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很长的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方面也有很多可资中国借鉴的政治哲学和制度成果。然而中国是否就是“一言堂”的政治呢？可能确实有人这样认为，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互动模式是“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要求有非常好的官民互动互信。对于这种互动方式，《国语》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为政者要创造上下互动、轻松活泼的言论环境；而人民特别是有言论渠道的知识分子——“士”——则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言之，如果天子听不进意见，或者社会各行各业不说出真实的想法，那么这种政治互动就被破坏了，政治生活就要陷入非常态甚至危险之中。
这种“上下相保”的政治互动模式，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比如，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其实就是这种互动模式的延伸。而我们的决策咨询建议制度、智库制度，也是这种模式的重要表达。
在我国，学术界是整合社会诉求的重要中介，是决策咨询制度和智库制度的重要载体和智力来源。我国特殊的国家治理模式决定，学术界是政府和社会间关键的过渡环节，起着重要的收集民意、整理社会问题、建言献策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个功能是我国独特的治理机制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支柱之一。一方面，学术研究除了求真，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学术界的这种政治和社会功能要良好发挥，又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学术界如果不说真话，而是统一说着赞美的话，那么这个中介作用就被破坏了。这就是学术界的诤言和媚言。
诤言多忠勇，媚言应警惕
我们都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同样成立。批评的意见听起来往往非常刺耳，但其中多有匡政除弊的忠言，而对于那些一味恭维、说好话、唱赞歌的人，我们反而需要非常警惕。爱听好话，厌听丑话是我们人性的弱点。清人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曾被曾国藩誉为“本朝奏议第一”，是疏就深刻分析了人性中的这类弱点。孙嘉淦警示乾隆帝说：“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最终的结果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曾国藩说，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为政者要知道“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
而我们有些干部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听多了好话，往往沾沾自喜，好像天下就太平了。殊不知，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所说，妻之美我、妾之美我、客之美我，都是有求于我，如果我们真的陶醉于“美我”之中，恐怕轻则闹笑话，重则酿悲剧。而头脑清醒的为政者则“察察于美言”，对常说好话者有意疏远，而对于常提批评意见者反而非常敬重。他们很清楚，要维持良好的政治运转，则必须有真实的信息流通，并时刻保持临深履薄的心态。《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起齐威王烹阿大夫的故事。齐威王为了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治理好国家，甚至不惜对一味阿谀拍马者痛下杀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毛泽东曾经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方面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也是勉励为政者当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不幸的是，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种种原因，竟无过可闻，整个学术界更是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两相对照，不言自明。
在国家治理中，宣传也是重要的凝聚共识，维系合法性的手段。恰当的宣传，往往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有些学者则分不清“学术”和“宣传”的区别，将宣传当成学术，有意无意地说一些学理上并不通顺的“高论”，甚至不顾逻辑和常识，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对现存问题进行“美化”，并引以为功劳。这样的言论，作为一种宣传策略，说理透彻，运用得当，倒也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如果真把它当成了学术，则容易混淆视听，干扰正常的信息沟通。更进一步，有些所谓“论证”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相信，而将其作为真理，投向群众，那么势必造成群众的反感。如此一来，中央和群众间正常的政治互动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信以为真，沾沾自喜，而群众不以为然，那么公信力就慢慢消失。所以说，说诤言者恰恰应该得到鼓励，而对于媚言则应该高度警惕。
健康舆论依托于好的制度环境
好话听起来总是非常相似，而批评意见则似乎各种各样。学术界众声喧哗的批评意见，会不会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呢？完全不必担心。其实，每一个意见背后都是一种诉求。不同的意见不可怕，多听听不同意见，有助于我们了解群众的诉求，从实质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对真正的社会需求做出回应。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义。俗话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百姓所欲说，背后恐多反映百姓之所求。因此老百姓的意见，恐怕是我们很好的检视、完善我们工作不足的机会。而堵塞言论，是违背民主本质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被反复证明了是不智之举，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没有轻松、活泼、深刻、严肃的讨论，学术求真不可能实现，批评意见得不到表达，社会需求得不到回应，社会稳定很难达成。
学术界要说真话，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讨论是重要的学术存在方式，也是基本的政治表达形式。通过讨论，可以发现真理；通过讨论，有机会说服对方，正确的意见可以在讨论中克服错误的意见；通过讨论，可以表达诉求，为执政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通过讨论，可以宣泄社会情绪。
当然，自由讨论也要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好的言论制度环境，是健康舆论的生存土壤。如果言论自由的空间和界限不明确，那么一方面正常发言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言论也无法被追究责任。这种情况下，所发出来的言论，要么是见风使舵的谄媚之言，要么就是愤世嫉俗、否定一切的极端言论，而大多数怀有理性和建设性想法的人会被动地“沉默不语”或主动地“明哲保身”。这种健康舆论的被“挤出效应”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已经非常明显，而在学术界，所谓“左”、“右”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也并非秘密。
绝对的、彻底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边界。美国一方面通过1791年批准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了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也通过《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从不同方面划出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例如，2005年的“特工门”事件中，《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就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被判“藐视法庭”而入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讨论空间可以随意伸缩，更不能在社会上轻易制造“因言获罪”的案例。美国法官、法学家勒尼德·汉德曾说，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如果把合法的政治言论当做调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这种论述，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学者应珍惜声誉，严守职业准则
学术讨论要转化为一般社会观念，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这方面我们本来有很好的指导原则——“讨论无禁区，发表有纪律”，然而随着媒体形式的日益发展，要维持“发表的纪律”，难度越来越大。为了防止出漏子，有的干部在管理言论方面层层加码，对批评意见极为敏感，有的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导致许多正常的言论也没有了发表的空间，进而导致了一种不健康的舆论环境。维护发表纪律方面的困难不能够成为随意压缩言论空间的理由。我们要紧跟时代，创造性地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一方面做好宣传解释舆论引导，另一方面应增强信息公开，无需讳疾忌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回应人民的真实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府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好，自然不怕批评意见。
学者亦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严守自己的职业准则。学者发表议论，既要追求一定的社会效果，也要充分考虑到自己作为观念引领者的影响力。消极遁世做犬儒不可取，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要不得，罔顾事实包藏私心的言论更是为法、为理所不容。有些所谓学术成果不符合常识和基本逻辑，不仅不能起到任何说明事实、指导未来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帮了倒忙。比如有的学者，早上还在为批判普世价值摇旗呐喊，到晚上又摇身一变，极力论证中国比某些国家更加民主，更加自由。二者间矛盾如此明显，如果不是真糊涂，那么就让人们不禁要怀疑他们的真实性和动机了。
学者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政治立场为依据，非黑即白，排斥异己；学术研究应以理性探讨追求真理为己任，而不能曲意逢迎。学者的讨论可能会影响政治观念，但学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政治家，自己的观念并不就是社会的政治观念。作为学者，需要在经世济民和寻找真理当中实现平衡，千万不可偏废其一。即便是决策咨询型的专家智囊，其决策咨询建议如果只是“投上所好”，那么对国家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最终只能沦为博取个人利益的“政治投机”行为。当然，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很多时候并非判断“是非”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判断应该是政治家的职能，需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加以抉择，学者最好不要越俎代庖。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科工作者重任在肩。中国的理论发展、制度建设、道路选择具有极大的独特性，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释。这需要学术界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然而，简单的赞美，并不是这种自觉和自信的良好表现。目前，我国学术生产的现状并不乐观，低水平的学术研究大量存在，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要产生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可能不是一两项某某工程就做得到的。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个环境，一个容许少数意见甚至谬见存在的环境，一个宽松平和、鼓励讨论的环境。学术研究，应以“求真”为准则，做一些真正有益于理论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的事情。我们国家需要最终形成一个为政者听得到也听得进诤言，学术界敢于说也说得出诤言，而媚言自然受人冷落的局面。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5年第1期，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社会科学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