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北京市正在发生日新月异、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对于一个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文化古都，这种变化并不都是令人欣喜的。在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古都风貌的保护形势严峻，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遗产被拆毁，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人们有理由发问：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市究竟是建设成商业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和保护古都文化？
22号院：在推土机下永生
2000年10月26日，在当代北京的城市文化史上是黑色的一页。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终于在中外媒体和众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夷为平地。
位于平安大街南侧的这一古老四合院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它具有明代四合院的典型特徵，具有罕见的“象眼”砖雕和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和完整的院落格局，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已极为少见。赵紫宸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我国现代基督教的著名领袖，曾是世界基督教最高国际组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大领袖之一。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她花费十几年心血翻译出版了《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的《荒原》，对中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赵萝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他收藏的几十件精美的明代家具堪称国宝。正如我国最权威的文化学者、文物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指出的，这一古老四合院“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因而一再呼吁保护。今年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函指出：“应该充份尊重专家意见，对22号院的价值进行认真确认，在此之前不要拆除。”贾庆林书记也做出了要尊重专家意见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东城区文物局不仅不依法保护，反而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在北京市全力申奥、努力改善城市形像、大打古都文化牌之时，这一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沧桑，经历了战争年代、文革破坏而幸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在推土机下灰飞烟灭──为了建设一个商业楼！
围绕22号院的“四合院保卫战”是极其悲壮的。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无畏地奋起抗争。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院。为防不测，老人已将价值连城的明代黄花梨木家具赠送给上海博物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这座古老四合院这个院子的坚守，远远超越了房主对自己居住权的捍卫──这无疑也是必要和正当的──而成为一个大无畏的文化行动：为凋零的古都文化和古老建筑请命。为了赶走老人，有关部门用尽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威逼、利诱、恫吓、欺骗，两位老人却不为所动，真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正气浩然，可歌可泣。
从一开始，两位老人面对强大体制和巨大商业利益的抗争就具有一种悲剧的意味。这场良知与权力、文化与商业化的实力悬殊的较量，结果几乎是注定的。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学生、媒体和记者、闻讯而来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志愿者自发加入到这场民间的“四合院保卫战”中，强烈表达了不容轻辱的民心民意。终于，22号院倒下了。然而，它不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不只是又一个愚昧战胜文明的耻辱。它用惨烈的“死谏”发出惊世的呐喊，成为北京人民不屈不挠地捍卫古都文化的不朽见证，成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灭的象征。它虽死而犹荣，将在人们永远的纪念和追思中获得永生！
关于中国人对待文物的态度，鲁迅曾痛切地说：懂行的是偷，不懂行的是烧。今天，还要加上一个“推”字。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曾以小说《玉碎》纪念在文革中罹难的老舍先生。面对历史文化的不断“玉碎”，我仍然感到彻骨的心碎……
菜市口的悲剧仍在上演
22号院的惨烈牺牲，不过是古老文明流失的一个小小缩影。当北京四处建“金街”、“银街”，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却几乎淡不可闻。在巨大商业利益和短期政治功利的驱动下，房地产开发中不受制约的商业化，致使古都文化风貌严重流失，令人痛心疾首的破坏文物事件不断发生。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旧城区已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90年代初开始兴建的东方广场，经修改后仍超高近40米；“金融街”的主体建筑超高竟达68米。曾经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古老的牛街已经被改造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景观。在1998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许多优秀建筑家没有掩饰他们对新北京的失望──他们以为还有一个“唐诗一般美丽的北京”。在新时期的“建设性破坏”中，北京的“东方广场”、菜市口大街工程等所起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1998年的菜市口南延线工程，道路长仅2．04公里，涉及的文物建筑多达18处，包括一大批清代会馆。这些文物建筑除4处位于道路一侧而得以幸免，其余均被拆毁，如粤东新馆、观音院过街楼、李鸿藻故居，以及休宁会馆、潼川会馆、中州会馆、太平会馆、衡州会馆、镇江会馆、川东会馆、伏魔寺、松柏庵、永乐寺遗址、广和居旧址等，令人痛心不已。
著名的清代会馆“粤东新馆”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遗址，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898年4月，康有为在此成立了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维新派组织──保国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到此发表过重要演说。当知道它将被“拆除迁建”之后，著名文物学家罗哲文、俞伟超、郑孝燮、谢辰生等联名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我们郑重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专家的意见，这一文物是不能迁建的，它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存在，希望道路绕行以保护文物，如当年保护北海团城、保护德胜门、正阳门、古观象台那样。然而，就在专家呼吁三天之后，粤东新馆就在包工队的铁锄下变为一堆瓦砾──没有文物专业人员的指导，没有按规定“易地保护”必须要做的测绘、摄像、建筑构件编号等程序，拆下的砖瓦则被变卖。至今未有任何“迁建”的迹象。当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00年前，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唤起了民族的觉醒；100年后，粤东新馆和一大批文物建筑捐躯菜市口，我们什么时候觉醒？”
令人扼腕的是，这一悲剧果然仍在上演，这一次，地点是在蒜市口。
北京市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最近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这是目前为止唯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的故居遗址。此院旧时的院落格局清晰完整，现存“端方正直”四扇屏门，存留的多处遗迹、遗物，与曹寅、曹雪芹有关。据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会》中记载，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就是在这个老宅里，开始了“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人生旅程。北京市正在扩建的广安大街，使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曹雪芹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拓宽一条道路，与为人类和子孙后代保存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孰轻孰重，应当不难认识。然而，尽管周汝昌、冯其庸等国内最权威的红学家一致呼吁保护，但有关部门仍以不是文物为由，决定将其拆除，仅保留一古井，并立碑纪念。这一刚发现不久、目前唯一有史可查、有图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即将毁于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作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古都，目前北京市被列为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国家级的2处（宋庆龄、郭沫若故居）、市级的11处（鲁迅、齐白石、梅兰芳等），而对外开放的总共只有6处，足令人汗颜。然而，我们仍然在那么狂热地不断拆毁历史文化遗址。关于要求保护22号院的专家意见，东城区文物局的一位副局长竟然狂妄地说：“你们不用找那么多高级专家，我就是专家！我说它不是文物，它就不是文物”！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在对古都文化的命运负责？北京市最重要的特色、最核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边不惜巨资买回当年被英法联军掠夺的流失文物，同时又在继续拆毁所剩无多的历史文物？如果把北京改造成一座几乎没有历史文化景观、历史建筑特色的新兴商业城和开发区，把北京变成东京、香港、马尼拉、或者所谓的曼哈顿，那真的是我们的理想吗？时至今日，北京市有些人仍然只知地皮价格不知文物价值，更遑论文化的价值。对于那种以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是现代化的畸形认识，有一位学人这样比喻：一个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衣衫鲜亮的文盲，能算是一个现代人吗？
保卫文化的北京
应当看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毕竟，火烧圆明园、“造反有理”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违背民意、毁坏历史的倒行逆施再也不能那么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就像定海人民将毁坏定海古城的人推上被告席一样，拆毁22号院的东城区文物局、房管局成为被告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有那些仰仗手中的权力，摧残祸害文化遗产的人，是民族文化的罪人，他们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政府顺应文明进步的潮流，加入了保护历史的行列。在作家、市民的紧急干预下，天津市政府从善如流，收回成命，使天津市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得以保护下来。杭州市政府对传统文化街区河坊街和“四拐角”从以改造为主转为以保护为主，进而提出原汁原味抢救现有历史地段，原样恢复部份著名历史建筑，围绕西湖加快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迎来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春天。对比之下，北京市难道不应该痛下决心，改弦易辙，重塑“首善之区”的形像？
近年来，包括吴良镛、张开济、罗哲文、单士元、郑孝燮、谢辰生等一批著名建筑学家、文物专家多次上书、呼吁，提出解决北京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这一矛盾的思路，要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北京城的历史风貌、文化遗迹；要求严格按照规划控制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密度和容积率；要求放慢旧城区开发的速度，为文物的鉴别、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等等。这些都是对历史负责、具有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的金玉良言。无论是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遗址，还是美术馆后街22号院，许多权威的专家学者都一再呼吁保护。然而，这些国家级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总是如耳边风，房地产商的利益、地方官员的“政绩”超过了民族的长远利益。在北京城市建设和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领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历史的态度似乎至今也没有真正树立，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业中，北京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强烈的示范作用；同时，北京的发展与保护，必须有新思路，大智慧，特别需要高度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近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理应成为北京市今后规划、建设和保护的重要指导原则，并为广大群众知晓。这些意见和建议包括：
──尽快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依法保护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将保护北京古都文化置于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中心位置，当前的经济建设、房地产开发绝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北京创建国际性城市的最基本的价值和条件。北京旧城是唯一完整地在地面上留存至今的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最后的结晶”、“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值得进行积极的保护。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是对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保护旧城的基本格局、中轴线、成片历史街区和胡同、四合院。重新修订《北京城市规划》、《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扩大旧城内“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面积。正如专家指出的，二环路以内的旧城区即便全部保护下来，也仅占规划市区面积1050平方公里的5．9％，与世界上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不可相比。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确定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面积已由原先占旧城区面积的9％扩大为34％。但应具体落实，妥善规划、保护，探索建立新的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些永远不允许进行商业开发的地段。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和旧城区的改建应推行吴良镛教授倡导的“有机更新”模式，改变“大拆大建”、“剃光头”式的做法，遵循循序渐进、审慎更新、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等原则，建立适应城市土地开发管理的新机制。所谓旧城居住区“有机更新”的新模式是指：质量较好、有文物价值的予以保留；部份完好的加以修缮；已破败者拆除更新，不搞“一刀切”；居住区道路保留胡同式街坊体系；新建住宅与四合院形式相协调。这一探索已经在北京市南锣鼓巷地区、国子监地区、白塔寺街区等的规划、整治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本着“京津冀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新构想，在京津冀大经济区的范围内合理规划北京市未来的发展，疏散、迁移部份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从而有效地保护北京旧城。对旧城的过度开发、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是造成北京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基本原因。应根本改变延续了五十年的“以旧城为中心”、“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开发思路，大幅度削减在旧城区的开发建设强度，促进城市功能向外疏散，在三环路、四环路建设新的城市中心，从而缓解老城区的交通、居住、污染压力，走出发展与保护尖锐冲突的困境。
北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勇气和良知。毕竟，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世界只有一个北京。正如一位旅法女作家说的：我希望一百年后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对别人说：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