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东曲阜孔、颜两个家族都名人叠出。孔氏以孔尚任为代表，颜氏以颜光敏为代表，这早已为人熟知。但与其同时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无论其人生功业还是文学成就，都足以与他们相埒。他就是颜光敏的叔父颜伯珣。
颜伯珣的知名度远不如他的侄子光敏兄弟，甚至也不如曾孙辈的懋侨兄弟。光猷、光敏、光敩，以其"一母三进士"的科举佳话，数百年来在其故乡几乎妇孺皆知；光敏又被称为"金台十子"之首而见诸载籍。懋侨曾供职内廷，和达官名士交往；又与懋伦兄弟数人唱和，诗酒翰墨，一门风雅，才名流传数世。相比起来，伯珣几乎成了一位被湮没的人物。
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淘洗掉表面的浮华和世俗的好恶，使我们可以冷静客观地观察颜伯珣其人其诗。此时我们发现，颜伯珣的价值被严重忽略了，他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人生的功业和信念，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诗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忠实记录和认真思考，其深度和广度，有一些是同时代其他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中一些甚至可以与文学史上的杰作名篇相媲美。
颜伯珣现存的五百多首诗歌，是一个蕴涵丰富的矿藏，值得努力开釆发掘。其价值不应局限于地方文史。
一
颜伯珣，字石珍，又字季相、相叔。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生。
颜伯珣的父亲颜胤绍（又作孕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凭着刻苦攻读而成进士，任凤阳、江都、邯郸等知县，所至有政声。其时已是明亡的前夜，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南下侵掠时，他临危受命任河间知府，率众守城，但城终被攻破，于是阖家六口自焚殉国。当时伯珣只有6岁，被亲兵吕有年从火中抢出，得免一死，流落民间。后来被跣行千里寻父尸的长兄颜伯璟找到，带回曲阜家中。
伯珣在长兄伯璟的关爱下长大。伯璟入清后拒绝参加科举，与孔贞璠、颜伯显、魏孟宣、刘显斯诸遗民文人高相唱和，加意教育伯珣和光猷、光敏兄弟。叔侄三人年龄相近，一起读书。但颜伯珣的科举道路远不及其侄子顺畅。
伯珣15岁进学成秀才，却迟迟不能中举。这里应该说明，至少从明代起，曲阜就设有四氏学，供孔、颜、曾、孟的子弟入读。朝廷在岁贡名额、经费以及任用等方面有种种恩渥和优待。在康熙十四年乡试时，颜伯珣已经考中，"发号登榜"，最后却"以二颜不合例，易去。"（《颜氏族谱》）换了别人。
所谓"二颜不合例"，说白了就是一科不能取两个颜姓，因为当时朝廷给四氏学的名额是两个，如果两个颜姓，就等于孔姓失去了中举机会，这是孔氏不能容忍的。其实，当初提学道施闰章上疏时定的章程，是"不拘孔颜曾孟，凭文取中"。但孔姓觉得另三姓是沾了孔姓的光，无论如何每科必须有一孔姓中举，心理才能平衡。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颜光敏在考试中七试均为第一，就因他不姓孔，硬是拿下；康熙二年（1663）终于中举，而"孔族诸无赖"得到消息后，居然"哗于门，扯去报帖"（颜肇维《颜修来先生年谱》）②。可见族大人多的孔姓对抢占了他们名额的颜姓有多么仇视。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九记："曲阜设四氏学，乡试编耳字号，中一名，每科取中皆至圣裔。故有'无孔不开榜' 之谣。顺治乙酉，给事中严沆典山东试，疏请取二人，康熙间增一名，颜、曾、孟三氏及各贤裔始有中式者……"所说就是此事。乙酉是顺治二年（1645），严沆的疏当时并未起作用。
《曲阜县志》载康熙十四年举人为颜光是和孔兴琏。看来当年颜光是和颜伯珣成绩最好，因为孔族的激烈反对，才终于撤下了颜伯珣换上了孔兴琏。在这次孔族和学政的博奕中，形成的共识就是必须保证每科都至少有一名孔姓。所谓"二颜不合例"，其实是"无孔不合例"。不管怎样，作为曲阜这个孔氏王国治下的小民，颜伯珣也只好忍气吞声承受这样的结果了。
孔贞瑄为《秪芳园集》所作序说伯珣"不耐场屋之屈辱，绝意科举，甘由恩例出身。"其中"屈辱"，应该包括上述遭遇。所谓"恩例"，一是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亲政后初行释奠礼，伯珣参加助祭而被赐为贡生。二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康熙帝亲临曲阜，伯珣被以恩授官。此时，他已48岁，当年同窗共读的两个侄子都早已中进士做了官，功成名就；而他正在家乡经营他的秪芳园，以渔樵为友，啸傲烟霞，琴书自娱，并打算终老于此。
顾炎武在致颜光敏的一封信中说："石珍社翁想闭户著书，卧游五岳，胸中当别具一丘壑，而鸿文大制日新富有，则两君固并驱中原矣……"（《颜氏家藏尺牍》卷一）。其中"闭户著书，卧游五岳"八字，可说是颜伯珣其时生活方式的绝妙写照。
李克敬说颜伯珣"以河间贵公子，有良田广宅足以自娱。余尝观于其秪芳之园，周览其池阁竹树之美，慨然太息，谓人生有此，南面王岂屑易哉！"（《秪芳园集》序）即使有夸张的成分，也可见他的生活质量颇为不恶。按世俗的眼光看，已是晩年的颜伯珣对于这个做官的机会，原本是应该放弃的。故《颜氏族谱》说他"初隐泗水上，弹琴赋诗，有终焉之志。晩以圣恩倅寿州，人皆为愤惜， 夷然处之。"所谓"人皆为愤惜"，"愤惜"二字极堪玩味，是不是指当时他本该有更优的机会而因某种原因失去？已不可考。
但是，像颜伯珣这种读圣贤书出身的人，天生具有強烈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和情结，对官职的大小他可以夷然处之，这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却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他虽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仍义无反顾地束装就道，走上仕途，进入官场，开始了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关于颜伯珣以恩授职前的情况，目前所知很少。从他早年的诗和书牍中可以看到，他除了"闭户著书，卧游五岳"之外 ，似乎还从事过诸如经商之类活动。例如他曾远行到陕西山西等地，居外八个月之久，当然不纯粹是旅游；又如他书牍中曾提到"铜觔"，提到 "缴还亦与十万""发回原物"等（《颜氏家藏尺牍》卷三），都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甚至迂腐的书生，而是一个具有处理世俗事件的能力和丰富社会经验的实干者，所以他在走上仕途之后，多年一直从事出差和筑坝之类工作，并不是偶然的。
二
颜伯珣的仕履，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从48岁到54岁，所谓任虹县和定远知县，后期是从54岁任寿州同知到去世。但我们对于前期六年情况了解甚少，还充满疑问。
《颜氏族谱》说："甲子以帝幸阙里，恩授江南凤阳府寿州同知，摄虹与定远两县事。"是把他的仕履综合叙述的。事实是他任寿州同知是康熙二十九年以后的事，摄虹与定远两县事，应在其前。
虹县、定远县和寿州清初都属凤阳府所辖。乾隆四十二年（1703），裁虹县并入泗县。但我们查现存光绪《泗虹合志》，在《职官志》查不到颜伯珣的名字；道光《定远县志》也一样；还又査了乾隆《泗州志》（虹县曾是泗州属县），也是毫无所获。当然，这几部志书对康熙二十年前后的知县几乎都没有记载。所以不能因为查不到记载就证明颜伯珣任职两县是子虚乌有。
排比颜伯珣这几年的行踪，可知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由曲阜进京参加吏部考试，得四氏学恩贡州同第一，六月归。见颜光敏《京师日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底时在曲阜，有自注年月的《雪甚》诗为证。康熙二十八年（1689）赴京谒选，得官。从二十四年下半年到二十八年下半年这四年的时间，有可能是在虹县和定远县的任上。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经吏部考试，但并未谒选，即去吏部办抽签之类手续之前，他可以做县令之类实职吗？再说，这四年中的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还有光敏"遣二仆还为季父寿"（见《京师日历》）的记载，看来他的五十大寿是在曲阜庆的。此年九月光敏亡故于京师，治丧种种，他必参加。这样算来，他在任的时间更短。而且，作为一县父母官，是否能长期离任回籍？凡此种种，甚至令人怀疑所谓"摄虹与定远两县事"的真实性。
但也有他确曾任职的证据。一是他有《卖马行》七古一首，开首就说"虹县署官贫卖马，两载瓜代栖荒社。"明说在虹县任职两年。诗中又有"三年共汝识辛苦，东走吴会北还鲁。瘦骨岁伴犊池云，危心几排龙江怒。"说得还很具体。二是还有一首诗写到了他在虹县的一个隶人韩正，在他到寿州后还去看他，令他感动。三是他有一组《与四约诗》，分別写对四个乡约的感情和教诲，乡约是知县任命的乡村小吏，这可间接地证明他曾任知县。这几点证据也是很难推翻的。
关于在定远县，证据只有乾隆《曲阜县志·颜伯珣传》所记的一个故事，说定远县有个叫周老虎的，因为嫉妬邻居陈生富有，居然杀掉自己的儿子来诬陷他。陈生被捕入狱，多次审讯坚不承认，无法结案。颜伯珣到任后，到包公祠去上香祷告，这时奇迹出现了：周老虎儿子的魂附到了他弟弟身上，说出了事情真相，陈生冤案得以昭雪。
这事自然荒诞不经。把这事附会到颜伯珣身上，至少可以说明《颜氏族谱》说他"洁己利民，执法不屈，辨冤狱，革耗羡，别奸厘弊，廉明正直之声震远迩……"不是空穴来风。
资料所限，我们对他前期仕履只能了解到这个程度。我们知道得相对较多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任寿州同知以后的事。
光绪《寿州志·职官表》"州同"一栏，康熙二十九年是颜伯珣的名字，到康熙三十八年（1697），换成了李廷相。原因就是此后他专职"奉檄督修芍陂"。所以他在寿州的21年，还可以再分为两段。前段是从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七年，他54岁到62岁，任同知；后段是以同知的身份专职从事芍陂工程。
《清史稿·职官志》载，州同是从六品，无定员，与州判"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用现在的话说，州同是州里的二把手，是一个抓具体事务的职位。这在颜伯珣的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他自己屡次说过，"矧惟参佐吏，材微备驱驰"（《仲冬述行二十二韵》）、"官微受指麾"（《有事阚疃》）、"吏微行役频"（《已达天津述兴》） ，频繁地出差是他仕宦生涯的一大特点。如从南京到京师的护领转饷，在炎热的夏秋之交，率领着"烝徒三百人，流汗衣裳沾"（《秋日护领转饷京师发江宁府》），单程就用了近两个月。还有水路运铜去京师宝泉局那次，从寿州到天津就走了三个月，不仅受尽了折磨留难，经济也上赔累严重，最终要卖掉家产赔补亏空。即使他被任命专职修芍陂后，上司还是会临时抽调他。如那次"监采丹锡入贡京师"："省檄清晨下，公徒辍何速。"在邵宝湖遭遇狂风恶浪，命悬一线："性命呼吸回，出险方觳觫"，接着还又患上疟疾，"惊定旋作疾，疟鬼旬乃戮。"（均见《十月安丰大筑西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想必是他的能干和敬业已经名声在外，使他成了上级抽调完成各种临时性任务的最优人选。而且指名抽调他的，还包括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这样权高威重的封疆大吏 。他长时间远距离的行役，现知的至少有康熙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5次，有时他在芍陂工程正忙中也照抽不误，最后两次抽调时他已年近古稀。
颜伯珣做官后，因为忙于公务，很少重回故乡。只有乾隆三十八年那次奉檄监釆丹锡入贡京师，返回时经过曲阜已是年底，在故乡过年并住到四月。这应是他二十年中唯一一次休假。
主持修筑芍陂工程，是颜伯珣在寿州任上最重要的政绩。
芍陂又叫安丰塘，位于寿州城南六十里，最早建于春秋时。芍陂周围三百余里，蓄三条河流之水，用以灌溉农田。两千年中各代都有修葺，但有时是旋修旋圮，更经常因管理不善，使其难以发挥作用。
康熙三十六年柳秋，芍陂附近的秀才沈捷给知州傅君锡上书，要求政府主持修复芍陂，并请求上级委任颜伯珣董其事。沈秀才并不是修陂工程最大的受益者；他积极倡议，是缘于他有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抱负。他知道颜伯珣也是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所以向知府提出这样的要求。沈捷又带头向环陂各地发出倡议，捐钱捐物，使这一工程于三十七年春正式动工。
颜伯珣"广咨访，妙区画"（《孙公新庙记》） 、"询其利弊，区画尽善"（张逵《颜公重修芍陂碑记》） ，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规划设计，可以说是工程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他又长期深入施工第一线，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操筑日日芍陂头"（《芍陂堤上课各门监者种柳》），甚至因此而遭人讪笑："胡为乘轩复课畚？于思遭讥听者愁！"（《老庙堤头歌》）。他还对施工管理方式进行了创新，例如利用旗帜和鼓声指挥劳动者："门长司鼓旗。锹者、篑者、版者、杵者，一视旗为向为域，听鼓声与邪许声相答和取进止"（《重修芍陂碑记》） ，提高了劳动效率。
工程除修复旧有设施和疏浚河道外，还又新筑了两条新堤，新开多个闸门，在堤上种柳树千余株，改建了孙叔敖庙。建立了一整套有奖有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保证工程竣工后能长期发挥作用。整个工程历时七年，芍陂完工后能"灌输四万顷"，实现了"庾积属不收，群类蕃始育。晴波市鱼菱，晚景喧樵牧。"（《十月筑安丰大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一派丰收祥和景象。
在颜伯珣现存诗（《十月筑安丰大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中，与芍陂有关的就有四十多首；芍陂共有二十七个"门"（闸口），他为每一个门都赋五言律诗一首，成《安丰陂二十七门诗》。由此可见芍陂工程在他人生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此后寿州的各种志书都对颜伯珣修芍陂的功绩有记载，当地百姓为他建了生祠。直到今天，安丰塘边孙公祠里还供祀着他的木主－－孙公祠正殿供孙叔敖，东庑供明代黄克缵，西庑供清代颜伯珣。从这种安排，不难看出当地人对颜伯珣的尊重程度。可以说，颜伯珣用这一造福百姓的工程，在寿州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腐儒实少匡时力，版筑聊通利济穷。"（《春日大筑芍陂即赠刘生》）颜伯珣就是以这种心态在寿州默默无闻埋头实干。这样的官员，极受百姓的拥戴，却未必能得上司的欢心，他在寿州二十年都没得到升迁就是明证。正如李克敬所说，他始终是个"崎岖穷困"的"偃蹇卑僚"（《秪芳园集》序）。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在诗中流露过失落颓丧的心情。他说过"微名隐恨多"（《六月将去安丰有感》）：在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难言的苦恼？他诗中的"半柝抱关遭叱骂""小吏敢避长官嗔？"，说明了他在官场上不知承受过多少屈辱！还有"一篑未就口流血"（均见《酬杨子润九赠菊种二十二即用述怀兼简张子宛庐》），其事虽详情难知，已足以令人扼腕。又如前面提到的以垂老之身多次出差，沐风栉雨，甚至以家产赔偿亏欠，这都给人以他的做人未免失败窩囊的印象。面对这些，他总以"莫笑冯唐老不迁"（《戊子元日》）"志士勋名岂尽同？"（《春日大筑芍陂即赠刘生》）来说服自己，尤其在看到芍陂在自己手下完工并产生效益时，他"喜心翻歌哭"（《十月筑安丰大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高兴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
颜伯珣留下的诗中有多首写到了千多年前的孙叔敖。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令尹（宰相）。他的重要事迹之一就是主持治淮，是芍陂工程最早的修筑者。《史记·循吏传》将他列为第一人。颜伯珣诗《孙叔敖庙》说："高下朱门零落尽，前贤岂不后人期？"－－－古今多少名公巨卿朱门高第都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人遗忘，只有像孙叔敖这样的才能永垂不朽！可以说，作者是把孙叔敖作为榜样和精神偶像崇拜的。这就是颜伯珣的人生观和事功观。这一观点，在他一首题为《淮堤》的诗中有更明确的反映："独奏平成数载中，至尊含笑进三公。居徒不省八年意，共说当年朱靳功"。这首诗是他得知康熙帝因"河工告成"而"加张鹏翮太子太保"后作的。诗末句的"朱靳"， 指的是在治河中出力最大的两任治河总督朱之锡和靳辅。颜伯珣认为，比起他俩来，张鹏翮的功绩实在算不了什么，是以朱、靳两人付出终生心血取得的治河成绩做基础，才使张鹏翮轻易地获得了成功。当然，此时朱、靳两人死去已久，张鹏翮也不能说是钻营谋利的小人，康熙帝为他"进三公" 也自有其道理，只能说是因缘际会成就了张鹏翮。颜伯珣诗中未提张鹏翮之名，却借"居徒" 即沿河老百姓之口说，关于治河工程，他们只知道朱之锡和靳辅！可见颜伯珣对浪得虚名的张鹏翮不以为然，他最尊重真正实干的人。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他的仕宦道路中为什么对个人的升迁以及吃苦受累、受委屈、赔钱，从来都是不萦于心。
据记载，颜伯珣还有关于芍陂的著作，即《安丰塘志》三卷，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寿州志·艺文》著录此书，说"稿本藏州人夏氏家"，据了解，今寿州城西南保义鎮，夏氏为当地望族。保义东濒瓦埠湖，西邻安丰塘，正是颜伯珣足迹常到之地。现存一部关于芍陂的专著《芍陂纪事》，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以颜伯珣的《安丰塘志》为蓝本而再行编撰的。此书作者夏尚忠，应是收藏颜稿的夏氏家的后人。他字绍姒，号容川，博学能文，热心公益。《芍陂纪事》完成于嘉庆六年（1801），晩于颜伯珣近百年，他在书中以不少篇幅写了颜伯珣其人和对芍陂的贡献，多次引用"颜志"文字。这个颜志，我认为就是《安丰塘志》①。
芍陂工程竣工后，颜伯珣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他早已几次提出退休，总是未得如愿。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又一次南巡，他参加了迎驾工程的准备。另外，他还惦记着芍陂工程后续的使用管理，一年四季经常去巡视按查，及时处理问题，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芍陂渡过的："毎春则亲巡堤上，恐其损处也。夏秋更躬历垅亩，视其将涸，则发钥启闸，务令水利均占。至冬犹自按查，恐不知大计者或减水以资蓄牧，或泄水以取鱼虾也。其中稍有不完者则补葺之，以为来岁计焉。每岁四时不回署，即回，岁不过月余耳。"他对芍陂这个他付出了无数心血和精力工程，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舍不得离开那里，他挂念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更挂念那里的贫民百姓。他"或驾扁舟于陂内，或乘肩舆于陂堤。时而散步林间，时而讴吟泽畔。抑豪强，问疾苦，随便经纪焉。"当地人有时会留他吃饭，他也乐于接受，但只能备一味莱肴，否则他会拒绝，因为他知道那里的百姓还很贫穷。他这样爱民到无微不至，百姓也对他报以同样深情，听到他将要退休的消息，"绅士呑声，田夫号痛，祖道徘徊，如失怙恃。攀辕无计，立生祠而尸祝焉。"（均见《芍陂纪事·颜公传》）
康熙四十九年（1710），颜伯珣终于被批准致仕回山东养老。大约这年五月，他去芍陂向他当地百姓作最后的告别。此前不久他刚得了一场大病，身体已经很衰弱，但他还是"力疾享父老于陂上，曰，吾南对陂光，北眺八公峰，如对故园，便觉莼芦之思不能终日。今当别去，尔子孙其勉图久远，勿如今日恃老夫也。父老皆为流涕"（颜崇椝《种李园诗话》卷二）。他有一首《五月之安丰四十店旅馆题壁》诗，就是此次在芍陂之作，也可说是他绝笔：
腐儒一宦老，野馆百回过。病后人还到，春归燕更多。长烟新饭麦，短巷旧垂萝。饥馑频年岁，相看庆若何！
这诗末句说安丰一带的百姓吃不上饭的事频频发生，现在新麦终于上了饭桌，这真是值得高兴和庆祝的事啊！这新麦里，必然有芍陂的灌溉之功。不难看出，颜伯珣对百姓的饥渴冷暖是多么关怀备至，感同身受。
在这次安丰之行后不久，他就猝然死于寿丞之署。时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他74岁②。
颜伯珣死后，棺敛不具，士民号泣奔走，共为治丧。可以说，颜伯珣是真正做到了为寿州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颜伯珣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被我们审视的。他的政绩和人格，固然会赢得我们无限的尊重，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诗作本身，能否以其自身价值和魅力打动当代的读者。
答案应是肯定的。
打开颜伯珣诗集可以发现，他的诗中酬答之类作品比较少，而记事咏怀之类相当多。这是他有别于同时代人的一大特点。记事之作多釆用组诗的形式，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护领转饷赴京师，一路写了40首五言古体，涉及到所经城镇的现状历史及所见所感，实为一部诗体的行记。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又以水路运铜到京师宝泉局，此次行役所作诗，在后人编集时颇有窜乱，有些经过考证才可确认，但至少有20首以上。另外，《忆正阳际堂八子》五古8首、《舟中杂兴》七律12首、《秪芳园拟山水诗》五古12首，也有可能是枯坐船上时由排遣寂寞之作。其中《忆正阳际堂八子》是有意为当时的寿州文人立传，《舟中杂兴》写各种功用的船只，相当于咏物诗；《秪芳园拟山水诗》则是对故乡自家园林的回忆描写。前文曾提到《安丰陂二十七门诗》，当作于芍陂工程竣工之后。作年不详的《淮上军》七律15首，写出了寿春驻军的诸方面，早期作品《金陵绝句》20首，以竹枝词的形式写金陵风土人情。这些组诗，再加上如《赠郑子非文》《金陵应檄监领转饷京师，六月溽暑，羁留久不得发，感旧述怀，遂成长韵》《题诗勺江水》《十月安丰大筑西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等五古长篇，构成了他作品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这种组诗的形式当然不是自颜伯珣始，但像他那样以40首五古的篇幅写自己的行程，还是很少见的。这说明他的写作有明确计划性，可以借用一个当代美术上的词汇，叫做"主题性创作"，以区别于通常即兴的赠答应酬和吟风弄月。
颜伯珣是一位干实事的官员，从事的多是具体事务，这使他能深入地接触社会底层，又能从较高的角度把握所写事件的整体面貌。他所写到的诸如筑坝、行役等，未必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以这些事件入诗，同样具有以诗证史的功能，而其生动性和真实感，远非一般叙述所能及。如他写护领转饷行程中的《磨盘山》：
盘盘复盘盘，诸岭如釜覆。车马旋上头，势若穷宇宙。大柳与池河，方左仍复右。两头二十里，作息合昏昼。我旅大火馀，口干不得吼。集壑有蹋翼，号林仍穷兽。同官尤少年，朱颜欻非旧。侧闻秦陇长，此道一襟袖。难矣行路难，臣职实奔奏。欲陋虎兕吟，兹义或缺究。
诗写运饷的车马队伍在酷暑炎热中登山越岭，作者和社会下层劳动者们一起出力流汗。整首诗的基调豪迈昂扬，毫无悲切哀怨之情，而是颇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尤其末句，按《论语·季氏》有"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以"虎兕"喻将伐颛臾的季氏。故《虎兕吟》应是反对暴政的歌谣。作者说"欲陋虎兕吟，兹义或缺究"，分明是认为转饷所受的苦不能和古代暴政下的百姓受苦相提并论，说那种把一切苦难都认为是暴政所致的观点是浅薄错误值得反思的。
再如写芍陂工程的《重筑安丰陂修孙相国庙乐神章即属陂父老三首》之二：
……原自岁摄提，望古兴凿筑。千徒被冈野，阴魄在盈朒。错杂百五旗，如将令始肃。鼍鼓声夕迟，壮夫歌振谷。其始或惮烦，其后忘拘束。畚锸羞戟鋋，勿亟同且速。春女饷馌还，摘花各盈掬……
诗中展现出一个集体劳动的场景：山冈平野上，有上千人在紧张地劳动。旗帜挥舞，鼓声咚咚，号子声振动山谷，仿佛在将令指挥下千军万马的战斗。从冬天到春天，有白天有月夜，这是多么气势壮阔充满动感的画面！尤其是作者又捕捉到送饭的村姑归途採摘一把野花的细节，可谓得刚柔相济之妙。作者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所见，而是人在其中，仿佛拍摄宏大场面的长镜头电影。
作者所写的芍陂，是为民造福的工程；护领转饷则是为了赈济康熙三十一年陕西凤翔的灾民，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这样的诗在题材上是新颖的，其全景式的描写角度和所反映的集体劳动场面，在古代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
相对于明末政治的黑暗、人性的没落和社会的动乱，清初社会无疑有一种健康光明蒸蒸日上的气象。颜伯珣的这些诗不是庸俗可厌的颂圣之作，而是真诚地对劳动的礼赞。可以认为是这种社会面貌和精神的反映。
当然，说清初社会健康光明只是相对而言，从微观局部上看，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仍然不少。具体到颜伯珣本人，如前文曾说过的多年得不到升迁，就有时令他苦恼。关键在于他如何对待。请看这首《老庙堤头歌》：
丈夫不封万户侯，便应一耒老田畴。胡为乘轩复课畚，于思遭讥听者愁？丈夫事不盖棺未可问，鼓刀饭牛性所近。唐丧七尺应有托，塞责五斗聊足奋。皇天高高白日疾，蛟龙霖雨兮草木结实。乘时利物无区殊，贤豪汨没何代无？
建功立业当然是每个人的愿望，但真能实现者又有几人？自已也算是个朝廷官员，又一大把胡子了，却还在工地上干着被人视为低贱的活儿，被认为有失身份而讥笑、瞧不起，这样值得吗？但是转而想想，天生万物，各自都有自已的位置，恰似蛟龙行雨，草木结实，纵有高低贵贱之分，却都是于世于人有用的。任何时代都有被埋没的人才，所以不值得一味抱怨。关键是把握机会和时势，做有益于万物之事！这诗中虽然也有无奈的感慨，却没有颓丧牢骚和自怨自艾。尤其后半部，格调昂扬，心态宽容，真是充满了正能量！这也许是作者在工地上长期深入接触了社会下层而得到的心灵升华吧？"末僚亦名器，志士在沟渎"（《十月筑安丰大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颜伯珣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的。
解铜入京的纪行诗，现存约二十首。其中至少有三首反映了他面对沿途黑恶势力巧取豪夺所表现的愤怒和无奈。当时河道上，官船民船都被盘剝，甚至遭公开勒索。《突溜阻雨望天津卫》写道：
我行逢秋东风急，清源以北水皆立 。柁危倒牵高帆卧，计程一旬百二十。樯竿如林悬索号，估泊渔网兼嘈嘈。系缆鸣铙无颜色，微吟强飡同疲劳。须知气悽必苦雨，即恐畿南无干土。骨髓尽捜付长辕，面目何以对圜府！卫人尽道迎官船，官船到关仍索钱。岂知有儒愁簞食，穷秋更卖负郭田！
十天才走一百二十里，简直是蜗牛速度。船上系缆鸣锣的工人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因为换船改走旱路又要多付几倍运费，预算早已突破，但船到天津后关上要索钱，到目的地后还要贿赂宝泉局……看来，只有卖家里的田产来填补亏空了！
终于到了天津，作《已达天津述兴》：
吏微行役频，疚心力衰惰。天路虽多艰，臣职难高卧。涉江累殊候，风涛饱经过。水驿期有常，况复严最课。所求匪章程，天远望帝座。亲戚满路隅，不瞻穷途饿。九旬达津门，故吏俨僚佐。岂惜升斗活，难为苍颜破。关深豺虎骄，日入鼋鼍大……
他们的船已严重超期，这要受到严励处罚。亲戚朋友看到的，是几乎像叫花子的一行人。自己固然不是为升斗之禄而做官，可面对这些不快之事，也真难以高兴起来。尤其是就要面对那些索要钱财的恶吏，觉得他们简直就是豺狼虎豹乌龟王八……
这次出差是以赔累告终的，《运铜返寿州答寿民》说：
州贰微细职，亦备守土臣。官铜输有吏，滥责安所循。吏解苦累钱，岂念官更贫？无乃教之贪？交征亏至仁。破产尽宝泉，达官犹怒嗔。十月衣葛回，返顾西灞津。蒸黎为我哭，愿偿官累银。感激谢蒸黎，剜肉宁一身！……
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官，可也负有守土爱民之责。这次赔累责任也许在我，那些索钱的吏员哪能想到我比他们更穷？朝廷制订的制度总不能鼓励贪污吧？那是违反至仁的原则的。卖家产填补亏空，宝泉局官员还不满意，对我态度很不友好。狼狈地回到寿州，百姓们闻讯痛哭，说愿意集资为我赔偿。我岂能再连累百姓？剜肉补疮，就自己承担吧。以下作者又以当时正进行的康熙帝征阿鲁特的战争为榜样，说远征中皇帝每天才吃一顿饭，自己吃点亏算不了什么："君看征戍儿，我何怨苦辛？"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也看到了作者的高尚：他对这种种虽只能无奈地承受；却又无怨无悔，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百姓受累，平和通达，毫不矫情。真实地记录了现实生活中作者的愤懑苦恼和担当。
颜伯珣诗中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底层弱者的深切关注和悲悯，展示了作者浓厚的人文情怀。
请看《雪甚》 ：
跨马出鲁门，还村渡泗水。雨雪积昏昼，原隰平如坻。六合归太素，万物尽为滓。放犊惜及目，殭鳞赤赪尾。村遇曝背人，有怀兼忧喜。喜者春得耕，忧者即饿死。称贷绝亲戚，况乃问邻比。两岁俱无年，泰瑞反成否。明年幸蠲租，六郡受帝祉。愿得少延活，共待春阳起。使君罢于田，豢卢日一豕。饿者拾馀去，且得饱妻子。请为将卢役，虞人闻之耻。侧颈吁使君，公门如万里！
前面数句写大雪。然后说这场大雪对于春耕固然有好处，对于极贫之家来说，却意味着有可能被饿死。因为连续两年歉收，他们已山穷水尽借贷无门了。接下来笔锋一转，说知府大人不用种田，他毎天单喂狗就要用一头猪！饥饿的人捡拾其余，也可以让妻子儿女活下来。如此强烈的对比，岂不比杜甫传诵千古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尖锐？接着作者又写道，假设自己去做个养狗的差役，拾些剩余养活妻儿，那一定会引起人们的耻笑；而想向知府大人呼吁，却官衙深如海，难以上达……这是对官府多么深刻的讽刺！叙事寄情，委宛曲折，为民请命，正气澟然，这样的诗，堪称诗史式的杰作！
尤其须要指出的是，诗中的鲁门和泗水都是曲阜眼前实景，曲阜是兖州府属县，而且题后注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作"，所以读者不难判定，他笔下的"使君"就是现任的兖州知府。很容易地就能查出此人是官声颇为狼藉的祖允图。但他毕竟是现任官员，作者竟如此直接地在诗中对他批评，真的需要相当胆量。
再如《舟中感兴》组诗中有一首《流民船》，诗云 ：
并包樵爨才盈尺，数口棲迟即是家。不敢中流随画桨，乱来斜日倚苍葭。恩归旧垅仍官种，诏启新河少涨沙。满目仳离无郑监，小臣惭附上天槎。
所谓流民，就是没有固定居止之处的穷苦百姓，他们大概是因洪水冲没或者开河筑堤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全家人寄身于一叶小舟，生活境况困窘。作者对他们寄予无限同情，末句用宋代郑侠典故，以自己无力帮助他们而深深自责。
同样的自责还表现在《二月苦雨》中：
冥冥甲子侵耕雨，早度元宵更四旬。即恐春长无陇麦，独看花放正愁人。涨沙重失龙头堰，远树初红燕子津。不免追呼馀旧赋，哀鸿满目岁何频。
古人认为甲子日下雨是时势的预兆："春雨甲子，赤地千里。"现在正是春天，看来老百姓又要受苦了！面对霪雨，他想到的是麦田受水淹而无收，闸坝因淤积而失去作用。而接下来的必是普遍缺粮，但历年积欠的赋税恐怕还要追缴，那就免不了要用暴力对付百姓了……他是以官员的角度看待灾害的，首先想到的是赋税，感叹受灾的年份何其频繁。唐高适《封丘作》有"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句，反映了一个未泯良知的地方官员面对现实的无奈，此诗末联两句立意庶几近之。
颜伯珣在寿州已工作了整整二十年。所干的都是些修坝种树押运物资之类的事，频繁地出远差，沐风栉雨而升迁无望，经常在诗中发些不如归去的感叹。在对官场充满厌倦和无奈的同时，也对寿州这个地方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尤其是对这里的普通人和贫苦百姓充满了同情。从此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又有一首《仲冬喜雨行》，虽云喜雨，并没有欣然的情绪，却以很大的篇幅写春夏之交连绵雨水所造成的内涝和洪灾，写灾后饥饿疫疠造成的居民流离死亡相继。如："今年遍地舞商羊，正月繁雷龙不藏。四月五月天如漏，嗷嗷万户户无粮。孤城不没才三尺，中原无地号天苍。咫尺但愁外水入，城内雨水已拍床。老夫卧病心肺裂，除生羽翼淩空翔……"而大涝过后又是大旱："时晚种麦土又干，高者种枯幸下滩。仲冬至后雨细霏，却望畴陇麦苗肥。嗟尔淮南民馀几？饿者离散疫多死！冬雨活麦麦有秋，即恐明春更泛长淮水！"这无疑是他在淮南多年经常见到的场面。面对这种情况，他无能为力，只能向虚无中的天帝呼吁，说"愿将残躯饱蛰龙，尽驱雷公龙不起！"只要能解民于倒悬，情愿把自已这把老骨头去喂那司雨的蛟龙。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怀，使人想起佛陀的舍身饲虎。这诗写于他去世的前一年，以耄耋衰老之年，白发疾病之身，他已是把自己自觉地当成了一个寿州人了，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黎民百姓。
《秋日下窑广住寺编甲恭讲上谕》诗中有"鸠鹄纷在眼，焉用桁与杨？"说这里的百姓们鸠形鹄面，不用戴上刑具也和在押囚犯无异了。在那个时代，官员以"民之父母"自居，称百姓为"子民"。"子民"对"父母"只有服从和奉养的义务，但太多的"父母"对"子民"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正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颜伯珣即使无力改变什么，只此一颗仁心，一声叹息，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前文曾提到的"父老向我哭"，"蒸黎为我哭"，都是证明。
"致君尧舜上，务使风俗淳。"（杜甫）这应是颜伯珣内心深处的人生愿景。但官卑职微，对很多事无能为力，只能在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发声中透露出某种理念和情怀。组诗《淮上军》有写绿营兵阅兵的一首：
百队貔貅屡合围，龙旗不动豹旗飞，清天过鸟回鱼阵，六月寒霜拥铁衣。父老分明闻步伐，宾僚谈宴有光辉。防危此日需军寔，岂效虚名振旅归！
前几句从阵法变换步伐整齐及宾客反映等极言阅兵仪式的成功，最后笔锋一转，说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实战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不是为了得虚名的表演。两句可谓对热衷于形式主义者的当头棒喝。
只图好看以取悦上级的形式主义，在中国可说是源远流长甚至积重难返，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痼疾。满洲八旗兵本有着生龙活虎般的马上优势，进关后就迅速腐败到不堪一击；无奈之下组建的绿营兵，从顺治初到作者的时代也就三四十年的样子，又已问题丛生。如这组诗里写到了的军官腐化："啣杯十日宾能醉，纵博千场家不贫"，"鸣弓昼猎尽纨绔，戍夜寒更有菜傭"，等等，都令人触目惊心。作者能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清醒而有见识的观察者。
颜伯珣出生于故明仕宦之家，少年时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兄长师长的民族意识会在他心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的诗中颇可感到欲说还休的遗民意识及对故明倾亡的反思。如"回首五十年，依轩有余恸"（《淸流关》）；"万国方一家，颠复哀彼祚"（《德州》）；"最耻扬灶檄，一旦如溃痈。忧国存至计，空忆北地公"（《东平州》）；"鼎钟残代改，生死荩臣俱"（《邯郸哭先严行祠十一韵》）；等等。他说明代的衰亡从嘉靖时就已开始："当在世宗朝，患萌已说輹"（《任丘县》）；他说明亡的原因是大臣们的空谈误国："洎乎光怀季，空言惑至尊。三策在彤陛，七庙拥黄巾。殿上陈道德，歘墮齐梁尘。名实一乖舛，万乘莫容身。徒令襄城血，夜青螭头磷"（《赠郑子非文》）。《题诗勺江水》一篇，写他一叶扁舟漂泊在滔滔长江上时所思所感，直接为晚明南京小朝廷的复亡而惋惜："黄史文武器，天命实斩削。哀彼误国人，讵足称元恶？……马公欻登朝，余羽同燕雀。所重知己恩，感昔王事讬……"认为晚明福王小朝廷的大臣黄得功、史可法等其实都是安邦治国之才，只是大明天命已终，才未成功。他勺水当酒，悼念故国，披发长啸，意幽声励，实为压抑已久的内心积郁的发泄，其情其状，几令神惊而鬼愕。
幸亏颜伯珣的诗是去世后很久才刻印的！否则，如果有人从中找出若干违碍之语上奏天听，他也许就会成为文字獄的主角，诗集被销毁，我们今天就见不到这书了。
颜伯珣的遗民意识，还表现在他自觉地为在野的读书人以诗立传。这成为他"主题性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的《忆正阳际堂八子》中吴亮工、陈苞九、张鸿渐等八人，此外还有郑非文、张鋐、杨岩公等，都是操守高洁学识高明的布衣。作者对他们的道德文章推许备至，说他们"麟角世莫俦"（《吴亮工》）；"稷皋许齐肩""文章机云流"（《费又侨》）；"高霞灿四海，皓鹤翀长天"（《张鸿渐》）；他们鄙薄功名利禄，瞧不起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以向权势者推销自己为耻："实耻和氏泣，难为下女求"（《吴亮工》）；"长啸哂许由，帝言猥入耳"（《陈苞九》）；宁可做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长淮拥短褐，辛苦伐轮类"（《费又侨》）；安于贫困亦不改素志："原宪贫已甚，曹植笔犹捷"（《沈湘民》）；"哲士守困穷，丰啬理亦宜"（《程宗伊》）。作者感叹这些士子们的"有才蹇莫用，汩没恒似此"（《陈苞九》），他们逃名遁世，却与作者这个入世做官者有着精神上的共鸣。作者满怀深情地写这些畸人隐士，其实何尝不是自怜自叹。而且，他所写的这些人物，极少有被史志记录者，这些诗留下了宝贵的人文资料。
四
关于颜伯珣诗的艺术成就，古人评价各有所见。有的是专就某具体作品而言：如孔贞瑄评价他的《淮上军》七律十五首，说"风调之高浑、气象之舂容，不闻刁斗而壁严令肃，穆然儒将临戎之概。亦可知诗品之贵已！"（《秪芳园集》序）再如宋犖评价《金陵感旧》及《秋日护领转饷京师发江宁府》等四十余首五古，说："五古极摹杜少陵自秦中入蜀所作，刻画苍秀，何止形似！有才如此，而奔走下僚，穷愁抑郁，岂亦诗能穷人之效耶？为之怃然。"另有一位陕西泾阳的张姓评论家评其《秪芳园拟山水》十二首五古，说"不啻高寻白帝三峰，奇丽尚复犹人境耶？"（均见刻本《秪芳园遗诗赠言》）
也有的是就总体而言。如孔贞瑄说："石珍早年游金陵，为诗风流跌宕，脱口而出，不事追琢。晚年乃臻平淡静深之境。今读其诗终卷，如对数十年面壁老僧，令人矜蹻之气不涤自净。"（《秪芳园集》序）李克敬说："余尝于乐圃壁间得读先生诗，疏古瘦硬，峭僻绝俗。后又闻先生诸孙说先生佐州，况甚冷，时时取诸家以自给，日苦吟不辍。因慕见其光仪不可得，味其诗，如或遇之。"（《秪芳园集》序）那位泾阳张先生说 ："五言古体毎篇必险峭刻厉，正如鲁公书法，铁画银钩，一笔不肯犹人平近，就中风味弥长耳。"（刻本《秪芳园遗诗赠言》）
以上这些说法或有所溢美和片面，但至少在某个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颜诗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其实，颜伯珣诗歌的艺术特征，在上举宋犖的评价中已说得很清楚，虽然那是讲某一具体作品，就总体言之亦未尝不可 ：极摹杜少陵，不止形似，已得其神。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至少从宋代起，学诗应以杜甫为宗，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颜伯珣也不例外，他在为《秪芳园集》所作的自序中，叙述自己的学诗经过 ：
方余为童子时，及两舍侄光猷、光敏，龄俱八九岁，伯兄日捉吻训以调四声之道，而各录唐诗十余首分授之，教熟诵而歌焉……其授予诗十余首，虽杂录初、盛诸公之作，而杜工部诗为多……既而受经于先师秀子孔先生之门……己亥，先生见珣私所为《鲁王宫》诗，喜谓珣曰："子幼时喜歌诗，今乃学为诗耶？子学诗毋学为世俗诗，学杜工部诗可矣。今子诗非仿工部《哀江头》耶？"珣唯唯……
已亥是顺治十六年（1659），他23岁。在此之前他对唐代初盛之名作已多有涉猎，但从那时起，他立志以杜诗为学习楷模。此后他与光敏兄弟及吴懋谦等切磋唱和，渐有文名。文坛名宿顾炎武、施闰章、王士祯等人都对他很器重推崇。
也有人对他的专门学杜表示质疑，如《自序》所说：
客曰："子之学工部诗，欲以传耶？是犹假衣冠以欺人，即佳，亦无过于工部集中增一赘旒耳。"予曰："非敢然也。余学陋且俭，乌能效古人？然有感而发，不觉窃仿其律调而成声。久之不知其所以，譬孺子之于父母，其声音笑貌，动而相肖者，殆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敢曰传世乎哉！"
"欲以传"，是把传之后世当作作诗的最终目的，这自然也不算错，但前提是必须有可传的价值。伯珣看重的不是传与不传，而是"有感而发"，写自已的真切感受，这恰是杜甫诗之所以伟大的根本原因。"余学陋且俭"，与其看作是自谦，毋宁看作是实事求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所以，他并不在乎别人说自已是"假衣冠以欺人"和"赘旒"，而敢于公开声称"譬孺子之于父母"。
杜甫对颜伯珣诗作的深刻影响，从上文的介绍中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继承诗史传统，自觉地写当前事，写身历事，记录社会生活诸方面，而且其组诗的形式使得记录更具规模，包括了前人所不曾涉猎过的内容。二是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和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因为是出自内心感受，所以其真切感人的程度与杜诗相比并不逊色。
在诗题材的选择上，颜伯珣写了不少咏史诗，如《吊古三首》《有感五首》《岳阳》《长沙》《南岳》等，借思古之幽情，抒心中之块垒，使人想起杜甫的《咏怀古迹》等。杜甫多题画诗，颜伯珣也有多首，这里不再列举。
在外在形式方面，颜伯珣受杜诗影响也很深。杜甫长于五古，工于七律，颜伯珣对这两种体裁也情有独钟。读他的《金陵感旧》《十月安丰大筑西堤寓李莫店旧馆感成四十韵》，使我们立刻想到《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读《忆正阳际堂八子》，也容易想起《八哀诗》；读《淮上军》，也容易想起《秋兴八首》，等等。另外在语言和文字风格方面，颜伯珣也是一个和杜甫一样的苦吟诗人，他的诗无论布局谋篇还是遣词造句，都煞费苦心，字斟句酌，推敲锤炼，所以耐咀嚼，有含蕴，绝无率易之弊。
杜甫诗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多样，如秦观所言，"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韩愈论》），颜伯珣的诗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也具有丰富多彩的面貌。下边选择几首说明此点。
生成幽谷骨棱棱，际会金天气自矜。营目中原非一饱，下鞲百中讵争能。趋炎旧耻同春燕，无用方看避海鹏。省识阴阳当肃杀，须教狐兔莫凭陵。
这首《秋鹰》深有寄托："营目"一联说鹰在长空飞翔，并不仅仅是为了觅食充饥；百发百中地抓捕猎物也不是为了争强好胜炫技逞能。"趋炎"一联说鹰不像燕子那样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而是如海上鹏鸟，到时候会主动离开主人：此喻功成身退。末联是对鹰的规劝，也是对自己的提醒：要懂得万事万物此消彼长的规律，不要总认为自己永远是威猛的胜利者；在这肃杀的季节，不要让那些猥琐的狼犬狐兔们得势猖獗！这首诗明为咏鹰，实为写人，写出了作者对做官做人所持的原则和追求，秋鹰的棱棱风骨，恰是自己人格和志向的象征。
再看《长干园老鹤行》：
长干古园大江浒，朝游游人集如堵。清波为堂菡萏阁，栖飞珍翼夹文羽。游人争羡?鹈，有鹤踉跄独踽踽。伊鹤之来兮匪饵非矰，勉随喧而畏人兮离匹寡朋。指招摇兮目迷，听钟鼓兮魂惊。杜鹃叹息燕为贺，乌鹜嗔吓不得争。君不见，碧沙白石分江涛，长松玉栋青天高。宠异于汝殊群曹，胡为引吭长悲号？沧海可涉江可泳，衔恩未驯苍骨劲。乘轩食禄古所讥，踯躅羁笯失本性。
这只养在园林中的老鹤，孤独地踽踽而行，它不适应这里喧闹的环境，经常处于头昏目眩胆战心惊的状态。它离开了伴侣，没有朋友。各种鸟类对它态度不一：杜鹃表示同情，燕子表示祝贺，乌鸦生气，野鸭威吓它，但它不表示抗争……
作者说，老鹤啊，碧沙白石和滔滔江水，长松玉栋和蓝天白云，那才是应该属于你的地方啊，你怎么到这牢笼一样的地方来了？被人驯养受人施舍，那是违反鹤高贵的本性的。我懂得你为什么要引吭悲鸣了……
此诗以拟人的方式，写出了有高尚追求者与恶浊世界的格格不入。那其实是作者多年官场生活中所形成的深刻的无奈和感慨。
这种诗无疑受到杜甫《义鹘行》的影响。他的这种充满寓言味道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双白鸟叹》说官署中的两只白鸟："既无孤鹤万里翮，还厌群鸡稻粱求"，空有孤高之志却无法摆脱世俗羁绊，只能长期生活在痛苦中。《孤琴叹》以琴为喻，写失去朋友后的落寞孤独。《卖马行》从卖掉心爱的老马一事说起，最后发出"有用岂必腾骧才"之叹。《干梁行》写一座干涸河道上暂时无用的桥梁，批评了"鸟尽弓藏"的短视者，表扬了仍坚持担石补辙的山僧，最后发出"时平须念济艰才"的呼吁－－－两诗均着眼于人才的命运和使用，足见作者对此事的感受之深。而《长嘴乌行》和《赋得对案不能食》两首，前者以乌鸦、后者以苍蝇为喻，形象地揭示出猥琐卑鄙之徒是怎样侵占污染社会环境，最终令正直之士归于无所措足之境的。
《秪芳园集》卷五有一首《乞诗》诗，可以看作是颜伯珣的诗学宣言：
寺僧乞诗毫濡墨，我思欲苦心无力。伛偻一月走江边，诗意惨澹无颜色。世人嗜巧不嗜古，黄钟毀弃鸣瓦缶。正变不得问真源，茫茫过卫与返鲁。
有人乞诗，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冥思苦想，写出的诗却黯无光彩，不能令人满意。作者由此发出感慨，说现在的人好巧恶古，喜新厌旧，孔子当年通过《诗经》提倡正变美刺原则，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这里，巧与古是一对不能相容的概念。他反对巧而崇尚古。在他的观念中，巧是虚伪的、市俗的、轻佻浅薄的；而古就是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观点，其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美学史中由来有自，不仅可以用之于诗，也可用于其他艺术形式，例如书法绘画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
颜伯珣在这诗中与其说是讲作诗，不如说是讲做人。这里的巧，是"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巧，指为达目的而放弃原则的圆滑乡愿。而与之相对的正直刚强有所不为，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古，这正是从古以来圣贤志士的普遍追求，也是颜伯珣的为人和性格。中国人从来强调诗格即人格,诗品即人品。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最终决定于作者的品格。
和感时伤世诸作不同，颜伯珣诗中也有不少纯属个人情感的抒发。如《咏女生日》：
官闲知琐细，儿女慰春堂。欲雪看成咏，探梅早试妆。新书楚语半，旧綵越罗凉。次第催余老，汝今身又长。
清闲无事时对家中琐屑细微的身边事格外关注，也能充分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此诗语言平白如话，笔触细腻温柔，用了谢道韫、寿阳公主还有老莱子的典故，却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寥寥五十六字生动地写出对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的喜爱，充分反映了作者内心柔软温情的一面。
与此类似的还有《长吟》，也是写平常的家庭生活：
五日经封印，摊书坐到今。任催残腊景，预懒隔年心。彩胜频朝直，春裳逐夜针。妻孥贫点缀，瞋我祗长吟。
诗有"封印""残腊"等语，是春节假期中作，闲适慵懒中透露出一份温馨：妻子在灯下赶做过年的新衣，女儿忙着用彩胜打扮自己，全家人都为过年忙碌，自己却只会读书吟诗，惹得老婆都不高兴了……
下边这首《再见红蓼》，似乎不是写的蓼花，而是一段感情：
青帘远道舫，红蓼暮江滩。相对似相识，北风吹汝寒。柔情追窈窕，别意想阑干。浓露如双泪，秋深几度干 。
傍晚时分，从远路来的的船上，又见到了你。相对之间似曾相识，在深秋的北风中，你有点儿瑟缩，好像怕冷。看到你窈窕的身姿，想起当年的柔情；分别以来思念的心绪是多么纷乱难解！滩头红蓼花叶上的露珠，多像你的泪水。这泪水流了，干了，又流了……己经多少次了？
相比于这种温柔旖旎的儿女之情，他晚年思念家乡和亲人的作品，更使人生一种悲凉无助之感。乾隆三十一年他解饷进京，路过兖州府，那里距他曲阜城西的祗芳园只有二十三里。"亲故相候迎，问答颇无次。矫首泗上村，数有闺中使。老妻致寒裳，回札了数字。三载长妇没，望哭翻无泪。莫怪不入门，衰颜尤多愧……"（《兖州府》）这平淡朴素的白描，使人想起杜甫的《羌村三首》。下边再举一首前文曾提到的《庚寅元日忆内》：
元日逼春早怕春，筵前椒柏惜芳辰。通宵市鼓何曾歇，独夜寒灯自照人。不远各天双白发，难归并命一残身。虚拈百岁葛生句，漫唱无声久伤神。
首句的"逼春"是接近新春，"早怕春"是怕因此引发想家之情。眼前的椒柏酒和通宵的鼓乐声，更加重了这种感情。两人都已七十多岁，大限将至，却难以相守在一起。不由想起《诗经·葛生》，那是悼念亡妻之作，其中反复说的"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百岁之后，归於其居！"我爱的人走了，谁伴我守空房？我死之后，要和你葬在一起！
庚寅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是作者人生的最后一年。在异乡过年，遥忆故乡独夜寒灯下的元配老妻，怎能不暗自伤神！细品此诗，平实中蕴含着椎心销骨的沉痛，足以催人泪下。
颜伯珣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秪芳园集》，饱含着对故乡的怀念。按"秪"字音di，义为谷物初熟，与其把秪芳园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园林名字，不如视为他对自家庄园的爱称。如前所述，他早已有终老园林之志，所以在他终于走上仕途之后，对这里的怀念成了他诗中重要的题材。那年他运铜进京，孤坐船上的三个多月，成了他写作的丰收期，其中应就有《秪芳园拟山水诗十二首》。这组五言古体分写秪芳园十二景，笔者曾去秪芳园所在地去实地考察，那里实在找不到诗中所描写的峻峦飞瀑，长岭绝壁，即使两百年中有巨大变化，基本地形地貌也不至于毫无形迹吧？于是忽有所悟，那诗中注入了他丰富的感情和想象，进行了和夸张和美化，使原本平常无奇的自然风景，变成瑰丽奇璚的人间仙境，他自已流连其中，也使后人无限向往，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颜伯珣受杜诗影响很深，但他的诗绝对不是优孟衣冠，而是自有其面貌特征。前文曾引评论者所拈出的高浑从容、苍秀奇丽、平淡静深、疏古瘦硬、峭僻绝俗等诸种说法，并非无根之谈。
实事求是地说，颜伯珣不是开宗立派的诗人。颜诗的器局无法达到杜诗的博大精深，风格也有逊于他的沉郁顿挫。但他自觉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传统，坚信诗是"有感而发""感于其心之不能已"，他的诗正像他的做人，扎实诚挚，清通开明，不迂腐，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无肤浅浮华之弊，既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也可说是清初社会健康开放的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而且拜时代之赐，在题材上还有所开拓。这样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也是具有相当高美学水准的。
五
颜伯珣的诗在其生前未得刊印，去世后稿本藏于家，后来出现了抄本和刻本。
大概在作者生前，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作品进行了初步编辑，写了自序，并请老朋友孔贞瑄写了序，这就是抄本《秖芳园集》上中下三集。作者去世之后，其第三子光教曾"手写全集"，并请李克敬作序。又陆续搜集佚作而成《秖芳园集》续集。李克敬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前后曾在曲阜教书，伯珣时在寿州，两人无缘见面。康熙四十九年（1709）伯珣故于寿州，回曲安葬，是家人请李克敬撰的墓志。光教请克敬为父亲诗集作序，大约应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前后的事。此后八九十年中，伯珣后人都无力付梓，诗只以抄本方式流行。在不同人的转抄中，出现了至少三种版本，一是作者嫡曾孙颜懋塽"敬录"并提供给刘杰凤据以刊刻整理的底本，一是《海岱人文》本，一是《颜氏三家诗集》本。
《海岱人文》本共收颜氏家族14人的作品33种45卷，但没有颜光敏和颜肇维之作。《颜氏三家诗集》所收三家是颜光敏、颜伯珣和颜懋侨。别人可毋论，以两个本子中的颜伯珣诗相校，差别不大，应该说基本保存了作者生前自编集的原貌，唯后者无《秋雨草堂集》而已。两种抄本均藏山东省博物馆，现已收入山东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大型丛书《山东文献集成》。
两种抄本《秪芳园集》四卷，又《秋雨草堂集》一卷，共有诗277首。
《海岱人文》本应是颜崇椝搜集整理的，书中时见他的题识。崇椝之父懋企，祖肇维，曾祖光敏，故伯珣是他的从高祖父。崇椝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
颜伯珣诗的刻本出现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即在他去世90年之后，祟椝去世9年之后。
刻本《秪芳园遗诗》每卷卷首题"曲阜颜伯珣字石珍相叔著，曾孙懋塽敬录藏，洪洞刘杰凤竹圃选刻。"卷末署"平陵王家宾、 陈于宣同校。"可见刻本是由刘杰凤依据颜懋塽抄录的底本刋刻的。
査《颜氏族谱》可知，颜懋塽是伯珣第三子光教之孙，字塏轩，号西山，嘉庆六年拔贡，九年举人。他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省城济南候补时结识了山西人刘杰凤。刘杰凤字仪庭，号竹圃，是乾隆五十九年岁贡，官山东运学，人称其"水部"，应是黄河河务官员，在济南泺口任职。刘杰凤在颜懋塽处读到了《秪芳园遗诗》的抄本，认为很有价值；而懋塽在去高密任县学训导时，便把抄本留在刘杰凤处，并托他代为厘订。想不到半年后传来了懋塽去世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刘杰凤的高风亮节：他担心这"卓然可传之文终或湮灭"，于是毅然担起了整理和刻印的重任。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说他是颜氏功臣毫不过分。
刘杰凤对抄本做了编辑校订，"撷其英华 ，约正集为四卷，别集为二卷，复搜厥遗佚补附于末"，共成七卷。其正集和别集的区分，只能大致认为正集是较早编辑成书的，别集的编成较晚；正集的前三卷大致是作者生前做过初步编辑的作品，见于抄本的比例较大；别集是作者后人（或许是颜懋塽）搜集编辑的作品，见于抄本的比例较少。补遗则是刻印时又搜集到的作品。刻本比抄本要多出215首。可见刘杰凤的功劳，除了刋刻之外，他这个本子在搜集佚文方面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刘杰凤为《秪芳园遗诗》的校订制定的原则是："阙者仍之，讹者非显系笔误毫无疑义之字，宁缺勿改，务存庐山真面目，冀他日善本倘出，或博雅更加是正焉"，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但这个刻本是"撷其英华"的"选刻"， 所以对所据的底本有所删削。现知的删除就有47首③。这些删除，有的还可以从抄本补上；大部分是已永远消失于天壤之间。也许在删除者看来这些诗无关紧要，但对后人来说，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便永远失去，未免令人遗憾。
刻本共收诗442首，比抄本多165首之多。两种相加去其重复，现共存诗553首。
刻本《秪芳园集》流传甚稀。二百年后的今天，已成为秘藏于图书馆中的孤本珍本，社会上也已没有几个人知道颜伯珣的名字。笔者有机会得以见到此书，研读过程中深为其道德文章所倾倒，发愿对其进行整理。
如上所述，刻本《秪芳园遗诗》和抄本《秪芳园集》是两个版本系统。很难确定哪个的编排方式更接近作者的原意。几经斟酌，此次整理决定以刻本为底本，列为一至七卷，校以抄本；抄本列为八至十二四卷，其中与刻本重复者存目。又有辑得的书信等编入第十三卷《附录》。定名为《颜伯珣诗校注》。
颜伯珣的诗有明确记年者很少。除了《旧雨草堂集》一卷可以确认是出仕前之作，其他诗的编排方式比较混乱，例如他水路运铜赴京师沿途所作诗，被分编在各卷，这给研究其生平带来麻烦。但为慎重起见，此次整理不拟作此类调整，只在各诗注中作出说明。经过梳理，笔者对其中一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根据有限的资料，尝试编了一个年表。又将收集到的有关资料附于书后，于深入了解颜伯珣其人其诗或有小助。
对颜诗注释，除一般地注出其中涉及的名物典故外，尽量疏通其句意，探讨发掘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冀对该诗有较深入的了解。但笔者水平有限，所注所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对颜伯珣诗整理校注是一个前人未做过的工作，毫无依傍，笔者深感压力很大。此书只能说是拋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颜伯珣其人其诗的重视。
注：①《芍陂纪事》上下两卷，上卷内容是芍陂论、陂水源流考、闸坝、二十八门考、惠政、三公列传、名宦、及兴治塘工乡先辈姓氏等，下卷为祠祀、祭田、古迹、碑记、文牍、及《容川赘言》等。视其内容体例，颇有志的规模，称为纪事，并不贴切。我认为其中很多内容应是来自颜伯珣《安丰塘志》。当另撰文讨论这一问题。
②按，颜伯珣其实是"卒于官"，即死于任所，并未得退休回到故里，这在族谱和故乡的地方志中记得很清楚。但是寿州的地方志包括《凤阳府志》都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这些志书只说"立生祠祀之"，揆其原因，当是志书的资料均来自夏尚忠的《芍陂志·颜公传》。
③据刻本各题下所示，现知的删除有：《八月十五夜》三首抄二，删1首；《于役过里祗芳园杂诗》四十首抄九，删31首；《辛巳三月上刺使乞休状拟归六绝句》六首抄四，删2首；《立夏前三日过方端木木香阁》二首抄一，删1首；《八忆》八首抄三，删5首；《九日寄张宛庐》二首抄一，删1首；《读杨岩公行状感而吊之再赋情见乎辞》二首抄一，删1首；《述旧德》八首抄六，删2首；《淮上军》十首抄八，删2首；《淮堤》二首抄一，删1首；以上共删除47首。
（ 此文是《颜伯珣诗校注》一书的前言。全书约50万字，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