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多尔衮大军横扫华夏，什么南明小朝廷，大顺土皇帝，大西张屠夫，如秋风落叶，许多汉族官员纷纷匍匐称臣，这与后来的日本侵入中国，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清廷下达"剃发令"之后，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义愤，似乎剃发（也称"薙发"）比投降还要屈辱。由此爆发的抵制与反抗以苏沪周边地区最为强烈。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攻占南京，南明覆亡，多尔衮认为天下已定，指示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丙辰（7月8日），清廷正式下达了"剃发令"："今中外一家，……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页82-83)现在有"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说法，其实，古代早就有了"不换发型就换头"的实践了。
就文明程度而言，满族人作为通古斯人的一支，在当时仍处于渔猎阶段，之于农耕文明的汉民族，他们是野蛮族群。满族入侵者的"剃发令"，严重冲击了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训，不仅引发了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同时引发了二者之间的文明冲突与政治冲突。服从这一命令，不仅意味着中央向边鄙的臣服，华夏向蛮夷的臣服，也意味着文明对野蛮的臣服，先进对落后的臣服。正是这种政治与文明的双重冲突，付出的代价才如此高昂，造成的后果才如此悲惨。"剃发令"实施不久，清兵在江南各地实施多轮大屠杀，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三大惨案，死难人数就超过百万。嘉定、江阴的屠城事件，其导火索就是清军强迫汉人剃发。汉人的口号是，"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为我保此发肤"，以对抗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清人韩菼的《江阴城守记》记述："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薙发一令，大拂人心。"江阴"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全城百姓奋勇抗清81日，就有17万多人遭到屠杀，全城只剩下老小53口，10多万百姓的碧血为一条辫子染红了江水，抗清英雄阎应元绝笔曰："八十日带发效忠，十万人同心死义"（《中国野史集成》第33册，巴蜀书社，1993年，页149），壮哉，悲哉！然而，在官方电视播出的《康熙王朝》与《雍正王朝》中，满清皇帝几乎都是英主、明君。
顾炎武先生在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指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针对的正是清军入关这一历史事件。他指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正是因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因此，"保国"与"保天下"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756-757）满人入关，其所带来的不仅是朝廷的改姓易帜，而是成千上万华夏百姓遭到屠戮，悠悠千年华夏文化遭到毁损。当时的中国人是继宋亡之后又一次从整体上成为亡国奴。正是在这一点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成语才是成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中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人们，面对的正是"亡天下"的危局，他们才真正实践了"匹夫有责"的使命。
朱明王朝覆灭，取而代之的，如果是大顺朝的李自成登基，或者大西国的张献忠篡位，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满清入关就不一样了，作为野蛮落后的异族侵略者，在开始阶段，他们不仅要占领汉民族的土地和家园，而且要泯灭汉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留发"还是"剃发"，不仅仅是简单的衣冠装束，首先，它是文化征服的象征。发式是民族习尚的传承，是民族精神的符号，是民族文化的标志。其次，它也是政治征服的象征。如果说朱明王朝的国家军队打不过多尔衮的八旗劲旅，那么，汉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志，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还是颇为自信与傲岸的。有鉴于此，清人才决心通过血腥屠杀，彻底征服汉民族的反抗意志；通过剃头易服，彻底奴化汉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因如此，虽然明朝军队不堪一击，清军却在汉族地区遭到地方与民间武装的激烈抵抗，他们遇到的抵抗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制造的惨案也是史无前例的。
满清入关之后，在267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然各地断断续续也发生过反抗剃发的斗争，比如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与咸丰年间的"长毛之乱"（太平军运动），清廷的政策其实也在不断地调整与变化，从最初的政治高压与暴力威胁，逐步转变为"满汉一体"、缓和利用，汉民族则从最初的忍气吞声，到后来的习以为常，这条丑陋的辫子，已经从"头顶上"进入"心灵中"，从排异反应到欣然接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维护，辫子终于从"外来之物"变成"内在之物"。
辫子的确是满清政权和统治民族的政治符号与文化符号。从满清入关时的血腥剃发，到清廷垂死时的纷纷剪辫，一条辫子纵贯267年的满清王朝，一条辫子寄寓着满清王朝的兴衰。满清几乎可以称为"辫子王朝"。时间进入20世纪，清廷已是油尽灯枯，各地抵制辫子的运动此起彼伏，影响最大的剪辫运动，首先是从海外华人与留洋学生开始的。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收录一篇由留日学生撰写的《论发辫原由》，文章控诉了满人强加于汉人头上的辫子，"夫汉人之形状，所以特异于外人者，莫如发辫事耳。……汉人则头薙其半，背曳其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其于身体种种之不便，于家计种种之不便，于国家种种之不便，游外洋者莫不备尝其害，深恶而痛绝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60年，页746）1905年，有人在一次剪发事件中发表演说，"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个头颅，让他盘居在上面(影射中央政府)，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国民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发动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246）这已经隐讳地将满清王朝视为令人厌恶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革命对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2日，武昌军政府在《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中，指斥满清的血腥推行辫子之罪云，"垂狗尾以为饰，穿马蹄以为服，衣冠禽兽，其满清之谓。入关之初，强汉族蓄尾，不从，死者遍天下，至今受其束缚，贻九州万国羞。使吾衣冠礼物，夷为牛马，……"（《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页149）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专制政体--满清王朝轰然倒塌，与这个王朝形影不离的辫子，理所当然地应当被剪除。然而，中国人脑后这条丑陋的"猪尾巴"，经过200多年的"进化"与"嬗变"，已经成了精，除了少数觉悟了的民族精英，它似乎成了融入大多数中国人血管里的精神与文化，满清用屠刀与鲜血强加到中国人脑袋上的辫子，反倒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通灵宝玉"。满清虽除，辫子不可除；满清已死，辫子不可死。在反对剪辫的逆流中，有这样一条理由，"若发辫，乃我朝制度所系，倘并此并改革，将何以殊异外人？"（1911年11月28日《大公报》）这个理由很有"中国特色"。与他人不一样，才是国人的立国之本。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满清王朝崩塌70多年后，在共和国的银幕上，那条丑陋的辫子却成为扶清灭洋、所向无敌的《神鞭》。
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下达剪辫通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25）民间的剪辫团发表宣言:"辫发之制，始自满奴；豚尾之讥，著于万国。嗟我汉民，以衣冠文明之胄，从彼夷狄之俗……今幸天不亡汉，民国成立，驱彼异族，还我河山，拯同胞于水火，造共和之幸福。凡我汉族，自应一律剪去辫发，以雪前此之耻辱面表，示我民国独立之精神。"（1912年1月1日《申报》）在反清共和的过程中，不免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这大体属于斗争策略，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国人如同清军入关一样，也要对满人血腥报复。比如孙中山先生，不仅主张"驱除鞑虏"，也曾主张"五族共和"。
满清的辫子文化渗透到汉民族的灵魂与骨髓之中，是以两个著名汉人为代表的，坚持保皇主义的辜鸿铭，以辫子表明其对清廷的文化认同；实施皇权复辟的张勋， 则以辫子表明其对清廷的政治认同。从网上看到一段故事，"辫帅"张勋率领"辫子军"策动清廷复辟失败后，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为其祝贺生日，对联借用东坡诗句，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辜鸿铭故作神秘地问胡适，这副对联有什么含意。胡适笑答；"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指张大帅和您老的辫子了。但不知雨盖是指什么?"鸿铭答:"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于是两人抚掌大笑。
上层如此，对于极易接受洗脑的下层民众也是如此。剪辫的最大阻力当然来自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即使曾在旧朝廷得过些许好处的乡绅、差役，也成了极力反对剪辫的守旧人物。一些盲从愚昧、"作稳了奴隶"的普通中国人，则是反对剪辫的群众基础。1912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山东省昌邑县发生了一起残害剪辫宣导人员的惨案。这是一场留辫与剪辫的血腥冲突，也是守旧与革新的文化冲突。五月十七日，山东督都周自齐特派宣传员到昌邑宣传新政，劝导剪辫，当场剪掉了当地两个乡绅的辫子。不料第二天一早，城隍庙钟声大鸣，在那两个乡绅的策动之下，一群人喊打喊杀，打杀的对象就是已经剪掉辫子的民众。结果，导致宣传员及已剪辫者27人不幸殉难。（民国社会大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54）
对于下层民众，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化来说，满清王朝的辫子都是奴隶脚上的镣铐，奴隶头上的草标。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一部中国史，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只是两种时代的循环往复而已。（《坟·灯下漫笔》）明末清初，中国人因剃发遭到屠杀，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当汉人被迫为留头而剃发，成了满清的顺民，才进入"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先生所论及的奴隶，主要指政治、制度、社会意义上的奴隶，比如清朝前期的汉人。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奴隶，那就是思想、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奴隶，比如清朝后期的汉人。政治、制度、社会的奴隶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毫无尊严、毫无自由地苟且偷生。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并不等于奴隶命运的解除。思想、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奴隶是以思想依附为特征的，这类奴隶，通常是智力愚昧、思想僵化、行尸走肉、任人驱使地苟活于世。鲁迅先生洞悉中国人的国民性，按照他的说法，奴隶其实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不平着，挣扎着"或"'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奴隶，这些都是"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另一类，"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的奴隶，这大约可算作"既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奴隶；第三类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隶，这一人群已经不仅仅是奴隶，"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南腔北调集·漫与》）
辫子作为政治的、文化的象征，康有为上断发易服折要求清廷改革辫子制度，孙中山筹款起义发动革命要推翻辫子制度，鲁迅等留日学生毅然剪辫以脱离辫子制度，这些人都是不想做奴隶的人们。如果说张勋是政治上的辫子军，那么，辜鸿铭则是文化上的辫子军。至于山东省昌邑县残杀剪辫人士的旧式人物，他们则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奴才，辜鸿铭如此钟情这根辫子，"你看我的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我国历史悠久，有大量的历史遗留，不仅有精华，也有糟粕。就政治、文化来说，既有皇权、廷杖、太监，也有缠足、纳妾、辫子，等等。贯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明知西方文化的先进，却对中国传统的糟粕，比如帝制、慈禧、缠足、纳妾等不吝赞美。的确，政治的、制度的、物化的枷锁，一旦"升华"为精神的、文化的、心灵的羁绊，就因耳濡目染而潜移默化，从习以为常到融入骨髓，从"异己之物"变成"自我之物"，成为挥之不去、断而难绝的精神绞索与文化鸦片。于是，枯木依恋樵夫，韭菜赞美镰刀，蠢猪歌颂屠夫，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异象。从世界到中国，从近代到当代，极权主义、皇权崇拜、思想控制、权力垄断，恶名昭著，仍然常常地隐藏在当代人的心灵深处。这一点或许辜鸿铭说的有道理，"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