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构成中国人民生活意义的基础力量来自具体的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并非只是“养儿防老”。在“养儿防老”背后，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子孙孙延续的事业之中。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农民的宗教，构成了他们生命意义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断子绝孙”是最为恶毒骂名的原因。
但是，如果传宗接代的“宗教”缺少了“养儿防老”的支持，若子女不孝，且老年人自杀变得普遍，则传宗接代的事业也就断不可持续，生儿育女就变得缺少意义。最近几十年，随着现代性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出现了从治理结构到个人价值的巨大变迁，农村家庭也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老年人自杀。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老年人自杀？老年人高自杀率会引发何种严重后果？本文就以笔者和学生们一起在湖北京山等地的调查为例，作些讨论。
活着没意义，活着干什么？
2008年国庆，受孙冶方研究基金会“30年来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调查项目委托，我们一行40多名师生到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S村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3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当问到村里老年人最近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有两位老年人回答：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有的老年人则因子女不孝而自杀。由于自杀问题比较敏感，调查组也不方便追问。但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高得惊人。
不仅S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组所调查的孙桥镇另外9个村的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S村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也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不如一死。人总有一死。他认为，病痛折磨，又要劳动；而且，活着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也有这样应对死亡的文化。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救药。京山老年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选择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弄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能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S村老年人的死亡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但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服毒，而不是正常死亡。在S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
但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至少我们调查的S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太多言，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引不起反响，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也很少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什么都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参加调查的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撼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在很多村里，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京山价值：活到老，就得累到老！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S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过了几天，我们知道了她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而她被赶出来的原因就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把钱给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媳妇知道很恼火，呵斥说：“2万块钱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住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是当地很有名望与影响的人，他有五个姊妹，都在本村定居，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60岁。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现在，大姐将积攒多年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娶的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六兄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她的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不能讲狠话的。讲狠话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未来是年轻人的。有位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老年人只要还能动的，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一切应该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治病，也要比较治病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创造的收益，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单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直气壮要求子女养老的权利，子女也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但另一方面，舆论又会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京山G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服毒自杀。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能怎么样。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是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河南安阳调查，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他们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尽量减轻子女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自杀，不自杀，这是一个问题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结合另外30多位师生在全国10省20多个村的调查结果，选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的几个地区作比较。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副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做厉鬼显然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与闽西相似，江西吉安农村，老年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进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庄，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办丧事。不能在祠堂办丧事，不算是善终，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办丧事的。罗兴佐是江西吉安人，据他讲，江西人民医院院长是他的同村人，院长母亲90多岁，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坚决要求回到家乡，这样死后可以在祠堂办丧事，才可以进入家神榜。江西宗族地区老年人很少会主动谈论死亡，除非实在无奈（比如病痛），而不会冒然尝试自杀。而京山农村，老年人认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死亡持一种唯物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
在北方农村，比如河南、山东、陕西农村，老年人自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子女的声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正是这样一种自杀成为事件的结构性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杀，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杀，他也不得不顾忌自杀会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坏形象。同时，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又可能通过自杀来报复子女。有老年人担心达不到报复的效果，而会将自杀搞得十分惨烈，唯恐人们不知道他的子女不孝。
杨华调查的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与北方农村具有相同的轰轰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杀率要远高于北方农村。
四川是一个老年人自杀率很低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绵竹五个村调查，很少听到老年人自杀的报道。王玲是四川人，她说，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对死亡十分恐惧，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赖活着也会活着。
还有一些地区，比如郭于华所调查过的河北农村，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杀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种自杀是带着对子女的强烈怨恨情绪，因为他对子女具有很强的期待。他选择自杀，但心怀“我死也不能让你们好活”的怨恨。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带着无奈、失望情绪的自杀，他们只能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显然，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父母应该像父母，老人应该像老人之类的想法），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关。
京山县农村的代际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向平衡的代际关系演变。目前的老一辈对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报少；即使有期待，可能也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他们对于子女不孝，多采取沉默、认命，当然也有悲伤、无奈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
在代际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没有为子女作大贡献，父母也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好，毕竟父母生养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悲愤和愤恨。他们往往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可能采取诉诸舆论、法律或其他结构性力量的手段。河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远低于京山农村，但因为代际关系紧张，发生代际冲突的比例及冲突的烈度，也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河南农村中出现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当高。正因为代际之间存在高度期待，代际之间很容易发生剧烈的冲突，但也容易出现感人的孝事。
京山农村，因为代际期待少，至孝是极少见的，代际之间的剧烈冲突也是极少见的，甚至老年人用惨烈方式自杀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这样的现实，无奈为“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作了个注解。
在京山农村，与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相一致，是农村年轻人生育意愿极低，即使头胎生女孩，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绝大多数年轻夫妇也只选择生一胎。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有无儿子，只关心自己是否活得舒服。
当人们只关心自己生活的舒服与否，不再对未来寄以期待，也不再追求子孙延续的无限事业时，人们就会失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考问，其行为往往缺乏内在的约束，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容易出现问题。
千百年来，家庭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几乎构成了农民生活意义的全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山农村以老年人高自杀率为表现的家庭意义的瓦解，是一个重要的讯号，重建中国农村的家庭价值，实在是一件无比紧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