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研究从毛泽东论民族团结的有关论述出发，尝试揭示民族团结具有政治联合的本质属性，指出由阶级联合到民族团结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团结理论的发展。通过梳理毛泽东对于民族团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基础、团结范围、组织形式和团结目标的论述，试图揭示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与重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对民族团结政治属性的强调以及“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民族团结  毛泽东  政治联合  统一战线

民族团结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民族政策的主线。民族团结同时影响到民族关系、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等不同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1]。对于民族团结政治意义的强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有关民族团结的论著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基础。本文正是从经典文本出发，尝试揭示民族团结具有政治联合的本质属性，进而讨论这一认识对于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工作的意义。

一、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现有的民族团结研究中，有两种不恰当的倾向。一是将民族团结理论视为相对静止不变、内容从一开始就相当完善的体系，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不同时期的理论实践具有特定的时空脉络，所形成的话语也必然反映和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科学体系，其科学性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能够与时俱进地发展出新的内涵，指导新的实践。特别是有关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部分人将其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割裂出来，忽视了民族团结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与阶级斗争、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论述的有机联系。二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讨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比如常常有人引用涂尔干有关社会团结的观点，将民族团结作为一般的社会团结与整合问题。但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体系中，民族团结首先是一种政治团结，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中国革命和历史中生长出来的本土概念，有其特殊的内涵。民族团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结，社会性关系和纽带所造就的各民族交往、联合和凝聚虽然构成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但不能仅从社会团结的角度认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在本质上是依据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基础，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经由一定的政治安排所形成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合关系。

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不能脱离不同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团结”在马克思那里是“联合”，即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同一个阶级的人们联合起来以实现阶级斗争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P.66)，目的是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民族团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无产阶级的联合，以同已经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3](P.158)正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可以也应该共同战斗，“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3](P.160)。

在全世界“无产者”之外，列宁进一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4](P.73-74)。这种新的联合是为了应对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世界范围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高涨。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指出“所有民族的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的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5](P.242)，然后进一步提出“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主义的、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前进”[5](P.243)。列宁的民族团结不仅是各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还必须联合、团结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和团结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讲“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以打倒帝国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又要打倒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完成这样复杂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把民族团结对象从阶级上扩展到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层，包含各民族的上层人士、贵族、土司等一切爱国人士和爱国力量。他指出民族上层人士具有两面性，通过团结教育可以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使之成为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他所说的民族团结指的不仅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团结，也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还是各民族一切爱国人士包括上层人士之间的团结。同时，毛泽东继承了经典作家的国际主义原则，将民族团结的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平等待我之民族，同情中华民族之民族，甚至一切受压迫之民族。

由无产者联合到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一次飞跃。正如前面所说，民族团结首先是一种政治联合，是各民族在一定的政治利益基础上为着共同的政治目标而联合起来。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政治关系，必然有其政治基础。在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政治基础不一定只是由阶级构成，还可以是跨阶级的政治同盟、多阶级的民族、多民族的国家、跨国家的联盟。显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联合与团结对于政治联合的重视，但不局限于阶级政治，而是将阶级政治、民族政治、国家政治乃至国际政治都作为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团结的基础。

在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把重点放在“民族”上，从毛泽东的民族观出发，去整理民族团结思想的层次与体系。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团结”，即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有其对象、组织和目标。从“民族”出发，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不同层次的民族联合构成的完备体系。比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理论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即“全民族团结”；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团结。[6](P.56)而从“团结”出发，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和革命问题的实践结晶。重新发现“团结”的内涵，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历程，也有利于我们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处理今日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论著中第一次出现“民族团结”是在1937年为中宣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中。他提出抗日救国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抗日的民族团结”，即“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7](P.356)。不难发现，毛泽东论述中的“民族团结”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基础，即“国共两党合作”；二是团结对象，这里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三是组织形式表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团结的目标，也就是“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时期民族团结思想的论述和认识，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理解。通过深刻认识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容，以及它所决定的团结范围、形式和目标，才能够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中“民族团结”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与重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团结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民族之间团结的政治基础，进而还决定了民族团结的形式和目标。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包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8](P.632)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决定了政治联合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中共就提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8](P.39)。直至土地革命早期，中共的论述中一直使用的是“联合”。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中又提出“我们应极力注意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问题”[8](P.102)。同年在《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还提出“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8](P.110)。到1930年，中共对于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指出“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联合和团结，是达到这种真正解放和平等的惟一道路”，并振臂响应“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8](P.145)的号召。毛泽东将这种民族团结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具体的革命的民族政策。此时民族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到受压迫的国内少数民族团结于苏维埃政权，增长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势力。因此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推翻旧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各民族间的自由联合来代替民族压迫。[8](P.210-211)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理论仍然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族团结思想，尚没有结合中国特殊的革命实践提出清晰的论述。

直至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加剧，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和民族觉醒的意识空前高涨之后，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团结理论才逐步系统化。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根基。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9](P.360)；次年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又再次强调“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9](P.383)。在团结以抗外辱的觉醒与各种动员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取得了国家民族的地位。因此中华民族的团结，就是对应于国家整合的国家民族团结问题，主要是中华民族内部各阶层、政党、团体、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是一夕取得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政治动员中形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此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又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个阶段。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系列谈话中，提到统一战线“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9](P.408)，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团结救国。在次年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而非“人民的”，“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9](P.479)。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时刻，阶级利益必须服从于民族利益。毛泽东解释道：“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9](P.483)

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10](P.219)。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和领导者，党内的团结一致是战胜侵略者的首要条件。而政党之间，还需要团结一切同情支持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根据国民党中不同派别的政治立场，曾指出了不同的斗争和团结策略：“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所谓亲日派，……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9](P.498)

在政党合作的基础上，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还团结了国内的各个民族。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上升为党的任务之一。这一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再仅仅是国内各个党派和阶级的，还是各个民族的[8](P.595)。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各民族团结为一体，需要特别重视四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8](P.595)

在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还需要联合国际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特别是同情中国民族独立事业的民族。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提出“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8](P.594)。各民族之间达成这样的团结，不仅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指出，世界范围内法西斯的猖獗与各民族之间的不团结密切相关，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则有赖于团结的实现和稳固。[11](P.10)所以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世界的民族解放事业，必须联合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等民族。

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团结，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和各民族；也只有实现了全阶级与全民族的这种团结，才能战胜外部的民族敌人，取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12](P.278)各党派政治团体的团结是统一战线的政党基础；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体，以中华民族为旗帜共同抵抗民族压迫，造就了统一战线的民族基础；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则将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扩展到世界民族之林。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团结又有了新的变化。民族侵略的外部压力解除后，建设联合政府以推进民主进程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同利益。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了“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8](P.1129)，显示民族团结的对象和范围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同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呼吁被压迫阶级、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华侨与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成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8](P.1133)此一时期民族团结的完整组织形式就是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政治基础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13](P.1463-1464)。而其团结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13](P.1464)。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个时期。民族团结的意义也经历了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团结”[14](P.342)之转变。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团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经过总结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这次会议的出席者包括了全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各地、各民族、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实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14](P.347)。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达成的人民团结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民族团结的理论和政策迎来了新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4](P.348)。关于这个新的政治目标，毛泽东也将之作为团结问题，也就是要实现全国人民新的团结，以团结所有可团结与应团结的力量，来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15](P.329-330)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毛泽东先后在多个场合重申过。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所提出的十个问题都离不开一个根本方针，就是调动国内与国外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6](P.23)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的，必须“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16](P.114)。这里的团结不仅包含“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来调动所有积极因素，还应该“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16](P.228)。随着政治目标的变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发展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团结以“爱国”为原则，“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15](P.259)。

在1950年6月给中央民族访问团的题词中，毛泽东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民族团结”这一概念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华民族团结，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下的人民团结。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团结”的意义更多地是指国内“各民族团结起来”，明确为中华民族之下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比较有标志意义的就是解放初期流行的“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发展为后来的“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成为国庆以及其他国家级庆典仪式的常见口号。这种转变为“民族团结”赋予了我们今日熟悉的内涵。新的团结是指各个民族团结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5](P.211)毛泽东具体描述了这种团结的关系，它应该是兄弟一般的团结，而不是一方压迫另一方；它的实现有赖于各方共同的努力；在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15](P.168)团结的基础是平等，不管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都是团结的塑造者。而团结的原则是“爱国”，“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15](P.311)

从经济层面来看，民族团结有助于统筹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资源，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现实是少数民族虽然人口较少，但是占据的土地却不少。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16](P.33)。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物产，比如畜产品、森林、矿产都是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宝贵资源。而这些资源只有经过人的团结，才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16](P.34)因此，“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6](P.34)此时的团结目标是发展，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包括各个民族的发展。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两个共同”的理念。[15](P.312)

而在政治层面，民族团结是民族间的团结，但并不是否定阶级。毛泽东在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第一次民族政策检查总结报告时曾指出，“我们有两种联盟，两种合作：一与农民小有产者合作，一与资产阶级，三教九流，达赖、班禅、巨赞、龙云，农奴主、奴隶主、大阿訇这些剥削者合作，他们还不是敌人。两个联盟，即工农联盟和同剥削者联盟，第一种联盟是第二种联盟的基础。必须做这两方面的工作，不做就孤立。”[11](P.184)可见此时的民族团结从对象范围来看有两个层次：一是各民族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共同团结，二是民族内部各阶层也应围绕着劳动人民的联盟团结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有关民族团结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成型。这个时期的民族团结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其政治基础是各民族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所涉及的对象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在其内部则涵盖了上层人士、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等不同的阶层。团结的组织制度首先是国家层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地方表现为各个层次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时期的民族团结理论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体系的成熟，也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主要面貌。

四、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中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民族团结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作为现状和目标的“团结”，主要是民族、阶级、政治团体之间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联合与团结的现状和目标；二是作为过程的“团结”，即“团结起来”，也就是民族、阶级、政治团体之间团结的实现，或者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重新联合起来，即团结的生成过程。前者主要涉及理论问题，而后者更多指向实践层面。正如前面对于毛泽东民族团结相关论述的梳理所体现的，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不是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因为政治基础和政治利益的变化，民族团结的范围和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是背后开展民族团结工作的方法论却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在讨论团结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团结过程中的斗争，比如团结阵线内部的矛盾，团结对象之间的摩擦。所以团结不是单向的统一，而是在妥善处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领域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在不断斗争中螺旋上升为新的团结。妥善处理团结和斗争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指出统一战线必然包含摩擦。因为统一的对象必然是两个以上，只有一则不用谈统一，但是有二就有摩擦。正是因为有摩擦，才有统一到一个战线的必要。相反地，统一战线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减少摩擦，加强团结。[10](P.151-152)因此，在方法论上除了强调团结的原则外，还必须注意“反摩擦”，只有不断地减少摩擦才能巩固与扩大团结。

对于不同的同盟者和对象，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有不同的原则。毛泽东在1943年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将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17](P.74-75)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曾具体地说明了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首先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部的帝国主义，支持他们反抗帝国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同时要对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言行进行斗争；只要团结而不讲斗争是右倾错误，只要斗争而不讲团结则是“左”倾。正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两方面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的都应该团结，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16](P.135-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中的斗争主要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16](P.227)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6](P.210)。在1953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的检查和反思中，毛泽东指出不正常的民族关系背后，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尚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他将这种思想定性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15](P.269)，需要深刻批评和立即改正。两种民族主义中，大汉族主义影响更大，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巩固民族团结的关键；地方民族主义虽然影响不及前者，但直接关涉民族间的团结，也必须坚决克服。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的”的思想。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15](P.405)

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是要落实商量办事的工作方法。1944年毛泽东曾总结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解放区的开展情况，提到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17](P.239)。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工作，毛泽东又重申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15](P.311)。商量办事的好处在于，可以“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14](P.26)，从而将团结阵线内部的矛盾和摩擦转化为加强团结的新力量。

总之，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提出过“又团结又斗争”“团结与民主”“团结—批评—团结”“又团结又改造”等不同的论述。“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工作方法、制度设计，具有兼顾统一与多元两方面的优势。在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论中，团结是指同盟者之间建立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并不断巩固；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对同盟者有碍团结的因素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持续的斗争，斗争不是分裂，而是要以斗争求团结。在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同盟者要求不同性质的联合，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摩擦也要有不同的斗争方式。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就是既要坚持“三个离不开”，又要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处理各种民族问题。

正如上文的研究所揭示的，毛泽东论著中的民族团结经历了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团结”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之转变。具体的团结形式和团结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变化，但是其背后不变的有两点：一是对于民族团结政治属性的强调，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所达成的政治联合关系；二是“又团结，又斗争”方法论的一以贯之，认为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摩擦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经过斗争来巩固团结。这两点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实践的重要经验，对于今日的民族团结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中华民族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程，进入新时代还将走向强起来，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五十六个民族围绕这一目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团结的利益基础不变，政治基础稳固，发展目标明确，这就决定了当前体现这一基础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道路是正确的。团结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团结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则需要与时俱进。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领域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民族团结理论与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刻把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更要创新实现团结的方式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创新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团结工作领域发展了一系列新理念新部署。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需要坚持道路自信，对于制度空间内已经形成的政策进行有效落实；同时必须实事求是，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丰富我们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