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神剧中，鬼子汉奸缺一不可。汉奸作为投降鬼子的中国人，在"太君"面前，卑躬屈膝，狗一样的生存；在国人面前，凶恶残暴，狼一样的德性。而在网络上，"汉奸"与"卖国贼"往往相提并论，其实二者的层次很不一样，"卖国贼"造成的危害比"汉奸"更高级、更全局、更严重。不过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比如，前者为鬼子带路，抢劫粮食；后者为敌国内应，出卖国权。20世纪投降鬼子是汉奸，17世纪投降鞑子当然也是汉奸。
历史经验证明，官场中人，战时成为汉奸，平时总有端倪。一些投机钻营，蝇营狗苟，溜须拍马，人格卑劣的官场混子，一旦敌国入侵，政权更迭，往往是最先变脸的汉奸。17世纪中叶投降鞑子的汉奸成千上万，真正给国人造成300年劫难的莫过于"特等汉奸"孙之獬。
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音bì）山东省淄川（今淄博市博山区）人。孙之獬并非头上生疮，脚下流脓，从小就反动。他17岁中举，曾在泰山刻石以明志："孙之獬安得黄冠住此，倦听松风，饥嗅松香，死埋松间，再发一枝虬干，来凤凰桓也；古淄龙拂父题"。似有松风道骨，超然物外之怀抱。这块刻石至今仍在泰山后石坞元君庙南边的山崖上。明天启二年（1622）孙之獬得中进士，授为庶吉士，继为翰林院检讨，成为朱明朝廷的小公务员。时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权倾天下，如日中天。孙之獬早已把"松风道骨"抛到九霄云外，全身心地趋炎附势，卖身投靠。天启七年，他利用担任顺天府（在今北京市）乡试正考官的职务之便，徇私舞弊，取悦阉党，明知崔呈秀（魏忠贤之爪牙）之子崔铎不学无术，却取其中举。可见，这个志向高洁，人格卑下的小人，是一个典型的"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崇祯初年，登基不久的朱由检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试图挽明廷于既倒，迅速清除了魏忠贤宦官势力，孙之獬被列入阉党逆案，革职回籍，时在崇祯二年（1629）。
被革职后的孙之獬，回到家乡表现如何，史书不载。有道是，鱼有鱼道，虾有虾道。这样一个"国妖"，时机成熟就会兴风作浪。他在乡下"默默无闻"15年后，白山黑水间的通古斯骑兵，跨越山海关，闯进中原大地。山东巡抚向刚刚定鼎北京的清廷上报，在地方草寇进攻淄川时，孙之獬散家财，练乡勇，守城有功，由是孙之獬被召进京，当年11月，即授予礼部右侍郎之职，轻而易举当上了副部级。（《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页6562）前朝的"处理品"，成了新朝的"香饽饽"。他非"忠臣"，不适用"不事二主"，但他甘愿供职入侵的外族政权，这在抗日战争时期，通常视为担任"伪职"，也要以汉奸论处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的阶段，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公元4世纪，系出东胡的鲜卑人占领中国北方数省之地，建立了北魏政权，他们不仅没有要求汉人着胡服，反而要求本族着汉服，禁胡语。12世纪，东北的女真人占领了淮河以北地区，建立了金帝国，并未要求汉人着胡服，甚至一度仿效汉人服饰。13世纪，与鲜卑系出同源的蒙古人，吞并了中国的全部领土，建立了统一的元帝国，也并未要求汉人着胡服。然而，与女真人同出一源的满族在入关之前，却就维持满族服饰作出了决策。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召集满洲贵族和官员开会，他借金熙宗及金主完颜亮废弃女真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至金世宗始复女真旧制说事："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清史稿》卷103，中华书局，1977年，页3033）
此时的清廷还是作乱于东北一隅的反叛势力。当其大军入关并占领北京之后，这个野心勃勃，志在吞并中原的野蛮民族，其所实行的剃发政策，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反对与抵制。即使已经归降清廷的另一个大汉奸吴三桂也对此提出异议。据《再生纪略》载："十二日，吴三桂奉命进京，多所建白，且请宽剃头之令。"（《丛书集成续编》第24册，上海书店，1994年，页163）《謏闻续笔》的记载更详细:"薙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后吴帅（三桂）至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居民出迎，见已剃发，垂涕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后入而极言之，逾半月，九王（多尔衮）下令自责曰："不顺民情，予之罪也。令蓄发加冠，悉如旧制。"（《中国野史集成》第37册，巴蜀书社，2000年，页598）
两则史料，出之稗史，其实官方史书也记载了这个决策过程。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下令："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页60）这绝不是清廷大发慈悲，一是清廷立足未稳，二是汉人强烈反对，第三个原因就与吴三桂求情有关了。
此时的孙之獬，已蜇居乡下15年了。这种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小人，才不管什么满人、汉人，异族、同族，野蛮、文明，"有奶就是娘"就是这类人的生存哲学。据史书记载："睿亲王（多尔衮）领兵入关时，之獬首先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满妆。"（《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页6172）在多尔衮已暂缓"剃发令"的当口，他为了攀上新主子，竟然剃发以输诚，甚至让其老婆也改服满装。在国家动荡之秋，生民涂炭之际，讨好外寇，谄媚新主，迎风承旨，追腥逐臭，人格如此卑下，已非吕布这样的三姓家奴可比。
对孙之獬这段秽史记载最详的应属清人"不着撰人"的《研堂见闻杂记》："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在清廷的陛阶之上，满汉官员分别站成两排。已经剃成满族发式的孙之獬，似乎变成了蝙蝠，他以为自己是一头满族兽，想挤进满官队伍，却为满族兽群所不容；无奈，他只得承认自己仍是一只汉族鸟，想回归汉官队伍，却又为汉族鸟群所拒绝。这只非禽非兽、禽兽不如的政治蝙蝠，在朝堂之上受到满汉官员的排挤，恼羞成怒，于是上奏新主（时在顺治二年六月）："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中国野史集成》第37册，页690）这就是智慧，虽然卑劣，他非常了解满清高层的心理，是迎合还是提醒，是挑拨还是激将？奸臣多半不是笨蛋，坏人却有好人无法比拟的坏水平。孙之獬化羞辱为力量、变愤怒为才智，揣摩心机，投其所好，终于取得了清廷的青睐与重视。史书称，孙之獬"奏上，九重（顺治帝）叹赏，不意降臣中有能作此言者，乃下削发之令。"（《清朝野史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99）既抒羞辱之愤懑，又获清廷之赏识，可谓一箭双雕！清廷下令，限定十天之内"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页151）
孙之獬的奏章在当时就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研堂见闻杂记》如此评论，清廷暂时中止了的"剃发令"，再次强制执行，致使"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謏闻续笔》也指出："次年以贼臣李若琳、孙之獬言，始复剃。二贼真天下之罪人也。"《清朝野史大观》则指出："是皆孙之獬一念躁进， 酿此奇祸。"如前所述，满人坚持"剃发"，在入关之前就已定为国策，孙之獬的行径与奏折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可以这样说，没有孙之獬的奏折，清廷也会实施"剃发令"；有了孙之獬的奏折，如同风助火势，凶焰更盛。
孙之獬作为汉人，他的奏折，可谓"吃里爬外"、"里应外合"。我们可以骂他是汉奸，指责他是"卖国贼"，然而，他所出卖的并非朱明帝国的政权宗庙，江山社稷，他所出卖的乃是整个汉民族的文化与生命。从这点来看，说他是"卖国贼"似乎并不到位，在中国历史上，他其实是一个比秦桧更加罪大恶极，祸及全民族的汉奸与贼臣。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如同清廷的"功狗"，如此为主子卖力，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狗粮的。果不其然，孙之獬靠这纸"投名状"飞黄腾达了。不久，他就"以兵部尚书衔招抚江西"了，一跃成了正部级。然而，这个官运亨通，忘乎所以的小人，当年八月之后，就在江西任上先后几次受到同僚的弹劾。当年年底，清廷最终下达了处理决定，"久任无功，市恩沽誉"，"革职为民"，他再次灰溜溜地被赶回了淄川老家。
清初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汉奸，一是范文程，一是吴三桂。如果说范文程（北宋名臣范仲淹后裔）是为虎作伥，那么，吴三桂就是引狼入室了。他们不论协助清廷安邦定国，还是协助八旗平定天下，对于汉族政权来说当然都是叛卖。他们的叛卖行径是有形的、物化的，而孙之獬的叛卖，其危害则是双重的。
首先是无形的、精神的危害，那就是毁灭和戕害了汉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古人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827）孙之獬迎合了满清对于汉人的奴化与征服政策，对汉人实施屠刀下的"剃发易服"，从而泯灭了汉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仪表与服饰，用古人的话说，这是"用夷变夏"，这是"文化沉沦"，他所毁掉的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外在仪表，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汉民族的心理与精神。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薙发之后无华夏"，或存异议。然而，在满清统治的近300年，由于野蛮对文明的践踏，落后对先进的毁灭，在神州大地上，再也不曾出现唐宋时期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华夏文化。满清之所以强制推行的这条肮脏丑陋的"老鼠尾巴"，他们的理由是，"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中国野史集成》第33册，《风倒梧桐记》，页478）尽管如此，汉民族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接受这种民族文化的亵渎。以致在当时一些朝鲜使臣的笔下，也记载了汉人悲怆的反应。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李?（yǎo)到达山海关，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燕途纪行》中，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P221）一清人对朝鲜使臣李宜显说："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壬子燕行杂识》，页511）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满清入关更是逆转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满清入关前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在其定鼎北京45年后，英国已经完成了光荣革命，并通过了以限制王权为标志的《权利法案》。当乾隆皇帝因跪拜礼节拒绝英国使臣之际，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已经诞生了20年。而当时的满清却正在通过剃发易服、文网密布来破坏华夏文化。
其次是生命的、血腥的毁灭。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当（满清）入寇之初，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0）孙之獬的行径与奏折，如同韭菜赞扬镰刀，蠢猪讨好屠夫，助长的是镰刀的锋利与屠夫的凶残。清廷的"剃发令"传达到江宁（今南京），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薙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镇江知府提出的口号是："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清廷推行"剃发令"的结果，致使"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中国野史集成》第37册，页690）"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这个数字，并不精确，被残杀的百姓，仅"扬州十日"就多达80余万（学者杜车别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死于满清屠杀者约两亿人。参看杜著《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而直接因为抵制剃发而遭到清军大屠杀的血案，最著名的就有"江阴屠城"、"嘉定三屠"等。为抵制清廷的"剃发令"，江阴民众坚守孤城，"是役也，守城81日，城内死者97000余人，城外死者75000余人。"全城百姓"所存无几……（幸存者）大小53人。"（《中国野史集成》第33册，页149）嘉定民众也坚守城池三个多月，屡败屡战，经历了清军三轮野蛮屠杀，"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狼籍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浮胔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膏浮于水面，岔起数分。"（同上书，页188）全城两万多人惨遭屠杀。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93）而造成汉人这一空前浩劫的罪责，就历史的个人作用而言，孙之獬当然罪不可赦。
顺治四年（1647）六月，孙之獬隅居家乡淄川已经一年多。山东地方武装谢迁举兵攻入淄川，孙之獬这个投靠外敌，谄媚胡虏的汉奸与贼臣及其一家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史书记载，孙之獬之"孙男四人、孙女孙妇三人，皆备极淫惨以毙。而之獬独缚至十余日，五毒备下，缝口支解。"（《研堂见闻杂记》）为清算其助纣为虐，为清廷推行"剃发令"犯下的罪行，一则可能出之《淄川县志》的史料这样记载，民众"或持锥刺之獬首，为细洞无算。民人翕然以猪毛为之植发，若恐后之。""之獬缚于立柱者十余日。……（谢）迁锥其周身，植以豕毛（猪毛），恨道：我为汝种发！后，之獬凌迟肢解而死。"谢迁与愤怒的民众，用锥子在孙之獬身上戳了无数的血洞，并为其栽植头发。你不是迫使国人被清廷的屠刀把头剃了吗？那么，今天"我为汝种发"！孙之獬最后被"缝口支解"，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研堂见闻杂记》的作者因此感叹道："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宗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其实用生铁为其铸成一座类似秦桧一样的铁像也不错，以便让天下人永远记住中华民族的这一罪恶滔天的历史罪人。
孙之獬毕竟曾是清廷的"功狗"。在他死后，山东巡抚张儒秀上报朝廷请求予以抚恤，另外有人要求为其恢复原职，均遭清廷驳回。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闻孙之獬已伏诛，专门作《淄川行》以志庆："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顾亭林诗笺释》，中华书局，1998年，页103） 寥寥数语，微言大义，前两韵隐喻了孙之獬巧奏投机，获得高官。后四韵，则赞赏了谢迁义旗高举，为民除害。讽刺的是，由清廷史官或清廷史料编修的《清史列传》，竟将孙之獬列入了"贰臣传"。朝秦暮楚，投机钻营，追名逐利，丧失人格与国格的大汉奸，即使其主子，也对其颇为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