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济外交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诸多分析性视角,诸如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外交既需要国内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又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与观念力量的支撑,因而或许可行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性折中主义。经济外交往往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进,那么对经济外交本质及其过程的判断需要辩证法思维,无论是唯物辩证法或是中国辩证法。由此,经济外交研究需要对刚柔、义利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加以平衡与权变。

关键词：经济外交；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分析性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外交是一项国家事业、政治事业，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对外政策或外交实践的一项优先事项。“经济问题在全球议程中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均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而且全球范围战略与经济中心正转向亚太地区。”具体而言，经济外交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手段。当下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观日渐受到挑战，然而保护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观日益浮现，侵蚀着经济外交的观念与利益基础，使经济外交呈现出更加竞争性与冲突性而非合作性。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世界贸易规则及其制度设计等经济外交事件致使经济外交面临着新的实践课题。

新时代的党中央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坚持正确义利观，从 “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到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从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到谋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等系列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外交理论内涵，需要学术界加以阐释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理论。然而中国经济外交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特别需要推进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化与中国化，以此理解与解释中国经济外交。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积极地加以探索与尝试。例如，张晓通教授将转化战略与转化机制视为经济外交理论的内核，试图发展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同时又与国际主流理论相融洽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

一国的经济外交与其政治经济存在着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而言，经济外交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有机联系而非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经济力量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经济外交是徒劳无益的。将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错觉与幻想无法关注当今经济外交的现实。经济外交问题的根本不是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区别，更不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区别，而是政治与经济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经济外交在经验与理论之间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鸿沟，某种程度上因为经济外交研习者没有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分析性视角。一方面，经济外交研究往往并不是理论导向的;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者以往并不注重经济外交研究。由此，一个较完整的、较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是更为广泛地理解经济外交的关键。

二、经济外交研究的分析性视角

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 “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 ( 在世界当前形势下) 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事实上，西方( 国际) 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是理解经济外交的关键。根据罗伯特·吉尔平对政治经济学的分类 (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 及其新思想的兴起笔者主要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建构主义四个视角阐述西方 ( 国际) 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外交的意义与价值。

(一) 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 ( 或称之为重商主义) 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 ( 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关系) ”，呈现出古典重商主义、工业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等不同形式。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个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是一系列论点或看法。汉密尔顿、李斯特等工业重商主义者强调工业至上，然而实际上李斯特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与重商主义学派毫无区别，只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采纳了重商主义学派中有价值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并非不重视农业，而是主张工农业共同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科什纳以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称之，将国家、国家利益、无政府状态视为其三个基础。经济民族主义者关注经济政策或工具等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将其他经济标准、思想标准等服从于政治标准。

经济民族主义强调经济活动对于国家政治目标的意义、国家利益在国家外交进程中的首要地位、国家为经济资源与流动资本等而斗争或竞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 ‘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商业活动的互惠互利性，然而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到国家间经济关系本质上的冲突性。当然，经济民族主义者并不完全将其目标限定在广泛的权力与财富追求上。正如李斯特所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对经济民族主义而言，在不同时期农业、工业、商业、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领域不同程度的保护是其所遵循的社会准则。

1791 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界定了当代自给自足的原则。他在报告中指出，“与制造业的繁荣密切相关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还有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每个希望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的国家，必当努力自信掌握国民供给的必需品……在上一次战争中，美国最大的困难是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经济外交确保自给自足以及经济独立，摆脱经济依附状态与自由竞争的威胁，竞相控制外国市场，促进本国产业发展。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与纠纷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对市场的争夺及其财富的生产力竞争。

由此，经济外交的探究需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及其实际与各自的特定利益而不仅仅从个人或人类角度出发思考，以提高国家财富的生产能力。那么关键议题是，如何借助于经济外交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而非加剧国内产业的依附状态。经济外交有赖于其财富基础，特别是其生产能力。按照李斯特的论述，经济外交 “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经济自由或经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是否有助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利益。

任何国家政府有效的经济外交都有赖于它国家权力 ( 如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的政治基础，尽管国家政府常常会以微妙的形式有效地掩盖了权力对于经济外交的影响。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是经济外交的基石。经济外交研究几乎完全无法忽视权力因素，需要借鉴与吸收卡尔那更具历史色彩的现实主义思想。经济外交所信奉的原则 “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瑏瑡本质上而言，经济外交以利益竞争或冲突、经济均势等形式获得政治影响与经济优势 ( 如海外市场竞争) ，同时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应的优势。

(二) 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最早可见于亚当·斯密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涉及私人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规范性议题，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内嵌式自由主义?瑏瑢、新自由主义等形式。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内嵌式自由主义者致力于构建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尝试着将国际自由秩序与国内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相结合。新自由主义在苏联解体后日渐在全球占主导地位，推动着自由市场改革。经济自由主义是 “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以便取得最大效益、最高经济增长以及最大个人利益的一种学说或一套准则”。经济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假设而认为个体在贫穷与资源紧张的世界中追求各自的利益，而且从绝对意义上而言每个个体都因自由交换而富裕起来，因而崇信自由贸易与国家的有限角色。

在 19 世纪，“英国自身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所以能够实施自由贸易的政策。经济实力与自由贸易就可以使英国在许多国家具有间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做到的。”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比较优势等市场经济原则及其有效性，推崇自由商业活动及其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对于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而言，“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交流是国际和平关系的一个源泉，因为国家间贸易以及扩大着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互惠互利，将有助于巩固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强调贸易等商业活动对于经济繁荣的意义，而且关注其对于国家安全及其对外政策优先事项的意义。

对经济自由主义而言，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及其所依赖的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和经济繁荣。“自由主义的积极观点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有着基于国家主权的规则和制度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动机，也许会影响国家的国内制度、促进和平。”自由贸易是大国在商业竞争中的选择性策略。由此观之，经济外交应当致力于推动自由与互惠的双边与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消除关税壁垒与保护，敦促他国加强善治与反腐及其市场开放而为本国产品与服务寻求市场准入。

(三)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历史的唯物辩证法，即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唯物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现实基础及其物质实践。物质生活的生产本身就是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而唯物主义与历史彼此是无法分离的。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由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本上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且研究需要关注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与人之间历史的关系受制于历史的物质环境、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工业状况、农业状况、商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制约着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反过来在运动形式则受到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制约。

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形式，经济外交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及其劳动分工状况以及与他国交往的发展程度，某种程度上维护自身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捍卫着特定劳动与部门的利益。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经济外交的形式与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济外交是以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及其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千篇一律的经济外交是不存在的。经济外交不仅仅从其本身或观念来理解，而且需要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理解。一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其经济外交的进程，因而经济外交必定有其现实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并非立即影响到经济外交，但会或早或慢地影响着经济外交。随着一国经济外交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那么经济外交就越来越受到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四) 经济建构主义

经济外交不仅取决于权力与利益，而且取决于目的与观念，也无法避免价值判断。然而经济建构主义并未得到有效地运用到经济外交研究之中，尽管经济建构主义成为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对权力、财富与安全的关注及其物质主义假设，经济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理解、观念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及其观念、知识与社会规范的权力。“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不确定性是由主体间建构而成的世界运行方式所解决的。”在建构主义看来，观念与规范等具有社会建构作用，即共有观念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世界。“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而不是因果作用: 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使然。…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建构主义关注人类反思性的建构性权力。

当然建构主义 “既不是个理论工具，也不是个研究计划”。作为一种分析性语言，建构主义强调认同、规范、知识等，然而理性主义侧重偏好、信息与策略等。建构主义并不把国家利益视为既定的、固定不变的，反而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互动而建构成的，强调国家行为的社会建构性质。“建构主义方法不是把角色和利益看成是既定的，而是质疑它们，把它们作为分析的对象。”观念与价值观及其结构界定着国家利益，从而界定着国家行为，而且国家外交在其进程中也会维护很多观念与价值观。国内/国际观念与价值观一般因时而变，致使国家利益及其外交发生相应的转变。

由经济建构主义观之，经济外交受到对经济外交进程的主观偏好与理解、认同与信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建构性影响，即经济外交实践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事实上，作为信念体系以及社会原则，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也社会建构着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所追求的利益并不是自然的或既定的，而是由观念与认同等主观性因素所建构与约束的，而且经济外交实践是由国内/国际观念和价值观所塑造的，并且由其赋予经济外交以意义。因而经济外交受到理性的概念、情势的判断、果敢与进取的精神与观念、强毅的民族精神与意志以及合理的知识与道德、价值观、公共舆论、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与塑造。经济外交往往遵循着 “适当性逻辑”( a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争论逻辑”( a logic of argumentation) 而非 “结果逻辑” ( a logic of consequence) 。

总而言之，经济外交影响因素中的权力、观念与利益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观、经济自由主义观等政治经济学思想本身就受到政治权力及其经济利益等维度的影响，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实践上，经济外交既需要国内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又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与观念力量的支撑。对此，或许可行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性折中主义。尽管折中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是需要强调因时而中，而且各种分析性视角或方法是一种必要的启迪。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 “折衷主义不是进行精确的理论研究的一条道路，但有些时候它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任何合理的经济外交行为必然参照理想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谋求调和理想与现实两种力量。

三、经济外交研究的未来路径

高超的经济外交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需有辩证性质，因而它需要中国哲学思维的中国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往赋予经济外交一种特殊的意义，而且经济外交往往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进。对经济外交本质及其过程的判断需要辩证法思维，因而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尤其需要思维方法论层面的支撑。

(一) 中国辩证法与经济外交研究

中国辩证法是以事件本体论 ( ontology of events) 为基础的，即中国辩证法强调因事而异,注重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键性或危机性事件往往促成了经济外交的重新定位。根据每个经济外交实际问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反映了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政治与外交特点。每个时代的经济外交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个国家里各个时期又不相同，因而经济外交在所有国家以及一切历史时代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将经济外交置于更长的时间框架中，开展比较研究，以加深对当前经济外交的理解。经济外交确亦实然。情势的变化无论保护还是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经济外交研究者与政策实践者必须观乎其时，审乎其势，洞察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性变化之大势，尤其是政治、经济与军事等诸多变化。

中国辩证法的核心思想阴阳概念的互系性，即阴阳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不可分离的。在经济外交领域，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物质与观念、利益与道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反作，相互渗透与转化，并且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而利益或许为经济外交之本，然而道德并非经济外交之末。经济外交的基础必定是道德与权力或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在经济外交中，忽视权力或利益与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弱点。经济外交需要权衡是非、轻重、缓急，把握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国内市场保护与国际市场自由、经济利益与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由此观之，经济外交是个矛盾与斗争的进程，需要考虑极限与底线。经济外交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根据形势变化与矛盾转化而适时调整利益意识与道德意识，屈伸异变，怀柔相兼。

(二) 中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外交研究

相比于上述的四种政治经济学分析性视角,中国古代先哲最早对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探究与研究,因而中国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尚书·洪范》中提出国家治理的八政中，第一政是食，第二政是货。管子则强调 “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亦即靠权衡轻重思考与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意味着市场或经济在国家或政治 ( market in state or economicsin politics) 的范畴之中，而不是与此相反。由此观之，经济在外交之中 ( economics in diploma-cy) ，而非外交在经济之中。

尤其是，管子将轻重观运用到国家对外行为中，以经济战、货币战等经济外交手段致使鲁梁两国不战而降。再者如梁启超对管子之外交的看法，“管子之外交，首在审天下之大势，观己国所处之位置何如，然后应之以施政策焉”。那么研究者需要判断农工商等不同产业的轻重,由此判定中国经济外交的轻重缓急。再者，管子认为 “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而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这意味着当变则变，变则通，但是原则不能变，道不能变。那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需要坚持通权达变的原则审视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政策及其实践。任何经济外交战略或政策都没有绝对性，不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的时空条件来变通。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国实民强而教化成为目标，那么中国经济外交不仅涉及政治与经济目标,而且包括知识与道德目标。研究者需要注重管子轻重论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此推进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

(三) 当代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与经济外交研究

新中国伟大的经济外交事件需要学者们加以解释与提升，加强概念化与理论化，将经济外交置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立足于宏大叙述的传统真正研究与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外交，从而创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外交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建构自身的概念、理论评判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而不是仅仅限于经验地研究中国经济外交实践，尚需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经济外交叙事及其故事的基础上把经验概念化、观念化和理论化。“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因而研究者时而会仅仅局部或片面地理解与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外交实践，受其蒙蔽，然而无法从整体上加以审视。

在中国经济大外交的新时代，经济外交构成 “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经济外交并不局限于仅仅解决贸易、金融与发展等经济议题，更要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也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学者议题的有效路径和手段。“中国尚未做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政策与心理准备，缺乏强烈的大国意愿和明确的大国目标。但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其中一些特点使中国较其他大国 而言，更具大国经济外交的潜质。”中国传统的是非观、义利观、怀柔观、王霸观等必然是理解与建构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而推动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

(四) 体用不二与经济外交研究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前者主要指本质、本体、实体，然而后者主要是指功用。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体用这一范畴及其体用不二方法论，即本体 ( 道) 以自身为原因，天地万物是道的作用和表现，是以道作为原因的，而且道是一个内在于万物的原因。对此，熊十力认为本体论是哲学的根本，“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尽管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张之洞在 《劝学篇》中曾经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事实上中学、西学两者既相反相成，亦相持而长。因而中国经济外交研究者需要坚持体用不二、会通的原则，不执一端，以西方经济外交研究的术数充实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且需知其之精意通于中国经济外交及其研究，而知晓西方经济外交及其研究的固蔽。

尤其是如若中国学者以外国政治经济学为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其所蕴含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以及支离破碎地用。中国学者无法完全借用西方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研究者应该循西方政治经济学之方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关注西方学者观察经济外交现象的方法而不是其观察的结果 ( 概念和理论) ，特别是要避免中国经济外交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中国经济外交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体系需要秉承体用不二的中道思维，在道术、义利、内外、自由与保护、变与不变等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上加以提炼。

至关重要的是，推进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原创化成为日益紧迫的学术课题与实践使命。在 21 世纪，如何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辩证法相结合、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外交实践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学术话语体系，不仅提升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成为新时代经济外交研究者与实践者不可回避的主题。如若用于经济外交，中国辩证法主张 “通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力求 “权变”，灵活把握经济外交的态势。由此，经济外交研究需要相其阴阳，对刚柔、义利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加以平衡，权变与相济。

四、总 结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赖所促成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于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与影响，而且财富与权力作为国家经济外交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结合方式。当然，对于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财富与权力之间对立统一的程度大有不同。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外交是一项国家事业、政治事业，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大国外交实践的一项优先事项。经济外交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而具有不同内涵与形式。大国经济外交往往具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与手段。

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化、中国化尽管不仅仅是个方法论的问题,但是尤需以唯物证法与中国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对经济外交本质及其过程的判断需要辩证法思维，无论唯物辩证法或是中国辩证法。经济外交时常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进，因而研究者需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应着眼于避免冲突而寻求合作，力求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物尽其用，将经济外交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加以考察。对于经济外交研究而言，思维方式与分析性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经济外交经验分析或是政策分析都体现了某种思维逻辑或是以分析性视角为基础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研究者有必要努力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