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区被围之前

列强派兵护卫使馆并非自义和团危机始。1898年夏天，董福祥率甘军进京加强防卫，以面临日益加剧的列强威胁。[1]1898年10月1日，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公使就以9月30日北京前门天桥一带的一起涉外治安案件为借口要求派兵护卫使馆人员安全。10月7日这天，就有“英国水兵28人，德国水兵30人，俄国水兵30人，哥萨克兵30人进入北京。”随后，意大利，日本，法国，奥地利，美国跟进。到11月，以上八国驻京的军队人数（含士兵，军官，军乐队）总数达到276人。这只实际带有“政治性质”的军队一来，各国公使立即要求将对他们不友善的董福祥所率甘军逐出北京。[2]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笔记则认为，是董福祥军队的出现导致联军进北京护卫使馆。[3]

义和团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再次派兵护卫使馆，并违反清政府规定的人数限制。到1900年5月底和6月初，八国共有420名士兵和军官乘火车抵达北京。[4]被清政府视为北京门户的大沽炮台在6月17日被联军攻破，是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从10日起主管总理衙门的端王在19日以外交照会宣布，以“拳会纷起”为由，限全体使馆人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赴天津。在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事件，此为第二大转折。事实上，在克林德被害之前，使团仍在重重疑虑中思考按照清廷的19日的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的可能性（1899年毓贤在山西以邀请搬迁为名诱杀44名传教士及眷属是个极好的教训），而克林德遇害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离开使馆区意味着生命危险，只能留下等待救援。

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cDonald）日记中承认，6月20日之前使馆区已经加砌了简易的街垒，但正是克林德之死促使外交使团认识到他们面对的真正对手已经不是一般的民间迷信团体，而是有组织的政府武装，因而从6月20日开始，使馆区的防卫开始认真地进行了。[5]这一天也成为“北京之围”（the Siege of Peking）的正式起点，直至8月14日解围。

使馆区内的防务

坚守开始后，约一百名外籍妇女和儿童被集中送进建有防御工事的英国使馆，另外还有六百多名中国人基督徒和使馆雇佣的佣人，其中一半也是妇女儿童。[6]一个被困的，后来以普迪南姆·威尔署名出书的英国人解释了原因：英国公使馆四面被其他领馆和防御工事包围和防护，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7]在英国使馆内，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使团，传教士团体以及总税务司派出代表组成了一个“公共慰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Comfort）；其下又设立若干次级委员会，如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领导的“要塞委员会”（Fortification Committee）， 一个“食品供应委员会”（Food Supply Committee），一个负责管理被困区域内五口水井，每天测量水深，管制用水的“供水委员会”（Water Committee），以及另一名美国传教士领导的“本地劳工委员会”（Native Labor Committee）。在最初几天的混乱后，各个委员会各司其职，就连坏了的手表和皮靴都能得到免费的修补。[8]一名医术精湛的德国军医广受欢迎，被好几种语言呼叫。[9]“食品委员会”里的日本上校柴五郎甚至从攻城的清军士兵手里收购藏在袖中偷带而来的鸡蛋，而这些鸡蛋被分发到使馆区内临时医院的妇幼手中。[10]不仅如此，“食品委员会”还抢劫了防线内的已无人看守中国店铺，抢走了约200吨（8000蒲仕耳）小麦，几吨大米，大量肉类，卷烟和酒。[11]

这支四百多人的多国使馆卫队武器并不精良，除了人手一支步枪外，只有三挺机枪分别为美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持有，唯一的炮是意大利手上只有120发一磅重炮弹的山炮。[12]他们负责保护使馆区内的4000余人，其中前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有约3000人（按周锡瑞的研究，正式登记参与围攻的拳民人数为30，000人），外国人中非军事人员473人。[13]在一名英国人的观察中，被困的法国和意大利神父经常撂挑子，袖手旁观，把工作推给更为“精力旺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14]

窦纳乐的记载中多次提到为他们提供情报服务的中国探子。在使馆区内的中国人通常被组织起来修筑工事，一名日军陆军上校建立了一支约20人的大刀长矛巡逻队。[15]中国教民成为不可替代的劳动力。很多幸存的外国人后来承认，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协助，整个使馆区是无法防御的。[16]伯希和的记录则提到毛瑟枪和从被卫队击败的义和团手里缴获枪和子弹。

窦纳乐7月19日至20日两天的笔记中记录了也在使馆区内的法国汉学家，时年22岁的伯希和不小心误入清军防区，被当场逮捕之事。窦纳乐记述说，伯希和被带进了一座官衙，但并未受到虐待，该官员只是询问了使馆方的兵力，损失等，而伯希和则敷衍对答，最后被荣禄手下士兵穿过清军士兵和义和团民的街道，礼送回到使馆。[17]事实上，7月17日，使馆和清政府之间实现了一次停火。按当时和伯希和在一起的西人的追忆，伯希和主动和中国人握手，并被带走。不久后，一个中国士兵带回伯希和的手信，声称自己正和荣禄一起喝茶吃水果。伯希和被护送回来以后，告诉同僚他去见荣禄“多少是自己要求的。”[18]

1900年3月15日，即将年满22岁的年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经越南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一路拜会法国在华外交界宗教界要人后，伯希和于当月29日到达北京。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成为一个保卫被围攻的使馆区的志愿者。从5月开始，伯希和开始密切关注义和团骚乱，在他的记载中，从6月5日开始，使馆区开始自行组织，从天主教南堂救人。此时的伯希和，还全然不知道后来他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的敦煌藏经洞——洞是道士王圆箓在这年5月26日偶然发现的。6月20日后，伯希和零散的记载中充满关于纵火的记录和自己英勇的战斗，并写道，公使们在6月24日开会，要求意大利人把他们的用于打击纵火者的大炮拿出来公用。

在伯希和的笔下，使馆卫队和志愿者不仅进行防御，还从中国军队手中抢夺城墙要地，工事和大炮。到7月8日，伯希和发现，围攻使馆的都是董福祥的军队，他们和义和团已经爆发内讧，义和团离开，而董福祥军队又雇佣苦力来纵火和投掷汽油弹。通过审讯俘虏，伯希和等人发现，清军正规军士兵根本瞧不起义和团，而且嘲笑他们：“你们不是刀枪不入嘛。”伯希和也亲眼看见了挥舞大旗，手舞足蹈，毫无畏惧地冲锋的义和团民。

其实，义和团民真正面对洋枪洋炮的时候，不仅难以抵御，还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汪康年记录了一起被八国联军击溃的义和团“残匪”在京郊西山一个村庄里勒索富户钱款的故事。富户被人告知告官无用，不如直接告洋人，结果洋人派一小队士兵围住义和团驻扎的寺庙，枪声一响，团民“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19]早在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时候，观者就发现“拳（民）实不敢前，哗噪而已”。[20]在这种看起来咋咋呼呼，实则“恐洋”的心态下，义和团甚至把洋人的能力谣传得“比实际存在的还要神”，内心并存着对“西洋科技的崇拜与恐惧”。[21]伯希和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甚至自信地宣称：“欧洲的步枪是令中国人望而却步，胆战心惊的。”[22]

围绕使馆区的角力

尽管清廷在6月21日下了一个屡遭后世嘲笑的“宣战诏书”，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份文书当回事。6月24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司各特（C. Scott）致电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is of Salisbury），报告说法俄两国已达成共识：由于清军的行动不是依照政府命令，只是被义和团裹挟，因此法俄两国并不认为列强和中国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23]司各特一度怀疑慈禧已经失势，后来又把慈禧可能召李鸿章入宫奏对看作“有利的迹象”[24]，可见慈禧一直给外界一种亲西方的印象。普迪南姆·威尔则相信6月25日的一次停火是荣禄在执行慈禧太后的命令。[25]

在列强雾里看花的揣测中，也有人看出慈禧对义和团有一定的“同情”，但一直寄希望于她最终出面摆平。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超然的立场和难以捉摸的神秘性，更有利于慈禧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对外姿态。

据清末笔记《春冰室野乘》，董福祥的甘军攻击使馆区久攻不下，朝廷召武卫军以开花炮队协助。负责开炮的分统张怀芝在大炮架好之后向上级荣禄请示，提醒说炮一发出去，使馆顷刻就成齑粉，攻下不是问题，怕将来难交涉。荣禄在张怀芝的坚持下只得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知道荣禄已经批准“假打”的建议，回到城墙上的炮位，命重新校正，最终对着空地射击一昼夜，不久就接到了停止攻击的命令。[26]当然，窦纳乐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6月24日，清军的一门的克虏伯大炮已经架在了前门上，炮弹打进了英国使馆内。[27]伯希和6月29日的记录提到了炮弹掉进公使馆。根据窦纳乐的笔记，清军在7月2日使用克虏伯大炮对使馆区进行炮击。他说，只有一两炮命中目标，大多数则都打得太高（the majority， however， were going too high）。[28]同一天的伯希和笔记也提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写道：“……所有的炮声都在空中散去，一点也没有打倒我们这里。”[29]7月5日，法国公使饭厅被70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炮弹击毁。7月13日（星期五）这天，清军再次开炮，炮弹包括普通弹和开花弹（shrapnel shell）两种。在窦纳乐的记载中，炮击引起了房屋着火。当天傍晚，清军又试图以挖地道埋雷的方式攻入使馆。地雷战炸死了两名法国水兵，坠落的石块砸伤了法国籍舰长，但清军方面因为没有准确估计地雷爆炸的威力反而被炸死30人。[30]在伯希和会见荣禄的的几天中的7月21日，上海电报局接到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发自使馆区的电报，声称英国使馆遭到清军炮击，“急须来兵解围。”[31]

以使馆卫队装备和人数的劣势，而清军人数众多，居高临下，又拥有大口径重炮等情况看，熟知高层内情的恽毓鼎所言不虚：“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也。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32]并非是西方人想象的他们真的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只是清廷没有真的痛下杀手而已。清廷高层实际上一直是为最终处理危机留有后手，即吕思勉在讲义中说的“有因令缓攻者，故未下。”[33]郭廷以则指，“由于荣禄的暗中庇护，慈禧心情变幻无常，时而猛攻，时而停止，时而谈判，时而馈赠食物。”[34]当日的使馆区内西人也有察觉：“（清军炮击）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联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35]各路权臣也一直在为顶层缓颊，反复宣称围攻使馆并非太后本意。

荣禄的“假打”实为对危机进行理性处理，以备日后慈禧回旋的结果。盛宣怀曾在6月16日致函荣禄，请求尽快剿灭义和团，因为“若官兵不剿，而洋兵剿之，生灵涂炭，玉石俱焚，是爱之实害之也。”可见盛宣怀已经预见到列强的报复将是毁灭性的。另外，盛宣怀还在信中敦促荣禄有所作为，放弃“明哲保身，隐忍不言”的态度。[36]荣禄则有一封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表明了其考量：“……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占，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37]戴玄之认为，董福祥并不受荣禄节制，而荣禄历来主张剿灭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处置是不仅合理而且有功的：“然则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禄）有力焉。”

清廷一方面不下令撤军，一方面不时表示对使馆的照顾之意。按伯希和的记录，6月6日清廷发布上谕“由庆亲王负责消灭义和团”，12日慈禧又派徐用仪来使馆区安抚外交官；6月25日，使馆区的看到了禁止朝廷军队向欧洲人开枪，并保护他们的告示。按恽毓鼎的说法，6月17日大沽炮台失陷后，朝廷已有讲和之意，22日下诏保护教堂教士。此时，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从最初的相信其法力悄然转向怀疑和厌恶了。[38]6月29日，清廷令其驻外使节向相关国家政府表达了如下意思：局势已经失控，由于拳民和外国人太靠近，担心镇压反会更危及使团安全；清廷绝无和各国开衅之意图，将命令有关将领继续保护使馆；将相机惩办拳匪。[39]

在炮击正酣的7月22日，刚毅致函答复请求尽快撤使馆之围的盛宣怀，声称“保使一事，早经言过。停战一事，弟不能言，言亦不行也。”[40]这暗示，刚毅并不反对保全公使性命，也似乎向慈禧转达过这一意思，但停战的命令只能来自慈禧。与此同时，清廷对外一直摆出一副局势一时失控，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不影响中外交往的负责姿态。7月27日这天，清廷发布上谕：“各国使臣平安无恙，并给蔬果食物，以示体恤。”[41]

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从无一套系统，明确的方针，常以一时一事而变换，甚至有时自相矛盾……其意欲利用拳会的倾向日趋明显。”[42]事实上，义和团并不会知道，在清廷从5月29日到6月26日颁发的一系列上谕和对奏章的答复中，从来都把他们称为作乱的暴民和会匪，应该被尽速剿灭。[43]

盛宣怀则猜测，义和团力攻使馆本身也是刻意为之，“必欲逼朝廷与各国结不解之仇”。从盛宣怀对义和团动机的揣测来看，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形—即义和团内有人有意识地激化清廷和列强的矛盾，口头说“扶清灭洋”，实则让清洋互斗，一箭双雕。义和团领导人之一赵三多甚至亲口说过：“将洋鬼撵跑，清朝就自倒”。[44]从这个逻辑看慈禧和荣禄在围困使馆区期间的两手策略，也未尝不是为了避免上义和团组织者给他们下的套——中国的民间起义向来就不缺少“聪明，投机”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45]

在1900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中，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出清廷面临两难处境：不镇压义和团，则外交使团威胁要采取行动，如镇压，则义和团可能转而对抗朝廷。在赫德6月10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他作了危机终将结束的大胆预言：“……这一切不过是‘中国风格’（此词用法文Chinoiserie），很可能像闹剧一样收场，又像悲剧一样震惊世界—历史还从未记录过一整个外交使团的覆灭！”[46]直到7月1日，被困的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仍在众人面前宣布：“中国政府绝对不敢冒险与列强开战！”[47]

“东南互保”之外

在南方，张之洞等人在1900年夏天的运作并不限于旨在置身事外的“东南互保”。在使馆之围正式开始的6月20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6月24日，盛再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呼吁“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48]克林德被杀后的6月25日，张之洞积极联合南方督抚联名致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停战候议。张之洞的态度并不是真的和列强交好，只是在时势面前，不得不承认和各国同时开战，“激众怒”，是不明智也极为危险的的。[49]

日本外交官曾寄望李鸿章和张之洞商请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北上解救各国公使。李鸿章的提议被袁世凯婉拒，张之洞也认为京外驻兵不宜进京救使，应由朝中权臣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出面。[50]6月26日，东南互保协议达成，翌日，各国驻上海领事联名致书上海道余联沅表达欣慰之情。

7月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税务司（赫德）转达英国领事意见，如果“张（之洞）刘（坤一）二宫能正拳匪之乱，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显然，英国人希望郑孝胥作说客，利诱张之洞出面平乱，但按郑孝胥的说法，张之洞“终畏葸不决而罢”。[51]表面上看，义和团运动的初起和后来清军屠杀外交人员的行为中，英国都不是直接当事国，但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00年，在中国经营的672家洋行中，英资洋行就占了一半以上。[52]英日似乎都有怂恿他们属意的实权派趁乱扩权的意图。

关注北京局势的张之洞当然并不知道使馆区内的洋人已经决心坚守到底。他在7月2日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表示对克林德之死的痛惜，并好心地提出，如果外国使节有离京赴沪者，盛宣怀应派员挽留，馈问，邀请他们去南京暂住，如不去南京，则暂住上海。张之洞希望盛宣怀告知外方，危机并非出于“圣意”。[53]刘坤一则在7月3日重申“弹压地方，保护洋人，绝无变易。”[54]

盛宣怀7月13日从上海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电报中指出，列强其实并未怪罪西太后，只是希望中国自行平乱。盛宣怀主张把甘军调走，以聂士成军护卫使馆区，“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袁世凯）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55]这说明，由反对义和团的清军将领出面直接解东交民巷之围，在盛宣怀眼里也是一种可能的决策，而列强也一度不清楚慈禧的真实态度和作用。

另一股势力

在纷乱躁动的1900年，6月26日后东南互保已成，而使馆之围未破，七八月间另一股势力又借机崛起：7月26日和29日，“中国国会”分别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盛宣怀的下属和挚友郑观应担任干事，因义和团之乱而南下避难的严复则为副会长。[56]在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的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起草的《中国国会宣言》已经俨然以未来的新政府自居。[57]维新义士唐才常未经中国国会领导层批准，将汉口的激进组织“自立会”作为“中国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中国国会”的武装力量，并在8月2日开始使用国会名义发布自立军文件。[58]

8月21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22日被处决。盛宣怀把唐才常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名义发起草的“勤王讨贼檄文”冠以“伪檄文”之名，收录在私人文档中。该檄文可能是预备于阴历八月发布，因此开篇为“光绪庚子八月”。文中点名直斥那拉氏，载漪，荣禄，刚毅“叛弃天常，灭绝人纲，以致外侮频仍，山河破碎，不可收拾”，并历数了慈禧自谋害慈安，挪用公款建颐和园，幽禁光绪，杀变法六君子，纵容甘军暴行，表彰义和团邪术，割地，西逃等十三大罪。在自立军的十四条宗旨中，其中两项稍和东南一带政军大佬此前的主张一致，即由自立军“急派重兵剿平北方义和团匪”以及“保护洋人性命，财产不受匪徒扰害”，但唐才常痛骂张之洞“貌抗朝旨，阴助权奸”。[59]

1900年后：基层民教冲突并未终结

中国精英层从庚子拳乱中很快总结了教训。时人观察到：“庚子乱后，国内咸以兴学育才为救国急务。”[60]这说明，知识界把1900年的危机归结为国民愚昧，并加强了进行启蒙教育的紧迫感。

正如被郑观应称为“中兴伟人”的盛宣怀所预言的，清廷放纵非理性暴力的结果是列强8月中旬占领北京后的疯狂报复。当尘埃落定，盛宣怀在1900年9月13日向刘坤一发出了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向来把“拳民”视为“乌合之众”，主张剿灭的盛宣怀把“中外失和”最终仍归结于“民教起衅”，直指此前“各省教士，偏袒教民，干预民事，以致种毒愈积愈深”。他指出，“闻各国之不奉教者，亦知其教之有害于中国也”。这种观点似乎是赞同和转述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看法。事实上，民教冲突远不限于北方：“在四川的不少地方，教会很深地卷入到当地经济纷争中。当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产生争执，后者常常从教会寻求帮助，而教会通常站在自己的信徒一边，袒护他们。”[61]

盛宣怀致刘坤一信中附蔡钧草拟的中国自办英文报纸影响舆论的建议。在两份建议中，蔡钧都提及“民教不和”，认为“传教之足以酿成大祸，虽西人亦著有先见之论”，以及“此次北方肇衅，实由于民教不和，积愤而起，而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逞其一面之词，群起相责”。[62]蔡钧注意到，民教冲突本来是双方的责任，有其社会会根源，但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却处于劣势。

此前的8月4日，盛宣怀收到浙江地方官电报，同样指出“民教积不相能，滋事在一时，结怨实在平日。”他们请求以办理中外交涉闻名的盛宣怀告知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国领事，要求“各教士明谕教民，安分传教，毋再有恃教欺凌干预词讼之事。”[63]事实上，清政府在整个1890年代一直奉行的是在“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口号下偏袒教士和教民的政策。[64]

又过了几年，作为义和团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晚清民教冲突仍然没有因为大规模暴力的终结而告终。恽毓鼎在关于1906年的一起南昌教案的奏折中呼吁：“平民聚众闹事，其不辨是非，波及英国，固难逃倡乱之诛，然百姓坐视父母官为教士凶杀，而漠然无动于衷，安得为国民？”他指出，“该神甫胆敢诱杀县官，其平日鱼肉华民不言可见。”奏折最后一句话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对温和中立的士大夫在民教冲突中的普遍态度和矛盾心态：“臣既愤法人之横，又恨愚民无知，逞一时之忿，上累朝廷。”[65]这种心态从改革家郑观应的诗中也能看出来。在一首名为《拳匪》的诗里，郑观应一边痛惜“拳匪”“暴动国之耻”，一边斥责“俄德兵最凶，杀人如犬豕。奸淫复枪毙，妇孺全惨死。”[66]

过去对义和团冲突的研究似乎过于关注，甚至脸谱化了一些极端仇外的人物如刚毅，毓贤，李秉衡等人的形象，立场和结局，而没有注意到相对温和理性，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盛宣怀，蔡钧，恽毓鼎等人的态度，也似乎没有注意到，即使在义和团完全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中仍然有基于事实坚持谴责教民“恃教欺凌干预词讼”，教士鱼肉百姓的例子。从上述这些事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来看，从来不同情义和团的人也并不等于就站在传教士一边。带有愚昧，迷信，狡黠等特点，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义和团的覆灭也并不等于解决了中外冲突的根本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看，西方人在使馆区的防卫方面由于其惯有的理性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相应的军事经验，而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其保全终究是因为清政府在政治博弈中真真假假，没有或不敢真正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西方传教士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法律特权，怀抱宗教狂热和一种今天的美国人自己也有所反省的“白人救主情结”（white savior complex），无孔不入地贸然深入到语言，文化都十分陌生和隔膜，自身的政权/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体系早已自成一体的中国乡村基层，强势地打破了中国乡村原有的文化和社会均衡状态。

事实上，传教士中旨在传播新知识的人在都市里和与他们有相近价值观的中国士大夫交往，对中国习俗取包容态度，即采取耶稣会士自己总结的“利玛窦办法”（The Ricci Method），从事文化出版教育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制。即便如此，中国的改革精英如郑观应，在1899年1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致盛宣怀函中，也毫不怀疑传教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窃思（列强）欲夺中国地方，除通商传教外，尚有三策……”[67]

在乡村，传教士建造教堂导致和中国固有的信仰—如玉皇大帝及其供奉庙宇，风水信仰和祭祖活动发生直接冲突，[68]激发非信徒对信徒“不敬神佛忘祖先”[69]的反感。这些康熙皇帝在1720年代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礼仪之争”在乡村基层全面卷土重来。冲突最终引爆了中国民间长期隐伏的迷信和暴力交织的“小传统”。

中国乡村远比初来乍到的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想象的要复杂：不仅有主流的儒释道互补传统，还有各种民间信仰，魔法，妖术，气功，武术，传说，戏剧的混合，另有长达千年的民间信仰，秘密结社，教门会党和武装反抗结合的传统。[70]当代的批判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越来越不认为任何非西方的，前现代的民间社会“妖术”和“仪式”与基督教的“仪式”有本质的区别，而放在人类历史的语境中看，不论是“降神附体”还是惶恐不安中谣言四起，在不同社会中本都是屡见不鲜的情况。[71]“降神附体”还被认为是一种世界各地普遍的抗争策略。[72]

不仅文化象征系统复杂含混，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存领地和传统生活方式和权益受到侵害，正义被颠覆，加上天灾的打击，一部分中国农民会用看似非理性和反现代的方式来拼死抗争，而不是像自命不凡而又带点天真的传教士们想象的那样乖乖地等待他们来拯救“灵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还明确地指出了传教士的政治性——当传教士发现他们把在中国传教的区域变成一个更广大的精神产品销售市场的努力并不成功之后，沮丧驱使他们成为带头呼吁西方武力介入以迫使中国更加开放的人。[73]

正如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就包含了非常强烈的现世取向——在它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后，这一取向得到了加强。”[74]霍布斯邦（Eric Hobsbaum）在谈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劳工斗争时则认为，感到无望的人们的骚乱行为——包括毁坏机器，店铺，和富人的房屋等——有很长的历史，其本质是群体施压和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而非真正仇视机器。[75]

以改造信仰世界为终极目的的基督宗教强势介入对中国基层的法律实施体系和地方官的传统权威造成了挑战。[76]这种介入还促使中国人之间被视为背弃传统的“教民”和“拳民”的分化和对峙。[77]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在东交民巷的防卫中，公使们和使馆卫队同样极大地依赖中国教民的协助来对付进攻的中国军队和“拳民。”使馆区被围期间和之后，英美官员和传教士都表达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教民的夸奖和“感谢”，但其本质是基于自己从中国人同胞自相残杀的民族悲剧中受益。从中国人的角度回看，这种“夸奖”无疑是苦涩的。直到1929年1月，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才公开宣布天主教徒接受中国法律管理。[78]

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种西方教士和教堂骤然向中国乡村嵌入的传播方式，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本土道教长时间的义理磨合，中国僧人自行西向求法再回归，演说文辞的精益求精，佛教最终在中国王室，士大夫，普通民众三个阶层获得普遍接纳相比，可以说是仓促，粗糙，霸道的。[79]

作为个体的传教士本人也常常充满挫败感。笔者在阅读在一位在山西汾州府传教和遇难的美国传教士夫人（全家都在毓贤1899年杀害的那一批人中）日记的时候注意到几点：1，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完全是凌驾于一般中国人之上。他们雇佣当地中国人作佣人，一个做饭洗碗，一个打扫，洗衣服，并把这些男仆以美国白人称呼黑奴的方式叫做“boy”；2，传教士炫耀自己付的工钱比中国雇主多，所以佣人乐于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他们作为洋人在中国所受的伺候远远好于中国人“有时”在美国受到的待遇（“They treated us much better than Chinamen are sometimes treated in America”）；3，他们被他们眼中中国乡村的贫困和无望震撼，也多多少少对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产生负疚感，但同时深感无能为力，认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中国人成为基督徒（“…only to tell them to become Christians.”）；4， 高高在上，自成一体的传教士生活（“self-imposed isolation”）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不少传教士的精神危机。有的传教士自杀，有的精神分裂，有的陷入严重抑郁。[80]

再观“义和团”

史华慈的研究早就注意到了为避义和团之祸而从北京逃到上海的严复对待义和团的矛盾态度。严复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丢失了《群己权界论》译稿，到上海又担任了“中国国会”副会长，提到义和团自然是严厉斥责其迷信和无知，然而却也不否认义和团是爱国者。[81]即便是1900年“中国国会”的会长，留美归国的容闳在自己的英文回忆录中，对天主教传教活动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也绝无好感：“只要是熟悉罗马天主教的的人，无不对罗马教会在中国的不合情理的装腔作势和大权独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而，容闳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上丁日昌书中就已经建议：“禁止任何宗教教派或团体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对其信众行使任何形式的司法权。”[82]

作为半个当事者的维新派梁启超并没有一味蔑视义和团。在1901年年末完成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已经公正地指出：“（义和团）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83]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既承认民众有长期潜伏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但也同时指出：“……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激愤。”[84]

义和团引发的思考在革命者陈天华那里又进了一层。陈天华在1903年撰写的《警世钟》中把义和团全无宗旨的乱杀乱烧，一哄而散称为“野蛮排外”，进而提出了“文明排外”这个全新的概念。在陈天华看来，防抗外来压迫有道义正当性，但实际行为中的怨恨和报复将使被压迫者失去正义的立场。陈天华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遵循同一套规范，即国际法（清末所称的“万国公法”），而这样的反抗才是正当的“合法排外”。所谓“合法排外”，其内涵就是保护教士和教堂，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掠夺。[85]

到1924年，一度激烈反传统，相信排外即野蛮的陈独秀也认识到，义和团的缺陷其实在所有落后的农业社会里都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是反抗列强的压迫。[86]

有趣的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第十七年，即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来到中国招募华工，竟然又锁定了1900年最不安分的山东和直隶，在被招募的华工中，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纯朴老实，任劳任怨”的中国北方青年农民。一位陪伴这些华工从北美大陆到达欧洲的军官说，这些华工是他所见到的“最守规矩，最优秀的一群人。”尽管承受着当地英国人的歧视和一些英军士兵的恶意欺凌，这些华工仍然善待他们。一当有机会听到来自祖国的人发表演讲，华工们就“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演讲人。”[87]

结语

在二十世纪中国，“义和团”早已成了一个兼具正负面意义的政治隐喻符号，对有的论者来说，“义和团”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天然有“排外”基因。其愚昧，落后，暴力，其实早已经像英谚所说的“死马”（dead horse）一样被批臭，但是，义和团的愚昧并不能掩盖中国自《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建立教堂后到19世纪末共爆发四百余起教案的事实，也不能阻止进一步探讨民教冲突的根源。其实，与其说中国人“排外”，不如说“恐洋”，而在中国文化中，“忍”才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88]台湾历史学家戴玄之在《义和团研究》中的评价是公允的——“中国人民向来是四海一家，对外人和平相处，非等遭受到不能忍受的迫害时，是不会揭竿而起，一致对外的。”[89]

的确，无法想象仅仅过了十几年时间，在基层社会并没有因为1911年的政治革命而发生根本改变，民众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曾经拳民遍地，迷信和暴力并进的这片土地就痛改前非，产生了一群“强壮，健康”，“吃苦耐劳，心灵手巧”[90]的良民去欧洲做一战华工。只能说，这些得到一大堆誉美之词的“华工”和被污名化的“拳民”未尝不是，或许从来都是，同一类人。

相对从外部嵌入的基督教文化，中国乡村确实存在庄孔韶教授所指出的已经延续上千年的“官民的关联性”和“文化复合体”，而那些极端排外的官员如刚毅，李秉衡在民间口碑不坏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内部的“信仰一体化”和某种“上下一致性。”[91]在1899年和1900年，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知识结构，精神资源和世界观的基础上，面对多重危机和压力做出了自己极其局限，也暴露出诸多弱点，甚至显得可笑的悲剧性的回应。

注释：

[1]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82.

[2]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505-506页；518-519页。

[3] 《伯希和北京日记》，萧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周振鹤主编，《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电子书。

[4]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287.

[5]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 1900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0)，143.

[6] 同上，143.

[7]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Being the Notes of an Eye-witness， Which Set Forth in Some Detail， From Day to Day， the Real Story of the Siege and ... in 1900， the Year of Great Tribulation (Hard Press Publishing， 2012 重印)， 142 .

[8]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 1900，149.

[9]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143.

[10]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 1900，247.

[11] Diana Preston，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 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0)，120.

[12] 同上，131.

[13] 同上，84.

[14]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142.

[15]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 1900， 281.

[16] 同上，136.

[17] 同上，247.

[18] 《 伯希和北京日记》

[19] 《汪穰卿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102页。

[20] 恽毓鼎，《清光绪帝外传》，收录于孟森等著，《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02页。

[21]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5页。

[22] 《 伯希和北京日记》

[23]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1900，87.

[24] 同上。

[25]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160.

[26] 李乐瑞《春冰室野乘》，收录于孟森等著，《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40-341页。

[27] Diana Preston， The Boxer Rebellion，142.

[28]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1900，191.

[29] 《 伯希和北京日记》

[30] Sir Claude MacDonald， The Siege of Peking Embassy，1900，228.

[31]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37页。

[32] 恽毓鼎，《清光绪帝外传》，收录于孟森等著，《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02页。

[33] 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5页。

[3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29页。

[35] （英）朴笛南姆维尔，《庚子使馆被围记》，引自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电子版。

[36]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61页。

[37] 引自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38] 恽毓鼎，《清光绪帝外传》，收录于孟森等著，《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03页。

[39]  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英文版，Hu Sheng，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Westport， Hyperion Press， INC.， 1973)，141.此版为依据外文出版社（北京）1955年英文版翻印。

[40] 同上，137页。

[41]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149页。

[42] 戚其章，《晚清史治要》（中华书局，2007年），248页。

[43] 此处原始资料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英文版，138-140。

[44] 见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5]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5-156.

[46] John King Fairbank et al.， eds.，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from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vol.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7] 《伯希和北京日记》

[48]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49] 冯天瑜 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78-179页。

[50] 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网站。

[51] 《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762页。

[52] Diana Preston， The Boxer Rebellion，14.

[53]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7页。

[54] 同上，109页。

[55] 同上，123页。

[56]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7-109页。

[57] 马勇，《庚子夏中国政治走势及其突变》，http：//zhanlve.org/？p=7024

[58]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24页。

[59]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204-207页。

[60]   皮名振，《皮鹿门先生传略》，附录于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7年），496页。

[61]    Xiaowei Zheng，The Politic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0.

[62]  《盛宣怀档案资料/义和团运动》，163页。

[63] 同上，163，233-234页。

[64] 戚其章，《晚清史治要》，268页。

[65] 《恽毓鼎澄斋奏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70-71页。

[66]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364页。

[67]  中山市人民政府编，《郑观应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410页。

[68] 戴玄之在《义和团研究》中认为，围绕玉皇庙所起的争执（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起源。

[69] 关于有代表性的义和团揭帖和乡村围绕玉皇庙和教会展开的冲突，见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70] 关于清代北方秘密宗教活动，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沈阳出版社，2002年），67-82页。

[71] 柯文，《历史书写的无声之处：一位历史学者的自白》，《文史哲》2012年第3期，5-12页。

[72] Ka-Ming Wu， Reinventing Chinese Traditi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ate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126-127.

[73]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75.

[74] 艾森斯塔特 著，旷新年 王爱松 译，《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321页。

[75]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Vintage Books，1996)，212.

[76] 同上， 83.

[77]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12.

[78]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79] 关于佛教在中国传播情形，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册（昆仑出版社，2006年）。

[80] Eva Jane Price， China Journal 1889-1900： An American Missionaries Family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9)， 14， 19， 209，213.

[81]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2.

[82]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0)， 174-175.

[83]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5年），156页。

[8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16页。

[85]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9-120页。

[86]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243-244.

[87] 徐国琦著，潘星，强舸译，《一战中的华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9，59，191页。

[88]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1999年），320页。

[89]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90] 徐国琦著，潘星，强舸译，《一战中的华工》，88页。

[91] 庄孔韶，《银翅》，400，480，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