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关于土地增值税立法的文章（财新网《土地增值税是该立法还是取消？》）引来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是你反对税收法定？不，我举双手赞成税收法定。税收法定的本意是税收必须获得人民同意，财政扩张应得到法定程序限制，税收法定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具体表现。
细数当前税制中，消费税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任性的税种，应该及早立法规范。
我国于1994年开征的消费税，是以特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一个税种下却有16个子税种，这16个可分为五类：①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危害的特殊商品，如烟、酒、鞭炮烟火、电池、涂料等。②奢侈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如高档化妆品、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③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如小汽车、游艇等。④属于不可再生或不可替代的石油消费品，如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成品油等。⑤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消费品，如卷烟、成品油等。（详见附件）
除了收入再分配和增加财政收入外，消费税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正确引导消费，抑制超前消费。引导消费，就是类似烟、酒、鞭炮烟火等大众普遍认为不健康、不良的消费，应“寓禁于征”。而抑制超前消费，就是政府以道德规范、公共利益为准则的“强迫性关爱”，以达到引导合理消费，提倡勤俭节约社会风尚的目的。比如国务院曾于1988年9月22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餐饮酒席开征税收，以期抑制筵席消费中的“铺张浪费”现象。筵席税于2008年1月15日正式停止征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1994年开征的消费税从2009年开始有较大的增长，当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85.39%，到2017年税收收入达到10368亿元（国内消费税，下同）。今年上半年的国内消费税收入达到8471亿元，排名第三（前两位是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23.3%，增速遥遥领先于其他税种（除了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消费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涉及16种产品的多个行业中，消费税收入的行业差异极大。根据《税务年鉴》的数据，2017年国内消费税的主要收入来自卷烟、成品油和汽车三大类，三类（卷烟的制造和批发合并后）合计占消费税总收入的96%，酒类消费税占2.62%，而其它11项仅占1.15%。单从数量来看，烟、油、车、酒之外的11项消费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单位：万元，根据《2018年税务年鉴》整理）
开征25年的消费税被认为存在标准落后、影响消费升级、重复征税和调控手段叠加等问题。
1994年时政府认为香皂是高消费，一度开征香皂消费税（税率17%），到2001年才停征，现在看来是有点可笑。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原所长刘佐认为，高档、奢侈性的商品和服务的界定不应固定不变，而应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变化和税制改革等情况适时调整。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市民消费全面升级，当年认定为高消费、奢侈品的标准已经不适合当今现状了。高档化妆品、奢侈品、首饰珠宝等都已经不再是望尘莫及的商品，也不是需要在道德上进行谴责的不当消费行为。尤其是汽车消费成为城镇家庭的常规消费品，以抑制小汽车消费为目的的消费税与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相冲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抑制消费升级显然是有违国家发展的要求的。
在计算增值税时，消费税还成为重复征税的因素。消费税为价内税，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消费品含税价格中既包括消费税额也包括增值税额。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使用的不含税价格中只是剔除了增值税额，而消费税额却仍然包括在内，这样在计算征收增值税时就出现了重复征税的问题。
消费税在作为消费调节的税种时，与其它行政调节手段交互重叠，比如针对小汽车有限购、限行、限排放标准，有单独的购置税等多种限制措施，其目的都是抑制消费以保护环境。而每一项限制措施都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政策叠加，增加了消费者负担，也使得政策决策变得复杂困难，决策者很难厘清哪个措施发生作用，抑或哪些措施是无效的，在政策修正时很难判断应该继续发挥哪项政策作用，而抑制、取消哪项政策。
消费税抑制消费的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消费税试图抑制消费，结果可能会抑制经济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例，每一个工业化大国都在大力发展汽车业，以带动上下游的钢铁、设备制造、精密仪器设备、基础材料、人工智能，以及汽车服务、物流业、消费金融等等大量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18年中国汽车工业总产值占GDP的7％，有专家估计，汽车及相关工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至少达到30％（李万里，《2018新能源汽车蓝皮书》）。汽车产业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支柱产业。且不论消费税的调控效果如何，仅从消费税征税目的来看，抑制汽车消费显然对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不利，当然，政府也会因为消费下降而减少财政收入。
抑制消费的另一项副作用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转移。国内消费者消费的高档化妆品、奢侈品等有很大比例是在境外购买的，据智研咨询201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消费者近年来买走全球近半数奢侈品，且多为海外消费。2015年中国海外旅游消费 1045 亿美元（年增长16.5%），中国游客境外人均消费额排名世界第一。这既是税源流失，也是中国零售行业的直接损失。
通过向生产商征收消费税来抑制消费，效果可能不明显。有学者研究表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对成品油的供给短期内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但长期作用不明显；对成品油的需求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消费者的需求有所下降，但对居民汽油消费的抑制作用较弱。（尹音频、张莹、孟莹莹?，《税务研究》2015年1月）
消费税成为财政“任性”扩张的一个工具
对于消费税争议最大的一次是“45天三调成品油消费税事件”。成品油消费税，是指对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等7种成品油征收的消费税。1994年开征时的税率是无铅汽油每升0.2元，有铅汽油每升0.1元。之后21年中有四次上调，其中2009年第一次大幅度上调了4倍和7倍。而引起最大争议的是2014年11月28日、12月12日和2015年1月13日，45天内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相关部门频繁、随意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做法被公众认为是“权力的任性”，直接挑战税收法定的意义。上文说到，成品油消费税年收入达到3625亿元，占消费税总收入的35%，以无铅汽油计算，三次累计增长52%（从1元/升增至1.52元/升），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十分巨大。
消费税多数只在生产环节征收，隐藏在价格中，虽然事关公众消费的方方面面，也是组成消费品价格的成本之一，但消费者一般都不知道有这种税的存在。加上消费税没有法定，税种的增减和税率的升降决定权都在政府部门，财政“任性”扩张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财政部网站资料整理）
对公民来说，税收法定的真正目的是限制财政扩张
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征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税收法定是依法治国理念在税收领域的具体表现。税收法定原则不仅具有推进民主法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功能，还有助于凝聚和提升人民对税收的认同和遵从度，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化解潜在的社会矛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关键举措。（刘剑文，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1985 年全国人大把税收立法权授权给国务院，而且曾有一段时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财税主管部门经国务院转授权，多次变动消费税、资源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的课税要素，上文的成品油消费税就是一例。没有法定的税收，容易导致部门利益制度化，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和规范，缺少公民的诉求表达和参与机制，因稳定性不足而影响税法权威和市场预期的确定性，最终伤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和市场秩序。对于公民来说，税收法定的真正目的就是限制财政扩张。所以亟需对消费税立法，限制行政权力的任性行为。
税收首先是一种财政收入的形式，本质上是国家对于纳税人财产的“分享”，将体现人民整体“同意”的法定原则置于最重要的地位，是税收的内在要求；而对于税收可能发挥的宏观调控功能，则具有附随性、补充性，不宜强调过度。（刘剑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从“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明确提出要求：“健全消费政策体系，进一步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推动消费税立法。”
因此，全国人大应该尽快制定消费税法，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通过立法严格限定消费税“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严防财政扩张趋势的出现。同时也应该调整消费税的功能设计，废除那几个调控无效、财政贡献微小、抑制消费的分类税种，排除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附：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作者：唐大杰（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原载：财新2019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