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中央如此重视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国际传播的效果、目标，更要注重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综合实力。
构建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表达效能
中国在国际传播新秩序中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运用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站在国家发展安全的高度建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对国际传播理念进行反复推演，明确目标和宗旨，理清方法和策略，做好国际传播效能规划。
从传播战略目标来说，“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五个着力”彼此关联，互为支撑，合力建设才能实现整体效力，是我们追求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中国精神、中华文化、中国担当，注重把握好“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基调，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出能够彰显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的“中国方案”，是这“五个着力”要达成的正面效应。
从传播战略重点来说，把制定实施国际传播战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举措来谋划，突出国家战略传播的议题设置，整体推进国际传播力量布局与资源的调整。着力点应放到加强相互之间系统集成、协作高效上来，聚合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及团体、各类媒体的国际传播优势，构建主体多元化、渠道多样化、方式差异化的面向不同目标对象的国际传播力量格局。国际传播资源投放不仅面向中央媒体，还需注重地方媒体的资源配置，从而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融合，增强总体传播效能。
以立为本，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所谓“以立为本”，就是建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遵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再到2023年3月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提出诸多带有鲜明中国标识的“中国方案”，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话语体系的重塑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与赞誉；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全球共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这些蕴含着中国智慧的创新理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进一步融合与升华，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以破促融，解构西方话语体系并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进行再定义。所谓“以破促融”，就是自觉摒弃当前国际传播话语框架的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叙事逻辑，破除部分西方媒体抹黑中国、妖魔化中国的各种错误言论，惟妙惟肖运用中国话语增强叙事表达的说服力，做到融通中外、创新发展。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与海外受众想要了解的两者充分结合，注重“人·事·情”的融合，以情直抵人心，以理心悦诚服，在国际社会上及时发声，避免处于失声、失语状态。当下，我们要用“彰显中国特色、展示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的中国叙事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表达效能，将中国国家形象改“他塑”为“自塑”、改变西方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刻板印象。
构建国际传播渠道体系，做好国际传播效能评估
随着媒介技术变革，国际传播渠道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构建国际传播渠道体系，运用新媒体技术赋能传播平台，拓展融合式传播渠道，注重各要素间的协调高效，进行多平台、多层次、多维度传播，使系统的整体功能产生“1+1>2”的效果，推动国际传播效能格局创新。
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平台，拓展国际传播新空间。社交媒体平台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国际舆论交锋的重要战场。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线性、单向的传播模式，加强了意见的立体交互表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同媒介的相互补充与互动，能够使受众对问题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多元媒介的交互传播与融合，有利于实现意见传播的多元互动，使不同的受众群体都能充分表达各自观点，不受地域、时间限制感受媒介传播的影响，助推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
智能化技术赋能媒体转型，增进国际传播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为推进智能媒体发展和算法技术运用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中国国际传播朝着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趋势发展。我们需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的呈现形式、表达方式，更好讲述中国故事。具体而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判国外受众的兴趣点、关注点、疑问点，有针对性地推送传播内容，聚焦精准传播，提升国际传播的准确率和信息传播效率。借助算法技术，让受众感知传播对象，将与场景相匹配的各种信息输入进去，让场景可以立体化呈现，从而吸引更多受众。
树立受众思维，进行精准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当传者通过媒介将内容传输出去后，若受众不但接受传者的信息内容并且在基本立场上也产生认同感，那么对于传者而言，这些受众属于有效受众，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而在这传播过程中，倘若传播内容由于对受众的定位不精准而紊乱庞杂，就会导致受众产生困惑甚至抗拒心理，使得传播效果大大减弱。要获得全球各国受众尤其是常年受西方媒介影响的发达国家受众的接受与认可，就必须满足符合国际传播受众多元化、场景化、个性化等各方面的需求。了解国际传播受众在不同民族、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以及使用语言、逻辑思维与交流方式的影响下，国际传播受众在接受传播内容与接受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这是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树立受众思维，细分受众群体，把握受众的多样化需求，高度重视传播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与语言习惯，实施精准传播，并采取符合受众实际需求的最优传播策略。
重视长期效果，建立受众反馈系统，形成传播效能闭环。完备的受众资料库可以使国际传播更具精准性。因此建立和更新受众资料库是一项持久而细致的工作，它是受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受众传播策略的出发点。发挥受众的主体精神不仅表现在增强受众的再传播力，也表现在提高受众的反馈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受众类型优化传播内容已经从传播环节增加了受众的接受度，在国际传播中，还应该及时巩固和扩大传播效果，要利用一切媒介工具，激发受众对于传播内容作出反馈，唤起受众参与传播反馈的积极性，从而强化受众对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认同感和共鸣感。除此之外，储存受众的反馈信息，特别是对于特定群体的反馈信息，对优化传播方案起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构建有效的传播反馈控制机制，培养和选拔专业性的数据监测、民意调查人员，分区域分类别并且系统性地进行反馈信息储备与分析。
构建国际传播人才支撑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文化交流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这要求我们构建国际传播人才支撑体系，增强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本领，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不断提升国际传播人才效能。
增强党的领导力，培养守土尽责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责任铭记在心，付诸于实践。抓好“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身体力行、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党员干部应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提高对外舆论斗争的针对性实效性，对各种错误思想敢于亮剑，批驳各种针对我国的无端质疑和不实攻击，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努力形成“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国际传播实践大格局。
倡导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堪当时代大任的专业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这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问题意识、理论与业务水平均提出了较高要求。面对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迭出的时代背景，既要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深入研究问题，适时作出符合新闻传播“时度效”要求的科学判断，又要磨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倡导理论与实践并重，把握多学科多领域特点与国际传播实践状况，了解不同国家与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状况以及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特点，致力于在思想、实践、情感层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理论、话语、艺术的效能，培养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家国情怀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与此同时，我国国际传播在宏观政策和实践层面不仅要关注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更需面向全球，重视“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与我国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关系的周边国家，需要与他们开展全方位的对话交流。因此，建立国际传播合作体系，需创新区域协作与国际交流合作机制，逐步扩大传播半径，实现国际影响广覆盖，提升国际传播的文化交流效能。
构建全球层面合作机制。依托联合国组织体系和大国外交，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层面的国际传播合作机制。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地缘政治积极作用，通过国家间良好的国际传播互动合作，建构国际传播合作模式。加快设立各方的文化交流中心，全面开展双方文化交流互鉴活动，推进智库与媒体等领域交流。为各个国家构建信息交流互通平台，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建立地区层面合作机制。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架构，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地区层面的国际传播合作机制。中国作为主导方，与这些国家，以机制化活动作为重要支撑，深化国家和地区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构建“1+N”的文化交流模式。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加强管理与决策机制、研讨会晤机制的实施，通过定期互访等交流活动，推进民心相通，加快建设符合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次区域、小多边合作机制。基于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理念，建立次区域、小多边的国际传播合作机制，是应对逆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而建立的新型的国际传播合作方式。通过次区域、小多边合作机制，采取务实、灵活的合作形式，发挥我国相邻国家较多的地缘优势，加强国际传播。强化次区域、小多边国家地理比邻、交流紧密，资源共享、市场相通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加强中国地方政府与邻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构建地方政府间国际传播合作机制，在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和实践上促进交流融通，共同制定推进次区域、小多边国际传播合作的规划与举措。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