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及民族关怀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现实政策需求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分为体系、国家、社会与个体四个分析层次,以此来考察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多元主义、具体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互动,理应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体系 国家 社会 中国外交 分析层次
中国外交实践的政策思考与理论探讨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践行的学术目的之一,特别是外交研究的中国化、系统化与理论化问题。1949年11月8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即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自此,中国学者进行着具有自身特点的外交研究工作。事实上,建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展开的,并逐渐向纵深发展与拓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外交研究侧重于从历史或大国关系的角度论述中国外交的历程,其理论化与系统化的程度不高。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以及运用分析框架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逐渐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21世纪初不约而同地将学术焦点转向中国外交,并在较短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终也是为了将其运用到中国自身外交问题的学理研究之中,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传统,以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精神。此外,国家实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的深刻变迁,也为当下中国外交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探索与政策分析等方面不断深入,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学者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外交的简单理解与诠释上,而是逐渐突破了对中国外交历史以及政策和重大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与解释,着手探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创新问题。在中国外交研究日益繁荣与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外交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进行了梳理和思考,成为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步的批判性基础与学术动力。牛军较早地从中国外交研究的历史与哲学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外交的研究深度与知识厚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重视对中国外交战略、对外政策与外交决策的分析和研究。肖佳灵从七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她指出:“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她强调中国学者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而应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此外,郭树勇从建构主义角度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忽视了国际规范、国际观念、国际政治文化的作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观念层面上的互动以及中国传统外交文化与当代世界政治文化的对接等方面。钟龙彪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周边外交、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外交决策等问题领域的转型。然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评述涉及更多地是制度安排、学术期刊等因素或专门针对特定问题领域,而不是纯粹从学术研究本身对中国外交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也缺少必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本文中,笔者侧重以层次分析方法,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分析层次或者研究路径问题。
层次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者以及外交研究者的关注。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提出了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两个分析层次;而拉西特等学者更细致地区分了世界体系、国际关系、国内社会、政府、决策者角色以及决策者个人等层次。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1966年就指出了对外政策决策的五个层次或变量,即个体、角色、政府、社会与体系。Deborah J.Gerner以分析层次为框架描述了对外政策研究的学术变迁,涉及到框架与分类设计、对外政策的社会根源、官僚结构与过程、认知过程与心理特征、危机决策等维度。根据国际关系研究与对外政策分析的层次分析框架,笔者把目前中国外交研究大体上分为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及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者强调中国所处或面对的国际形势及国际环境的结构性特征,他们从国际体系的多极化特征、历史变迁等角度来审视和谋划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者把国家作为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重要的行为体,侧重分析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塑造。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者则强调公众舆论、传播媒介、思想库以及商界等社会因素及社会整体变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侧重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及其在外交决策与行为中的影响等问题。为此,笔者以学术论文为文本,重点评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这四种分析层次,指出中国学者应重视理论的多元主义、具体的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四个方面,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中国化与本土化。
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一般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侧重体系层次分析方法,如现实主义者强调无政府状态;自由制度主义者关注国际制度;建构主义者注重不同类型的文化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则侧重不同的跨国社会力量。国际体系是一个由众多部分组成的世界以及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系统层次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然而,国际体系概念本身存在着不同理解,主要分为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一般而言,国际秩序模式具有三种可能出现的、符合合作的连续性规律的类型,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国际体系层次“使观察者可以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就是说,观察各国总体的全球性行为模式,以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研究国际体系,在学理层面上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在决策层面上则是研究行为体参与国际互动的大环境与应对环境的战略选择。”
就中国外交而言,近代西方国家所缔造与主导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坐标与参照,因而对国际体系变迁的认知与理解构成了界定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前提。中国曾长期经历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天下体系”,自鸦片战争以来却被迫或主动地受到民族国家体系的影响。中国已不再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天朝大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参与、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面临着来自全球化、区域化的挑战。牛军指出:“如果将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各种因素纷繁复杂、林林总总,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因而,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者认为,国际体系、国际形势、时代特点、世界格局、全球化与区域化等体系层次的因素是考量中国外交的重要变量,应该以此来思索应对全球化的外交战略及其对外政策。“由于新中国的外交基本上是在雅尔塔体系中开展的,因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就成了最有意义的一个讨论视角。”正确分析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及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
大多数中国学者都侧重从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的体系层次来审视中国外交的政策、战略以及角色,较明显地暗含着“世界中的中国”的假定与判断。叶自成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改变,并进而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所面临的挑战。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仍将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尤其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制约。中国在与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增加了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市场等各方面的依赖程度,因而也将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战略机遇的减少和战略挑战的增多。冯绍雷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和判断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即伴随着北约和欧盟东扩而来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势力与影响的扩张,大国关系的变动,欧盟、俄罗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和国家相互之间深化合作的新趋向,中国周边正在逐渐出现一个环型的多边合作圈的雏形。地缘政治的变迁必然约束着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中国要更多地学习、研究和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学者不仅注重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分配的变化,也强调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地区性国际体系等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塑造。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以及多边主义等概念被用来界定与衡量中国的外交战略。如刘建飞指出,全球化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加强了美国及西方的国际地位,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必须顶住“西化”和“遏制”的压力,同时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唐世平等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中包含着“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的重要理念;庞中英特别强调了多边主义对缔造中国的亚洲战略的重要性;肖欢容则认为,地区主义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选择。
此外,中国学者主要分析国际体系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欧盟、联合国以及东盟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亚非发展中国家等行为体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以大国关系为背景对中国外交进行分析是中国外交研究的传统方法,在当前仍占有重要的份量。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著,中国学者也没有忽视发展中国家力量崛起所引发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迁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此,罗建波认为,亚非世界开启复兴进程及相互间的团结合作,极大地改变了15世纪以来以西方发达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世界为外围的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应该继续把亚非国家作为对外战略的基础和依托,继续加强与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此外,受当下国际组织重要性日益提升的社会现实以及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各种国际组织的制度形式对中国的影响。如苏长和认为,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然的革命,逐步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
总体而言,由于国际体系具有多元属性,中国需要基于对国际体系的多元认识,处理好自己的战略选择与排序。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应以观念建构为先导和铺垫,以制度合作为过程和手段,以实力建设为保障和底线。金应忠则强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无论在全球体系中还是在国际体系中都同样面临风险和挑战,都同样有自己的机遇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同时,统筹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两个大局,恰当地把握自己的战略定位,建立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如何利用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动地位转化成在国际体系中谋发展中的优势,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在国际体系变迁与转型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意义问题上,苏长和指出,需要转换世界政治中中国外交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强调要把中国外交放在世界政治转换过程中去理解,主张关注中国外交的全球化。笔者认为,国际体系以及全球化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贸易、生产以及金融等不同维度的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道,应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也有待于探讨国际道义、全球正义、国际规范等规范性问题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深化跨国社会力量、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全球治理形式等全球政治中的新现象对中国影响的研究。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的退却,但国家仍是世界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中国学者虽然意识到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的弱化,但是仍然强调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对外行为中的主导地位,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阎学通所著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真正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概念及其与中国外交间关系的学术性研究。自此,中国学者借助国家利益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分析与论证。郭树勇从国家利益角度讨论了国际制度的诸多类型,强调多边外交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模式。对此,他肯定了对国际制度的积极融入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在不违背根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与任何大国的外交较量都应该在国际制度内部而不是跳出国际制度之外展开。国家利益不仅是中国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学者们衡量和考察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
受建构主义的影响,国家角色、国家身份、国家观念等概念近年来成为中国学者分析中国外交所频繁使用的术语。张骥等以建构主义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身份内涵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外交战略、中国地区政策、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等方面的影响。张清敏运用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理论,分析中国国家特性,认为目前中国国家角色是“发展者”,是否符合这一角色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外交政策优劣的一个有益坐标。蔚彬指出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即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因而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高飞则从国家身份的历史变迁角度探讨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冷战后中俄两国国家身份的变化、外交方式的调整进行梳理,从而揭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巩固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国家形象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研究者关注的重要主题,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建波认为,中国半个世纪的对非外交为自身塑造了“患难与共”、“平等待人”、“互利双赢”、“文化亲和”、“发展典范”的良好国家形象。但近年来中国与部分非洲国家的经贸摩擦和价值观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因此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以优化和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声誉与形象。通过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充分展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与能力,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李格琴认为,在无法根本改变现存规则的情况下,需要对中国大国形象塑造战略进行整体反思,以弥合中西政治文化分歧、创造共同话语空间,尽可能培育民间组织与个人参与国家形象塑造;学会提供更加多元的国际公共物品,尝试进行价值观导向的文化扩散,并理性、冷静对待各种批评、偏见或赞誉。
国家中心论者主要强调中国国家利益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侧重对国家利益的内涵以及主权观念等因素的分析。他们视外交政策为国家本身的产物,而相对独立于其所处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一个理性的、高度一致的整体,是在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条件之下试图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但他们忽略了社会和技术因素对中国新外交的塑造过程,更强调国家层面的政治决策过程、角色与身份。尽管目前学者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中心视角审视中国外交的进程与变迁,但是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过程及其背后的官僚政治等问题。
国家中心论的分析方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缺陷就是忽略了对社会层面的考察,忽视了社会团体或非国家行为体等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角色,从而无法观察到社会因素对中国国家外交中议题设置、决策能力等方面的影响,更无法洞察社会团体等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自主性和制约性。要全面理解国家在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就必须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外交的探讨与分析必须给予主权国家、国内社会以及公民以应有且充分的位置。
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国家和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化,使中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传统区分趋于模糊。中国公民的跨国交流与活动也日益频繁,国内社会的跨国化趋势日渐明显。这既使中国外交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责任,也增强了社会大众、公共舆论等社会因素对外交决策过程、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的影响。普通公民越来越关注中国外交,参与到中国外交的决策中。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变革之中,国内社会大众也更希望认识和理解中国外交的政策取向与战略选择。这在无形中增强了中国外交所承载的人民责任,也毋庸置疑地体现了中国外交所需要面对的国内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挑战与压力。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因素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及其行为的意义,把社会层面的变化引入到中国外交研究领域。其中,王逸舟与章百家较早地意识到此问题并勾画出中国国内结构或公民社会与外交间的关系,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走向,体现出鲜明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特色。王逸舟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认为只有随着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外交受国内社会制约的力度才会增大。他认为,改革与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章百家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事实上,受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自始至终就较重视政党、人民等社会力量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所谓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形成了在社会基础培育和全面实现国家利益两个方向上配合政府总体外交的战略格局。当下中国学者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审视中国外交,特别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于2005年12月2日以“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为主题召开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参会学者大多以中国社会变迁对外交的影响为线索,深入讨论了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此外,庞中英强调从国家社会化的层面考察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把握中国的外交政策。其观点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化进程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而非国际行为体等外部因素的推动。
此外,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关注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公众舆论与大众传媒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孙哲指出:“在新的环境下,思想库、地方团体、知识分子、大众传媒、日益增多的群众组织、商人,甚至一些特殊群体也逐渐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影响中国国家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形成。”他特别研究了中国思想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认为这有助于中国对外决策趋向专业化,增强国家处理重大危机的能力。大众传媒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即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可视度和透明度;媒体在国际事务报道上出现了“一个观点,多种声音”的情况;传媒的若干变化也给中国外交系统带来了影响。蒋昌建等认为,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功能,即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知识精英表达意见的“麦克风”,政策辩论的“竞技场”,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
目前“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已经不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并不取决于国家、社会各自的固有特性,而是取决于二者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形态。正如庞中英所指出的,“在以往的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家占据了研究的中心,而市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如何将“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模式运用到中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分析之中,仍然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为此,“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模式的建构者需要把国家能力与社会自主性间的互动与张力视为影响中国外交的独立变量,而不仅仅关注主权国家这一单一行为体或国内政治的社会因素。只有在更广泛的国家、超国家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力量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只有一种把国家和社会包括在内的双重视角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外交的内涵与逻辑、传统与变迁、发展与转型。有关社会因素的现有研究,更多是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国家本身的国际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个体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个体的个性、世界观、判断与认知等也因此成为学者们考量的重点。在外交研究中,不同的个体涉及到对外政策的决策与执行。“在大多数国家里,尽管对外政策和国内外相关事务政策不断扩大的范围正使更多人参与其中,但真正应付对外政策问题的官员还是为数不多的。”一般而言,影响中国当代外交的个体性因子包含三类人,即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智库学者。这些个体在不同程度和范围上均涉及中国对外政策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过程。尽管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但是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在外交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等成为外交研究领域的永恒主题,其外交思想及其对当下中国外交的启示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刘少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涉及中国领导者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特别是观念层次的变迁。宫力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外交中所起到的作用。章百家从观念变迁角度指出,中国当代外交成长的历程乃是决策精英及民众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逐步转向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朱立群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改变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
将行为个体放在决策团体背景下进行研究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个传统,国家的政治结构是领导者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随着中国外交决策向制度化和民主化发展,中国学者直到目前才把对领导者个体的分析置于制度框架或集体领导之中。张历历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外交决策参与过程,以及邓小平个人因素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张清敏等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活动,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并进而探讨了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外交风格。新中国四代领导集体构成了决策核心,正确有力地指挥了中国外交不断发展,构成了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之一。宫力等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四位领导人执政的历史时期为基础,分析各个阶段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而从决策分析的新视角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做出阐述和总结。胡勇认为,国内政治的“外溢作用”强化了国家主席的权力地位,拓展了元首外交的实践空间,进而使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成为可能。
尽管中国学者在个体分析层次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是缺乏对政治领袖与外交行为间因果关系以及决策者领导能力的代际特点的深度探究,也没有从领导者个体层次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进行深刻解释。中国外交决策与行为模式某种程度上受到领导者个人的社会经历、人格魅力、政治素质、专业知识、情感与偏好以及世界观、学习过程等因素的影响。王逸舟曾经指出,用严格标准衡量,中国学界对于不同时代外交风格差异的讨论,对于不同年代和特质的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比较(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外交的实践),数量偏少、深度不够。此外,外交官在中国外交决策与政策执行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中国学者并没有重视研究外交官在外交专业化、决策与执行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借助外交档案解密材料、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等,深化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与分析,改变现有的研究状态。
未来的中国外交研究
当代中国学者对体系、国家、社会以及决策者个体的分析层次均有所涉猎,并且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从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中国化以及本土化。国家、社会、体系以及个体的研究层次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外交的发展与趋势、政策选择和行为模式。由于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层次都难以全面有效地解释中国外交的诸多方面。中国学者通常更多地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析层次透视中国外交的变迁与转型,寻求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层次上呈现出综合解释的模式,而缺少在单一的理论假设前提以及分析层次上切实进行的案例研究。笔者在此重点阐述自己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粗浅认知,以期在更大范围和领域内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入发展。
首先,理论多元主义是前提。
在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的“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深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议题以及话语等影响。以理论范式为指导的研究方法成为当下中国外交研究中最为盛行的方法,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但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形成对预设观念的论证。他们具有预设的理论假设,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本土外交经验与跨历史文化语境的因素,无法展现出中国外交的较为完整且真实的历史画面与现实图景。此类型的中国外交研究者很大程度上以晦涩的理论以及西式的话语掩盖其学术研究中内容的空洞与思想的贫乏。特别是中国学者往往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自由主义的利益概念以及建构主义的观念概念来综合性地论述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三大主义”已经不仅反映了中国学者的论文写作方式,而且内化到其对理论的(错误)认知与综合运用之中。现在该是中国学者摆脱以三大理论范式诠释中国外交的时候了,应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研究具体的主题,以开放的心态运用理论的多元主义视角探究中国外交丰富多彩的实践图景。
很多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绕开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没有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中国学者以国际关系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来剖析当代中国外交的诸多变化,不仅可以深化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而且有助于提炼与扩展西方学者的许多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或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探寻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的可能性,真正诠释中国外交的历史变革。中国学者时下更多地借助于建构主义来诠释中国外交政策,而忽视其他理论传统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外交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就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而言,还需要有广博扎实的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别史)、哲学(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学、国际法学、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因为,无论是从宏观、中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中国外交,都需要了解古今中国,了解马列,了解当代西方,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当然,概念性框架的指导仍然是中国外交研究所必需,有助于减少一些狭隘短浅、闭门造车的评论与分析。
其次,具体案例研究是关键。
大多数中国学者只是相对宽泛和宏观地论述影响中国外交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缺乏精确的案例研究,削弱了其论证的效果和学理价值以及政策意义。中国学者尚未批判性地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消除其既有的理论盲点以及文化障碍,克服其历史局限性,进行经验描述性的案例研究或比较研究而建构所谓的中层理论。中国学者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的认知、受其研究议题设置的约束,而应思索中国外交中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如中国在日内瓦和万隆的多边外交、中国外交关键性事件的历史记录。中国学者需要超越普世性的历史叙述方式,以思考与建构当代中国外交的独特模式。“研究外交调整与内政的关系时,最困难的还不在于揭示一般的逻辑关系,而在于找出具体的证明和案例。”
基于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过程与现实状况,中国学者不应一味盲目地接受西方理论,要以批判性的选择意识诠释与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转型,以求不完全陷入西方的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的陷阱中,在研究中自觉进行自主性的理论思考与话语构建,逐渐成为概念、方法、理论以及语言的知识话语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西方学术话语的消费者与传播者。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外交历史案例与现实事件中发现真正具有学理意义与政策内容的研究议题,历史地研究中国外交决策与对外行为自身运作规律,以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外交理论,推动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与本土化。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的闭门造车、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而是批判地选择与借鉴,并且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以理论为指导的案例研究(theoretically-guided empirical study)仍将是中国外交发展的学术动力,以概念框架为基础的案例比较研究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关键方法。再次,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是支点。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西方流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教条主义运用”。中国学者理应承认实证主义方法论背后所隐藏的或其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假设,不能本末倒置地追求和运用“最新”的理论范式、“最科学”的研究方法、“最时髦”的学术议题。“那些力促形式模型、实证主义和理性选择等概念进入国际关系学的观点是欺骗性的,而且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所取得的霸权地位密切相关。”历史主义、话语分析等反思主义方法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性地分析当代中国外交中的某些历史表示方式对认识实践的影响作用等。“对外交政策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政策本身,但是它确实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相反,外交政策探讨的是如何通过经济话语权赋予与某个具体问题解决有关的代表性实践以价值,从而进一步研究外交政策传统认识的形成。”
中国学者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发展新的定性研究方法,将比单纯地运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更为重要。“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可以获益于对研究设计和多元化主义的更多关注。清晰的假设验证,展开决定性试验,仔细选择案例以实现解释力的最大化,对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基本问题的关注都是必需的。这并不是说要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指出的: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出这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外交研究者应该从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史中发现中国外交自身的思想逻辑、外交传统、历史变迁以及当代转型,而不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预先假设而忽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自身内涵。
最后,结构与行为体间的互动是基点。
中国学者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结构与行为体的解释性意义,或只是对其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当代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之中,越来越受到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挑战。然而中国并不是被动地卷入当前的世界秩序之中,而是能动地有选择地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并逐渐有序地改变国际体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因此,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的能动性,应该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切入点。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他主要行为体在历史与现实上的互动问题。在解释中国对外政策及其行为模式上,中国学者不仅涉及行为的理性主义假设、心理认知的方法、形势—结构因素的作用,而且要考虑到制度视角以及案例研究的比较分析。“外交政策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受到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双重互动的塑造。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能动者的中国外交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对二者的理解与判断。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外交决策者对变化着的全球政治经济的实事求是的认知与理解,也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正义、国家间平等的道德关注,寻求对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改进。”
中国外交不仅要适应外部国际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受到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与国内进步的推动。“离开中国的变化,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研究中国的变化,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的很多现象。”研究者首先要分析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以此论述其对中国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的塑造。“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这需要进一步把国内结构的状况与变迁与国际体系层次的考察结合起来,以分析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与双层博弈,进而展现出中国外交行为所体现出的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进展、中国外交在中国日益国际化与社会跨国化的过程所受到国际体系与结构的影响与制约。当然普特曼所阐述的双层博弈模式并没有阐明利益形成的问题,而实际上国内行为体相对权力的变化改变着国内利益而导致不同国家间利益的聚合。
结 语
体系、社会、国家以及个体成为当下中国外交研究的四种研究视角与分析层次。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确实涌现出许多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的论著,但仍未完全改变诠释现行政策的研究方法,尚未尽可能客观地理性分析中国对外政策与外交战略。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的学术概念、理论范畴与分析框架等大多数都是在西方历史文化与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张力”,中国学者以此来研究中国外交将会导致其解释力与其困境间的张力。当下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是借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的变化,或借助中国外交来验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而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特殊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中国外交内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诸多原因,当下中国外交研究的概念、范式与方法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因而中国学者需要借助本土的外交经验来界定或整理有关的概念内涵以及分析框架,使之成为观察中国外交的方法与视角,并辨别出西方概念与理论的解释限度。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外交,任何分析都需要考虑中国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进行真正有效的社会政治分析,从而推动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不应继续任由其漂流在海外,为此,国内学界需要做出的努力是,正视和解决问题,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主导权,都尽早回归中国。”当然,中国外交研究也要克服“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研究中的‘本土化急躁’情绪”,要建立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之上。
费正清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序言中指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态度也适用于当代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外交的理解和认识不仅需要国际体系层次的考量,更需要对中国内部国家与社会状况的探究。中国外交的内在变化与国内外公众的期待带来了实践挑战与理论难题,中国外交所日益展现出的章法以及自信也需要进行深刻理论探讨与深度历史分析。
此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外交既体现了已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与涵养。无论是中国社会与外交实践的变化,还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外交研究的本土化,都需要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史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外交行为过程展开求真务实的学术研究与学理解读。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应从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理论、概念、方法与框架中获得有益的学术支持,但是宏大的理论范式未必完全有助于中国外交真实历史的理解。中国学者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现‘三结合’,即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比较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以及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与外交研究更多地应该基于中国案例的具体历史分析,以建构适当的中层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在全球政治社会关系网络中,一定的国家、社会、地方、行为主体、事件、政策、行为彼此渗透,并且彼此联动、相互影响。全球政治与国家外交正体现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多元联系的世界中心政治体系的转变,然而世界政府尚未形成,主权国家体系也不会迅即崩溃或瓦解。在此情况下,特定国家与社会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与制约,成为当下全球政治中的常态。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与外交中的地位、权威、能力与正当性等不仅受到全球化的挑战,更是受到国内层面的社会利益与主体多元化的威胁。诸如此类的现象是中国学者分析与探讨中国外交所不可回避的宏观现实与社会背景。
可以想见,历经沧桑的中国外交在现在和未来仍将面临更大的尚需捕捉的历史机会和不确定性,也将受到国际体系、中国内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双重塑造和影响。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学者不仅需要思考目前的中国外交状况,更需要审视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以预见其未来发展及走向。全球化时代已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物,现阶段中国外交的转型迫切需要在理论层面或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此借用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的观点。他提出:“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发挥使命’的好机会;或者,借用国际关系学类似的术语,到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的时候了。”中国外交研究者有必要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历史记忆与现实景象、相互依赖与自给自足、国家特性与国际体系间互动,从而认识与整合中国外交多样性与变革性的多重因素。这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当代中国外交的模式,也将是一个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可获益的学术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