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番禺、中山等地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即自梳女。未婚少女梳辫，婚后束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发型的一般特征。而“自梳”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自行易辫而髻，以示永不婚嫁，独身终老，经过这种仪式的独身女性称为“自梳女”。

珠三角能有这样一个自梳女群体，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历史文化缘由：其一，独特的经济环境。近代广东缫丝业的繁荣和迅猛发展，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使女性有了经济来源，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改变了观念，女性集体的生产和生活使她们形成了新的人生理念，认为婚姻不再是解决女性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其二，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低下。以男权文化为特征的宗法制度，女性嫁到夫家，家庭权柄掌握在丈夫和翁姑手中，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束缚，免遭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些女子自愿“自梳”。特别是岭南“女劳男逸”的家庭模式给女性婚后生活造成巨大痛苦，在与诸多广东师友交谈中，大家一致说广东女子家庭生活太苦，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男人往往悠闲喝茶而不顾，这是自梳女产生的重要因素。其三，抗拒包办婚姻。由于父母的包办婚姻，使一些女子不能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夫妻而共同生活，被迫走向“自梳”的不嫁之路。

顺德是自梳女的发源地，自梳女数量最为庞大。除上述原因外，这与顺德的民风民俗关系密切。其一，女子有扶助母家的传统。顺德女子可以不嫁养亲，抚育侄子幼弟，周济兄弟生计，以维系父系家族的繁衍和兴旺，这样的不嫁理由光明正大，而且为儒家文化所接受。其二，受“跨头不祥”的影响。弟妹嫁娶先于兄姐为“跨头”，“跨头”为世俗所不容，一些女子只好“自梳”。其三，女子不嫁乃不祥之兆。女子不嫁会招致母家三灾六难，一旦“自梳”，则另当别论。其四，害怕守寡与崇尚守节。顺德旧俗视寡妇为“鬼婆”，为“不祥”之人，谁娶寡妇就会受害。既然如此，还不如“自梳”畅快。其五，养蚕是处女从事的工作，为了生计很容易错过青春，婚嫁之事就无人问津了。

关于自梳女，明清地方志如《广东通志》《顺德县志》《番禺县志》《南海县志》《三水县志》《香山县志》多有记载，明清时人的文集、笔记、年谱对自梳女论述丰富，民国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新世纪》《女子月刊》《妇女杂志》《粤风》等也有报道，为深化自梳女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地方文史资料也留下诸多关于自梳女的回忆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外与港台学者对自梳女多有研究；大陆学者对自梳女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在多层次研究、多学科交叉与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主要从民俗学、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对自梳女群体的起源、自梳仪式、经济收入、宗教信仰、婚姻习俗及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虽然以往研究多有成就，但有关自梳女的研究史学界参与不够，有关自梳女研究的学术专著，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皆有待于大力发掘。

近年来曹志敏对顺德自梳女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撰写了《顺德自梳女历史足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一书，翻阅此书，其视阈之广，探究之深，可见作者用功之勤。作者从顺德的历史文化传统、自梳现象的文化源流、自梳女生活的世间百态、生存空间、自梳女的别样人生与多元价值等多维视角与层面，全方位考察了顺德自梳女的产生、发展以及生活状态、最终归宿等若干方面的重要问题。

本书主要采用性别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互动的研究方法，通过探寻自梳女几百年走过的历史轨迹，全面认识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从而揭示出她们在清末民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女性在与正统思想的抗争中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在“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视角下，从性别差异、性别规范、性别分工、性别身份的维度来剖析向来被忽略、被定性化的自梳女群体，从而寻求在新的历史面貌下中国女性应有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探讨女性独立人格的构建问题，理清两性关系中女性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家庭角色等问题。本书运用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学术尝试，对于女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就一般情况而言，自梳女的产生显然与岭南社会的某一既成的规范性有关，与社会经济状态有关，与地域民风民俗有关。自梳女的逐渐衰减与落幕和新生的国家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就另一种视阈而言，我们还要注意到，即便人包括女人在内，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框压，但也会利用各种机遇和条件去衡量人生的利弊得失，从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或通过自身以及群体的努力与抗争，选择一种暂时或长远有益于自身或群体利益的生活方式，自梳女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皆是如此，这样，历史学家的梳理与探索，就显得颇为重要。未来人的生活仍然会有性别的张力，但同时也要跳出性别的藩篱，用个体人的理念去思考人类社会、思考人的生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