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尊重香港的现实，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还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同时，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毛泽东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香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保持了沉着冷静的态度，尊重香港的事实，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政策，为解决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梦寐以求的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执著追求的目标。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香港问题便凸显出来。事实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49年初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1] 这一外交方针为解决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依据。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强权外交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是“必须取消”的，但当时香港问题“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在2月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话时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2]这实际上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作出“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政策了。因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①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是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必然会彻底解决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首先，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内面临着新生政权尚未稳固、经济上千疮百孔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是主要的敌人，如果过早提出香港问题会多方树敌。而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有利于分化、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其次，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保留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和运输的通道，有利于开展同西方国家以及海外华侨的来往，引进国内必需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开展进出口贸易。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的预期。一是对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新中国在与英国讨论建交问题时，也没有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涉。1950年1月29日，在中英建交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 ②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3] 二是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禁运时，香港为祖国提供了石油、化学品等重要物资。
正是由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取得了成效，周恩来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人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4] 这说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决策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布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进一步就“暂时不动香港”作了重要指示。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5]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香港还是暂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③ 后来，吴学谦在《就提请审议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对香港问题进行回顾时，也谈到了这一决策的确立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6] 这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慎重的态度，“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一政策在建国初期保持了稳定性，为后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及对香港实行的特殊政策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外国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充分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允许影响香港社会的安定。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买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7] 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内在要求。为此，自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措施，从政治上稳定香港，在经济上支持香港。具体来讲，一方面，中共中央对香港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当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认识香港存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7](pp.353～354) 这个讲话无疑是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直接思想来源。在1958年“金门炮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台湾上，但中央却并未忽视香港，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军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上进行演习的部署给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8]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香港，1967年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甚至还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但中央却没有动摇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周恩来于1971年8月7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话曾谈到这个问题：“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9] 此外，对于发生在香港涉及中英两国的政治敏感问题，新中国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新中国政府一直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等，即使是在内地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这种供应也没有中断。毛泽东对此曾有过重要指示。1959年1月22日，在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91期上登载的一则报道披露，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25日，毛泽东对这则报道批语：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读一读，[10] 敦请大家注意。周恩来对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搞好对港澳供应工作也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11] 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由于久旱无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水量急剧下降，香港人民用水十分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中央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在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向香港增供淡水的石马河建设工程问题的汇报，并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以及程子华等谈话时指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港英当局插手。”[12] 1965年，石马河供水工程竣工，香港长期缺少淡水的困难局面得到很大改善。据统计，1954～1963年香港进口的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1973年增至50％，[13] 而且是在价格上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提供给香港。这些措施不仅对稳定香港物价、满足居民消费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品、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香港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事实证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下，保留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和措施，这一切不仅保证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而且也使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始终坚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中共“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决策的实行，是以不失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不受侵害为前提的。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毫不让步。事实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贯彻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一直是以“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7](p.353) 为根本前提的，并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开表达了这一坚定立场。1963年1月9日，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指责中共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的存在”，对此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一次就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公开进行了阐述：“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14] 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话时再次就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作了说明，同时也表明不会永远不动香港。他说，“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④ 1967年8月20日，针对港英政府说广东人到新界种地是“侵犯”“英国领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指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去的，所以在传统上，我广东省邻近新界的农民世世代代都在新界种地。英帝国主义竟然把这说成是‘侵犯’‘英国领土’，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必须告诉英帝国主义者，不仅中国农民有一切传统权利在新界种地，而且整个香港的土地都要重归祖国的版图。”[15] 这篇评论员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只有800多字，但“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共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表达为“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表达了新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坚定立场。
另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国民党也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采取“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决策的同时，也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以免香港成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基地。针对港英当局纵容台湾当局利用香港机场作为起落地对大陆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的行径，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并严正要求港英当局不得把香港变为国际反华军事基地，不准任何人在香港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例如，1958年4月9日，我外交部就向港英当局严重抗议：“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显然是有意地纵容和鼓励蒋介石集团利用香港来作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庇护所，从而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这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和怀有敌意的行为，必将使中英关系蒙受不利的影响；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概应由英国政府负责。”[16] 对此，港英当局承诺“它无意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舰也多次利用香港港口为其侵越战争服务，仅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1月，开到香港的军舰就有100多艘次。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正午报》、《香港夜报》、《国际文摘》的记者提出的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的问题时指出：“英国和香港当局让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一个据点，使香港居民感到不安。中国政府认为，问题不仅是把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据点，而且是准备把香港将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17] 此外，中国政府还多次发表照会表示抗议，不仅充分表达了新中国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趋向缓和。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但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却根据英国和葡萄牙的意见，把本来就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列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适用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中，置于该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样，香港和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下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须重申对港澳问题的一贯立场。3月8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阐明了港澳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政府解决港澳问题的一贯主张：“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18] 因此，不应该把香港和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之内。信函还强调了港澳问题与通常的殖民地问题有别，其前途应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12] 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1月8日，第27界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的立场和要求。这个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恢复行使对港澳的主权创造了条件。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19] 这又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那就是这一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在当天晚上为欢迎希思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20]再次重申了中国要在“适当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结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尽管在他们有生之年未能解决香港问题，但他们审时度势提出的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的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及其他特殊政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6—09—20
注释：
① 根据中央决策，当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广东全境即将解放之时，中共华南分局外事办公室还制订了可实际操作的“对港澳的方针和政策”，其主要内容为：暂时维持现状（各边界），对领土主权不做任何表示；采取一切正确的有效办法避免军事冲突并防止边界纠纷，但在边界上必须严加警戒，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对方进行贸易；在深圳地区设外事机构，以掌握政策和及时收集情报；迅速制订和公布对外贸易和通汇的各种条例，发表阐明我对外贸易和保护外侨的政策。
② 胡阶森，当时是英国政府指定的驻中国的临时代办，负责同中国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③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林东明汇报时的谈话。转引自李月兰《中共三代领导人情系香港回归》，《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
④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后者与《毛泽东文集》大意相同，表述上略有出入，《毛泽东经济年谱》中还有一句：“香港与红海沿岸的亚丁情况相似，亚丁是个英国的军事基地（周恩来插话：也是个自由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