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教学的需要，笔者比较关注美国学界出版的各类较新的，关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和心态的研究文集。他们笔下的有些人群，比如认真地制造赝品画的画师，隐居的道士；涉及的有些问题，例如安全隐患和灾害管理，或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神经衰弱”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抑郁症”，上个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有很多积极的遗产……等等，都给了我不少的启发，有的文章读着也很有趣。
在个人和其他的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也感到有一些新的趋势，是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并没有，或者也不愿意去关注和表述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40多岁到50多岁的一代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西方？
我之所以认为这一代人的观点比较重要，是因为更早的一代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很多在西方流行的中国人著述的英文回忆录（对此我也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批判性阅读），作者基本上集中在“40后”“50后”或者更早的一代人，即完整地经历了共和国初期历史的一代人。他们的回忆叙事，几乎无一例外是基于特殊的经历以受害人身份所作的“控诉型”文字，而这类苦海余生式的文字极大地影响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理解。
在我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的时候，曾遇到一些美国参会者会后和我交流，提到这些书中最为西方人所知的一些名字，特别是张戎。我曾经回应说，你们需要考虑这些“回忆录”是不是英美出版商商业运作的结果，所有的叙述策略都指向一个读者想看的终极——主人公在中国受苦，然后成功地到达西方获得救赎，而到达西方以后的故事全部被省略。
在我指导学生写论文的过程中，即使不研究中国的美国同事作为第二读者，也会出于历史学者的本能对这类“回忆录”持某种批评态度——这是专门为美国出版商写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还是首先以中文出版发行，然后翻译成英文的书籍？在他们看来，如果“回忆录”是到了西方以后专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写的，则天然有为了迎合市场而制造悲情的一面。
无论如何，在学界内外，现在主宰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的，仍然是40后-50后的个人经历。当我们讨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英语的世界里，中国故事仍然是被以残酷，荒谬，压抑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主宰。我不否认这些叙事里有相当真实的一面，也对巫宁坤教授的经历充满钦佩和叹惋，但是只想说明，这样的创伤叙事几乎垄断了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必须知道，实际上走出去了的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这里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包饺子之类和中国古代经典（先秦典籍在美国有不同时代的各类译本，实在不需要有劳孔子学院再来翻译了），还有一个是政治中国。目前，多数美国读者通过阅读所间接感受到的中国就是这个政治中国。这些写作中除了上述的非虚构的回忆录，还包括哈金，裘小龙的小说等。
目前，美国的媒体似乎又开始聚焦于90后，00后的“民族主义”态度。这样，在美国所呈现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有反思和批评精神的中国人心态，从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的、一度极其渴求西方理解和同情的“受害者”，一变而为“民族主义”激进青年——而这部分青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西方媒体渲染成幼稚，没有头脑的狂热份子。
这两个重点群体，恰恰跳过了目前处于人生中段的70后-80后。事实上，70后-80后比集中出版回忆录的一代人有更完整的教育经历和更少的创伤记忆，童年和少年都较为平稳，也没有多少向西方人倾诉的欲望，但比起90后-00后来说，不论是阅读，思考，还是阅历都更丰富一些。
笔者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一些日常的，事实上西方研究者恰恰接触不到的交流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可能是被忽略或被隐藏的，也即是我所认为的西方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潮误判的问题所在。
笔者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接触到一位在美国多年从事人文学科教育的华裔教授，按出身时间看大约就是“60后”之末，“70后”之初。言谈间，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在笔者看来，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当下中国人对美国所持的“cynical”(冷嘲和怀疑) 态度。
笔者不打算评判这个观点本身，但是想指出：1.这不是“愤青”，而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从事专业人文社科研究的教授；2.这不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内，被美国人看成头脑封闭、不了解外界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每天和美国人相处的，美国体制之内的华人学者。
在另一个会议上，笔者见到另一个大约同样年龄的国内学者。由于专业关系，他经常访学于英语国家，英语交流完全不是障碍。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在的世界上，国家之间基本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归根结底是靠实力说话。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面对美国的形象包装的一种“cynical”态度，而持这个观点的人，仍然不是“愤青”。
笔者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商界人士，也去过很多国家。他在聊天的时候，表示认同一种观点：中国人需要“第二次启蒙”，即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和笔者一样是标准的七零后，而在我们所就读的大学里，即使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完全自由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自由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英文广播，甚至经常传阅香港版政治书籍，绝对谈不上对外界缺少了解。
笔者相信，这样的思潮在目前40-55岁这个年龄段，而且有相当阅历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中广泛存在（还有的朋友明确地站在了以维护中国文化来抗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是美国的研究者和记者可能难以面对这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既不符合他们预设和习惯的那种年老“受害者”形象，不是可以被嗤之以鼻的“愤青”，也不是被放进“压制-抵抗”模式的“异议人士”。
这部分中立、温和的人对中西制度的体验和对比，两种语言的掌握，并不比美国的对华研究者和记者差。在这种思维背后的，不是美国人习惯扣的“民族主义”帽子，而是作为个体对美国思维和行事方式的深刻怀疑。但是，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文化影响，在罗大佑、齐秦、崔健、王朔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摇滚乐，周星驰等人所代表的文化表达方式的影响下，精神世界里混杂着理想主义的余温、微弱的抵抗、持续的怀疑，以及某种程度的颓废、冷嘲和消解。
他们很难，也可能没有很大兴趣像50后知青一代和更后来的独生子女一代那样构成自己连续、完整、大声的表达，就开始逐渐走进自己的退休岁月，成为当代中国“最安静的一代”。
如果美国人把这种对美国的“cynical”态度一概看成被“洗脑”的结果，等于否认了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国际经验的中国中年人，有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能力，有平视之后怀疑和批判的权力，而假定所有中国人都只能进入美国学界和媒体设定的那个要不就是悲情难抑的受害者，要不就是盲目愤青的模式。
笔者姑且把这个现象看做美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盲区，也很想知道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关于“第二次启蒙”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