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孟子》一书展现了孟子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的对话，有学生、有论辩对手，也有当时的诸侯。“君主”对孟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孟子引传言“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这毋宁是对他自己心理的一种描述。孟子虽“说大人，则藐之”，却游历各国，不厌其烦地劝说君主，希望得到当时诸侯的任用。诸侯在孟子的思想世界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孟子对诸侯的游说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司马迁讲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司马迁看来，孟子的言论被当时人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所讲的“唐、虞、三代之德”不切于当时攻战的实际，因此孟子在当时不能获得成功。
与此种印象相对的是，后世对孟子的研究着重于心性，而对其政治思想的诠释则往往归之于“理想主义”，突出他“以德抗位”的一面。此种“理想主义”毋宁与“迂远而阔于事情”形成一种相互参照。这里我们想追问的是，理想主义能否化解孟子“迂腐”的形象？孟子真的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吗？孟子面对诸侯，游说诸侯真的“阔于事情”吗？
本文采取经史互动的视角，尝试补全《孟子》文本之外的“历史世界”，对孟子与当时诸侯的言论进行再分析，着力突出孟子思想“切实”的一面，对孟子政治哲学进行再分析。
（一）三家分晋与义利之辨
《史记》讲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认为孟子见梁惠王在见齐宣王之后。后世学者多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梁玉绳讲：“孟子游历，史先言齐后梁，赵岐孟子注、风俗通穷通篇并同，古史从之。然年数不合，当从《通鉴》始游梁，继事齐为是。通鉴葢据列女传母仪篇也。孙奕《示儿编》曰：七篇之书，以梁惠王冠首，以齐宣王之问继其后，则先后有序可见矣。故列传为难信。”（《史记志疑》）现代学者多认为孟子先于齐见威王，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孟子由此入梁，其与梁惠王的对话就在此背景下展开。《孟子》以“孟子见梁惠王”为首章，揭“义利之辨”，赵岐章指言：“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朱子从“理欲之辩”的角度亦认为此章为首具有深意。然而，“疑孟”派又往往因此“义利之辨”之义而质疑孟子叶适以为孟子，现代人亦有不少因之而认为孟子迂腐。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的讲法颇有意思：
《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衡，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楚、秦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
刘三吾认为孟子讲的仁义是“正论”，但对于梁惠王却“答非所问”，不能解决梁惠王面临的实际问题，行仁政而王在他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刘三吾从战国的情势，尤其是梁惠王当时所处的背景质疑孟子，这是疑孟者的一般思路。而尊孟派面对质疑多有辩说，尤其从哲学的角度指出孟子言义利之辨的重要意义。我们能否回到历史处境，而不仅是从哲学义理出发，为孟子进行辩护？孟子真的只是讲了“正论”“常道”吗？在“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那个时代，孟子讲的对梁惠王有效吗？
论者言孟子与梁惠王，多提战国历史，对魏国之历史亦多有叙述，但少有将此叙述与《孟子》首章义理联系起来处理的。其实回到魏国历史当中，我们会更进一步发现孟子所讲的深意，以及孟子此语对梁惠王的“效用”。
论者多指出，梁惠王此番招贤，有拟魏文侯“礼贤”的味道，其实孟子所论也隐含着梁惠王祖辈的行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头即言“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此即所谓“三家分晋”，史家多有以此为战国之开端。晋在春秋即所谓“千乘之国”，三家则是所谓“百乘之家”，而三家与晋正所谓“上下交征利”，三家最终凭借自身之“力”取代了晋君而成为诸侯。文侯为惠王之祖父，武侯为惠王之父，武侯之时，“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资治通鉴》周安王二十六年），晋国至此被瓜分完毕，此所谓“不夺不厌”。以上为惠王“家史”，惠王于此必熟知，孟子对此点亦是清楚的。这一背景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孟子不必也不能直接说出，但当孟子讲完首章这段话之后，意欲效法文侯的梁惠王应该会想到自己的这一“家史”。梁惠王追求富国强兵，实则“以利为利”“以利为名”，将“利”作为公开的“号召”，在孟子看来一旦以此为导向，国君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的最大化是合理的——当时梁惠王等诸侯追求的最终目标其实就是以“千乘之国”代“万乘之家”的周室而为天子，那么卿大夫也自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抵触，必有冲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取而代之”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魏国当初对晋国就是这么做的，若魏国再继续以利作为号召，历史未必不会在魏国内部重演。这也就是“利诚乱之始”的一重含义。
揭出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章置于全书之首的深刻内涵，孟子实际上将论述指向历史纵深，指向了造成当时历史局面最典型事件——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亦如孟子所说。孟子的论述含有对当时历史的总结，他的思考正是站在对当时境遇的关切之下。这一历史状况对他来讲是不得不面对、却又不愿意接受的，他当然希望新的秩序奠定之后，历史不要重演。李觏认为孟子之言“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其实我们如是看孟子首章，会发现孟子其实是要避免此种政治失序的。孟子当然讲要一天下，讲汤武革命，但是那是那个时代的“势”。如果要避免历史重演就不能“以利为利”“以利为名”，而要以“仁义”作为为政的起点。
相信梁惠王听完孟子的话之后，也一定有所触动，否则他也不会跟这个“迂腐”的老头再啰嗦那么多，也不会说出“寡人愿安承教”，梁惠王对待孟子是十分“辞逊”的。可惜历史并没有给梁惠王更多机会，也没在魏国给孟子机会。在魏国一年左右，惠王就去世，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孟子由是离开魏国。
（二）启迪君心
孟子去梁后，二次游齐。此时齐国国力强盛，在诸国国力对比中占有一定优势。朱子讲“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节”，若当时孟子得到齐宣王的任用，未必没有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机会。当然，在机会面前，孟子是积极争取的，他对梁惠王多少显得不那么客气，对齐宣王则不同，他对齐宣王费的口舌比梁惠王等要多得多。其中最有味道的当属“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一章。
这段对话充满了各种潜台词，十分具有戏剧性，也将孟子的言说艺术与“机锋”充分展现。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其实是在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霸道，这是当时诸侯的普遍兴趣，齐桓公的事业亦是齐国人的普遍期望，齐威王自称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则谁不知！”孟子却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自己没听说过。相信此时齐宣王一定觉得很尴尬，对话刚一开始就要结束。当孟子要和宣王谈王道时，宣王一定没有兴趣，只是礼貌性地延续对话，“保民而王”此时还无法打动宣王，他对自己能否做到“保民”没有信心，更没有想法。孟子回答“可”，而不是批评齐宣王“率兽食人”，多少出乎齐宣王的意料之外。当齐宣王对此展现出兴趣时，孟子没有直接讲“推不忍人之心”的道理，而是把话题引向了一件多少有点儿让宣王面子挂不住的“以羊易牛”的“衅钟”事件，当孟子问宣王“不识有诸”时，宣王或多或少觉得有点儿尴尬，甚至认为孟子会从此开始劈头盖脸批评自己一番，情节似乎要从“可”反转，但孟子却讲“是心足以王矣”，这多少让准备接受孟子一骂的齐宣王感到意外，更为意外的是，孟子甚至为他“以羊易牛”寻找理由，并上升到“不忍”的角度。这时我们发现，齐宣王的话开始变多了，不再是简单地发问与回答，他开始向孟子陈述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对话也由此开始，齐宣王此刻进了孟子的“套”却没有意识到。
孟子刚刚为齐宣王辩护完，齐宣王刚刚解释了自己的内心，孟子却又转而指出他的问题，为认为齐宣王吝啬的百姓说话。此时“王笑”，这笑容多少有几分无奈，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里我们终于发现齐宣王出现了表情，从这个“王笑”可以猜测他之前一定没有什么表情，尤其是孟子讲自己没听过齐桓晋文之事后，他一定充满了无聊的神态。而此时，他却有了情绪上的变化，这一“笑”恰恰证明宣王已经投入二人的对话。
面对宣王无奈的笑容，孟子却称他的行为是“仁术”，再度给宣王一个“高帽子”，而齐宣王听完之后更是“说”（悦），情绪更进一步，甚至引《诗经》赞颂孟子，认为孟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并主动询问此心为何合于王道，对王道产生了一定兴趣，于是齐宣王终于上了孟子的“道”。可孟子并没有直接讲王道，而是将话题引向了力与明。我们发现，孟子对宣王的问题总是采取“迂回战术”，这其实恰能吊起宣王的兴趣，并有助于论点的进一步展开。孟子讲完这个比喻后，开始谈“王之不王”，认为宣王可以做到“王”，只是“不为”，这就没把王道说得过分高远，而是认为王道易实现。宣王接着问不为与不能的差别，孟子还是不直接回答，依旧用比喻的手法讲“推恩”，并将话题引向齐宣王的“心”，尤其是宣王心理的那份对于天下的欲望。
对话进行到这里更为有趣，之前是孟子一直“迂回”，宣王此刻则开始主动与孟子“互动”，对待孟子的问题也不直接回答，而是让孟子“猜”自己的欲望。当宣王讲“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时，“大欲”二字一定被他加了重音，甚至我们可以猜测宣王此时用眼角余光撇了一下孟子，内心还有几分得意。孟子自然知道宣王的“大欲”，可也不直接说出，而是再反过来问宣王，而“王笑而不言”，这一“笑而不言”的画面感如此强烈，也让我们见到当时对话的深入程度，更可据此猜测宣王内心的想法，猜测他的那个“大欲”。孟子依旧不直接说出来，明知故问地说出一些东西，而宣王就是等待孟子主动替他说出自己的“大欲”，他自然知道孟子在绕弯子。孟子不再绕了，他说出宣王的“霸”的欲望，却直接指出宣王所为是“缘木求鱼”，甚至“后必有灾”，这让宣王有点惊讶，可孟子依旧不直接说理，他还是举例子，通过例子引入天下的形势，用形势提醒宣王该如何选择实现“大欲”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谈话艺术与技巧，可以看到孟子对宣王君心启迪之耐心。至少在这段对话当中，孟子是成功的，他让宣王多少对王道产生了兴趣。孟子对宣王可谓耐心，可谓“循循善诱”，面对宣王之“好勇”“好货”“好色”，孟子并不直接否认，而是在退一步的基础上将之引向王道。孟子只有对待宣王才有这份耐心。
孟子在齐国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机会，但最终孟子的理想依旧没有实现。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到底在这之后孟子和宣王还有哪些“纠葛”，齐国其他人物如何面对孟子。但我们至少看到了孟子面对当时诸侯，为了实现自己王道理想的耐心尝试。
我们知道的是孟子对宣王多少有些“任性”——从《公孙丑》“孟子将朝王”章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于宣王之态度，其实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宣王对孟子已经很“优待了”，若是一般的“禄仕派”早就“死心塌地”地服务齐宣王了。可孟子终究是孟子，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义仕派”，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耐心尝试一切方式，可宣王终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信任、任用自己的模式。孟子还是要离开齐国了。
孟子之离齐可谓是“一叹三咏，一咏三叹”，宣王希望他留下，有人替宣王求他留下，他何尝不想留下，却不愿仅仅为了“万钟”富贵而留在齐国，他多么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啊，“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不怨天不尤人”的孟子，也在离开齐国时有了“不豫色”，那个自信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孟子，离开齐国时，内心究竟如何呢？可以想见他内心当中有几分“不舍”。孟子之去齐让我们看到了他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纠葛。
孟子终究还是离开了齐国，一生大机遇由此不再。
（三）齐伐燕
孟子之在齐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也就是“齐伐燕”，此事古来史家争论颇多，孟子在此事中的态度也耐人琢磨，更是引起了不少对孟子的质疑。
先看事实，齐伐燕究竟在宣王还是愍王，历史上有争议。《朱子语类》讲：“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此语可以说把各种观点都交代齐全了。幸运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齐伐燕”年代判断的有力证据。传世器物“陈璋方壶”以及八十年代新出土的“陈璋圆壶”都记载了“齐伐燕”之事，李学勤先生等据此考证，齐伐燕在齐宣王五年。孟子与史事之吻合，于此可见，亦可见孟子态度之可靠。
关于孟子是否劝齐王伐燕，历代有争议，不少儒者为亚圣“辩护”，认为讲“善战者服上刑”的孟子不会劝齐宣王伐燕。我们这里倾向认为孟子并不反对齐伐燕，甚至多少有支持、诱惑齐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谓，但对于如何征伐、安置燕国则与宣王的态度有所不同。朱子讲：“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这可以说是孟子对于战争、用兵的真实态度。孟子反对的是“嗜杀”，他并不主张“非攻”。杨华先生《孟子与齐燕战争》于此问题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述。这里要对几个问题进行强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齐伐燕的主将是匡章，而匡章在《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孟子甚至与这位“通国皆称不孝”的人交游，为他的所谓的“不孝”进行辩护。这点杨华先生已经指出。当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孟子》中的“匡章”与《战国策》等书中的“章子”是不是一个人，这点存在争议。匡章是否是齐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孟子的判断，尤其会影响我们推测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推测孟子在齐国的各项实际活动。如若匡章与章子是一人，则可见孟子在齐国的各种表现，要比某些古代儒者认为的积极得多。章子与匡章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证，二者是否为一关系着我们对待孟子的态度。
其次，孟子就齐伐燕一事的论断其实可以呼应“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对宣王行事做的后果判断，“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乐毅带着秦、韩、赵、魏破齐国七十二城，齐国几近亡国，这可以说是孟子“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之说的“历史注脚”。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基本上没有劝过梁惠王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有阻止梁国对外用兵之意，而对齐国用兵则较为积极。孟子能顺着齐宣王的“好勇”讲王者之怒与王者之征，却不曾鼓励梁惠王的“好勇”。《孟子》书中，梁惠王对用兵复仇表现得十分积极，这与史书中记录他招贤的背景是十分符合的。“晋国，天下莫强焉”一章中梁惠王的态度最是强烈，他对败于齐秦十分羞耻，“愿比死者一洒之”，并对此征询孟子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梁惠王有求战的想法时，孟子都会将论述重心直接引回“仁政”，强调梁国此时应该注意内政建设，战与不战，则要看敌国是否“陷溺其民”，己国能否“兵民”。孟子对于诸侯强调内政之重要是其一贯态度，古代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战争需要的财力不是短时间能积累的。齐国有“鱼盐之利”“工商之业”，加上威王图治，国力积累远非此时屡屡战败的魏国可比，也因此“势”，孟子才讲“以齐王由反手也”。魏国在当时已不能战，守土难度亦颇大，因此孟子对于梁惠王更加强调巩固内政、兵民，对齐宣王则更多地讲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孟子游说诸侯，既有其一贯的仁政的一面，也有其立足于当时诸侯国实际情况而阐发的一面。
若展开论此点，则可看到，魏国在战国初期得以强盛，靠魏文侯招贤，亦赖李悝“尽地力之教”保障国力，以及魏武卒强大的战斗力。其实魏国的自然环境在当时并不占优，“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还有很多“恶田”，依靠李悝之变法，才积累出战争所需之财富。而这一积累至梁惠王时已消耗殆尽，魏国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太可能。关于魏武卒《荀子·议兵篇》讲：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魏武卒由于选拔严格，战斗力很强。但是，这一武卒制施行却与一定的配套经济制度有关，靠着丰厚的经济待遇保证一支常备军，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所以荀子称之为“危国之兵”。梁惠王之时，魏国经济土地面积缩小，经济积累耗损，再想组织一支强大的魏武卒去战斗，可能性很小。如是我们再次看孟子讲的“仁政”与“兵民”就很有指向性。《汉书·食货志》的赞语认为孟子讲的“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不知发”与管子、李悝所讲有一致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孟子讲的这些内政说法在战国时代的普遍性，但孟子内政理论并不指向“善战”的“武卒”等制度形态，他的说法有“不忍人之心”做基础，并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孟子主张“一天下”，靠的“兵”是“兵民”之兵。历史十分吊诡，最终完成战国统一的是兵民的秦国，然而却采取了另一种“兵民”形态。
孟子不反对战，他反对的是以战作为手段满足诸侯的欲望，孟子希望通过“义战”实现统一。面对齐伐燕，我们可以知晓的是，孟子对此战的规划是“吊民伐罪”的义战。孟子不反对伐燕，他反对的是当时诸侯征战的模式。孟子并非不知兵，他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战争后果也有着深刻的判断力与预见力。齐伐燕并没有按照孟子的设计施行，最终齐国退出了燕国，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四）孟子与滕文公
孟子之于诸侯，最信任他的竟是滕文公，读之竟觉无奈。孟子讲“百里而王”，而滕国绝长补短五十里。滕国最终淹没在战国征战的洪流之中，甚至我们连这个滕文公究竟是谁都不知晓。
滕初亡于越，孟子之时，滕国复国，夹在大国之间日夜担心再度亡国。就是这样一个滕文公如此地信任孟子，按照孟子所说服了三年之丧，还向他请求询问井地，想要施行孟子的政治理想。然而，滕国真的行仁政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这种无奈呢？
李觏质疑孟子“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孟子何尝敢奢望滕国能够得天下。“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天，也就是无可逃的。“若夫成功，则天也。”
《朱子语类》有：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战国之时，滕国这样的国家被灭是早晚的，孟子其实是让滕文公勉强为善，顺受其正，守或者走，都是无奈。纵使为滕国想万般妙计，殚精竭虑而为，也抵挡不了那个“大势”。孟子何尝不知？孟子讲文王“百里而王”，却只对齐梁之君讲，《孟子》书中他没跟滕文公说过。“百里而王”在孟子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言说的艺术吗？
其实，对滕国来说，“死守”都不容易，不得民心，民怎么跟着你守呢？《孙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或许滕文公强为善，民如果能与之效死弗去，对于他来讲也就足够了吧。
滕国再次亡国时间难考，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滕国再度灭亡之时，孟子还在世吗？然而滕国就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能被《孟子》留在七篇当中，滕国的意义就不一般，这或许是孟子对滕文公的一个承诺吧。
透过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我们如何看待孟子？“机会真不易得”，孟子也不曾放弃争取机会，孟子有理想，但也面对战国的现实，可以说孟子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孟子的理想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孟子生活在那个时空当中，他在瞭望，却是扎根于战国的大地远望。把孟子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时空境遇之中，尽量还原孟子言说的历史语境，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体贴孟子的种种理想与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