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的理论原则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坚定信奉民众的自由思想与自由经营为一切繁荣进步的必要前提，凡损害这个原则的就必然损害全体民众的生活。制度安排上可总结为：凡一切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的安排，必须保证所有人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下的最大自由，而由此原则为出发点，所指向的必为人类社会全体之最大利益所系。为什么要阐述这个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原则，乃是因为我们随后就要论及另一种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国家制度形式，这种国家制度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意民主制度的前述原则，认为自由的经营必然会产生罪恶，必须要对民众的经营加以规范，使之更有利于民众的利益，这就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

自17世纪开始，民主国家制度在欧洲大陆各国逐渐获得统治地位，这种扩张是迅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因为国家制度的改变而造就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时，其他邻国的效法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因为民主制度的实践，短时间内欧洲就缔造了一个繁荣的时代。

如前所述，民主制度所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在欧洲大陆的实践也的确带来了普遍的繁荣。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无产者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其产生的历史因由及社会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安排程序要求民众必须放弃私有的财产及自由经营，要求由统治者统一计划生产活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统治者们几乎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会不会出现人类历史上普遍出现过僭越民众权力的现象（正是因为对民众权力的僭越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专制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要求统一的生产活动，必须要求民众思想上统一服从，而这种统一思想的行为是否是对自由思想的殆害，进而破坏文化，造成人类文明的退步？这些都是令人难堪的问题，因为在一腔热血为民众利益奋斗的社会主义者们看来，这些都是无须回答的问题，提问者简直是对他们理想与人格的污辱。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因由和社会基础。

19世纪中叶的欧洲，民主国家制度在主要国家均已建立，这个制度在两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方面是思想的自由解放使得科学技术得到极大进步，技术的进步直接促进了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是自由平等的原则使得民众可以自由地参与到生产中来，两方面的结合使得社会的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快速增加。工业生产创造财富的速度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相形见绌，大量的土地流转到工业生产中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农业技术的进步又导致更少的土地和更少的农民就可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多余的农业从业者和新增人口大量进入新兴的工业领域，成为工业时代的生产者。

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张总是先于市场容量的扩张，所以竞争异常激烈，生产者们不断裁减工人，提高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没有工作的工人就会形成失业人口，在19世纪的欧洲，这个数字一度非常庞大。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工业时代的贫困现象。这种贫困现象与农业时代因灾害而形成的农业贫困有所不同，农业时代的贫困往往形成饥荒，导致大量人口饿死，工业时代的贫困则是缺衣少食。因为可以以更低的劳动价格获得工作的机会，因而对个人来说，失业并非永久存在。与农业时代的贫困不同的是，工业时代的贫困则是由于物质财富分配不均所致，并非社会财富的匮乏。这种因分配不均而形成的差别一定程度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在18－19世纪的欧洲，虽然社会财富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也大大地增加，以至于社会根本无法杜绝大量的失业人口。在此情况下，工业时代失业工人的贫困就成为了当时欧洲的主要社会问题。部分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失业工人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又导致了对国家制度安排合理性的怀疑。

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企图通过国家组织制度的改变来达到消除社会差别的目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马克思的主要观点为：由当时社会中的无产者来剥夺有产者，然后建立一个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社会经济能够在受到控制的计划下得到稳定增长。在这个制度安排下，个人没有私有财产，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由政府按时发给，人们参加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劳动。没有失业，也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人人都能过差不多的生活。最后，由于制度非常优越，社会物质会极大丰富，从而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提出后立即就在全世界的工人中获得了支持。俄罗斯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之进行了实践。此后，中国在经历数年国内战争之后，也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20世纪的中叶，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达到高潮，相当多数的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也许可以成为解决困扰民主议事制度国家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的一种选择。一些伟大的学者们也公开为社会主义国家辩护。作为经济学家的兰格和熊彼特甚至企图在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证明社会主义计划完全可以建立比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生产机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却产生了使人极度失望的结果。所有这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物质匮乏，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其低下，以至于民众生活产生了普遍的贫困。与此同时，主要的民主制度国家却越来越走向繁荣。由于人口的增长在20世纪中叶以后得到明显控制，社会生产的规模却有极大扩张，失业率大大降低。原来曾经普遍存在于失业工人中的贫困现象得到改善，民众生活普遍富裕。这就使得欧洲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极大的压力而倾覆。东欧国家在向民主制度转变后立即恢复了繁荣，而苏联的情况则有些复杂。由于前苏联时期大量“灰色经济”的破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到不到原苏联的1/10，而人口却有原苏联的1/2

以上，这种反常的变化只能说明原苏联经济中的巨大亏空。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败在于其中央计划经济的内在不合理性。按照中央计划制度的设计，它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目标。经济体系的极度复杂使得计划者不可能获得想要的所有产品信息来安排生产。即使获取信息是可能的，也必然会由于时间的变化而陷入重复收集的矛盾之中。此外，即使是完备的计划被制定出来，它要求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得到准确执行，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自行调节的能力，如果有一个环节受到了影响，则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计划经常得不到准确执行。更加致命的是，计划的经济制度基本杜绝了生产者的智慧和技术创新的可能，因为计划者无法预测到创新。因而总是以落后的过时技术组织生产，效率低下。如果再受到意外或政治的干扰，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更加低下。虽然是全社会的充分就业，但却无法生产出充足的物质产品，乃至产生普遍的贫困。由于民众本身在面对贫困时并无解决的方法，甚至会造成类似于农业饥荒的后果，使得大量人口饥饿致死。

为了使得国家组织制度有效运转，中央计划当局必须拥有极大的权力，直接控制民众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其机构也必然十分庞大。这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天赋权利，而且消耗极其惊人的社会财富，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民众的贫困。

我们也许不能说，马克思的理论设计本身是前后矛盾的，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公有制却的确有冲突的地方。“按劳分配”所能允许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没有人可以回答，但不应该是很小的差别，否则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此外，这种差别是否会因为“多得者”的剩余而形成新的私有财产？假如会形成则与公有制矛盾，假如一定要维持公有，则“多得”是否又没有任何意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将“按劳分配”做成了“大锅饭”的缘故。因此，按劳分配本身就只是私有财产制度才可能有的分配原则，彻底的公有制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只能实行按需分配或平均分配。

中国在20世纪中后期社会发生一系列严重问题，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损害之后，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经济制度上逐渐向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转换，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仍然相当不完善。经济制度现有的问题已经不是该不该变革的问题，而是要如何才能彻底变革，成为一个有效率和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经济体系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部分是政治组织原则。两者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现在中国的政治组织原则与经济制度变革之前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无人可以想象为计划经济体系而设定的庞大政治体系今日还能够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现有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关键问题基本上都与政治变革的落后有关。

由于经济变革，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社会的经济总量快速扩大。但是经济中由于变革不彻底而存在的隐患依然很多，国有经济的规模依然很庞大，这些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占据多数的社会资源却仅生产出少量的社会产品，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在国有经济成分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成分，这一块主要指已完全丧失竞争力，负债累累而又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一旦独立面对自由的市场竞争，他们立刻就会垮掉，给社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同时也会使经济受到严重挫折。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现代国家组织制度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原则信仰的一部分，其有效运行必须在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证之下得到实现。民众权力如果不能回归，就不能保证其不被滥用以谋取私利。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公有制已实际被终止，而政治制度安排还未做相应的改变，则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现象就必然会大量出现，这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公信力，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于可能出现类似于苏联与东欧的暴风骤雨似的变革，对国家民族造成极大损害。

因而就中国目前的国家制度变革来说，以迅速进行为必须。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加速进行，最终的目的是使得民众权力得到回归，并通过制度安排而使之不被僭越与滥用。目前最需要做到的就是将中央计划制度下庞大管理机构人员裁减到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以减少社会的负担；其次是关闭无效的国有经济成分，为高效的民营经济腾出发展的空间。如果这两点在短期内不能做到，则中国国家制度的渐进变革之路将会十分漫长而且充满无法预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