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凯歌行进的40年。其基本原因是它立足中国、直面现实，始终与时代同行。史学理论研究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原创性研究硕果累累，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唯物史观研究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research  Marxist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research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正是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代风雨同行，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研究内容和成果之丰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一、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实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规划，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务之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迈出的第一步，就自觉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2]30论及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时，他说：“我们还是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讲理论的作用，主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应当说，从实际的成果来看，我们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很不够的，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的武断，而这种主观武断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2]38。提高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新时期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首次学术年会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论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①刘大年系大会执行主席，他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刘大年指出：“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不能单纯地重复真理，而要研究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分析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2]72-73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白寿彝、邓广铭、皮明庥、蒋大椿、宋家钰、孔立等也提交了相关论文。②

1983年6月，《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章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列入国家第6个五年计划的史学发展规划，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文章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开展的6项工作：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著作；清理总结中国史学的传统，尤其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统；研究近年来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或者争论的许多理论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史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自1984年开始，迄今已召开了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研讨主题，但每届也有不变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并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和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马克思论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研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讨，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史学理论》杂志(季刊)创刊。此前的1986年5月，刘大年在歙县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题为《欲登高，必自卑：1986年5月6日在歙县历史学理论讨论大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创办一份“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历史学理论刊物”的问题。他说：“单独办一个历史学理论刊物，研究者中很少有人不赞成的。难点是如何把刊物真正办好……下决心办了，就要有特色。‘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这个要求是不是提得高了？……不管有没有那几个字，一要反对老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死守条文、经院学派注释讲解，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二要反对新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说教当作金科玉律”，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专门的历史学理论刊物要抱定这个宗旨来创办，也要靠贯彻这个宗旨来把持自己的生命力”。[3]《史学理论》杂志在《时代·历史·理论》的代发刊词中写道：“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办刊物首先必须坚持的”。办好《史学理论》，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4]这些不仅对办好《史学理论》杂志，而且对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项工程被称为党的“生命工程”。同年4月27日，中央召开“工程工作会议”，标志着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重点学科教材，《史学概论》即是其中之一。在张岂之主持下，经课题组集体努力，《史学概论》在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中外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科学方法论，是几代中国史学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史学概论》既是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前沿风貌。

历史科学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人们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而这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的史学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儿。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这方面研究的选题不断拓展，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或热点问题不断深化，每年都有新成果问世。择其要者，如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1999)，刘爽《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2015)，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2012)，李杰《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论争》(1999)，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2009)，刘华初《历史规律探究》(2013)，王锦刚《隐匿的路标：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2015)，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2007)，林国荣《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2013)，吴英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2014)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我国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研究能否认识、如何认识历史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同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时，才能得到哲学的规定。”[5]1这一认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起点、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实践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意识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这一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除了对“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再认识”之外，更多的是结合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实践展开的。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中西历史文化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唯物史观与西方历史哲学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日趋深入的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丰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历史学源于社会，自然要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鉴往知来，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6]650欲获得“历史的启示”，使历史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切”，不可能通过“编年史”完成，而需要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即理论的阐释。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学。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有目共睹，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总篇幅约1400万字，近500人参与撰写，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是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编写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堪称阐释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传世著作。《导论》计9章，重点探究“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理论问题。编写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提出了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等4个类型的论点。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以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为标准，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4个时期。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导论》首先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事实或者说是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的文化发展，也未曾有过断裂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此外，编写者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国家职能等问题上，也有不少理论上的真知灼见。

1964年，吴于廑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他在文中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7]3那么，什么是“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呢？当时并没有展开回答；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吴于廑在其世界史“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精辟阐释中，才对此有了系统的回答。他说：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8]1；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8]5。他特别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8]15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提出了源于黑格尔，又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9]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0]吴于廑的“整体历史观理论”，不仅对于加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指导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吴于廑教授的“整体历史观理论”，是其常年在科学研究实践中，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的结晶。[11-17]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18]，这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整体历史观理论”作为中国史学界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如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的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4卷本，201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8卷38册；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相继出版了李植枬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1999)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2009)等。

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旧观念被彻底摒弃，中国史学界在现当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现当代史)领域，几乎由一片空白而成硕果累累，每年都有令人瞩目的成果问世③。这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坛现当代史研究的冷寂，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认识观念顺应时代，随之改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使然。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19]35在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发展中，中外现当代史研究繁花似锦，则是在时代呼唤下这一“生动景象”的具体展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0]694改革开放40年来，就我国的中外现当代史研究来看，历史认识观念的嬗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求真求实、经世致用。中国古代的史家，将其作为自己史学活动的自觉追求，著史的旨趣在于垂训、彰善、鉴戒，欲通过历史的回溯，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诉求。中国史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在新时期得到弘扬，并通过现当代史研究的实践，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新的社会内容。其二，关注现实、服务大局。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思考的问题。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社会，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在新时期现当代史研究中，这一传统得到升华和发展。其三，史家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20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变化最深刻的世界现代史时期。今日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现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家的“社会担当”，玉成了一部部现代史研究的力作。

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还表现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诸多学术专著中。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例举。如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1996)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书在“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章节中，对现代西方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历史认识理论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作者强调，因为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是人们怎样在认识历史的运动，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总之，对它们来说，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21]11-12何兆武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1994)、《历史理性批判论集》(2001)、《历史理性的重建》(2005)。这些文集历经时间的检验，堪称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性作品。陈启能在其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2005)中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迅猛、变化空前的1个世纪，尤其是战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欧美的历史学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该书着重探讨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永无止境地在变化演进之中，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宝库留下它的财富。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2012)认为，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它催生了新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研究视角的出现，这些新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以及环境史学等；二是90年代前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全球化等，又一次调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把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世界宏观的发展格局提上历史研究的日程，从而催生出文明史、全球史、新文化史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

40年来，随着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陆续问世，一支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术队伍迅速成长。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子崭露头角，其研究成果在学界日渐产生广泛的影响④。他们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大多接受过严格的博士研究生课程训练，有坚实的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完善的知识结构。一些人与其发表处女作时相比，现在已不年轻，但仍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们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未来。

三、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是构建有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的40年。所谓“新形态”，即自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体系和话语系统，以不辜负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伟大时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不言而喻，无论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还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取其精华，与“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史学大国。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22]11构建史学理论新形态，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实现现代的转换。先秦两汉以来，众多史学宏厚的史学思想和诸多的史学精品，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70多年前，吴玉章曾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写道：“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尤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我们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革命不犯错误，以加强革命的力量，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迈进”。[23]15时代虽然变了，但吴玉章的论述，对待我们今天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新形态”，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史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理论的层面上，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重视修史(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秉笔直书，以信史、良史为追求的目标；重视修史与文明传承；读史明道，完善人生修养；经世致用，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层出不穷，⑤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2006)约240万字，可为代表。第1卷为白先生30年前写就⑥，主要内容是《导论》和《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还有白先生的9篇文章作为附录。第2-6卷分别是许殿才《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瞿林东《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吴怀祺《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向燕南、张越、罗炳良《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陈其泰《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6卷本《中国史学史》在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发展史时，对每一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古代史学的思想成就和理论成就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阐释。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的《宋代史学思想史》(1992)迈出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第一步。1996年12月，《中国史学思想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寿彝在该书的《序》中写道：“从60年代起，吴怀祺同志就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研究。”70年代读研究生时，他“提出了关于郑樵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兴趣”。这部著作“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有关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论述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白先生认为“这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所推进，是可喜的”，同时“还希望作者继续开展工作，做出更多的成绩”。[24]12007年11月，《中国史学思想史》在做了比较大的修订与增补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2005年，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300余万字，在黄山书社出齐。这部著作立意高远，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新形态，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西方历史编纂学中，因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被忽略或丑化，虽不排除也有较客观的论述，但多过于简化。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西方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怀疑或嘲讽。尽管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曲折，但是它们以往所取得的成绩不容抹杀，而且中国等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1个半多世纪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40年来有多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⑦，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新形态添砖加瓦，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讨，苏联东欧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以及在国际历史学界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主要贡献，以及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恢复了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应有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外国史学理论著作，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其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译介速度之快，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从不曾出现过的，称其为中国史坛的“西学热”，也不过分。这只要看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全球史译丛”“历史与理论译丛”，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历史学的实践丛书”，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上海三联书店的“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大象出版社与北京出版社“大象学术译丛”，大象出版社“新史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等译丛中数以百计的史学理论著作，即可一目了然。自然，除上述译从之外，还有不少西方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面世，如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1984)、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1999)、田时纲译《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5种(2005)等。

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这曾引起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热议。那种认为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中国史学的前途是“加速西化”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1956年8月，毛泽东谈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时曾说：如果“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总之，“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5]81,82。在如何对待外国史学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为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40年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古典时代和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近代西方批判史学、兰克史学思想、19世纪英国史学中的“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美国特纳“边疆学派”；20世纪初西方的“新史学”、法国的“年鉴学派”，二战后西方史学的新变化：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和与之相应的跨学科史学方法盛行，如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近年，历史人类学、全球史、生态—环境史、新文化史、叙述的历史哲学、口述史等在西方史坛方兴未艾，自然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所关注。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在西方热极一时，近年它在西方虽已出现“退潮”之势，但在国内仍有一定影响。201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史学”栏目下，邀请中国内地、台湾和美国5位学者撰文讨论。编辑部的《按语》写道：“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26]《按语》虽主要是就“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史学”所言，但其所阐发的研究西方史学思潮的方法和目的，却代表了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着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西方史学史。40年间这方面有不少著作问世⑧，如张广智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诚如作者所言：“《西方史学通史》的编纂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项垦荒者的工作，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史册上留下了一页。”[27]6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耿淡如、郭圣铭、孙秉莹等先生虽已作古，但他们所献身的事业却永葆青春，并依时而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即可视为代表之一。

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推动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这有助于探究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1992年，朱本源发表长篇论文《“〈诗〉亡然后〈春秋〉作”论》[28]。这篇论文通过论述“伟大民族的科学最高峰：理论思维”“维科的史学起源论”“孟子的中国史学起源论”，分析了孟子高度的理论思维，回答了孔子为什么是中国科学的历史学(理性的历史学)的奠基人。文章发表后，迅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200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等单位发起“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表明我国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⑨

2013年3月，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者首先提出“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然后阐释了“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概论”“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是学术界第一部对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作出较系统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王成军著《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史学观念之比较》(2009)，作者在研究两人“以人物为中心”这一传记史学的共性的同时，着力探讨二者传记史学观念的诸多不同点。普鲁塔克在理性的斯多葛主义指导下，其传记史学徘徊于主与客、人与事、历史与文学、真与善之间；而司马迁则是在具有浓厚的辩证思想——“通变”的史学纲领指导下，将主观与客观、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真与善、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历史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王成军还著有《世界史背景下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与诠释》(2016)，作者深入分析了中外古代历史文化内在结构的异同，特别是把中国史放在整体世界史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西历史文化的异同，为科学地解读整体世界史形成的过程开辟了新的路径。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9]它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溯4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代同行的规律性内容及累累硕果，我们坚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今后一定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一定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8-08-15

注释：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会议拟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60年的战斗历程、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史料学和考据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对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学说、马克思如何使历史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世界。这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②白寿彝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邓广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清除“左倾”思想流毒，开创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皮明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历程》，蒋大椿《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宋家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孔立《马克思主义与史学方法》等。

③如当代中国研究所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012)，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2007)，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2010)，柳建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10)，滕方炜、许海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2013)，武力主编6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2016)，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2016)，世界现代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1981)，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1988)，徐天新等《当代世界史》(1989)，王斯德主编《世界当代史1945-1991(第二版)》(199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篇》(上下)(1994)，金重远主编《战后世界史》(1995)，李世安《世界现代史》(2000)，余伟民主编《世界当代史》(2001)，金重远等《世界现当代史》(2005)，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2006)，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2006)，王斯德主编《世界当代史1945-2000(第三版)》(2008)，世界现代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2011)。

④主要有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991)、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2004)、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2004)、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200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2004)、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2004)、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2005)、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2007)、周文玖《史学史导论》(2006)、易兰《兰克史学研究》(2006)、褚新国《塔西陀和他的历史世界》(2008)、王利红《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2009)、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2009)、梁洁《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2009)、赖建诚《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2009)、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2011)、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2013)、陈茂华《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2013)、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2014)、徐良《美国“新左派”史学研究》(2014)、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2015)、张作成《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2015)、曹小文《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研究》(2015)、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2017)、王邵励《美国边疆、地域与西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史学思想初论》(2018)。

⑤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1983)，李宗侗《中国史学史》(198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1986)，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1996)，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1997)，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200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2007)，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修订本)(2010)，瞿林东《古代历史理论研究》3卷(2011)，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2013)，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2013)，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2013)，乔治忠、朱洪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2013)。

⑥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⑦主要有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1999)、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2003)、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2008)、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09)、梁民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2009)、张广智主编《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魂》(2011)、于沛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2015)，6卷分别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下(美国、加拿大、东欧、苏联、日本)。

⑧这些著作主要有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1983)，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1984)，宋瑞芝等《西方史学史纲》(1989)，徐正、侯振彤主编《西方史学的源流于现状》(1991)，杨豫《西方史学史》(1993)，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1995)，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996)，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2000)，章士嵘《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2004)，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2009)，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2010)，于沛、郭小凌、徐浩《西方史学史》(2011)，杨豫编著《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2011)，于沛主编《西方史学思想史》(2015)，耿淡如、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散论》(2015)。

⑨这次会议后，由孟广林主编《历史比较的新视野》文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文集》收入的文章有徐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比较方法管窥》、吴英《对马克思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庞卓恒《察同察异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彭小瑜《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孟广林《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的几个问题》、朱孝远《中西两种封建形态：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与政治封建主义》、顾銮斋《由所有权形态看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胡玉娟《明初殷移民与罗马王政时代灭国迁民现象之比较》、侯建新《原始个体权利：解读中西传统社会异同》、黄朴民《简议中西军事文化传统比较研究之得失》、龙秀清《从彼得便士看中西宗教地位之差异》、刘家和《理性与历史——中西古代思想的一点异同》、何晓明《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之比较研究》、李世安《儒家人权思想与西方价值观》、王乃耀《中西知识经济研究之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