作中对中国现代民族性的构建。她认为，20年代老舍在英国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都是在中西民族比较、新旧文化递嬗的背景上，暴露民族劣根性，说明何以中国人难于独立参与和介入世界的生存竞争。在30年代，老舍怀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加紧进行病态民族精神探源，既着眼于现实，又联系着历史，“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全方位、多层次地挖掘出民族劣根性病根之所在。老舍在40年代着重探讨民族精神的动态转化，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逐步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从美国返回满目疮痍的故土，亲眼目睹了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思想与生活的拓展，使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唱出对新中国新人物的赞歌，力图揭示出构建现代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与历史规律，从而创作出《女店员》等一系列歌颂新文物的话剧作品。她认为，在浩瀚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如果说文化伟人鲁迅作为先驱者，高站于思想之巅，以画出“沉默的国民魂灵”，为中国人开辟出一条自省道路，奠定了构建现代民族精神的基础的话，那么文学巨擘老舍，则以国民灵魂演进的时代画卷，给中国人“悬起一面镜子”，提供了形象的构建现代民族精神的启示录。王玉林(北京语言大学)则把老舍定位为一位“民族主义文学家”。他认为，统观老舍的文学作品，追寻老舍走过的文学道路，如果不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就无法全面地认识老舍，如果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就无法理解老舍作品中那些一再遭受人们非难的文学描述，就不能辩识其立意宗旨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简而言之，如果不从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老舍，便难以避免对其产生众多的疑惑和误解。当然王玉林不是把老舍定位为满族作家，而是把他定位为一个民族本位主义者，并在这种民族本位主义与左翼主流意识形态相互矛盾中来解读老舍的创作与人生境遇。

老舍的文学作品是除鲁迅之外，在国外翻译介绍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老舍的作品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的喜爱，也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汉学研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老舍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这次会议中的许多代表讨论了国外老舍研究的状况。杉野元子(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介绍了1990年代后日本的老舍研究：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以及日本盛行老舍研究的缘由。她认为，在日本老舍很多著作被翻译成日文，仅次于鲁迅，日本的读者可以大量接触老舍的著作；老舍研究会和读书会等组织的存在，加强了老舍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及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老舍的人品和他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同是东洋人的日本人的心。吴永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则介绍了国际老舍研究的现状，着重介绍了法国汉学家巴迪(PAUL BADY)老舍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定位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特点。他还探讨了中国老舍研究与国外老舍研究和国际汉学研究的衔接问题。他认为，西方学者的老舍研究成果是一座尚未打开的宝库，巴迪先生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更主动地汲取西方学者老舍研究者的方法论及其成果，也许在21世纪的老舍研究中，我们能真正地与世界范围的研究者站在同一平台上对话。但有的代表认为，中国的老舍研究与西方的或者说国外的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不能在同一平台上对话的问题。中国的老舍研究并不比国外的老舍研究“落后”。而吴永平先生认为，他的“同一平台不是水平的高低差异，而是对话中的话语衔接。”

老舍及其创作是中国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充分理解老舍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充分理解老舍和他的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关系，充分理解老舍和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对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性以及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次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述方面开展的广泛研究和探讨，多种观点的碰撞和共鸣，新的领域的拓展，成为21世纪老舍研究一个很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