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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是孔子的自况。谁都知道孔子渊博，他精通六艺，学过音乐，懂得木石之怪是夔、魍魉，水里的怪是龙、魍象，土里的怪叫贲羊，也懂得会稽的那块大骨头是防风氏遗骸。就连一只大鸟坠落，身上有石矢穿过，他就猜得出是从肃慎飞来的。所以，他才能当老师，老师知道的就是得比别人多。
谁也不否认儒家经典内容丰富，虽然从一开始就丢了一本乐经，《尚书》经秦火又缺了大半，《春秋》原本只是“断烂朝报”。不过，这里有诗歌有礼仪，有审视过去的历史，还有预言未来的占卜，也算得上是包罗万象。难怪宋儒要说“六经为文史渊薮”，清人要说，读六经如吃“现成饭，不必外求，即厌足矣”。
不过，生有涯而知无涯，尽管孔子学富五车，满打满算，肚皮里知识也不足一光碟，尽管儒经无所不包，数数也不满一书架，碰到“天地转，光阴迫”，照样捉襟见肘，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更是囊中羞涩。只是汉代以后，孔子成为“圣人”，儒家推重的那几本“古典”成了“经典”，于是，就被看成万古不磨的真理渊薮，一句顶一万句，似乎你越出圣言经训，便不成了方圆。难怪不服气的人编了一个故事发泄不满，说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两个小孩辩论，一个说早上太阳大中午太阳小，所以早上太阳近；另一个说，早上太阳不热，中午太阳很烫，所以中午太阳近。问孔子那个说法对，孔子无话回答。于是，“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知乎’？”
这当然是杜撰，但是杜撰的背后，藏着深深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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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外来新知的时代，一个孔子，几部经书，便可以支撑整个思想世界，牢笼全部知识天地。不过，到了佛教从西边来，道教从民间起，儒家就遭遇了麻烦。三国吴主孙皓曾经问外来的和尚康僧会，佛教究竟有些什么新玩意儿？康僧会解释之后，孙皓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周公、孔子即儒家已经说过了，还学这些佛教知识有什么用呢？但是，康僧会却说了一句让孙皓无法回答的话：儒家知识只是“近迹”，而佛教的新知识，却能够“备极幽微”。
中古时代，佛教在挑战，道教也咄咄逼人。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记载，有人问，如果真的有神仙之道，“五经何以不载，周孔何以不言”？如果周、孔都不知，则不能是真理，如果周、孔知道却不学习，那么肯定没有道理。这番话的基本预设是：周、孔的知识世界，是包罗万象的，儒家经典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和知识。但葛洪却回答说，“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仅仅相信周、孔和五经的看法，是“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他反问道，你听说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吗？你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吗？你知道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吗？他嘲笑这些浅识之人，总是在五经里寻章摘句，哪里能够看见“玄之又玄，妙之极妙”的新天地。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带来了传统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域新知识。道教是中国的宗教，它翻出来的是曾被理性主义儒家边缘化了的本土旧资源。新知加上旧识，在中古时期冲破了传统儒家的边界，由于传统儒家的权威和经典，不能再解释和涵括整个“世界”和所有“现象”，便导致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于是，在中古思想史上我们看到，“在传统内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已经不够，已经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without tradition）的征兆。上至皇帝，中到士人，下到百姓，都对固守传统不满，像宗炳《明佛论》就说，“《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连《周易》也只是局限在一隅，所以说“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沈约《宋书》则说，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如果固守儒家，便是“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坐井观天”。所以，那个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就干脆说，儒家那老一套，就是——
“戴盆而望，安能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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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古时代终究没有让中国出现“在传统外变”。唐宋元明清，孔子依然是至圣先师在大成殿中，享受了千百年香烛供奉。但凭借坚船利炮，西力东渐造成的近世大变局，却真的搞得孔子和儒经支撑的思想世界，出现千疮百孔。不必等到吴虞老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也不必等到《新青年》振臂一呼反传统，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人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就在《万国公报》上说，儒家学说有六大问题，第一是膜拜先祖，缺乏自由观念；第二是用理气性命解释一切，有非知识倾向；第三是试图对天地追究终极道理，但把“天道天理”推至虚幻，而与科学知识对立；第四是尽管历史证明人性恶，但儒家却总说人性善，所以，不能以制度和法律来建立秩序；第五是儒家崇拜圣贤，对于一切学问，都以圣人言论裁度，不能坚持人的理性；第六是儒家对于自然用理气相感来解释，有反科学趋向。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谢卫楼批评的依据，当然是近代西方价值。不过，在东方遭遇西方的时代，你已经无法再掩耳盗铃。没有看见过坚船，没有遭遇过利炮，没有见识过民主，也没有深思过平等，孔子和儒家在那个时代一度很落魄。
可历史很吊诡，几经风雨几度春秋，孔子和儒经还是九死一生，离了魂还又返魂。特别是，近来中国的风气渐转，孔子和儒经又红红火火地回到神龛享受供奉。穿汉服、祭孔子早已经是旧闻，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已不是新闻，当年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虽然在学院学术话语中，还羞答答地算合理，但随着国族自尊的需求膨胀，当年的这些批判早已渐渐退潮，甚至被安上了“断裂传统”的罪名。至于“批孔”，因为盛于文革更是早就声名狼藉，不再被人提起。孔子又成了堂堂中华象征周游列国，不再只是鲁卫陈蔡郑，而是远至法德意美澳，不仅天天站在纽约唐人街口享受香烟，回到大陆也倍受崇敬，前些年，电影《孔子》登场，更让孔子热得灼人。
有人说，大国崛起的时代，就是要有“国学”，可一国之学怎么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学？还有人说，通识教育要鼓励熟读“经典”，但历史上的“经典”能只是儒家的《易》、《诗》、《书》、《礼》、《春秋》么？回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如果传统被窄化为孔子和儒经的一脉单传，你不觉得这文化和历史，多少有点儿形单影只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