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7日下午3点10分，“北大法学阶梯”高阶讲座系列第十七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B103教室正式开始。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老师，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李红海老师担任主持人。
强世功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和《中国香港》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法与秩序：思考中美贸易战的尺度”。强老师从法与秩序的角度，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角度，结合中美两国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提供了思考中美贸易战的新思路，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面临贸易战的一些新见解。李红海老师在简单介绍了强老师以及中美贸易战对各个研究领域的影响后，宣布讲座开始。
强老师开篇即点出了自己作为法学家选择中美贸易战为讲座内容原因。
他希望在座的博士生能够在不同领域之上找一些相互可以讨论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把自己的读书研究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强老师想以中美贸易战这一涉及了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领域的事件做为例子，引导大家关注这些可能会贯穿中国政治历史舞台、在学生一生中有重要影响的话题。
理解中美关系的五个尺度
一直争吵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美国舆论界讨论中美关系的用词——文明冲突、新冷战——无不表现了中美贸易战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问题，而是经济贸易背后的科技工业发展问题，而经济力量又会和政治力量、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
说到底，中国崛起对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努力构成巨大的挑战。中美关系从过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战略竞争关系，甚至在美国国内形成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美国今天对中国有两种概括，自由派更倾向将中美关系定成新冷战，而保守派则用喜欢用文明冲突的概念。可以看出，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我们所希望的样子，而是必然面临新的竞争。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对于该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强老师提出应当从五个时间尺度进行分析。
第一，如果从2018年开始思考起，中美经济冲突就是一场贸易战或者说贸易摩擦。
第二，如果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即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如今的中美关系40年中，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就是美国学者概括的修昔底德陷阱——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
第三，如果思考尺度再往前延伸，从1949年开始算起中美关系，中国有一个关键特点始终和美国不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所为的“新冷战”实际上就是接着过去的冷战思维展开的。
第四，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从1840年开始算起，则思考中美关系的尺度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在于中美具有不同文明史，所谓“文明冲突”问题至少要从这个时候开始。
第五，如果时间再往前移，从地理大发现算起，再看中国和美国关系，就会地缘政治上展现为所谓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见，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去考虑中美关系，就会对其性质有不同的认识。
强老师认为，如果将上述五个时间段所形成的五个理论视角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中国和美国基于自己的地理特征、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秩序，中美的冲突乃是将上述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文明秩序的冲突。
而在这五个要素中，法和法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思考中美贸易战，既要思考地理、文明传统、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内在的“法”，也要思考“法律”在经济发展、贸易摩擦中的扮演的角色。
举例来说，就前者而言，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依然沿用西方的“威权主义”概念，而缺乏基于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的考察和理解，我们对“中国崛起”缺乏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就后者而言，我们今天最热门的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领域对很大重大问题缺乏研究，比如只要查查文献就会发现，中国学者对影响中美贸易战的“长臂管辖”问题少有扎实细致的研究。
强老师希望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围绕未来中美之间的冲突展开自己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中美贸易战的起源
1. 美国的转型：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
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术语。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主张的是自由贸易，而美国主张公平贸易。美国曾经是自由贸易的国家，而现在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有着内在的关联。
一个国家的工业品在市场占强势，毫无疑问就会主张自由贸易。中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原因在于中国产品很便宜，所有市场对其打开。如果工业品价格高，市场占有率比较低，就不要自由贸易，而是希望保护本国的利益，推行所谓的公平贸易。美国从自由贸易的帝国转向强调公平贸易，就意味着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全球的竞争遇到了挑战，其中就包括欧盟、日本和中国的挑战。
2. 中心与边缘：世界经济体系面临重建
美方一直想降低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顺差，但现实是顺差并未消除，反而越来越大。原因在于中美之间形成了经济互补。中国的廉价产品处在低端，美国控制着高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形成了中美合作，中国拼命做制造业、做实体经济，而美国做虚拟经济。
不过，今天所说的贸易仅仅是指商品贸易，如果把服务贸易也算进来，两家的贸易量基本平衡。这就意味着美国控制中高端的金融、互联网和服务业一级高端制造业，但中国具有中低端制造业的优势，并在向高端制造业发展，从而打破了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
说到底，这是世界帝国体系里的中心和边缘问题。中国维持在低端，美国维持在高端；美国处在中心，中国处在边缘。只要能维持今天经济结构的全球化，中美就不会发生贸易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的结构性根源就在于中美经济已不能再满足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里中心和边缘的划分。中国要挑战这个经济体系，从边缘向中心地带移动，这就必然产生了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
3. 中美贸易战：要理解美国政治
强老师提出要理解中美贸易战，就要理解美国的政治，理解特朗普现象。特朗普一直在说不是和中国打贸易战，他认为在贸易战中美国早就已经输给中国了。这是由于民主党时代致力于中美经济合作，美国在开始搞虚拟金融的时候，实体制造业全部在衰减，以至于原来的工业地带都变成了“铁锈地带”。特朗普因为代表“铁锈地带”的工人阶级才得以上台。
理解美国的政治，首先要理解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
以前我们说，共和党代表大资本家和右派，民主党代表基层的左派，可现在选民的投向完全颠倒了过来，给共和党特朗普投票的是铁锈地带的工人，给民主党希拉里投票华尔街的资本家，还有做全球互联网人。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60年代美国的文化革命。
在那期间，政治左派转变为文化左派。政治左派代表劳工的利益，代表穷人利益；而文化左派根本不关心穷人，而是关心种族问题，也就是黑人问题，进而关心妇女问题、移民问题、同性恋问题，所有被压抑的力量，都是他所关注的。这样，白人下层——铁锈地带的工人就被忽略了，没人关心。加之后冷战以来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民主党已经不再是基层代言人，而是变成全球资本和互联网代言人，他们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
就在美国文化革命与民主党的转向之后，共和党采取了“南部战略”，成功地争取到南方下层白人选民的支持。可见，今天的政治与过往的政治完全不一样，其主题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特朗普代表的就是反全球化。而美国文化左派的政治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全球政府，他们以世界帝国或世界政府的构思来理解美国。
与此相对的是，保守派虽也强调建立世界帝国，但认为美国应该主导世界帝国的设计，不同于自由派要建立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帝国。因此，美国保守派就面临两个敌人：在经济上就是中国的挑战，在文化上面临伊斯兰的挑战。
从经济角度看，保守派把自由派理解成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洋派”，认为民主党代表全球买办资本的利益。这些买办在全球形成一个群体，至于位于哪个国家只不过是偶然的事。保守派认为，这个阶层没有祖国，也不分民族；在特朗普看来，这些人都很喜欢中美合作，就是因为他们在中美合作中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出卖了美国的利益。
而特朗普和保守派则代表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损失的美国本土企业。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立即发起贸易战，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和欧盟、日本、印度，每个国家都在打。他认为，跨国资本家和每一个国家中的全球资本勾结在一起，损害美国利益。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是一个整体，中国只是其中最大也是最难的一块。
从文化角度看，保守派认为美国自由派在以解放的名义摧毁美国精神或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自由派推动下，美国以平等的名义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仰，而保守派担心，美国会因此而重新上演欧洲的前车之鉴。因此，在精神上，特朗普和犹太人深度捆绑，希望建构一个犹太新教的世界帝国，以应对伊斯兰教的挑战。因此他一边打贸易战，一边推禁穆令。
中美关系：从接触到遏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将重心放在全球经济，以经济全球化构建新帝国。克林顿时期是中美合作最好的时代，也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这段时间，中美之间搁置政治搞经济，中国韬光养晦，中美分工也形成了。那时的中美关系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历史上非常普遍的纳贡体系，中国在经济上不断向美国纳贡而换取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采取相对友好的关系。
而今天中美贸易战之所以难以达成协议，就在于美国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而中国因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不满足于这种关系，而主张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美国目前不能接受的。而中美关系的重大转变就发生在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
2008年美国发现中国崛起以后，马上检讨了之前的政策。但是在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中美关系的波动没有想象得那么厉害。根源在于奥巴马政府同时用了冷战时期的“接触”和“遏制”手段，但以接触为主。“接触”这个词用中国话来讲叫做“和平演变”。美国人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引起自由民主，进而将中国政府变成多党选举的政府。因此，要理解中美贸易战就必须理解2008年到2012年这十年，美国是如何深度卷入中国政治，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
然而，随着十八大新一代领导人产生，尤其是19大提出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美国人意识到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彻底失败了，美国开始检讨为什么“误判”中国，就像1949年美国人检讨为什么“失去”中国一样。
而美国保守派攻击自由派的要点就在于：你们对华采取接触政策失败了，因此我们要对话开始采用遏制政策。在美国看来，中国要走和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观年的公开挑战。
因此，要理解中美贸易战，不仅要理解美国政治，而且要理解中国政治，尤其是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中国政治的历史性转型。对中国而言，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十年，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道路之争。
直至十八大之后，“道路之争”搞一个段落，中国避免了重蹈苏联覆辙。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义，而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中国方案”。这一系列政治举措，让美国对华接触从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期望落空了。
而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拼命发展经济，做了三件重要的大事：经济产业升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三件大事就是在根本上挑战美国的科技、经济和金融霸权，从而形成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问题的未来趋势
中美问题在未来有很多可能性。强老师在此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又新冷战发展出来的“脱钩”理论。
其中“新冷战”就涉及到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指控，包括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强硬的威权主义”或“共产主义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回应，如何在学术概念和理论上，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全球学术话语来解释中国，讲述中国的故事，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自说自话。中国要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就要用国际上目前流行的学术和理论尺度来思考和发言，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西方有更深入的研究，越是中美贸易战，我们越需要用西方理论和学术能够理解的话语在国际上争取同盟。就像当年的国共内战，共产党最成功的是白区的统战工作。
而我们在中美对抗的持久战中，急需要在国际上发出别人能够听懂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绝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中美“脱钩”意为中美之间要展开全面的竞争，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才和制度的竞争，人才在于教育，制度的关键在于法治。能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能不能激活社会的创造力，关键在于能不能用法治来约束恣意的权力。
二是由文明冲突引申出来的地缘战争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秩序有一个清晰地构建。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和美国自由派乃至全球自由派一样，试图构建一个资本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政府，这就是美国自由派所构想的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一个民主化的中国类似欧盟或日本，在这个体系中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责任承担者”。美国的保守派，尤其是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派，提出了美国“再次伟大”的构想，享受世界帝国的经济利益，但却不再承担世界帝国的责任义务。
我们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需要我们把这个理想转化为具体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国际法秩序。
总而言之，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变化为博士生未来的一生提供思考的主题，强老师希望博士生们要能够结合自己的学术和研究，将自己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