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民投票曾经被用来对精英共识和议会合法性进行背书，但现在公投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民主价值危机的战场。因此，自由主义开始用“民粹主义”对公投进行污名化，以掩盖现实政治中精英民主同人民民主之间的矛盾。本文意图开启一种阶级分析的范式，在苏格兰脱英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研究公投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味，以及公投正在形成何种阶级力量。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一场“跨阶级的运动”，白人、年长者、权威主义者是比工人阶级更加重要的公投影响因素。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来的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削弱，以及转向像消费信贷这样的个人解决方案，给人们留下广泛的不安全感；也反映出有组织的左翼力量的薄弱。这将使得公投这种随机的反建制运动可能会越来越多。在左派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挑战控制议会政治的利益体之前，民主只会出现在愤怒的暴动中。
全民公决在欧洲发展迅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每年大约会发生3次公投，现在每年的公投数量达到8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像瑞士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的国家。全民公投数量的显著增加，一个重要的促发因素在于欧洲一体化问题。从2000年以来，单就欧洲一体化这一问题就发生了40次全民公投，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是10次，而80年代则仅有3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喝彩这种流行的投票方式，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安抚作用，是一种能帮助建立民众和政府有效沟通桥梁的国家建设手段。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却认为，这种投票方式说好听点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而说得严重点，这种投票方式是在公开吸引不负责任的江湖骗子，操纵鲁莽无知的选民最大程度地、可恶地滥用民族主义。《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直接民主对于决定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比如欧洲电视网歌曲比赛，但直接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更不用说治理欧洲大陆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之前，全民公投或许是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恐慌的最常引用的证据，民粹主义这一术语近来指的是任何被排除在“政治中心”这一固定术语之外的公众或政治反对方。对《卫报》的马丁·凯特尔(Martin Ketlle)来说，全民公投现在是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种斗争方式。《卫报》称全民公投是煽动者的梦想，它允许民粹主义者们完全无所限制地煽动恐惧，扭曲现实并且诉诸情绪。
最近几次公投确实是“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反击的焦点。意大利2017年宪法投票和希腊2015年投票退出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次公投都让人们对银行救助和削减计划相结合的政策表达愤怒，并且引发了人们对未经检视的民众自由参与所带来的危险的悲观情绪。然而，也许让人不安的最大来源是英国两起相互关联的公投，一起是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另一起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虽然苏格兰公投未能实现苏格兰独立，但在公投运动的最后几周里，对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可能导致英国解体，这引发了许多焦虑，甚至引发了来自美国政府高层恐慌性的干预。英国脱欧已经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更为深入的质疑。就像苏格兰的情况那样，全民公投影响到英国的命运，而英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最大程度上支持美国力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工党(英国历史上的社会民主党)则开创了欧洲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谈判结果仍不明朗，但是鉴于英国是美国意志在欧洲贯彻的强有力且稳定的执行者，英国脱欧要么意味着英国的衰落，要么预示着欧盟的最终崩溃。另外，由于一方面苏格兰投票决定留在欧盟，另一方面苏格兰议会第二次正式提出独立公投，尽管这一计划已被无限期推迟，苏格兰公投仍是苏格兰政治的主要议题，也成为了英国宪法危机的一个维度。这些案例凸显出，公投如今已经成为策划一个重大制度变革的首选方式。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选择跟随这一趋势，因此对这种“传染”的担心从英国蔓延开来。虽然两场运动都不是由左翼势力正式领导的，但两者共同成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潜在弱点的缩影。
遗憾的是，对公投进行社会主义的分析先例很少。葛兰西分析过为何公投不如共产党人喜欢的苏维埃的工人代表大会模式：共产党人原则上是反对公投的，因为公投将把最有优势、活跃的工人和懒惰、无知且无所事事的工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而代表大会是一种履行投票职能的会议形式。英国工党在其社会民主主义时期也强烈反对公投，并赞成议会作为解决一切纠纷的手段。因为保守党人曾大肆宣扬英国的公民投票是一种反动手段，它妄图分裂工人阶级在类似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工党的早期怀疑也许是有充分依据的。众所周知，相较于议会，希特勒和弗朗哥更青睐全民投票，而且这种狭隘地回到拿破仑时代的做法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是一种传统。尽管如此，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走向更为解放的未来而言，这一直接民主的实验仍是具有中心地位的。即使最近，2008年之后几年里，反建制的抗议仍以要求“真正的民主”为中心。虽然对议会制度的批评者来说，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诺博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所言，公投是唯一的直接民主机制，它能具体且有效地适用于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投是直接民主的一种现实存在的形式。我们认为公投制不是议会民主制乌托邦式的替代品，而是议会民主在政体当中主动作用强弱的标尺。在上述情况下，我们所要回答的是，是否有必要对这种反体制的左派(antisystemic left)运动进行干预。
今天，由于没有工人委员会或者政治先进的工人政党来和现存的资本主义议会进行对抗，所以这个问题加剧了。葛兰西的观点是通过潜在的活跃的力量在工厂实行直接民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在当代并没有实际的类似存在物。社会主义者对公投的思考必须有连接性，今天应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双重危机的表达上，即资本主义民主和反体制的左翼政治。在我们看来，公投代表了激进左翼分子在一些国家将面临的一些战略困境，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权威人物的合法性有限，但是我们的力量则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分裂的反对派。这种现象是政治不信任的活跃的舞台，彼得·迈尔(Peter Mair)称之为“统治真空”(rule the void)，在这里，精英们不再担心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或者被社会主义政府征收的前景。
我们主要关注聚焦宪法和主权问题的欧洲公投上。我们知道美国的公投情况大不相同，它主要集中在地方州一级的政策问题上，而且美国的公投被大企业高度控制。拉丁美洲的公投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它为左翼势力上了更令人兴奋的一课。然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一些论点仍然适用资本主义下“实际存在”的直接民主的所有案例。
我们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都必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后者对民粹主义持强烈反对和不安的态度。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者有一些充分的理由担忧种族主义，但同时这种担忧可能被滥用，有一批自由主义者将苏格兰民族主义——他们支持移民增长——同英国独立党(UKIP)的积极种族主义目标等同视之，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群体不应该被忽视。虽然很多民粹主义运动确实是种族主义的，但是简单地跟在自由主义者后面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使新自由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政治认同面临合法性风险，并在智识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失败的议会体制。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有可能把民主复兴的旗帜交给右翼极端主义。在这里，我们意图开启一种阶级分析的范式，研究公投对资本主义民主意味着什么，以及在2008年后苏格兰脱英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公投正在形成何种阶级力量。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公投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自从苏东剧变以来，公投已经从一种追求和谐的治理工具变成大众民主的恐惧之地。因此，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描述性的目的，或者对于解释“局外人”(outsider)运动的策略胜利来说，“民粹主义”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都是值得反思的。最后，我们一方面运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运用社会主义战略的启示作用，来看看在最近的英国公投中工人阶级的投票模式。
公投的特性
为什么政府要冒险将疑难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提交给随机性很强的公民投票呢？直到最近，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更普遍的情况其实是，各个推动公投的国家政府都普遍预计他们能赢得公投，并能借此巩固其权力和加强统治机构的权威。在实践中，大多数公投取得了自上而下的胜利：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73%的选民支持政府立场，对于政府来说，这么高的得票率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投票当中，政府如此轻易地获得了胜利，从而根本没有注意到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风险。在2008年之前，议会精英们多半认为，享受消费型生活方式、低息信贷、进口商品会保证大多数人在选择偏好方面具有一致性，或者至少不会发生叛变。因此，公投充当了被动进入全球化的代理人。但同样，公投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通过组织公投并赢得公投，领导人希望在布鲁塞尔获得让步以保护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这笔交易(brokerage)是可以非常成功的。1993年和1994年，当瑞典、奥地利和芬兰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欧盟成员资格举行公投时，他们获得了重要的退出资格。正如马特·克沃特鲁普(Matt Qvortrup)所说，“瑞典人……由于他们采取了公投这一边缘政策，他们能够决定退出单一货币体系，而芬兰和奥地利能够在外交政策领域获得让步，这保证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能够保持中立。”在呼吁欧洲进行公投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希望意见领袖们能够围绕全球化的利益联合起来，促进这项议案通过。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寻求在欧盟体系内提高各个民族国家的议价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投对各国政府来说可能是“双赢”的。
因此，从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有关公投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将公投视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弗隆·博格达诺(Vernon Bogdanor)对英国公投所做的研究，或许是这方面最负盛名的。他认为，公投是被设计为一种“保留机制”，用以作为“推动变革的工具”。因为在议会政治中，议程由议会设定，“因此民众参与或自治的愿望在其中并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博格达诺看来，英国人所倡导的是“寻求共识”和“各方同意”，因此具有一种将议会力量建制化的功能，使议会得以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组成它的政党。因此，公投从形式上被设计具有制度维护性质(pro-systemic)，它可以用来建立共识，支持必要的共识和人民主权神话。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乐观地写道，“1989年之后，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公投有助于恢复公民责任原则，并具有在公众与议会间建立和谐的联系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投是一种更为宽泛的政治进程，它允许更广泛的讨论和意见形成，同时允许更广泛、更充分的准备，这有助于让选民们对最终结果负责。因此，公投确保人民被整合起来做这一决定，然后，如果某次公投失败了，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犯的错误，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己应对。
对这些投票采取的欢迎态度反映出，如今的精英对民粹主义的痴迷具有更深的根源。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在《对民主的憎恨》(The Hatred of Democracy)一书中认为，官方对民主的尊重同精英阶层对民主逐渐增长的蔑视相伴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围绕欧洲宪法投票的一系列事件的启发。他解释说，有关公投这一问题令人意外的主要之处在于，大多数选民认为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公投不是要求全体人民简单地遵守的问题，而是人民的主权的问题和对此不能简单回答“是”或“否”的问题。朗西埃观察到，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公投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民粹主义的罪恶面。寡头及其专家和理论家们设法找到了针对这一不幸的解释，事实上，任何对共识的破坏都可以用其加以解释：如果科学无法用自身的合法性说服人民，那是因为人民是无知的。如果无法取得进步，那是因为我们在退步。所有神职人员不断重复的一个词抓住了这样一个解释：“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很容易被人拿来掩饰人民合法性和精英合法性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那就是科学政府面临的困难之处，它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民主的各种表现形式，甚至是代议制混合形式。
朗西埃将这种反民粹主义追溯到在探讨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在冷战中获得胜利的知识根源时遇到的长期困境。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胜利带来了对所有民主事物表面上的理智尊重。在法国以及其他地区，它采用了一种反极权主义话语形式，这种话语体系帮助1968年后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桥梁，它表达出一个被国家粉粹和控制的社会噩梦。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为了远离蛊惑人心的诱惑，他们坚持自由主义民主必须始终作为正统的民主形式。任何对更深入民主思考的尝试，不管出发点多好，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极权主义的诱惑。此外，新自由主义还存在另一个分支，与前面的观点刚好相反。在诸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克里斯托弗·拉斯克(Christopher Lasch)这些美国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对消费者文化和自恋型个人主义的批评，这两者将“民主的人”(democratic man)视为危险的敌人，并认为“民主的人”代表了政治专家特权领域的崩溃。这里，形式上谁才是恶魔恰恰相反：一个崇尚享乐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社会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然而，这两种论述通力协作为精英式管理留出空间，同时，因为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这两种论述共同的敌人就是民粹主义。
当《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在2008年再次出现时，因为前有法国和荷兰全民公投不同意《欧盟宪法条约》的事情发生，大多数国家未再选择公投的方式。官员们起草了一个几乎没有修改过的版本条约，虽然这次除了爱尔兰外，公众没有发言权，爱尔兰宪法修正案强制要求对爱尔兰在欧洲的主权的所有变化进行投票。
当爱尔兰人出乎意料地投了反对票并且否决了条约的实施，整个欧洲大陆的当权者都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正如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所说，人们的反应是就像当时法国公投那样，但又对爱尔兰这一外围国家加入了种族主义的因素，人们认为这一国家在获得了欧洲的援助后，又投票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的行为是“忘恩负义”的。事实上，许多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等人组织了这次恶毒攻击。
2008年之前，有关公投的著述反映出那个必胜主义者时代的紧张氛围。对于资本主义和议会制来说，民主和非民主的方式都已经被使用到了极致，精英们通过手术刀般的精确切割，设定好了交易规则。成功的公投似乎证明了大众对这些规则的接受度。然而，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议会与被统治者之间令人寒心的关系，代表性的事例如选举投票率下降和明显增长的对政治家及政治机构的蔑视。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被视为一场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阶级罢工不同，选民的“冷漠”并没有造成让西方政府“无法治理”的威胁，因而不构成安全威胁。这种情况很少会扰乱全球经济扩张的进程。即使对政治共识的愤怒导致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现象，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抗议运动推迟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它确实偶尔会引发对“冷漠”含义理解的不确定。这种冷漠是一个满足的消费群体的标志么？还是潜伏的不满征兆？虽然法国、爱尔兰和荷兰的公投只是推迟了欧洲的命运，但这些公投使人们产生了一些质疑，即对政治权威的不尊重是否会成为一股危险的政治力量。
因此，公投具有帮助当权机构提高合法性并为其利益促成共识的功能。然而，公投也具有两重性。
就公投的本质而言，既然公投通常能在政党、企业和阶级的高层中形成一项深思熟虑的普适共识，它也为大众拒绝所有既定的政治权威打开了大门。这解释了为何公投能从恢复政治信誉的有效工具快速转变为恐惧的对象。这也说明了为何公投失败的原因总是一样：“无知”和“民粹主义”结合导致的。
公投和统治阶级的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高估公投对资本主义政治一贯性“策略”的反映程度。这些公投的出现通常证明了议会决策的混乱，领导者要么是误判了公众对其权威的信任，要么是墨守成规，坚持那些早已就被证明是无效的方案。英国2014年和2016年的两个公投都开始于重大的误判。在苏格兰的例子中，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聚焦于三方面选择的公投：(1)宪法现状；(2)苏格兰完全独立；(3)所谓的“权力最大下放”，如将绝大多数财政权力从伦敦转移至苏格兰议会。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对苏格兰民族党施加压力，提出了一个只有两项选择的公投，旨在暴露苏格兰民族党的完全独立模式与温和的苏格兰意见模式之间的差别。苏格兰和英国这两个对手政府都试图将这一问题的外延缩小，以保证自己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壮大实力。英国政府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支持独立的浪潮夹杂着对联合政府的紧缩方案的担心，他们的策略差点对一直被视为“联合主义集团”的英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2016年的事件中，世界主义者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议举行一次欧盟公投以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右翼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可能会受到诱惑投票给英国独立党。他的这一提议是基于三个错误的判断的：第一，过度评估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领导的工党(Labour)带来的威胁；第二，假设工党可以与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组成另一个联盟，而自由民主党也会这样抵制全民公投；第三，相信即使欧洲的民意调查继续进行，在未来，一旦英国议会获得了布鲁塞尔有关移民问题的让步，公投也能确保成功“留欧”。在这两次公投中，英国的主要政党提出了由各自领导人再加上顶级商界人士、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确保取得决定性的历史胜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低估了这一统治集团与公众舆论之间的“真空”。
卡梅伦认为他可以通过安抚种族主义情绪来消除它，他犯了欧洲执政党几十年来一直犯的错误。这种误判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一个关键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中间派政党一直在寻求通过提供一个反移民民粹主义的方案来从极右派那里赢得失望的选民。
他们期望通过这样的话语体系，他们可以通过合作和抢先他们的中立派对手一步来消除反建制种族主义的威胁。然而，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采取反移民的话语体系仅仅确认了种族主义在政治中的重要角色。长期来看，这对主流政治的合法性不产生任何作用，但它必然会增加体系外的主流右翼势力的信誉。
从理论上讲，通过描述一个有强大商业实力、学术界和名人支持的跨党派联盟，公投应该成为一种操纵共识的有效工具。然而，如果按惯例提出权威人士的统一口径，公投也可能引导对当权者不同来源的愤怒。在其他的抗议渠道被关闭的情况下，如工会主义或左翼政治渠道，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这时，全民公投就可能成为广义上的合法性危机的潜在焦点。事实上，当政治“圈内人士”的影响被削弱后，任何公投都为民众运动打开了辩论的大门，同样，对于那些被无情地从统治精英中驱逐出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正式目标是通过在争议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来加强议会作用，但公民投票也可能带来不稳定，因为职业政治家们放弃了对决定的完全控制。
如果一个执政集团可以成功地在某地举行一场没有重大挑战的公投，这至少说明他们在获取被动支持方面的能力。相反，重大挑战下组成的统治精英的统一战线反而会凸显其弱点。1989年至2008年间，主流政治是由一套规范、权力和广泛捍卫的伪善来定义的，这套伪善也定义了“中心地带”，这一中心地带在绝大多数国家是一种万有引力的存在。在这段时期的众多公投中，只有几个公投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势力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自2008年以来，即使是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也对新自由主义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支持这一与共识密切联系的中左翼政党的投票经常崩溃或大幅度下降。而像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简称SNP)、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英国独立党已经壮大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政党(Five Star Movement)等新政党都已经成为严肃的政治力量。在其他地方，主流政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治理人民的能力了。像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局外人已经在这一新自由主义时代进入了建制内的中左翼或中右翼政党中。在这种背景下，政治权威没有明确的定位了。一个新的霸权资本主义体系尚未出现。公投能快速引发不稳定，但是号召公投的决定则日益脱离政府的控制。
民粹主义和非民粹主义的问题
批评人士总是把公投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没有社会主义威胁的情况下，这逐渐成了精英阶层对大众民主最常见的恐惧。然而，由于其含义含糊不清，“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一直臭名昭著，这也妨碍了对用“民粹主义”一词进行描述的势力进行识别、归类和分类的科学尝试。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民粹主义”这一称谓所指涉的主体——人民——是非常空洞的。而且，几乎没有哪个政党会主动拥抱民粹主义这个标签，因为在通常意义上，这个词含有某种微妙的暗示，它意味着一种运动，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运动的参与者在智识上是有欠缺的。那些采纳它的左翼思想家提出，民粹主义应该被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或者只是一种散漫无章的框架，而不是一种社会范畴的表达，用拉奎尔·加里多(Raquel Garrido)在《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中的话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策略。奥斯卡·雷耶斯(Oscar Reyes)观察到，民粹主义是“人民”反对“精英”的对立关系的一种特殊种类，但是同样，民粹主义也是组成并赋予“人民”意义的政治维度。作者指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精英”问题。这解释了为何左翼、右翼和中间派运动能使用形式上相似的话语表达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右翼民粹主义的敌人可能是秉持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正确的“自由派精英”，左翼民粹主义的敌人是商业精英，对如苏格兰民族党这类中间派力量来说，敌人是威斯敏斯特的精英或者是“联合主义”精英。在描述这些敌人时，他们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潜在力量，因为无组织、孤立的人民大众终于进入了叛乱阶段。因此，民粹主义是那些视自己为局外的，脱离主流政治的，但是仍声称自己代表了一股缺少民意代表的人。
虽然我们发现这种对民粹主义的方法很有用，我们还将补充一些限定条件。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精英”这个词有多重用途，我们不应该让它掩盖社会上权力阶层和阶级结构的真实存在。虽然精英一词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像“人民”，它确实和真实的社会范畴有一些对应关系。虽然“自由主义精英”这样的说法存在许多滥用，但是这一说法确实仍能表达出某种方式，用这种方式专业中上层阶层将他们的知识、文化力量和少数派行动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下的优势。对我们当中那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人来说，使左翼民粹主义思考的倾向具有限定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思考会夸大政治自主性。甚至，“我们可以党”(Podemos)党魁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曾经对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有关解决结构和超级结构之间联系的观点表达了限定条件，这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既可以理解现实政治自主性，又能够排除其反基础主义(antifundamentalist)的理论结论。对于“我们可以党”来说，拉克劳对其研究概念的模糊性的影响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运用这些概念来确定敌人——种姓(la casta)，并因此确定自己的新主体——人民(la gente)。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观察到的，这种模糊的优点是，它促进了从既定政治集团之外收集新立场的过程。但其不利的一面也很明显：它使我们识别“民粹主义决裂”(populist rupture)的客观条件变得模糊起来，这意味着，除了其他问题外，成功经验在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也许可以解释伊格莱西亚斯为何不完全捍卫拉克劳的本体论。人们批评“我们可以党”获得了名义上和组织上的成功，但代价是分析性的弱点，无论如何，当面对这样的批评时，“我们可以党”是比较脆弱的。
其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反民粹主义也包括了一个设计出“他人”群体的类似过程，以界定清楚属于自己的力量。在把民粹主义命名为敌人的过程中，他们的对手定义了一个温和的中间阵地，这一中间阵地的影响力高于民粹主义，且因此他们能代表对现存机构的合理维护。这种反民粹主义的危险或许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竞选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朱迪·迪安(Jodi Dean)所观察到的：
自由主义者们将继续扩大身份/特性，通过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历史和结构合并入特朗普的单一形象。特朗普的这次洗牌将会使得普通的共和党人看起来更有理性，使得民主党人看起来更像是平等和多样性的拥护者。仇恨特朗普候选人资格的合法化，将以仇恨白人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形式和多元文化主义(这消除了多元工人阶级的事实)的名义而出现。资本主义将会提供一个反馈的平台，用来传播愤怒和正义、个人表达的恐惧和联盟。
像布什家族这类“温和的”共和党人受到欢迎加入进步联盟，以反对分歧的共同敌人。哪怕是在面对最没危险性的民粹主义时，类似的贴标签的过程也会发生。的确，通过和右翼结盟，贴标签的过程也会被用来驱逐中左翼民粹主义。英国的自由派评论家们经常谴责苏格兰民族党(SNP)这一亲移民、温和的亲商派政党，就像一个糊涂又排外的兽群胜利践踏文明价值观一样。对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lip Stephens)来说，苏格兰公投“重新唤醒了部落的忠诚”。威尔·赫顿(Will Hutton)将同样的投票描述成预示“在民族主义和种族的原始势力之前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就死亡了”。这样的评论自然很少注意到，英国的两大主流政党是如何频繁使用沙文主义鲜血和祖国的花言巧语来为外来移民的常规入侵辩护。被视为一种策略的民粹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政治局外人越来越多地将公投视为一个建立自己部队的场所。然而，还有一股同样普遍的力量是反民粹主义，它的目标是保卫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所描述的“极端中心”。
英国公投中的工人阶级
几十年来，新工党(New Labour)、保守党(Conservatives)和建制派评论人士一直在否认阶级角色在英国政治中的作用。然而，对全民公投和民粹主义的双重恐惧带来了一种流行的对作为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的痴迷。《经济学人》描绘出“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图景，在这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中，大都市的精英们喜欢全球化，而愤怒的工人阶级不喜欢全球化。不幸的是，这种话语体系简明扼要地将工人阶级表达为一组未受教育的被“甩在后面”的白人男性，他们的行事方向正好和我们许多人想要的方向背道而驰。鉴于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不平等水平发生了惊人的增长，激进左派试图通过将实际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合并到新的政治主题中来复兴阶级分析。当前对工薪阶层选民的论述却恰恰相反：在其描述中，工作生活去掉了政治化色彩，并将贫穷的社区描述成回到古代。然而，确实存在更好的例子。苏格兰独立公投同样是民粹主义的，并激发了对工人阶级身份的新思考，但无论这次公投运动有何缺点，它很明显是亲移民的，而且深受反战政治的影响。尽管苏格兰民族主义抬头的结果已经削弱了苏格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而且苏格兰对阶级的论述仍根植于浪漫主义的、过去的文化套路中，而非当今工作世界，尽管如此，两者的对比表明，类似的过程是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协商和构建的。在两次公投中，传统的苏格兰国家主义者和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投票都受到了工人阶级反对者的支持，而在过去，这些票通常都是流向工党的。然而，前者采取的是反移民和激进右派的方向，而后者采取的是反保守党和民粹主义的方向。
工人阶级民粹主义的论点能解释这些公投背后的浪潮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的社会学定义。按主流职业类别来看，工薪阶层中53.6%的人投票支持苏格兰独立，明显高于中产阶级选民的官方支持率(41.7%)。这看起来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一现象比表面的分类更复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收入群体得出以下结论：底层收入者四等分最下一层人员中有超过56%的人投了赞成票，但底层收入人员中比其只高一层的人员中只有42%的人投了赞成票。因此，最贫穷的人的支持力度最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房屋所有权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变量，拥有房屋的业主和社会租房者的分歧非常严重，业主强烈反对独立，而租房者则非常赞成独立。这反映了支持独立的两个最大的群体：那些依赖福利且没有抵押贷款的人和倾向于租房的年轻选民。
我们使用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暂定结论倾向于证实这一观点。在技术工人中对独立的支持率显得出人意料的低(24%)，而在非技术工人中则要高得多(42%)。然而，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最强大的群体是那些没有用职业分类方法的人：在患病者和残疾人中有61%支持苏格兰独立，而处于失业中求职者中有53%支持独立。苏格兰激进的独立运动，反映了这一点，倾向于把阶级想象成一个贫民区(a community of deprivation)。这揭示了苏格兰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长期趋势，这一趋势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批失业和90年代早期的成功的反人头税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收到民粹主义支持的“福利”团体，正是那些在英格兰经常受到右翼势力种族主义化并特别针对的团体。这证明了苏格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而这种多元和包容来源于独立运动左翼民粹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然而，它这也表明了苏格兰左翼人士没能将其影响拓展到工作场所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使用其他类别，我们一开始会得到类似的，甚至更加两极分化的有关英国脱欧的结果。该结果显示，在技术工人、体力劳动者和无业者中，近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脱欧。如果对“工人阶级”采用最最传统的定义，那么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都支持脱欧。例如，在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人群中，59%支持脱欧，而在每月收入低于1200英镑的人群中，66%支持脱欧，在每月收入介于1200～2200英镑的人群中，57%的人支持脱欧。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上定义的左右差异起不了多大作用。根据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NatCen)调研，50%的左翼选民支持英国脱欧，这一比例与右翼选民53%支持脱欧的数字没有多大差别；巨大的差别存在于独裁主义者(66%支持脱欧)和自由主义者(18%支持脱欧)。而当苏格兰独立公投与工人阶级以福利为基础的理念密切相关时，有关英国脱欧出现了恰恰相反的情况：75%的反福利选民支持脱欧，而只有30%的支持福利选民支持脱欧。为了深入研究这些令人困惑的数字，国家社会研究中心使用了“潜在阶级分析”这一归纳定量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确定了人口中五个独特的群体。占英国四分之一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最反对英国脱欧的，这一群体只有8%的人支持脱欧。另一个群体是年轻的工薪阶层选民，他们组成了总人口的另外四分之一，也非常反对脱欧，这一群体只有39%的人支持脱欧。相比之下，富裕的疑欧派、年长的工薪阶层和经济贫困的反移民选民是支持脱欧的主力军。
有关英国脱欧，最终最关键的区别在于“种族”问题。毫无疑问，种族与投票情况具有很强的联系，尽管这一问题也许没有许多人想像的那么清晰。根据英国选举研究(British Election Study)，51%的英国白人投票支持脱欧，这比“其他白人”(34%)、混血(37%)、亚裔(32%)、黑人(29%)和其他(34%)的支持率都要高。这表明了一种明确的区别，虽然可能比独裁主义者和自由主义选民之间的差距小。然而，有两件事是清楚的：首先，对脱欧派选民来说，移民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官方民调显示，模糊的国家主权意识比移民问题更重要一点；第二，关于被遗忘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想法在公投中出现，并越来越凸显和令人担忧。相比之下，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全民公投运动得到了贫困的少数族裔不成比例的支持，包括爱尔兰人，他们是苏格兰最大的移民群体。
苏格兰公投和英国脱欧
苏格兰公投运动中，左翼民粹主义显露了互相矛盾的方面。他们团结在对“威斯敏斯特”的“共同的憎恨”周围，而更广泛地来说，是憎恨伦敦的权力集中。鉴于大众疏远职业政治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狡黠，并能确保运动中的团结。对苏格兰的左翼运动来说，威斯敏斯特代表常规战争，代表在苏格兰部署核武器，代表对美国卑躬屈膝，代表对紧缩政策的跨党派支持，代表托尼·布莱尔对重塑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所有失败。主流的苏格兰民族主义给这样的表达留出空间，并有时把这种说法作为它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加以欢迎。事实上，苏格兰民族党一直是一个批评英国外交政策的常客，经常利用工党在伊拉克的问题上的合法性对其加以批评。
然而，苏格兰民族党的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采取了前后矛盾的立场：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可以消除贫困并保护公共服务的“关爱”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与残酷的保守紧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们还提议以拉弗曲线为根据降低企业所得税。右翼民族主义者可以与左翼分子分享的一个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共同的敌人，因为他们相信伦敦对公司税、移民和劳工政策的控制阻碍了苏格兰通过更强的竞争力追赶其他国家的能力。这一矛盾的信息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的。对传统的苏格兰工人阶级心脏地带的工党选民来说，这一信息听起来是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苏格兰民族党为旧的工党价值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与此同时，对商业领袖来说，苏格兰民族党则是将自己标榜为低税收和放松管制的政党。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关注苏格兰激进分子运动的规模和暂时性胜利。它证明了一个工人阶级民粹派对中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串通一气的反抗并不总是会导致沙文主义。脱离主流民族主义政党官方控制的激进边缘人群不仅仅局限于城市里的国际化精英。在公投期间，苏格兰可能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草根阶层的叛乱。苏格兰社区参与的深度显得有些特别。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辩论和集会每天都在苏格兰农村社区中的议事厅、酒吧、咖啡馆和教堂中发生，而且即使在苏格兰最贫穷、最偏远的村庄也是如此。虽然许多会议里包含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标准标志，就像圣安德路十字旗(Saltire flag)，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种族主义情绪。
然而，公投结果使左派受损，而对自由的中间派和保守派有利。苏格兰民族党从2014年初的2.9万名党员大幅增长至12万多人，但是激进的工人阶级和左翼党员的涌入对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几乎没有改变。的确，英国脱欧公投为其中间路线建立了新的稳固性，因为进步的苏格兰团结在威斯敏斯特的“极权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周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苏格兰绿党(Scottish Green Party)表现出更为热衷欧盟，也比苏格兰民族党更为担心英国脱欧，这表明，他们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忠诚的反对派，在哲学上采取一种亲体系(pro-systemic)的方式。左派力量还没有扩大，中间派的工会政治被苏格兰工党(Labour Party)的持续垮台削弱了，科尔宾的崛起只是部分减缓这一现象的发展。
这个问题显示了左派民粹主义的潜在陷阱：拉克劳和墨菲从来没有提到过新左派论述如何转化为新左派力量。即使激进思想在主流辩论中获得了广泛认同，这些思想也没有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义基础。激进独立运动(Radical Independence Campaign)在全国各地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也使得社会主义政治前所未有地同全民公投关联起来。激进思想被严肃地认为，是积极分子在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期间建立一个新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但是，社会主义活动家认为，暴露于左翼思想之中，将可能导致自身脱离主流政治，相反，他们选择将其合法化。通过团结在威斯敏斯特这一共同的敌人周围，苏格兰左翼造成了一个假象：英国的问题完全源自英国议会的政治决定，而不是源自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失败。民粹主义思想家认为，关键任务是对敌人和像民主这种陈旧的观念给予新的意义。苏格兰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威斯敏斯特描绘成新自由主义所有失败的资源库，并因此赢得了大量认真对待这些事例的听众。但是，尽管如此，左派在公投中并没有能将这些积极的支持转变成永久性的左翼基础。
同英格兰左派一样，苏格兰左派已经因为欧盟问题而受到伤害。苏格兰独立运动在很多议题上同自由主义策略有着同一性，比如，支持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反映出这个运动的目标，它将威斯敏斯特作为敌人，威斯敏斯特极右翼边缘代表了整个英格兰的真实性质，因此只要是反对威斯敏斯特的立场就是正当的。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概述这一哲学：
欧盟公投也对我们这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欢迎移民的人和相信全球化管理得当会带来益处的人构成了挑战，这是对压力的一个重要提醒，这些益处应该大于成本。它展示出如果我们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做出更大努力的话，我们才能继续维持对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经济的支持。
很显然，斯特金支持“德国的战后经济模式”，这是一种“有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的理想形态：建设强大政府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市场。因此，欧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协调机制，一方面是带有左翼民粹主义影响力的中间派运动，另一方面是在牢固而又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现实主义”，通过建立这样的国家来避免威斯敏斯特多元主义模式下的“混乱”，威斯敏斯特多元主义是一个在苏格兰日益得到广泛应用的概念，在英国脱欧问题和杰里米·科尔宾运动(Jeremy Corbyn's Momentum)中都有所体现。苏格兰独立运动一开始是民粹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建制派的谴责，现在则是直截了当成为恢复这一共识行动的一部分。在2014年的运动中，苏格兰激进左派已经基本上获得了重要的合法性，但是未能广泛定义其关于敌人的定位，以及将欧盟的行为包括在内。
在某些方面，与苏格兰公投相比，英国脱欧公投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由阶级差异所带来的特点。然而，由于其他因素的侵入实际上使得这一公投对左派而言更为困难。和苏格兰独立运动相比，英国脱欧公投的参加者有几个显著特点：年长者、白人和威权主义者。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群体显然也更倾向于脱欧，而不是保持现状，但他们在此之后并没有任何行动，因此当然也不会出现任何类似苏格兰或者南欧所见的流行的集体行动模式。
我们承认，在支持英国脱欧的人群中，工人阶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我们并不认可这种观点：白人工人阶级应该为近期的民粹主义政治风向受到谴责。就像围绕特朗普的运动一样，英国脱欧是一个跨阶级的运动，它在中产阶级反动分子中间，也就是英国人所谓的“杜松子狂欢群”(gin and jag belt)中有很强大的根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确、自由主义态度和工人阶级群体的传统投票模式之间存在裂痕，而这种传统的投票模式在过去曾给中左翼政府带来权力。工人阶级群体并不是造成英国脱欧的唯一因素。然而，我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抱有那些原本自然而然的期望，比如说工人阶级群体将顺从地服从工党领导，或者工人阶级对工党的忠诚的瓦解将有利于更为激进的左翼计划。
为了赢得政府权力，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将一系列不同的价值观打包在一起加以表达：左翼、支持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城市、支持福利计划。回想起来，把这些不同的元素粘在一起形成团结一致的纽带的是一个强大的、普遍主义的公共部门和福利国家。几十年来的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削弱，以及转向像消费信贷这样的个人解决方案，给人们留下的是广泛的不安全感，而并没有实现中左翼改革所承诺的建立一个稳定的未来。苏格兰独立公投和英国脱欧公投的选民都对公共部门的衰落感到担心。事实上，许多极右翼分子围绕英国脱欧的多数情绪都关系到诸如学校和医院的“过度拥挤”问题，而脱欧运动主要的承诺就是在国家医疗服务上投入更多。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英国独立党投票者支持政府采取行动把收入从富人重新分配给穷人。虽然英国独立党运动一开始体现出相当鲜明的“伦敦化”(London-Oriented)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然而它的诉求在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领导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而且该党是在不再抱有幻想和反大都市的选民中成长起来的。反移民政治同样承诺了社会民主派曾经承诺的东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快速的改革来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等，而这些都将被平易近人的政客自上而下地安排起来。
有趣的是，在2017年选举中，科尔宾毫无悬念的胜利带有激进左翼的信息，但这对工党与其工人阶级基础之间的分裂影响甚微。科尔宾代表的工党在中产阶级(官方定义)选民中获得了自1979年以来的最高得票率；相比之下，特蕾莎·梅(Theresa May)获得同一年以来最高的工人阶级保守派投票。正如苏格兰公投一样，对科尔宾的进取诉求来说，年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工党的“摇摆”分子主要分布在44岁以下的人群中，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在25～34岁之间，而保守派投票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事实证明，工党在黑人和少数族裔选民中也更是受到压倒性的欢迎。
这种复杂性，使我们对一些评论家所谓的扎实结论很难进行评判。他们提出的观点认为，工党在工人阶级中已经不受欢迎。之所以会造成这一问题，部分在于官方在民意场调查中所使用的分类方式。例如，在房产拥有者当中，保守派人数几乎是工党的两倍之多；而在公租房群体中，工党的数量则是保守派的两倍。工党也意外地从脱欧派和英国独立党支持者那里获得了关键的选票，这表明科尔宾采取了非常明智的宣传策略，他将其政策重点倾向于促进公共服务，而不是重启英国脱欧公投。而那些继续推动第二次公投的政党，包括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表现都比预期要差。科尔宾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选民中表现得非常好，这表明一个激进的左翼信号可以在英国赢得重要的选民基础；然而，工党在许多工人阶级地区仍输给了保守派党。苏格兰独立运动(Scottish Yes campaign)的成功在于，它使两个过去通常不投票的群体变得激进并参与了投票：年轻人和工人阶级当中最贫困的部分。科尔宾虽然也在年轻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最贫困的工人中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增长。因此，苏格兰独立运动仍然为工党的激进计划提供了潜在的经验教训。
对社会主义战略的启示
公民投票是社会主义者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一个战略困境。以前，公投是共识力量的衡量标准。如今，它变成了一种时代特征，揭示出当今时代的特点：第一，主流政治具有有限合法性；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想要快速提高生活水平，希望渺茫；第三，有组织的左翼作为一支独立力量是薄弱的，比如，工会的数量及其代理人数持续下降，历史上社会民主党面临持续的道德目标危机，激进的左翼势力也未能融人群众力量。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那么这种随机、反建制、反体制的全国公投式运动可能会爆发得越来越多。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1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局外党派”计划对34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他们指出，“在整个欧洲，传统的政治精英正受到来自更新、更小、更精简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挑战。这些党派无疑将选择公投作为武器，激发大众去支持其过去常常喜爱探讨的话题”。立宪公投本身可能会引发这种骚乱，原因有二：一是公投为那些疏离政治的选民提供了一种“快速解决方案”；二是公投迫使建制派提出统一战线，加强了反建制力量融合的可能性。
当然，鉴于已经目睹了英国政府在处理英国脱欧和苏格兰独立问题上的混乱局面，其他地方的官员政治家将不大可能同意自己的国家举行类似的公投活动。但是，对建制不满的成员及新的政治力量仍将以英国为榜样。欧盟合法性的崩溃以及传统中左翼对公投活动的持续支持，为很多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进行自身公投活动提供了巨大机会。与此同时，北爱尔兰、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在向苏格兰看齐，要努力争取举办自己的投票活动。对全民公投的呼吁日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的控制范围和议程设置之外，成为一种反对共识的“选择武器”。
社会主义者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左翼民主已经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在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列为“民粹主义者”的44个政党中，有13个属于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尽管其中有很多早在2008年就一直如此。在一些国家，如英国，这种经历有时会引起分裂和不满。虽然这里强调的公投已经让各阶层重燃兴趣，但事实证明，公投对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力量仍极具挑战。苏格兰独立公投让工党的支持率面临了划时代的崩溃，但替代性的激进工人阶级却没有相应增长。欧盟公投的成功几乎证明，杰里米·科尔宾提出的工党民主化这一有价值的实验宣告失败，同时还引发了一场反对他的(完全不民主的)中间派—自由主义政变。虽然科尔宾对政变进行了抨击，其采取的中间立场战术也相当有效，帮助其在2017年获得了大量的工党投票，但直到最近，那些仍然占工党席位大多数的支持欧盟的中间派才决心迫使其下台。事实上，自2001年科尔宾在工党获得最高投票率后，30多名国会议员便试图利用单一市场议题来引起工党与科尔宾领导之间的对立。即使在左翼取得圆满成功的领域，左翼也遭受了胜利的痛苦。比如，尽管希腊取得了公投(oxi，希腊语“不”的意思)胜利，但希腊新改组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仍要被迫违背大众意愿，反对“三驾马车”(Troika，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成立的三方小组——译者注)削减开支的要求，由此造成了党内分裂，导致大量成员流失。
2008年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存在明显问题，但左翼的反体制运动仍缺乏力量实现突破。几十年来，欧洲右翼政党一直在建立自己的话语和人员，它们关注布鲁塞尔问题、移民问题和宗教问题，数十年采取政治绥靖政策，经常发布小报言论进行灌输，让其思想在主流层面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在很多国家，激进的保守派比左派作出的回应更加有效。社会主义力量已经被社会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削弱。在另外一些国家，由于有组织的左翼人士不愿意消除分歧，克服对权力的种种挑战，社会主义力量同样受到削弱。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会和工人阶级组织的弱点。显然，左翼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主要任务：重建我们自己的分散力量。
但是，主流政治中的分歧将继续给社会主义者参与国家辩论提供机会，由此或将加速重建力量的进程。公民投票恰恰是可以进行此类干预的战略领域。在此，我们将指出一些我们认为的总体战略要点。
第一，公民投票可以表达对议会政治没有辩论机制这一事实的不满。虽然公投大多出现在精英阶层辩论，而且精英阶层总是拥有制定议程的正式权力，但公投对外部政治可能比议会更加“开放”。当迫切需要一个替代左翼的政党时，如2008年，左派发现其社会运动可能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讨论之外。议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会产生巨大的进入障碍，这会限制左翼提出“现实”目标的能力，甚至将已经边缘化的左翼运动进一步压缩为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为核心的运动。通常，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目标也找不到一个面向主流的表达途径。尽管激进右翼的要求得到了缓和，但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却有所加剧，虽然这看上去很受欢迎，如英国铁路的重新国有化。一个拥有有限成员、政府前景甚至议会代表的有组织的左翼党派，仍然可以指出一些问题来引发辩论，揭示主流政治不具代表性的本质。
第二，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公民投票对民粹主义如此有效？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和葛兰西曾抱怨称，公民投票会瓦解党组织。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资本主义政治联盟之中，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这种情况有时候，如苏格兰公投和大多数欧洲公投，会鼓励主要政党形成统一战线，淡化彼此之间的所有差异。另一些时候，如英国脱欧，执政党可能会分裂为忠诚者和机会主义者。这两种情况都为左派提出批评提供了机会。此外，主流政党常会在稳定政府的职责和引导关于民粹主义争论的必要性之间产生分歧。由此，局外人便有机会积极有力地发表言论，从而摆脱选举政治中安全第一这种官派的陈词滥调。
第三，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公民投票，这一形式都可以暴露左派的准备和组织情况。几十年来，英国左派曾试图忽视欧盟问题，将其视为社会主义者应该避免的右翼问题，该立场反映出旧左派的经济主义和新左派的自由主义。因此，对此进行的内部讨论很少。公民投票的到来，揭示了受美国式身份政治影响的千禧一代左翼分子与那些自身依据资本控制问题进行分析的老一辈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分歧更一发不可收拾。工党内部存在的这些紧张局势仍未得到解决：科尔宾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英国脱欧，促进了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推动了对大型企业的控制，但其“新政治”吸引的是专业人士和年轻人，工党尚未完全恢复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相比之下，在苏格兰，社会主义左派已经进行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准备来团结其力量。传统上，左派反对“民族主义”，支持“统一的英国工人阶级”。然而，一代人的争论证明，尽管苏格兰左派仍被分裂所扭曲，但其可以提出一种针对独立的统一论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准备和团结也会出现错误答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论述的，苏格兰的争论过于依赖议会敌人，牺牲了更广泛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进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在欧盟问题上得出了自由主义结论。然而，总的来说，这一点也表明左派是最好的，它在意识形态上为棘手问题提供了简单答案，将会真正分化大众意见，创造积极的辩论，而不是无休止地讨论那些最容易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公民投票具有确定的时间表，有机会快速赢得胜利，产生容易想象的结果，进而以异常显著的方式影响主流政治。正如苏格兰激进独立运动所证明的，通过发起一场运动，左翼可以非常轻松快速地在当地建立影响。此外，激进独立运动还表明，临时力量不会转化为永久性的社会主义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左派参与到苏格兰广泛的全国公投运动可以让我们拥有长期优势。它确保苏格兰工人阶级身份不会采取“白人工人阶级”的形式，相反，它将仍然可能是发起反种族主义、反战政治的场所。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公民投票已经逃脱了资本主义政治的话语控制，但结果并不总是民主战胜精英利益。我们这里可以说，很多民粹主义运动具有不自由和多数主义的本质。但也许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仅仅赢得一次民众投票并不能保证投票的精神得到了尊重，即使投票数字具有决定性。对此，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公投上的胜利就是很好的例子。不仅要在议会层面取得胜利，还要在跨国机构、金融界以及监督和控制议会行为的企业层面取得胜利。民主不仅受到精英议会共识的限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情况或资本主义各阶段常会出现的固有失败。当然，这同样适用于右翼民粹主义争取完全暂停边界问题的行为，这种承诺基本上就是一种幻想。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受到社会主义的威胁，因此其领导人也并未将民粹主义者视为有用的盟友，而是视其为一种烦扰。
公民投票是一切外来运动的有用工具，旨在揭示既定的、受控制的、“战术性的”政治言论与大众意见之间的分歧。从战略上讲，这一点很重要，可这也是公投的极限。在左派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挑战那些同样控制议会政治的利益体之前，民主只会出现在愤怒的暴动中。
在很多地方，左派缺乏成功展示自身激进民主实验的力量。“占领运动”(Occupy)、“愤怒运动”(Indignados)和其他实验的势头都宣告失败。尽管如此，在南欧，左派拥有足够的社会权力来影响辩论局势，为其争夺优势，而且可能会继续挑战政府。在北半球其他地方，即使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左派仍然可以有效地进行干预，正如科尔宾和桑德斯所证明的。但是，这两个现象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左翼领导人是否可以永久地控制那些被其联盟锁定为习惯性中间派的政党。尽管科尔宾在2017年取得了成功，但“资本主义民主”的正常程序最终仍可能完全包含或排除这些实验。大多数工党国会议员仍致力于推行中间派计划，其新投票基地大多都致力于缓解反民粹主义。
鉴于中间派具有紧密共识，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公民投票，将其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干预的场所。今天，公投是民主意义危机的战场。虽然传统上的公民投票旨在认可精英共识和彰显议会的合法性，但最近却出现了相反的效果。最好的战略不是生活在对分裂的多数主义的恐惧中，而是充分了解全国普选话语将会带来的矛盾。科尔宾缓解了年轻支持者对反移民民粹主义的恐惧，解决了工党核心对民粹主义的不满，阐明了不明确表达左翼民粹主义领导权而产生的问题。然而，苏格兰的激进左派证明，在左翼民粹主义缺乏明确敌人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组织的激进运动也可能弥合与主流新自由主义政治之间的分歧。
关于公民投票的辩论从来都不是左翼辩论，除非左翼政府上台，但这种情况除了几个国家之外，在其他国家仍然不太可能。然而，最近的例子表明，这些术语也并非完全处于精英控制之下。在出现公民投票的地方，左派必须避免自由主义的诱惑，不要因为恐惧民粹主义而畏缩。事实证明，严苛的公投是解决政治中心那些“神圣”的问题化议题的一种有效策略，利用好这种逻辑，或将为我们重振势力开辟一条道路。工人阶级作为解放的历史主体，如今正处于历史发展的疲软阶段，在此时刻，我们绝不可以忽视这一点。
原文来自James Foley & Pete Ramand,In Fear Of Populism:Referendums And Neoliberal Democracy,Socialist Register 2018:Rethinking Democracy,vol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