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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题，说到五四的另一面，首先要谈谈什么是“五四的这一面”。

所谓这一面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面，一说五四，人们脑子里马上就会闪现出“民主”和“科学”这四个大字。人们对五四的看法通常有四个方面：

一、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5月4日这天，学生游行到了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反对巴黎和会的协议签订。

二、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三、1950年的罗家伦，五四运动的中坚份子，说五四相当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新文化运动。

四、大家最熟知的五四的两个意义——民主和科学，也是我们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种人格化的提法是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

大多数的学者也从这几个方面来论证五四的意义，五四变成了一个寓言、一个符号，民主和科学也变成了承载我们对五四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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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凭借民主、科学解释五四的宗旨却会造成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如下：民主的确是从晚清到民国一些知识人的奋斗目标，到了五四前夕，由于民国政局的混乱，民主的价值已开始受到怀疑。

严复当年是英国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在五四前夕却开始崇拜德皇威廉二世，认为只有集权才是中国的出路。刘师培参加过光复会，搞过暗杀，后来却加入了筹安会，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粱济则在民国建立七年后选择自杀，以结束生命的激烈方式表达对“民主”的失望情绪。

科学，则是在洋务运动时就已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只不过那时注重坚船利炮，到了民国初年，更加注重引进社会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但这仍不是五四最有特色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看到西方自相残杀，梁任公已经宣告“科学万能之梦”的破产，表示应该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归。紧接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开始质疑科学的权威性，即使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科学也没捞到什么便宜。张君劢说，科学根本解决不了人生问题，这就像诗做的好坏，你能用科学不科学加以衡量吗？这些言论恰恰是反科学的，它们才是五四比较强势的一方。胡适谈“实验主义”强调“科学”方法的作用也是有影响的，但不一定盖过这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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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主和科学之外，我们还能从五四遗产中发现什么呢？

据我的观察，至少还有两个关键词，在以往被忽略了：一个是社会，一个是道德。道德在当时被五四青年叫作“莫小姐”或“穆姑娘”，和德、赛两位先生是并列的。这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讲述的“五四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五四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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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讲清楚这另外的故事，我们需要从两个节点、三个人物入手。其中这两个节点是：科举制的崩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科举制曾经被长期妖魔化。

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科举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一谈到科举就想到范进中举，科举制是一个充满了压抑人、禁锢人们思想的制度。实际上，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的一场灾难。

废八股、废科举，是清朝灭亡非常直接的原因。废科举之后，整个官僚体制上下流通循环的选官机制被彻底破坏掉，而选官机制原本是一个非常良性互动的网络。

原本，这批人考中秀才以后，可以留在乡村里，成为乡村文化的根基。考中举人可出任中层干部，当县长。考取进士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大学士，在上层的官僚系统里出任官职。作为一名古代的秀才，考到60岁，都有可能进入中央系统。科举制破坏之后，整体上下流动机制就没有了，导致了士绅阶层的崩溃。

学堂教育使上下流动的机制失去了它原来的合理性，大家都去学堂念书，毕业之后都留在城市，没有人愿意回到农村。科举规定了秀才就不能出农村，只能留在本地，而那时城市聚集了大量人才，乡村则空心化了。

学堂教育也导致人文素养的相对的缺失，理工男学会科技后基本向城市流动，政法男往往在日本留学一年，速成后回到中国，也是往城市流动，成为政府的官员，军校学生成为军阀的最重要的土壤和根基，大量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也涌向了城市。

新式教育也使军队与知识精英、知识阶层相脱节。原来大量的督抚、封疆大吏实际上是从科举中产生的，基本是文人。文人领军从宋之后一直就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但在民国初年，大量的军事学堂所选拔出的学生，往往缺乏与知识人的亲近感，成为后来军阀混战的大的源头。

五四的知识阶层身份受“后科举时代”的影响，产生了三代叛逆者。第一代代表人物有蔡元培，第二代是学堂教育如北大和留学生教育的产物，如罗家伦、傅斯年、胡适，此外还有一些边缘人群，如地方院校出身的师范生毛泽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集权和专制，西方自相残杀从外部印证了民初民主宪政尝试的失败。有一大批人觉得民初乱象就是因为缺少一个强人出来收拾局面，他们推崇德皇威廉二世，为袁世凯称帝制造了舆论土壤，袁氏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威廉二世”，德皇也被袁氏看作“西方的秦始皇”。

早期的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严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加入筹安会，就是因为对民初宪政的失望，才选择了中央集权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引起了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反思的热潮，梁启超的西方文明破产，轮到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论调，影响了一大批五四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论提供了背景条件，“文化”讨论，而不是弘扬民主、科学，才是五四的一个重要基调。

五四前后有着三种非常重要的思潮：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

先看刘师培，刘师培身份十分复杂，早年是革命党，参加光复会，暗杀湖北巡抚王之春，又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天义报》，在报上发表过《共产党宣言》节译本。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早期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宗旨上很难区分，以至于一些共产党人早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刘师培表示，无论君主专制还是民主立宪都在被打倒之列，可1916年他却参加了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再看胡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启超开始质疑西方“启蒙”的价值，启蒙是对理性和科学的尊崇，是对宗教的“祛魅”，梁任公开始大谈感性、情感，而不是理性的作用。甚至说历史的演变出于“缘”，而不是什么因果律。胡适虽然受杜威影响，仍然坚持实验主义，但也高举出与德、赛两先生不一样的旗帜，那就是“莫小姐”，大力倡导“个人主义”。这与陈独秀所说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伦理革命的论调是相互配合的。

《新潮》杂志虽然惯用洋词，属文艺青年和小资情调，傅斯年也主张，鼓励“基于各种福利前提的自由地发展个人”，科学的效用是有限的。胡适出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鼓励“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算不得什么。”纯利己主义是真正的利他主义的最高形式。

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试图证明清朝的考据学无征不信的精神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其实胡适思想的精髓不在于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于其提倡个人主义，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虽站在科学派一边，但他猛烈抨击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和反对虚伪的孝道，强调的却是张扬个人的一面。

在五四的大背景下，每个人的思想都经常相互打架。胡适虽倡个人主义，可过一阵他又说社会不朽，个人应为其负责任，他说：“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所以应该尊重社会组织和秩序。

毛泽东属于五四群体中的第三种类型，具体来说是湖南第一师范群体，与北大精英群体相比处于边缘地带，所以五四知识圈构成了“核心—边缘”的态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行动主义，并用政党政治对无政府主义的乡村改造构想加以规范，这就使得其社会主义构想建立在一种具有严格纪律性和践履特征的基础上，比无政府主义者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而且这种行动主义具有湖湘文化的本土地域特征，其来源出自咸同年间湖南曾国藩等人以地方势力抵抗太平军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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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节点和三个人物构成了对五四的另一面的解释框架，它叙述的是另一个五四故事。其实五四作为一个寓言符号一直不断被塑造，我们习惯把它说成是一场广场政治运动，5月4日这一天大家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和会。

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往往都倾向于把五四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行动，救国是五四的核心意义。

与政治人物的叙述不同，罗家伦在1950年就认为，五四不仅是政治运动，还是一场波及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思想觉醒运动，代表新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极为相似。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也延续了这一脉络，其实这正是当年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场回光返照。

我们说五四是个寓言，五四是一场运动，五四是个符号，五四是承载我们记忆的一个不断被纪念、不断被重述的一场事件。这个事件应该体现它更多元的、更多样的色彩。我今天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述了五四的另外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远远不能概括五四丰富的意义，但我想能够对我们所熟悉的五四的这一面有所补充，给大家以启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