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无疑是现时中国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这场大讨论中“西学东渐”的理论无论从研究的力度、情感还是形成的种种观点来看似乎都风骚独领。有如此之多忧国忧民的学者关切“现代化弃儿”的未来，我也很为之激动，但激动过后对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冷想提醒我，今天我们的热情是否会重演昨天我们这一群体的前人之悲情？他们当年负笈西洋、躬身东瀛而来的“真经”何以会屡屡冷却那么许多沸腾的心？带着疑问于无言地追寻中，我有幸拜读了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掩卷细思量，似乎有了点儿足以慰藉身心的轻松。

“三农”问题之所以魅力长久，就在于这是个“三农”如何参与工业化取向的现代化进程及在其中的角色地位与最终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或曰是农业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变迁之实然和应然的重大问题。近代百年，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工业强国都敲敲打打过农业中国，由此也诱发出传统中国强劲的民族意识与自强念头，农业中国发展的固有规律在尴尬的现实面前调转了前进的船头，中国近代也驶入了一个头悬利剑的现代化赛程。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之现代化的启动生不逢时，正值青春之年的列强不仅早已鲸吞了世界市场，而且正处心积虑地蚕食中国，而整个社会内部这时却危机四伏，内乱频仍，现代化急需之资本的积累既没有海外途径也缺乏稳定的国内环境，真的是“屋漏偏逢风吹雨”。生存在这个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倘若政府不能整合起整个社会的资源或动员起全体民众之力量以消减内外的压力，内外交困必将瓦解政府的统治，别无选择的政府因此也只能凭借政治权威的不断下沉，以汲取摆脱困境的现代化资本，历届政府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具体的手法和具体的时代背景之紧张与否，这就是近代中国现代化之最大的政治国情和历史背景。《岳村政治》条分缕析地给了我们一个有了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如何力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努力图景，同时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国家权威政治在不断地下沉过程中，与乡村权威、乡村传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互动场景。从该书中可知，探索中国类似“三农”的问题现在，必须回过头来看问题的过去。没有把现实问题置于历史的长河里进行分析与综合，任何所谓的“口衔天宪”似的传教都可能会成为一种流毒，不仅会遮避我们正确看问题的理性双眼，还可能误导我们处理问题时的态度和方法。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现时中国，现代化的场景毫无例外地赋予任何社会问题以政治的内涵，毕竟实现国家现代化或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之转型就是清末以降之重大政治、历史使命。因此，《岳村政治》由政治入手，在历史激荡之长河中，从国家主导层面出发，自上而下的分析思路，无疑是切合了问题发展之脉络，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种可资信赖的价值。此书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环环相扣、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自然是少了几分说教，多了一些论理，这可能是此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从道德或是西化学理出发的“三农”诠释固然有赏心悦目、醍醐灌顶之意韵，但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总有那么点儿或多或少的距离，究其根本，还是一个本土问题本土化解决的路径问题。西方先哲的智慧结晶无疑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方面，但也毕竟是西方世界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是否先验地毫无疑义地适用于二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总归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身体立行地告诉了我们，西方的“经”总应有个为我所用的适应过程。在这方面，经济学家“一刀斩断所有老鼠尾巴”的作法多少有点浪漫的自由主义情怀在其中，要知道所有的人并非都有如经济学家一样的情怀和头脑，何况还有这么长的历史传统摆在眼前，这可是任何一个传统国家都绕不开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经验在解释力与指导力总是欠缺点火候，按西方正统开出的“俄罗斯之方”就是一个明证。《岳村政治》不露声色地描述出乡村权威和传统与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张力，曲折地政治发展历程、不同政府的政治命运，也隐约地阐明，告别过去和传统是一个如何如何不易的长期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本书隐而不露的一个结论，其价值之大也就在于能警醒今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所激起的一连串社会政治经济效应远大于其最初之经济效能，在诸多制度效应下走向历史前台的村民自治，无疑是近代以来百年中国政治领域里耳目一新的变革，中国农民终于有机会、有权利、有领域表达自己的话语，即使在传统或过去意识形态影响下其声音和力度不如预料的那么大，但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农民由被动转向主动参与现代化的契机，一个能够改变千百年“身份”的契机，由此切入，不断拓展，中国的农民就有希望，“三农”问题也就有了坚实的解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民自治居功至伟，不容置疑。《岳村政治》在细致入微的历史梳理中找到了村民自治的“自治之源”、“民主之根”，从而在宏大的图景中穿梭回现实的土壤。这种于无声之中的探寻正印证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与深厚的学术功底。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