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般来说，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给我们提供的遗训有很多是适用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只怀抱现实主义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想”，那么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认识和战略研究就会忽视或轻视那些不属于传统权势政治的、但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客观实在，就很可能陷入传统权势政治的循环，找不到一个争取逐渐超越传统权势政治的道路。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适切性与局限性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给我们提供的遗训有很多是适用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只怀抱现实主义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想”，那么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认识和战略研究就会忽视或轻视那些不属于传统权势政治的、但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客观实在，就很可能陷入传统权势政治的循环，找不到一个争取逐渐超越传统权势政治的道路。就中国的国家战略来讲，应该试图探讨出这么一种大致的路径：既实际可行和保证中国至少不在国际权势政治中“输掉”，又争取超越国际权势政治、安全两难和地缘政治困境。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是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仍然可以也应当受到现实主义的有益的、重大的影响。现实主义主要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遗训在很多方面都有高度的适切性。
二、建构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及其现有形态的不成熟
建构主义是一种颇有生气的国际政治理论。当然，它还没有达到、大概也达不到一种总体理论的阶段，不能说明国际政治的总体或大体。建构主义的主要渊源可以说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学说。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近乎核心作用的“三种文化”概念——“霍布斯式文化”、“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在英国学派那里早就是关键性的范式之一，甚至名称也大致相同。建构主义用一套科学形式的逻辑和话语，系统和深入地解说了关于国际政治的最基本观念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这些被“建构”出来的观念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和塑造国际政治的基本机理。这是个很大的创新，而且可以予以广泛地延伸，丰富和优化对于国际政治的一整系列理解。
但是，它不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总体理论。另外，它在理论上还没有做到炉火纯青。温特及其主要同道的论述晦涩难懂，他们远没有做到像一些国际关系思想大家那样，能够用简洁、雄辩、可产生广泛影响的思路和语言来论说。他们的理论还未做得很好,还绕得太多，还未足够有力地吸引圈内圈外远为更多的人。
三、辩证地看待当今所有各派国际关系理论
需要指出一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那就是当代世界政治处于一个变动和延续相结合的过渡时代，因而带有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各自所强调（并且往往据此以偏概全）的基本性质。加拿大国际政治学家Ｋ.Ｊ.霍尔斯蒂中肯地指出，当代世界政治兼有现实主义理论、国际社会学说、“多元—互相依赖模型”、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社会模型”各自予以突出的种种要素。因此，需要在辩证地看待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同时，辩证地对待所有各派国际关系理论思想。
四、“国际关系理论”现今流行的界定方式的“贫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大多数方面而言确实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近乎压倒性的优势。然而，考虑到其他某些并非从美国产生的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及其广泛的国际性影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考虑到欧洲在一般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一些重大贡献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连同中国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中间几乎普遍的在语言能力、关注范围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界定等方面的狭隘性，我们需要避免将美国的上述近乎压倒性优势高估为压倒性甚或垄断性的。因而，“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
五、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与历史考察和基本哲理思考
不仅现实主义者特别注意历史的考察和历史教益的辨识与升华，许多经典的（以及当今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也是如此。经典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归纳法，重视历史遗训（甚或过分重视，比较保守）。但在另一些流派的思想传统里面，历史考察也占很大分量，像“英国学派”。几乎所有真正高明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从历史教益、历史经验汲取营养。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要以历史为师，对于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国际关系史乃至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演变历程的基本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六、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努力方向
应当学习世界上比我们先进的学问、研究方法和思考方法，要多看发达国家相关领域的东西，不过要有一个鉴别能力。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中，从事“拿来主义”实践的人应该明白它只是阶段性的工具之一。全盘创新从来就是部分“革命主义者”的幻想，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全新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学说。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要注意四个问题：第一，必须足够广义地定义国际关系理论，凡是对国际关系有理论性思考的都算是国际关系理论。这样也有实践意义，可以对实际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二，大部分人应该研究中层理论（局部理论），这样做既相对容易，也比较有用，容易发现适切性。第三，要关注国际关系的实用性研究。第四，正确对待“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以“六经注我”为主，也即以问题为主，尤其是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原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