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即是教”：从言语转化为行动
对于官僚阶层而言，“政教”观念的表述当然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必须通过治理行动加以实施。官僚们对谕旨中“政教”涵义的解读特别是对“政即是教”这句名言的理解，及由此引发的实践活动，往往成为衡量基层官僚政治执行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明代帝王固然也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如明太祖颁布《大诰》，乡里还规定须选择年高残疾之人持木铎巡行，尽教化之责。但显然并没有把宣讲教化当作考核官僚政治执行力的标准。
“政即是教”在清代变成了衡量政治执行力是否有效的重要尺
度，这个标准被反复宣示并非指的是那些刑名钱粮之俗吏琐事。为了贯彻教化的真义，督抚乃至州县一级的官僚都要尽量越过中层胥吏的干扰羁绊，寻找到与民众直接沟通的途径，“亲民”遂变成了一种区别于普通“吏政”的新型政治理念。
自乾隆二年（1737）以后，皇帝不断下达各种谕令，频繁敦促督
抚州县官吏使用更有效的手段“亲民”教化，以免被中间吏胥上下其手而遭蒙蔽。其主导思想是力图把官府势力尽量向下层渗透，同时又想避免基层政治过度行政化的弊端，因为胥吏的硬性执法可能会导致软性道德教化能力的阙失。“亲民”在当时变成了官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乾隆二年谕旨就特别指出，底层胥吏把持行政有碍官僚“亲民”，督抚必须亲自贴近民众进行沟通，“而情谊暌隔如此也” 在皇帝“亲民”指令的督导下，地方臣僚自然心领神会。如有人称：“谕旨令州县官于公事之暇，各巡历乡村，询民疾苦，宣布教化，此亲民之隆规，良吏之法守也。”又有直隶按察使翁藻奏称：“勤宣德意，在亲民之牧令，常与民接。”其中的核心词都是“亲民”。
“亲民”的目的是使中层官僚能够亲自接触到底层的人群，明晰其疾苦贫病之状，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以回避吏胥从中作梗，虚与委蛇。翁藻就称“亲民”的目的是：“如于公事稍暇，亲诣乡村，遇耆老则优礼以待之，遇幼孤则施恩以抚之。又于父老相见之时，询其子弟之贤否，孝友者面加赞扬，乖违者切加训饬，则虽有强悍不驯者，当不敢犯尊陵长，而性情和顺者，益知祇父恭兄。四境之中，周流数次，官民相亲，初无扞格矣。”这番陈述得到乾隆帝的夸奖：“所见好，实力行之。”
当时流行的各种官箴书也经常提示“亲民”问俗的重要性，如有一本叫《学治臆说》的官箴书中就列有一条“初任须体问风俗”，其中说道：
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不可师心判事，盖所判不协舆情，即滋议论，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
与前朝有异，清朝皇帝特别注意对官吏亲自进行考核，是否实力“亲民”成为考察官僚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又担心审核过程流于形式，成为搪塞敷衍的过场。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大受曾奏称在春秋两季的荒歉月份：“自当督率地方有司，勤加教导，务期风俗人心，尽归淳厚。”乾隆帝的回答却是：“正德厚生之事，非可以岁月计，汝其实力留心。教养之事，尤必正其心以及万民，不可徒令有司为告示之文即为称职也。
地方官员也意识到了要真正做到“亲民”，以实施教化，是有一
定难度的。就如宣讲圣谕一事，在雍正朝已成官员必备的程序。最突出的例子是，雍正九、十年间（1731、1732），清帝委命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户部侍郎史贻直与礼部侍郎杭奕禄、署内务府总管郑禅宝为钦差大臣，率一大批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肄业之选贡拔生等五十一人，前往陕甘地区宣谕化导。化导的内容主要是讲解上谕，化解因征讨准噶尔而在民间积累起的一些怨气，说明皇帝远征西北的良苦用心。另外一项工作是逐条宣讲《大义觉迷录》中的内容，以曾静案为实例，验证人心教化在地方实施的效果。宣讲团抵达西安后，即分别编队分工，一路由史贻直率领办理西安、凤翔二府以及同州、华州、跃州等地的宣谕化导；杭奕禄、郑禅宝各率一队继续前行，分别前往榆林、延安二府，进行教化宣谕工作。
史贻直到达西安后首先将雍正帝有关宣谕化导和征讨准噶尔、转运军需的一系列上谕，写成标语口号，遍贴于西安城乡内外与城郊各市镇的交通要道和路口。然后将西安城区划分成三片，各搭建一个龙亭和讲台。龙亭内供奉雍正帝的长生牌位，铺设香案，召集绅衿士庶，焚香预祝皇上万岁，再开始宣讲。每次先由史贻直开讲，然后各官员一一登台演讲。在宣讲谕旨的同时，史贻直还接到雍正帝的谕旨，让其留心地方政务，包括雨水、收成和粮价等民生事务，并令其就地查访甘肃河东、河西沿边一带运粮屯兵之处的米谷草豆时价，每两个月奏闻一次，由此强化了基层官员的定时上报制度。
雍正年间的宣讲圣谕作为一种“亲民”教化的手段早已为史界所熟知，《圣谕广训》出现了白话文、文言文注释本，以及汉语方言本与民族语文本，可见其流传与播散的广泛程度。2至于宣讲的执行情况，当时的地方志多有记载，一般大多声称按仪式和规定在学宫或文庙、明伦堂等处所进行，地方官往往也会亲自客串主讲，甚至罗列了各种礼仪图式，但多数地方志的记载均属程式化的描述，不一定反映出真实的运作情况。
对宣讲圣谕的一体化要求到底在基层实施到什么程度，是很难加以确认的。最常见的情况是宣谕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渐程式化，直至蜕变成一种庸俗化的表演，如内阁学士凌如焕在乾隆二年（1737）就已透露出对宣讲过程中敷衍行为的批评。他说：“常见通行部文，不过照抄原稿出示过道，粘贴街衢衙门，即已塞奉行之责，而城乡百姓尚未能周知也。”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督抚的责任。就以宣讲上谕为例：
督抚荐举属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下州县，皆不过于朔望
近地，齐集绅衿约保，及随从衙役人等，遵照原文，口诵数件，事毕而散。其荷锄负耒之夫，阛阓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其听又于圣言之精义，未能入耳会心，即此一事虚文，可知凡事之失实。
乾隆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曾批评说：“但朔望宣讲，祗属具文。口耳传述，未能领会。”
这种敷衍塞责的情况给基层教化的实施带来了许多麻烦，不仅起不到“政即是教”的效果，反而极易流于空洞无效的仪式。于是官僚们纷纷提出一些解决困境的办法，如有人建议应该恢复雍正朝给乡约正发放补贴的规定，并命其根据当地情形，适当把上谕翻译成本地“乡语”，以便百姓知晓。3
最集中的建议是，督抚乃至州县官吏均要巡行乡里，除持续不断宣讲圣谕外，还须对基层民情政务勤加体察。比如有对州县官巡历乡村的以下建议：
州县官巡历乡村时，每至村镇会集之所，即令保甲传齐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训诫，谕以图谋生计，爱惜身家。其间有本无恒产，流为游惰者，如系老幼废疾，应照例给发孤贫口粮，安于养济院内，至若强壮之民，虽无田畴，当劝谕为佃户，虽无店业，当劝谕为佣工，使之驯其性情，勤其肢体，则族党乡邻，亦断无始终弃置，不相容留之人也。
这条建议提出的办法，可以辨析的一是靠保甲办事，二是基本勾勒出官吏下乡须加以咨询的若干条款，基本框架与乾隆二年（1737）以后乾隆帝反复申说的官僚游历乡村，以“政”为“教”的主旨是颇为吻合的。这样的陈述当然也存在缺陷，那就是对地方官吏实际执行事务的要求不够系统规范，而是显得随机而发。以后巡历乡村日益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仪式，同时兼具处理地方政务，其具体程序有一个日益规范化的过程。
来源：《“天命”如何转移》选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