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成本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完备的理性计算的问题。在一个完备的经济体中，任何消费者和生产者，还是投资者，其信息是充分完备的。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均衡。而最终，整个市场也会实现一般均衡。在这样的经济体里，人尽其才，没有失业率；物尽其用，没有库存和闲置；经济体运行，没有摩擦，进入稳定运作的状态。简直是完美，而且完全符合几何学原理，符合高等数学原理，就像太阳系的运作那样。

显然，在这里，决策其实是不需要成本的。因为信息是完备的，是不需要成本的，市场价格信号是自动给出的，每个人的计算，也就是付出一点脑力而已，似乎也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理论是完美的，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中的经济人，是存在决策成本的。从信息角度来说，每个人决策的时候，其信息虽然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但是在某个时间点和时间段，依然是有限的。决策者必须在信息还没有完备之前，就做出决定。所以，实际的决策者，并不遵守信息完备理论，往往是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就做出了决策。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理论上人们是可以完备理性的，但实际上做不到，而且即使能够做到也会成本太高而不值得，所以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就不会达到最优决策的层次，实际上也就是满意决策的层次。

在博弈论看来，信息是完备的，在囚犯的难题中，囚犯一旦作出对自己最优的决策，其结果就是集体最糟糕的决策。这是囚犯必须考虑的决策成本问题。所以，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囚犯选择次优选择的时候，集体状况会最优。所以，不是最优决策，而是次优但满意的决策，往往是最好的决策。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信息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在小范围内的决策，是低成本的，而且是有益的。当然，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人是会学习的，是有意理性的，理性即使有限，也不会停止理性化的努力，会在不断尝试和学习中提升理性。但是，在小规模的治理中，人有更多的尝试和学习机会，而且有更多的理性。因此，奥斯特鲁姆夫妇主张小规模的自主治理。即使是大规模的大国治理，也要以交叠管理为基础，实行复合共和制，而大国的公共行政也要实行民主制公共行政。

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决策的成本不是客观的，并不是事实上给定的。所以，决策者如何努力，其成本信息，都不是完备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完备的信息假设，决策者也不可能完全获得所有的信息。而且对于决策者来说，客观的成本，其实只是一个参考。尤其是对于有担当的企业家来说，重要的其实是决策的观念，而不是决策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成本问题，其实虽然在企业家的考虑范围内，但一旦当其觉察到有巨大的主观收益的情况下，其实任何成本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以色列复国初期的人，知道回到巴勒斯坦创立新家园，成本非常高。但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念支撑他们，一直到以色列变成一个奇迹般的国家，他们还在继续努力。其实在一般人看来，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是成本高昂，就是其农业发展，自然条件很差，水资源极其短缺，但他们用很少的人力资本，用滴灌技术，还有咸地下水淡化技术，来支撑了发达的农业。不仅养活以色列人，很多农产品还能够出口欧洲国家。如果考虑决策的成本，以色列永远不会产生，而以色列的农业，自然也不会存在。

所以，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企业家的决策成本，不是外在的成本，外在的成本是一个考虑因素，关键是企业家自己内在的主观成本。这个成本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从信息角度来说，企业家每时每刻发出的信息，都是在变化的。所以，假定所有的信息不变，只是一个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理论假设，但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现实。要理解市场经济的理论假设，反而误解了市场经济。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决策成本理论是错误的。

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决策的成本，其实不是决策的成本，而是行动的成本。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看作是决策的经济学，而不是行动的经济学，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行动是可观察的，而决策是可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决策看作是稀缺资源配置配置的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把企业家的行动看作是资源创造的经济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会担心稀缺资源如何保护和公平分配，而奥地利经济学家则只担心如何给企业家资源创造，尤其是财富创造的自由。

不过，在秩序经济学家看来，人的决策和行动，其实都是在特定的秩序中发生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发展的经济体里，企业家的决策和行动，往往有更多的理性，企业家的行动也更具有创造性。而在一个市场经济秩序充分不发展的原始秩序里，外来的企业家往往是被等待宰割的肥猪，而本地企业家的决策和行动，也往往有更少的理性，更少的创造性。新兴市场秩序的企业家，往往是拙劣地模仿发达市场秩序创造发明，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然，模仿之后，一旦新兴市场秩序有了充分的积累，新兴市场的企业家同样具有创造发明的力量。

在这里，考察决策的成本，无论是考察客观的成本，还是考察企业家内在的主观的成本，不妨考察一下企业家决策的秩序成本。

投资于秩序，其实是企业家在实践中一直在做的事情。在秩序发育差的地方，企业家不得不牺牲健康去喝酒，不得不牺牲尊严去行贿，在企业里还需要表现得像个独裁者。企业家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强盗，而有时候黑社会头子反而表现得像个“企业家”。因为后者对秩序的理解，往往比企业家更深刻。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投资于市场秩序不足，政府的具体干预太多，而秩序支持不足。其结果是，企业家决策的秩序成本过高，自然也导致这些国家往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中等收入之前，这些经济体发展速度很快，但一旦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往往就很难进入发达国家的层次。

而发达国家由于其秩序上的优势，往往可以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搭新兴市场经济经济体的便车，从而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好处。但其自身的秩序，却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种种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等问题。这些国家甚至还祭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保护政策来确保自由的优势。其实，这样做，不仅不会保护自己，不会保持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秩序优势，反而因为这些作为而破坏了相关的秩序。

关注秩序，研究秩序，投资于秩序，是秩序经济学家的行为选择和政策建议。

我想，也会是秩序时代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