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做过两年的Tutor（面对面教学的私人辅导教师），对英文初级程度的新移民教授英语，有机会接触过各式各样的新移民。這個經験使我知道一个道理：如果你要认知一个人的本性，较好的途径就是看看他在转移到一个新环境時的心性自动反应。
某日与一个来自浙江衢州的新移民X面授，大概班级授课教员对他颇感头疼，就发给我给他个别辅导。他是一个够执着和自信的人物，60又4，小学文化层次，当过兵，做汽车修理工逾40年，到墨尔本不到2年，一来到就自己找到工作，在一个器械公司做剪草机维修。
X可以说一个英文都不懂，连hello都不愿意说，但是他可以在工作中用中文与西人手舞足蹈比划着沟通。他自豪于自己高超的修理技术，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到福利部领福利？我收入挺好的，那么多剪草机就我一个人在维修，几十台机器等着我修理呢！”
我心里很佩服这种自强不息而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人物，但我又深知，越是这类人，他們越是刚愎自用。这类人最大的心性特点就是“警惕他者”和“拒绝新知”，永远的“中体”为本，连“西用”也不屑。
我对他说，不要说你的故事了，我们来学英文。谁知道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要学英文？我住在Box Hill南大街，一出门全都是中国人，这里的街市多数都是中国人开的商店。
我说，那其他公司都不是华人店，你总得说几个英文单词吧？他说，不用，我就比划，反正价钱数字写着，我指那要那，她拿错了，我就手往左、往右，往上、往下示意，要英文干什么？我记不住！
我说，那你开车去上班，你看不懂路牌，怎么开到那里？他回答说，嗨，根本不用识字！我女儿把那个地址输进GPS，导航仪自动告诉我怎么走。我考车牌，考试官也是讲中文的，我来这么久，根本没有需要英文的必要！
我说，好了，既来之则安之，多少懂一点英文总是没有坏处的，你的孙子也可以跟你有一点点沟通吧？他说，根本不用，他回家就跟我说中文。
我说，做一个文盲加语盲多没意思啊！好像你天天吃的东西，知道英文怎么说，跟家人沟通总是好的吧？你女儿在这里，肯定英文很好的，可是为什么你就不愿意懂一些英文呢？
结果我又犯错误了，他就想跟我讲故事，就是不想学英文。这下子又给他有了新话题的线索了。他说，我不懂英文，但是我的女儿很好啊！小女儿是博士毕业，原来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大女儿在北大法律硕士毕业，她们的英语呱呱叫呢！我赶紧打断他，好了为了你的女儿的荣誉，你至少要懂一些英文词语吧？例如，你天天吃的米饭和鱼，会说吧？
他又打岔了：我才不天天吃鱼呢！我在中国就天天吃鱼，在这里不吃！海鱼太腥，我受不了，河鱼就不腥。我就插话，海鱼我不觉得腥啊，相反我就觉得河鱼比较腥，海鱼里像鳕鱼，三文鱼，石斑鱼等等，我就觉得是极品，这些你总要尝尝吧，这辈子除了吃过河鱼，再尝尝海鱼不好吗？他非常坚决地说：不吃，海鱼绝对不吃，太腥了！
于是我说：好了，不管它腥不腥，不管是海鱼还是河鱼，我们今天换一个说法，鱼，fish；米饭，rice。我立即转入英文教学，不再让他讲故事。可是没用，一个fish，一个rice，一个coffee，一个sugar，一个salt，他学了半个小时，用中文注音，写了十几次，我反复口型示范，讲记忆的方法，打比喻，手舞足蹈，给他用大字写卡片提示，用图片显示，无限鼓励，过度赞扬，用尽种种办法，只要停了半分钟，再回到fish，rice，他就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还嘟嘟囔囔地：米饭就米饭，ri什么ce！
不记得犹自可，他总有联想能力马上从鱼讲到河鱼，从河鱼讲到衢州，从衢州讲到中国：中国现在多好啊，什么都有，我家里有35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学英文干什么，吃海鱼有什么好？是我小女儿要我过来的，只要孙子不用我接送了，明年我就回衢州去！
这是我迄今最有失败感的教学经验，以前自诩如何具备优秀教师的资格和一套套的理论，都是空洞的教条。我承认我对这些老人家没有办法，我没法改变他们。忽然就想起“普朗克原理”：“旧观念只有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才会在历史的舞台消失。”
之后我就陷入了这个纠结的问题中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是海鱼较腥呢还是河鱼较腥呢？我小时候非常害怕吃鱼，家乡的鱼半是塘鱼，半是河鱼，塘鱼是与腐泥烂草和屎尿厨余相濡以沫的，腐水不流，塘鱼之腥毋庸置疑，我闻之即感觉要呕吐，从小视吃鱼为畏途，母亲也迁就我，不强迫我吃，每饭先煮我的小灶，再烹饪全家的大菜，免得锅瓢留下鱼味使我反胃。可是从小在广东的西江边吃鱼长大的父亲，嗜爱各种鱼类的美味，于是对我嗤之以鼻：“死蠢！”
其实到了青年时期，我与内子成家之后，发现他们家吃鱼的方法却与我家不同，她们老家是广东的海边人家，爱吃的就是海鱼，所以她们的说法是：海鱼鲜美，河鱼死腥。还有她们做鱼的方法是香煎，不是水煮，我第一次吃到了香酥结实的煎海鱼，顿觉口感美味不可方物，之后渐入佳境。后来我妈妈奇怪地说，你是越长大越有变化，小时候千挑万揀，除了猪肉，什么都不吃，现在什么狗屎拉杂都吃，鱼你居然也吃，蛇也敢吃，连羊肉都吃，是不是老婆把你改造了？我说，正如爸爸说我，以前不吃是“死蠢”，营养不够，脑子就不开窍，现在是亡羊补牢，起码都迟了20年吧。不过以前那塘鱼真的很腥臭，海鱼就一点儿都不腥了。我妈大感惊异：海鱼才腥哪，哎呀，我吃不惯那些海鱼！
这个问题从此使我思考不已。我是我妈肚子里出来的，竟然在吃鱼的问题上有了截然相反的观感，这说明“遗传”有影响力，“经验”也有影响力，旧经验需要反思，新经验需要尝试，关键是经历的范畴是否足够开放，没有见识则很难有突破，而有了视野则可能会有见识，只要心无成见，则不会预设障碍。
预设障碍这回事很严重。就像我妈和那个衢州移民X认定海鱼是腥的，那就绝对不要去碰，当他们面鱼举箸之际，首先要在心里定性：这是什么鱼？如果是海鱼，心里就立即产生“这是很腥的海鱼，我不爱吃”的态度，于是态度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行动，心理反应转变成生理反应。结果这海鱼就更使他们感到腥不可受了。
我想起一个类似的经验：以前我们坐长途巴士到桂林去，在深山大岭里千回百转，山路弯弯，不出车站一个小时，很多人都感到眩晕恶心，满车人竞相倾吐衷肠，大家均对此视为畏途。90年代后，我有机会每个月都到其他城市出差讲学，几乎天天坐车，渐渐就习惯了，不再觉得坐长途车有什么难受感觉。之后再周游全国，后来又移民澳洲，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无论大小车、飞机、海轮，乘坐的经验越来越多，就再也不会产生眩晕感了。回想过去，深感诧异，结论便是，越是小地方的人，越是没有机会广泛见识的人，他的心性就越狭窄，他判断事物的经验和智识只有他的故乡给予的那点资本。
人的背景就是人的资本。我到澳洲之后，才知道澳洲的移民来源超过250个国家和地区，不少人的父母是混血人，我在AMES上课的一个教师Mary Joe，她告诉我说，她的父亲的grand、grand、grand（grand是隔一代的意思）有德国、荷兰、英格兰甚至黑人的血统，母亲有西班牙和法国的血统，她是美国人，嫁到澳洲来。她在美国、欧洲都有生活经验。听罢我半天不能想象得出Mary Joe的世界血缘是怎样混搭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心性的半径有多大，思想的边缘就有多大；经验的范围有多宽，智识的视野就有多广阔。我在澳洲一个深刻的思想收获是：能力会决定一个人的心性志向，你有相应的才能就会有相当的行动力，庄子说：“能者多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信然！有爱国能力的人才懂得爱国的正确方法，有思想理性的人才会有逻辑批判和分析的思想创造力。除了金钱的资本，还有经验和智识能力的伟大资本。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指出：
人的理性思想系统是懒惰的，人性更愿意采取简单的直觉反应系统，直觉和潜意识反应系统以飞快的速度为你面对的任何问题和事情做出简单的判断，根本不让你的理性思想系统动脑筋。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仓促做出判断的，很少人会深思熟虑，也很少人学会了冷静和延缓思考。而且当一个人遇到新问题和难题时，他会立即转移问题，放弃难题，寻找容易解决的简单问题去回应，这就是“替代”的心理过程，这不是对“目标问题”作出回应，而是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给予回答，这叫答非所问。所以每每可以发现，人人每天都在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思想也很偷懒，并不严谨审查。
为什么有人觉得海鱼很腥，而有些人觉得河鱼很腥、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呢？这是经验和潜意识概念的影响力。你从小就养成习惯吃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和腐败的食物接触，从来没吃过别一种味道，就在生理和心理建立了一个既定接受系统，这叫“嗜痂之癖”，臭豆腐也是香的。在你的经验反应系统里对它没有排斥感，意识里也有了“它是好吃的”之概念。
《思考，快与慢》指出：“当你的头脑中有了既定的概念的话，你会不自觉（无意识）地按照概念运动的启动效应去做。”这些概念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态度和行动。
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概念，认为人们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一旦加入了情感因素，结论对论证的主导作用便会最大程度地凸显出来。思想倾向性决定了我们对各类论证的看法，不是论证为结论铺垫，而是预设观念得出的主题先行（结论）为你的论证寻找证据。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成都人J，常常问我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这里究竟哪些鱼比较耐煮？我说，为什么鱼要耐煮呢？我们广东人说：“鱼无论大小，总要新鲜。”鱼要嫩吃，我们不会把鱼煮那么久的，最好是新鲜鱼清蒸，鱼肉刚刚和骨头分离，就是perfect了！他说，我们只吃水煮鱼，酸菜水煮鱼，所以鱼要耐煮的。我说，我不知道什么鱼耐煮，大概鳕鱼就相当耐煮吧，不过我觉得还是清蒸或者香煎才是perfect。
J的经验里只有水煮鱼的概念，所以他不会接受香煎和清蒸的方式。吃米饭的人拒绝吃面包，西方人很难接受吃米饭的习惯。在政治上也如此，每个人的好恶情感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爱河鱼的人不爱海鱼，爱独立自由的人讨厌依赖他人，觉得英文对他没有意义的人，怎么也学不来一个半个英语单词，除非他扩大了自己的智识半径，但关键还是他预设了一个拒绝任何新的智识和思想的障碍。腥与不腥，也是一种见仁见智的预设障碍。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自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人已经是世界公民，但不能影响很多人还是甘心继续做一个执着的本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