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国度的建立和巩固并非单纯依靠作为外来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内含的普遍性所能解决。其既需要结合来自国情的实践层面，又不能离开深厚历史文化的影响。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重构新社会的这种特殊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特色”，就是“中国化”），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前，历经70年的曲折发展，通过革新和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逐渐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引领民族复兴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

传统思想文化研究迈入现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一个自信的“天朝大国”沦为一个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本能地以“中学”之“体”，融吸大规模传入的西学之“用”，却未能在短期内“破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文化纷纷涌入，西学占据上风，全盘西化渐成潮流。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作为科学的“西学”，其最大特征便是分科化、学科化。代替科举制而兴起的近代高等教育，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于是，建构现代世界眼中的“传统”成为当务之急。但拿什么作为参照物呢？主要就是西学的观念及其结构。作为最先进的理念，源于西欧和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学界从整体上建立起了具有“分科体制”特征的传统之学，这可以说是传统思想文化迈入现代的重要标志性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不能说是没有“分科”，只是其“经史子集”的粗化类分、“小学”与“大学”的独特区别，不太适合现代知识的归类。即便是最为重视编年记载的传统史学，与现代历史学科仍有一定距离。一个文、史、哲相对不分的传统文教系统必须进行拆散后的重新编排、整理。由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等按照现代写法的分科教材相继进入教育体系。

尽管这些体系在今天看来仍免不了“西化”和“马化”（马克思主义化）的痕迹，但从客观上讲，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由于受惯性的“革命”式思维制约，过去我们是论批判多、谈继承少。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观，对传统文化正面功效的弘扬日益增多。比如，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相继走出了“苏式”教科书模式，真正用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编写。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理论研究的革新与沉淀，凸显了基于客观的历史主义逻辑方法的进步。

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正以其积极价值锲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未来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的，我们“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理论探索方法和范式的诸多新突破

教材编辑背后的理论研究创新，源于探索方法的变革。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离不开“训诂”和“义理”两条路径的循环，但现代学人开创的研究方法则更为多元。

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比如，放射性同位素在现代考古学中的应用，能够比较精确地推断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横断性学科的系统科学方法出现以后，被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学者甚至将之贯穿到佛学文化的体系探索中，写出具有开创性的佛教哲学著作。

广泛采用逻辑工具。中国古人的著作（包括经典）绝大部分沿用“语录体”“章句体”，散漫无常，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而新式教育则改变了现代人的阅读和理解方式。学者利用逻辑进行多方面的整理分析，使传统文化更加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西对比的多元融合。在不断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中国人被赋予了更宽广的世界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持续深入、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使人们具备了全球化的视野，互相对比成为可能。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登上国际舞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学者可以通过英语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华文化，而国外的汉学家可以对中华文明进行旁观者的解读，通过相互吸收以及相互借鉴推动不同视域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广泛渗透。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的观念、辩证法的结构逻辑、认识论的理性辩护、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都贯穿于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亦将长期延续下去。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代表了当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较高水平，让人们在编年体、纪传体等写作方法之外，从社会生产力、阶级利益差距视角看到了不同的侧重点。

理论和制度、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是孤悬的，而是和制度以及社会紧密相关的。来自于制度和物质层面的文化，或能推动、促进抽象理论的发展，或能抑制、迟滞观念王国的创新。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非简单之“极化”，亦非完全同步。70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许多态度和做法，反映了文化视域下理论和制度、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理论能否转化为制度，关键在于政治领导人是否倡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个极为精彩的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并不是“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阅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文本可能比相关专家要少，但无疑抓住了改造社会的关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不断向现实转化、飞跃。毛泽东同志一直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他所阅读的绝大部分书籍也都是中国古籍，而这种身体力行的做法无疑影响了党内外很多人。比如，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很多成员都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不自觉地把传统文化作为治党、治军的潜在本领，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的运动过程。周恩来同志曾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革命的“反叛”性格和经历，并没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化”和“复古”的两极中摇摆，反而使他们在改造现实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见”。

总体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理论的呼应是积极的、有效的。从历史上看，学术殿堂上的“话语”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假以时日。较早映入高层视野的是“中华传统美德”提法，随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术语逐渐进入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中。比较突破性的表述来自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把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种趋向将掀起理论界研究的高潮。

需要说明的是，在70年的曲折发展中，或许有一些令人不快的经历（本质上是近代以来将“传统”视为沉重包袱、丢弃而后快的社会心理的承继）。比如，“破四旧”运动导致了社会混乱，使得一些珍贵的文物或毁坏、或丢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展开以及不断深化，思想文化的混乱局面逐步扭转。20世纪80年代，“国学热”重回神圣学术殿堂，民间的、官方的研究不绝如缕，推广传统文化的社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同时，传统文化理论层面的探索，也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之学，而是和百姓的信仰、企业的经营管理、全民的德治理念等相结合，并渐渐进入体制内的教育。

当前，从理论到政治意识形态，全社会团结在“复兴梦”的理想旗帜下，形成了对科学历史思维重要性的共识。“复兴”唤醒了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传统的肯定。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中华民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信之本，昂然阔步，迈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再是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而是做好了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积极准备。如果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世界的影响之下，那么强起来的中国则是以平治天下、关怀人类命运的心胸，秉承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精神，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入的新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经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可以说，面对宽广的世界舞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已经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