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关系密切。鲁迅是否曾在组织上加入光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情感上、思想上认同该组织。当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生冲突时，鲁迅是站在光复会一边的。这使鲁迅很早便对孙中山心存芥蒂。后来，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以及同盟会在各地对光复会会员迫害、杀戮，更使得鲁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无法认同。鲁迅与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鲁迅对章太炎的热爱和对蔡元培的某种不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光复会、同盟会之争有关。

读鲁迅，有一些疑惑长久地存在于心中。例如，鲁迅对孙中山和蔡元培的态度，就是很微妙的，且偶尔在杂文、书信和日记中表现出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其时同在北京的鲁迅没有公开发表悼念性的文字。翌年3月10日，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发表于3月12日《国民新报》的《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3月10日鲁迅日记记曰：“晨寄邓飞黄信并稿。”①邓飞黄是《国民新报》的总编辑，鲁迅寄的这稿便是《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文章是应邓飞黄之请而作。行文的简略、粗放，也表明这是一篇应景之作。在这篇纪念性的文章里，鲁迅肯定了孙中山，其核心是这样几句话：“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②鲁迅虽然写下这篇纪念性的文章，但却没有将其收入自编的任何一种文集。1935年5月，杨霁云编选、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的《集外集》出版，收入自1903至1933年间未收入各种文集的文章，也没有收入这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编选过程中，鲁迅多次致信杨霁云。在1934年12月11日、14日、16日、18日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中，主要是谈哪些文章可收入《集外集》，哪些则不必收入，但没有谈及《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杨霁云在搜集鲁迅未入集文章时完全没有注意这篇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文章，而鲁迅自己也将其完全忘记了，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大。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4月，鲁迅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由鲁迅编入《华盖集》，《有趣的消息》、《古书与白话》、《送灶日漫笔》、《谈皇帝》、《“死地”》、《空谈》由鲁迅编入《华盖集续编》。《国民新报》创刊于1925年8月，1926年4月即停刊。在这份报纸短暂的历史上，《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应该是很重要的选题策划和政治行动，杨霁云怎么会不注意到这篇文章?鲁迅又怎么会独独忘了这篇文章?鲁迅逝世后的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集外集拾遗》由许广平编定后纳入全集，在这《集外集拾遗》中，收入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篇文章，应该不是许广平从陈旧的《国民新报》上拾取的，而是本来就在家里、就在手边。这意味着，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把这篇文章编入自己的文集中。

1935年2月24日，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中山先生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③

应该是杨霁云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谈及了孙中山，假设他活在当时，会受到怎样的打击、迫害，才引出鲁迅这一番议论。这番话表达的，无疑是鲁迅对孙中山的更真实、全面的看法。“革命一世”，当然是肯定，这与十年前所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的评价一致，但“足不履危地”则是十年前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没有的。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句好话。

蔡元培应该说是颇有恩于鲁迅的，二人也算保持交谊到最后。通常情况下，鲁迅对蔡元培表现得很尊敬，但公开非议蔡元培的情形也有，在私下里，鲁迅就多次表现出对蔡元培的不敬。据1926年2月5日《晨报》报道，1926年2月3日，从欧洲甫抵上海，蔡元培就对国闻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国内局势的谈话，表示“至关政制问题，余殊赞成联省自治之论”，谈话中且有“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④等语。1926年2月27日，鲁迅写《无花的蔷薇》，发表于3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其中之“4”是针对蔡元培在上海的谈话：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⑤

鲁迅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蔡元培，只有这一次，而且批评得十分委婉，但在与章廷谦的私人通信中，则数次表达对蔡元培的调侃、嘲讽。

1927年6月12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不大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⑥

此处的“介石”名郑奠。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入杭州。3月1日，在杭州成立了浙江临时政治会议，蔡元培是委员之一，同时还代理张静江任政治会议主席。5月间，浙江省拟建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参与筹备。其时鲁迅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而人仍在广州。章廷谦、郑奠等人“向孑公去争”，就是力争蔡元培聘请鲁迅到浙江大学研究院任职。鲁迅不愿意回浙江，也就罢了，还说了一通对蔡元培颇不恭敬的话，强调自己与蔡“气味不投”。

1927年9月19日，鲁迅虽在广州但已决定尽快离粤赴沪，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谈了自己接下来的行踪：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便提议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6月，该提议得到认可，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民国成立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这回是第二次执掌教育部，所以鲁迅用了“复膺”一词。这番话中，谈及蔡元培时，仍然是不够恭敬的。

1927年11月7日，鲁迅已从粤到沪，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季茀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茀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⑧

季茀即许寿裳。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时，许寿裳被聘为秘书。大约此前许寿裳说建议大学院聘江绍原为特约著作员并得到蔡认可，但到这一天仍无准信，所以鲁迅怀疑蔡元培是在“敷衍”许寿裳，又说即使真聘，“亦无聊”。

1927年12月9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又说到了江绍原与蔡元培：

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上月来申，说是为买书而来的。月初回去了，闻仍未买，不知何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欤?

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⑨

说江绍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是猜测江绍原被大学院聘为特约著作员事已有结果。“太史”指蔡元培，因蔡曾是清末翰林，故有此种调侃。

其实，许寿裳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和江绍原，鲁迅此前也知道此事。1927年12月18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⑩实际上，鲁迅和江绍原最终都被大学院聘请为特约著作员，而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是颇为可观的。

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写有《孙中山与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不愿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收入文集，是因为鲁迅“感到它是一篇不太成熟之作而任其飘零”，而鲁迅之所以说孙中山“足不履危地”，则“是指他不能到群众中去组织革命力量”(11)。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有几分牵强。鲁迅与孙中山没有私人交往，而他与蔡元培则可谓私交颇深。他在致章廷谦的数封信中对蔡元培的讥讽、怨怒，如果就事论事，有些难以理解。尤其是“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太史之类，不过傀儡……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一类的话，表面看来，显得很过分。这总让人感到有更复杂的原因隐藏在时间深处。

实际上，鲁迅对孙中山是有“保留”的，对颇有恩于自己的蔡元培也有不满，这种不满是超越私人恩怨的。鲁迅对孙中山、蔡元培内心深处的某种排斥，应该与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激烈冲突有关。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不仅影响了鲁迅对孙中山、蔡元培的态度，也影响了鲁迅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

关于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许多著作都有过叙述，在此毋庸详细叙述其冲突过程，只依据相关资料简略说明。

冯自由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有专章(第三十五章)叙述光复会之兴衰。冯自由说：“光复会成立于前清甲辰(清光绪二十九年)之冬，而源流则出自癸卯(清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所谓“前清甲辰”，就是1904年。当时，一群留日学生先是在日本组织了“义勇队”，后因日本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日本有军事行为，遂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不久，这些留日学生“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12)他们认为，满清甘心卖国，欲救国须先推翻满清政府，而推翻满清政府，只有依靠“军事进行”。回国后，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成立时，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的女婿)是主要领导人。蔡元培其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得知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成立了这个组织，主动要求加入，而陶、龚等自然十分欢迎。蔡元培颇有声望，遂被推为会长。此时章太炎尚在狱中，但也参与其事。章导在《章太炎与王金发》一文中说：“我父太炎先生虽因《苏报案》，身系上海西牢，闻光复会成立，暗中积极支持，欣然参与。”(13)“光复会”之名，就出自章太炎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所作的序：“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4)按章太炎的说法，推翻满清，不能谓之“革命”，只能谓之“光复”，所以陶成章们把他们志在推翻满清的团体称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时章太炎虽在狱中，但出狱后则成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1913年，章太炎撰《光复军志序》，说：“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15)这大体符合事实。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16)这是说，刚开始时，加入光复会者，都是浙皖两省人。其实皖人尚少，主要是浙人，而浙人中又主要是绍兴人。谢一彪、陶侃合著的《陶成章传》中说，光复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浙江人，尤以绍兴人为多，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等都是绍兴人。其实正因为最初的领导人主要是绍兴人，所以后来发展的绍兴籍会员也特别多，“光复会的首任会长、副会长以及主要骨干，几乎都是绍兴人。兄弟相邀，父子联袂入会者，比比皆是，仅《绍兴市志》有名可查的光复会会员就有265人”(17)。甚至可以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光复会真正的灵魂和柱石，是陶成章。冯自由说：“会长蔡元培闻望素隆，而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经营数月，会务无大进展。”(18)蔡元培是一块好招牌、一面好旗帜，但却不是合格的实干家。联络会党、筹措经费，这些事蔡元培办不了。策划、组织和指挥武装斗争，蔡元培就更不成了。当然，章太炎在这些方面也不比蔡元培好多少。写文章、办报纸，章太炎堪称好手，但更实际、更艰难的工作，也干不了。陶成章则在这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干。所以，光复会成立几个月以后，真正撑起门面、使光复会发展壮大的，是陶成章、龚宝铨等人。

陶成章1878年1月生，绍兴陶家堰人，号焕卿，长鲁迅三岁多。他自幼便萌生反清思想，后来愈加强烈。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使陶成章认为欲救中国，必须首先推翻满清统治。而且陶成章一向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满清统治的核心地带发动军事攻击。1900年，陶成章只身北上，打算在颐和园刺杀慈禧，未能如愿，于是游历满蒙地区，考察山川民情，为直捣满清老巢做准备(19)。1901年，他再度北上入京，希图策划“中央革命”，仍然无功而返(20)。1902年，陶成章三度北上燕京，这回，他更加意识到军事斗争的必要，想进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但也未能实现(21)。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陶成章欣然加入其中并很快成为实际的领导人。徐锡麟也是有实干精神和杰出能力者。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这几个绍兴人，很快把大本营移到绍兴，“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22)。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等人认为应该在留日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1904年底，陶成章、魏兰一同到了东京，成立光复会东京分部，蒋尊簋、许寿裳等人是第一批在东京入会的会员。鲁迅是否也于此时加入了光复会，至今仍是疑案。

鲁迅与陶成章早就相识，则是毫无疑问的。鲁迅于1902年3月赴日本，9月间，陶成章在蔡元培资助下也到日本留学。同在东京，都是绍兴人，二人很快便相遇、相识并成为好友。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说，1900年冬，杭州教育界人士成立了“浙学会”，因受到清政府迫害，遂移至日本东京活动。1903年2月，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浙江潮》杂志。1903年10月，浙学会举行秘密集会，商讨以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统治的问题。沈瓞民说，其时陶成章正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魏兰、龚宝铨正准备回国，而周树人(豫才)在弘文学院读书，都是革命意志坚决之人(23)。从沈瓞民的回忆看，鲁迅参与了这类活动，当然也就与陶成章相识。

陶成章的族叔陶冶公，其时也在东京加入了光复会。他后来回忆说，在日本期间，陶成章与鲁迅往来十分密切。陶成章是鲁迅住处的常客，经常与龚宝铨、陈子英等人到鲁迅处畅谈，有时就在鲁迅那里吃饭，饭菜虽极简单，但陶成章却总是吃得津津有味(24)。周作人也几次说及在日期间陶成章与鲁迅的交往。在写于1936年11月7日的《关于鲁迅之二》中，周作人说，留日期间，鲁迅虽然“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但经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与同盟会有关系的人”。“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龚未生(龚宝铨字未生——引者注)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中人，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起来了，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25)“龙头”就是会党首领。让鲁迅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就是让鲁迅在光复会中当个头领。周作人强调了鲁迅与陶成章的亲密无间，也让人们知道陶成章极其信任鲁迅，最隐密之事亦不瞒鲁迅，但又强调他并未加入光复会。

由于没有登记表、会员证一类原始资料证明鲁迅曾加入光复会，他是否曾是光复会会员，便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认为鲁迅没有加入光复会者，主要依据便是周作人的回忆。但其时也在东京、与鲁迅亲如兄弟的许寿裳，却认为鲁迅曾加入光复会。许寿裳最早说及此事，是1937年撰《鲁迅年谱》时。1944年，在答复林辰就此事询问的信中，许寿裳又说：“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26)林辰写有《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以许多资料证明鲁迅确如许寿裳所说，曾是光复会会员。倪墨炎也曾很细致地考证了鲁迅加入光复会的问题。这位研究者2006年出版的专著《鲁迅的社会活动》，第三章是《鲁迅加入光复会》。倪墨炎除了援引种种他人言说证明鲁迅曾加入光复会外，还从鲁迅自身的某些言行中见出其是光复会会员的可能。倪墨炎指出，辛亥革命中绍兴光复时，鲁迅是绍兴府中学堂学监，相当于教务长，但绍兴民众集会，却公推鲁迅为主席，商讨如何迎接绍兴光复；鲁迅还带领学生佩带刀枪，上街维持秩序。这些行为，与鲁迅中学堂学监的身份不大相符，也不大合乎其一贯的性格，所以，倪墨炎认为：“这些活动都像是光复会布置他做的。”(27)鲁迅1912年6月21日日记有收到共和党事务所信的记载，次日日记则有“收共和党证及徽识”(28)之记载。倪墨炎认为，共和党于1912年5月成立时，原光复会会员都转为共和党员。正因为鲁迅曾是光复会会员，所以也收到党证党徽，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转入了共和党”(29)。

其实，鲁迅是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光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上是否曾加入光复会。可以说，鲁迅在思想上、情感上确实曾经“加入了光复会”。至于是否填过入会表，是否领取过会员证，是否履行过入会手续，实在无关宏旨。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且因捐官办学二事与成章意见不洽，故未入会。”(30)这说的是光复会员加入同盟会之事。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黄兴任庶务，大概相当于常务副总理，主持本部日常工作。而光复会会员则大多加入了同盟会，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成了同盟会会员。但是，光复会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非光复会作为一种组织并入同盟会。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强调：“有人认为光复会已并入同盟会，这样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秋瑾是先加入同盟会，后加入光复会，可见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存在着，“一九〇九年，(巳酉)光复会总部移设东京，推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31)。光复会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光复会作为一个组织仍然独立活动。徐锡麟作为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就拒绝加入同盟会。而徐锡麟1907年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也只能视为光复会的行动。同盟会成立时，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应该与蔡元培的示范和提倡有关。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后，立即成为同盟会上海分部的领导人，在同盟会中，这也是重要角色。这时候，蔡元培既当着光复会会长，又当着同盟会上海分部领导人，可谓在两个组织中都是要角。而此后，蔡元培日益向同盟会靠拢，光复会最初的会长，后来成了国民党元老。

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与后来的国共合作颇为相似。1924年8月，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存在并活跃着。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很快与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发生尖锐冲突，以致发展到两个组织水火不容的地步，同盟会不仅在上海刺杀陶成章，在许多地方都对光复会进行迫害、屠杀，而这也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清除和屠杀很相像。

章太炎1906年6月29日出狱，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航船，到日本后即加入同盟会，并于9月间接任《民报》主编。此后不久，章太炎即与孙中山发生剧烈冲突。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在鲁迅、周作人等人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课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了，“还处以百五十元的罚金”。《民报》虽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孙中山一系的人早已不管，罚款要章太炎自己设法，到期交不出，便要一元一天拉去当苦工。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鲁迅商量，结果是转请许寿裳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一部分印费，才算度过难关。周作人说：“为了这件事，鲁迅对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32)

鲁迅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满，不仅是出于道义，也因为这事直接给他带来了损害。周作人说，鲁迅那时经济很拮据，只得做校对挣点儿小钱。恰逢湖北在翻印同文会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译出，正准备付印。负责此事的陈某毕业回国，便将此事托付许寿裳，“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33)。既然《支那经济全书》的印费挪去交罚款了，鲁迅的那点儿校对报酬，也会受影响。总之，从这时起，鲁迅便对孙中山和同盟会心怀不满了。

因为钱的问题，章太炎、陶成章等还与孙中山一系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据汤志钧所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907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异议”。年初，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便与胡汉民、汪精卫等立即离开日本到了越南。孙中山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郞馈金一万五千元，却只留二千元作为《民报》经费，让章太炎大为不满。不久，又传来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五月，章太炎又在东京就潮、惠起义失败及孙中山离日前分配馈款事，发起攻击，要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遭到黄兴、刘揆一等的反对”(34)。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章太炎还做出更激烈的举动，他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照片撕下，在下面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章太炎以为孙中山尚在香港，竟把照片寄往香港，羞辱孙中山(35)。

如果说章太炎与孙中山颇为不睦，那陶成章与孙中山的矛盾就更尖锐，最后甚至势同水火。章太炎《自定年谱》中说：“是岁(1907年——引者注)山阴徐锡麟伯荪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伯荪性阴鸷，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余在狱时，尝一过省，未能尽言也。后以道员主安徽巡警学堂，得间遂诛恩铭，为虏所杀。其党会稽陶成章焕卿时在日本，与余善，焕卿亦不憙逸仙。而李柱中以萍乡之败，亡命爪哇，焕卿旋南行，深结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36)徐锡麟一开始就没有加入同盟会，1907年是作为光复会会员在安庆刺杀恩铭的。章太炎说徐锡麟“鄙逸仙为人”，这大概也是他不愿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而“焕卿亦不憙逸仙”，不喜到也不愿为伍的程度。陶成章遂与李燮和(即李柱中)携手脱离孙中山和同盟会，独立进行革命活动。总之，章太炎、陶成章们与孙中山一系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他们几次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未能得到黄兴等人认可，便决意脱离同盟会了。从1907年开始，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会员与孙中山一系矛盾公开化，相互在报刊上恶语攻击。1909年，陶成章着手重组光复会。1910年2月，重组的光复会在东京设立总部，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南洋英、荷各埠亦设分会”，“和同盟会在南洋争夺权力”(37)。

光复会与同盟会虽同为革命组织，都志在推翻满清、光复中华，但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如果说当满清尚未推翻时，光复会与同盟会虽然冲突、对立，还能并存于世，那么推翻满清后，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立即出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也就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最后以光复会的柱石陶成章被孙中山一系的人刺杀收场。

章太炎在1912年的《自定年谱》中说：“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者，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果被刺死。”(38)赵伯先即赵声，1911年4月与黄兴共同领导了黄花岗起义，不久即辞世。赵声之死，陶成章怀疑与黄兴有关，于是与黄兴、陈其美的关系日益恶化。蛰仙即浙江光复后被推为省都督的汤寿潜。所谓“蜗角”则指上海。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而陶成章却在上海设立光复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领导着一支近万人的光复军，与陈其美分庭抗礼。

陈其美决定干掉陶成章，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最亲密的把兄弟蒋介石。蒋介石与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许，在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里，将陶成章枪杀。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陶成章一死，光复会也就瓦解、溃散了。

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受陈其美指使，这尽人皆知，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指使者是孙中山。不过，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孙中山授意杀陶成章，但陶成章之死令孙中山高兴却是事实。历史学家杨天石曾摘出蒋介石的一段日记并加以评说。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杨天石说：“这则日记很有意思，说明蒋介石始终认为他在1912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39)通常认为，1922年4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逃到永丰舰上，而蒋介石危难中来到身边、陪侍左右，自此获得孙中山的好感与信任。而实际上，蒋之获得孙中山赏识，比这早了十年。孙、蒋二人从未谈过杀陶成章事，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陶成章被杀，意味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发展到极致，于是，同盟会排斥、迫害甚至残杀光复会员之事在多地发生。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光复会员、在潮汕光复中卓有功勋的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等人，“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同水火”(40)。许、陈等人最终还是被同盟会杀害。章太炎得知此事，立即发表致孙中山的公开信，敦促孙出面阻止此种行为继续发生。章太炎说：“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这是强调光复会在推翻满清过程中的功业。章太炎接着表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这是说，即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几个领袖政见有所不同，底下的人也不应该相互残杀。但是，同盟会会员残杀光复会会员的事情毕竟发生了，章太炎对孙中山说：“惟愿力谋调处，驰电传知，庶令海隅苍生，咸得安堵。”(41)

陶成章被杀，使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更使得章太炎痛恨蒋介石，终身站在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上。

1926年8月13日，章太炎发出通电，反对北伐，对蒋介石尽情责骂：“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凡口言国家主义者，谓之反革命，是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也。”“且其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权利所在，虽蚁伏叩头以求解免，必不可得，幸而为彼容纳，则奴隶之下，更生阶级，地权兵柄，悉被把持。”(42)蒋介石政权当然也会以某种方式教训章太炎。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而请求中央“实行通缉”的“著名学阀”中，名列第一的，便是章太炎(43)。蒋介石推行“以党治国”，也让章太炎不满，而蒋介石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尤令章太炎悲愤。他在1928年5月27日致李根源的信中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前后诸子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而徐、段、曹辈，皆视此为轻。”(44)章太炎把蒋介石与袁世凯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背叛民国的罪人。6月3日，黎元洪卒于天津。6月5日，章太炎致李根源信中说：“地坼天崩，哀感何极!唯中华民国业已沦亡，公在亦徒取辱，任运而去，未始非幸。”(45)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是：“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46)。章太炎以“中华民国遗民”自称，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华民国”已然灭亡，蒋介石政权决不能代表这个国家。1928年11月21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章太炎又责骂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也肆攻击”，于是，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以章太炎“图谋危害政府”，议决通缉，并由上海特别市党务委员会常会通过。《申报》1928年11月22日在“本埠新闻”中以《三区党部呈请通缉章太炎》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刊载了三区党部的呈文，其中对章太炎极尽辱骂之能事。11月24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五十八次常会，“宣传部提案，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案。议决，通过。”《申报》11月25日在“本埠新闻”中报道了这一“议决”(47)。

章太炎是作为一个老光复会会员在与蒋介石政权作对。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陶成章被杀、同盟会在各地排斥、迫害、残杀光复会会员，这些恩怨使得章太炎对孙中山始终不满，对蒋介石则尤为痛恨。而在对孙中山、蒋介石和蒋介石政权的态度上，鲁迅基本上与章太炎一致。鲁迅即便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光复会，也在情感上、思想上认同光复会，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也站在光复会的立场上，对孙中山有所不满，对蒋介石和蒋介石政权心存憎恶。

仅仅是陶成章被杀，就足以令鲁迅对蒋介石怨恨终身了。陶死后，鲁迅应该是经常想起他，仅仅1926年春夏，便几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及他。

1926年5月，鲁迅写《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本来与陶成章没有什么关系，但鲁迅忽然说起了陶成章：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文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仍然无力而已。(48)

在潇潇的雨夜，鲁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陶成章。是对“中华民国”之现状的不满让鲁迅想起了陶成章，说起了陶成章。

1926年，鲁迅在《补白》一文中，有一段文字专忆陶成章：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的呵。”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49)

这简略地回忆了陶成章生前死后的荣辱变化，对陶成章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章导的《先父母章太炎、汤国犁在抗战中二三事》一文这样开头：“先父在一九二八年以后，为陶成章被杀事，始终耿耿不忘，由此而遭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缉’。”(50)章导把章太炎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冲突完全归因于陶成章被杀，固然有失偏颇，但陶成章被杀的确令章太炎耿耿不忘；同样耿耿不忘的，还有鲁迅。章太炎、鲁迅对孙中山不满、对蒋介石痛恨，决不仅仅因为陶成章被杀，但仅仅有陶成章被杀，就足以让章太炎、鲁迅不能完全原谅孙中山和终身憎恶蒋介石。

现在我们明白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鲁迅应约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以为纪念，但却终身不愿将此文收入文集的原因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是因为鲁迅认为孙中山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伟人。而不愿将纪念文章收入集中，则说明鲁迅心中始终对孙中山存有芥蒂。在私人通信中说孙中山“足不履危地”，是对孙中山的微词，但同时也隐含着将孙中山与陶成章对照之意。作为同盟会首领的孙中山“足不履危地”，而作为光复会首领的陶成章则刀山剑树、出生入死，自然也曲折地表达了对光复会与同盟会的褒贬。

1927年4月，鲁迅在广州目睹了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民党的清党。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鲁迅十分义愤。1927年5月6日，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在广州访问了鲁迅，后来在《谈鲁迅》一文中记述了这天鲁迅的表现：

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鲁迅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他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

靠窗外的电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如“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等等，在这下面，甚至还由于没有彻底剥光而残留着几天以前新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标语。

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会纠察队说：“真是无耻之徒!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给他这么一说，那倒确是些右派工会工人，充当公安局的走狗，干着搜索、逮捕左派工人的勾当。

从鲁迅的评语中，只能感到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东西。我只有默默地听着，而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言语。(51)

前面说过，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很像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作”。而国共的矛盾、冲突也有些像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今日的国民党，就是当初的同盟会。鲁迅目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清除、屠杀，一定想到了当初蒋介石杀陶成章和同盟会在各地对光复会员的排斥、迫害、杀戮，因而表现出冷峻、阴暗和绝望。

鲁迅对蔡元培的非议，也应该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中找原因。蔡元培是光复会首任会长。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后，光复会的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很快与同盟会的孙中山一系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最后陶成章被同盟会杀害、光复会会员在各地遭到同盟会迫害、残杀。而蔡元培却一直与同盟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同盟会成立后的几年间，担任同盟会上海地区领导人。这种与章太炎、陶成章等相异的作派，无疑令章、陶等人有所非议，也令鲁迅腹诽。这还是小事。最令鲁迅不能理解的，应该是蔡元培对国民党清党的支持。1926年2月初，蔡元培从欧洲归来。据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和周天度的《蔡元培传》，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右派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推举蔡元培为主席。会上，吴稚晖宣称“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而蔡元培附和吴稚晖，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常务会议委托吴稚晖拟具草案，提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决。这次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把清党反共运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此后，蔡元培参与了国民党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在蒋介石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中，明确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蔡元培发表演说，声称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的“破坏政府”，表示应该消灭这个政府。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开会，决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参加了会议(52)。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章太炎、蔡元培这两个光复会元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姿态，而鲁迅无疑是站在章太炎一边的。蒋介石的清党，令鲁迅想到蒋介石当年对陶成章的刺杀和同盟会对光复会的迫害，因而义愤填膺，而这一行为却得到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甚至参与了策划。尽管在私人关系层面，蔡元培有恩于鲁迅，也仍然让鲁迅对蔡元培的行为看在眼、厌在心里。也正是在国民党清党开始后不久，鲁迅在私人通信中表示与蔡元培“气味不相投”。鲁迅对蔡元培的不以为然，在1927年下半年发展到顶点。作为光复会的首任会长、作为陶成章的亲密师友，蔡元培竟然与亲手杀害了陶成章的蒋介石携手合作，仅仅这一点，就令鲁迅对蔡元培心生反感。到了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也成了蒋介石政权的批判者，并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亲自写信邀请鲁迅加入同盟，鲁迅欣然应允，二人的关系又变得亲密起来。

1928年11月，章太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1930年，鲁迅因为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也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两个与光复会关系极深的人，在由同盟会变成的国民党治下，都成了通缉犯，命运颇为相似。这时候，鲁迅与章太炎虽然并无来往，但却深切地怀念着章太炎。1933年6月18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忽然说起章太炎：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53)

虽然章太炎晚年的表现令鲁迅“心窃非之”，但这并不影响鲁迅对他的敬爱。鲁迅提及了国民党对章太炎的迫害，而自己也正受着同样的迫害。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苏州，各种新闻报道和悼念文章，都只说章太炎在“国学”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朴学大师”成了章太炎唯一的头衔。针对此种状况，鲁迅于10月9日扶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54)。10月17日，又开始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篇未完的文章中，提及了章太炎当年与吴稚晖的激烈论战。在回顾了章、吴二人当年的笔战后，鲁迅说：“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55)吴稚晖于1936年1月1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为其在辛亥革命前受到章太炎指摘、攻击的行为辩护，并对章太炎大肆辱骂：“从十三年到今，我是在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很得意；他不愿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好像失意。”这是说，自1924年以后，吴稚晖与章太炎彻底分道扬镳。吴稚晖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当年章太炎与吴稚晖之争，某种意义上是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的一部分。1924年后，吴稚晖在国民党中“走动”，而章太炎与国民党挥手告别。吴稚晖接着说：“今后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56)吴稚晖重算三十余年前的旧账，对章太炎尽情嘲骂。当年的章太炎，在论战中嬉笑怒骂、所向披靡。如今，一来早无与人论战兴趣，二来身体状况也很差。吴稚晖应该是知道章太炎已无心和无力应战，才旧事重提，但鲁迅看不下去了。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原因之一就是要代替章太炎应对吴稚晖的挑战。鲁迅想起的二三事中，就有吴稚晖当年的滑稽表现、丑恶行径。不妨说，鲁迅代替章太炎狠狠地回击了吴稚晖。可以说，鲁迅是作为学生在替老师应战；也可以说，鲁迅是作为一个当年同情、认同光复会的人，在替过去的光复会会员回击过去的同盟会会员。可惜，这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未写完便离开了人世。

林辰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中说：“至于他后来常常用那么亲切的笔触去述说那‘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他对章太炎的终生敬礼不衰，我想，这都和入光复会有关，决不仅是什么单纯的‘同乡’或师生关系所能解释的。”(57)一定要说鲁迅曾经加入了光复会才对陶成章、章太炎终生怀着深情，未免胶柱鼓瑟。重复一次前面已说过的话：鲁迅是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光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年是同情、认同光复会的，当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争执、势同水火时，是站在光复会一边的。而这，对鲁迅终生都有影响。

注释：

①鲁迅：《日记19260310》，《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②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294页。

③鲁迅：《350224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65页。

④转引自鲁迅《华盖集·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巻，第260页。

⑤鲁迅：《华盖集续集·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

⑥鲁迅：《27061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7页。

⑦鲁迅：《270919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6页。

⑧鲁迅：《2711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2页。

⑨鲁迅：《271209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2-603页。

⑩鲁迅：《日记19271218》，《鲁迅全集》第14卷，第684页。

(11)陈旭麓：《孙中山与鲁迅》，《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

(12)(16)(18)(22)(30)(4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49页

(13)章导：《章太炎与王金发》，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页。

(14)章太炎：《革命军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3页。

(15)章太炎：《光复军志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681页。

(17)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9)参见《陶成章史料》(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7年，第20页。

(20)陶玄：《陶成章与光复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21)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23)(31)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陶成章史料》(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01页，第105页。

(24)参见周芾棠《陶冶公忆鲁迅与“中越馆”的一段史实》，《绍兴文史资料》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25)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893页。

(26)(57)林辰：《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史料考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7页。

(27)(29)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60页。

(28)鲁迅：《日记19120622》，《鲁迅全集》第14卷，第6页。

(32)(3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页，第1037页。

(34)(37)(43)(44)(45)(46)(4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8页，第184页，第512页，第515页，第515页，第516页，第517-518页。

(3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页。

(36)(38)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第139页，第214-215页。

(39)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1)章太炎此信以《章太炎先生致临时大总统书》为题发表于《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8日，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557-558页。

(42)该通电以《章炳麟通电》为题发表于《申报》1926年8月15日，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第507页。

(48)鲁迅：《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05-306页。

(49)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

(50)章导：《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犁在抗战中二三事》，《追忆章太炎》，第117页。

(51)山上正义：《谈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3页。

(52)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0页。

(53)鲁迅：《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

(5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5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

(56)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