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它们都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为研究的基础，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变化中国际关系问题。但是二者也有其差异和共同点，研究和比较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的差异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因而笔者尝试着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一个历史的行为体－结构的分析框架，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关键词】世界体系 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结构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之一。罗伯特·吉尔平也曾经在其《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内学者王正毅也在以三大流派梳理的基础上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3]。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未受到重视。到依附论的出现才稍有改变，目前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著作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经济里的控制和依赖的论述，如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等，但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即使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马丁·怀特所提到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即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国际关系的实际世界之间存在的张力。就现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言，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政治经济的现状和前景成为关键性问题。因此挖掘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潜力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项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在分析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两者及其异同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一种分析框架来作为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

以沃勒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深受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与启示，一些依附论的思想与历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学派也是世界体系论的思想渊源[4]。世界体系论是从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化发展力量的观点的批评来开始其学术研究的，它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放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来考量。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出批判，并且提出了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命运和前景的看法。因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独树一帜的理论流派。笔者从世界体系论所涉及的三个领域对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作出阐述和分析

世界体系论者特别是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个历史的社会体系，而且这个世界体系是个统一的实体。因此沃勒斯坦主张“探讨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5]。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多个政治体系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其所称的地缘文化是世界体系论所分析的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运行和目前的存在状况。

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就在于单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有别于其他体系的显著特点之一。沃勒斯坦认为，“这特异之点是，且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首先是以在经济结构上优先考虑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的”[6]。他用“单一的体系”这个概念指涉建立在整体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基础上某种特定事物，以此来阐明所有体系存在时间的有限性与这些体系存在期间所起的历史作用。

关于世界体系的起源，沃勒斯坦认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了。”[7]阿米尔·阿明也持有此观点，然而对于世界体系的形成时间，世界体系论者之间是存在着不同理解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鲁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9年间的世界体系》中探讨了13世纪的世界体系。阿布鲁的观点使弗兰克进行了反思，弗兰克和吉尔斯对此认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存在的时期至少要上溯到5000年”[8]。沃勒斯坦不同意上述学者的看法，因为在其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对于世界体系的运作而言，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广泛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世界体系论者把劳动分工运用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和其结构的剖析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和资本积累是体系运转的主要动力。劳动分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也体现在地理上，这就使世界出现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与边缘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演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地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此外，世界体系论者也涉及到现代世界体系内变化的周期性即资本积累的长时段的经济周期。上升期的“A”阶段和下降期的“B”阶段的交替引起中心—边缘结构中霸权的竞争和转移。

第二，多个政治体系。世界体系论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是“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9]，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范围内存在的多个政治体系。他们认为，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物，正是这个政治体系为劳动分工的存在和成长提供了政治框架，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不断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国家附属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三个结构性位置——核心、边缘与半边缘而分为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国家作用的分析与解释是从世界体系出发的。霸权竞争也被视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之一。沃勒斯坦论述了其他中心市场的生产竞争及随后的贸易竞争和金融竞争，列出了一种序列式的霸权模式。

第三，地缘文化。沃勒斯坦认为，文化还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混乱，文化在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导致文化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混乱”[10]。他认为，“从1789年到198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11]。自由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其顶峰是在1945-1968年即美国称霸世界体系的年代。而自由主义却在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阵营衰亡的过程中走下世界政治舞台，它的衰亡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而且文化的趋同往往倾向于为各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对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其内部存在众多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它们反映了各个集团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特定功能”[12]。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作为地缘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基石。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运转的关键就是确立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认可其为标志性意识形态。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体系，是人类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相妥协的结果。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影响，加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全面性的矛盾，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规划也日益式微，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体系也不会继续存在。但是目前自由主义的终结并不代表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未来是不确定的。沃勒斯坦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持续50年左右”[13]，在未来的这段时期，现代世界体系将陷入深深的思想和体制危机。

总之，世界体系并不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是关注体系层次上的理论化。“体系层次的理论化、跨学科性、长时段与非欧洲中心主义是此学派的标志。”[14]世界体系论以世界体系为框架，对整个世界体系及其组成部分进行比较研究。

新葛兰西主义[15]的解读[16]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主要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者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思想中吸取营养来认识和探讨全球政治经济的演变、变革以及未来趋势。但很难对新葛兰西主义进行简单的分类，或划出清晰的界限，本部分主要是对考克斯的思想进行探究。

首先，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从生产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内以及其间的政治权力，侧重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他们认为，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劳动影响着系列的人际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国家间的和世界的秩序。他们通过对生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进行剖析来解释社会结构、国家类型和世界秩序等各个层次上的变化。然而要解释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变化也需要对社会权力结构、国家以及世界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进行研究。考克斯认为：“国际层次上的霸权不仅仅是国家间的秩序。它是一种带有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世界经济内的秩序，这种生产方式渗透到所有国家且与其他次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17]

其次，新葛兰西主义者通过对国家－社会结构的解剖来分析不同的国家形式。就本体论来说，国家－社会复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成为考克斯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国家不同表现形式的差异就在于各自的历史集团的特点，由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历史集团明确了国家作用的范围与国家行为的方式。“国家形式的改变就必定意味着一个历史集团被另一个历史集团所取代，一种国家利益让位于另一种国家利益。”[18]“未来将存在着多种的国家形态，这种前景将体现为国家－社会复合体的不同配置。”[19]

基斯·冯·佩吉奥将国家分为洛克型国家和霍布斯型国家。洛克型国家是指这样的国家－社会复合体：经济基础是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关系受制于法律的管制，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促进的而非主导的角色。可以看出，洛克型国家“强调自我调节的市民社会”。[20]而霍布斯国家具有统治阶级结合成一个单独的国家阶级的特点，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因能力而表达其利益时会受限制。在霍布斯型国家中“国家权力从属于官僚化，社会由国家所掌控”[21]。霍布斯型国家被迫通过自上的革命采取持续的追赶策略。

第三，霸权与世界秩序观。新葛兰西主义者是以霸权概念为基础来分析世界秩序问题的。考克斯认为，“‘霸权’则表示价值结构，以及对已渗入到整个国家与非国家观实体体系当中的秩序本质的理解”。“霸权产生于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社会统治阶层的行动与思维方式，或者是以这些方式行事与思考的国家已得到其他国家社会统治阶层的默认”[22]。当“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力量通过坚持普世的原则来维持其地位”时，全球霸权就会存在，“这些原则是由相当部分的附属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接受或默认的”[23]。通过核心社会和正在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控制机制，全球霸权得以运转。可以看出，新葛兰西主义者对霸权的界定抛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基于经济或军事等单一向度的界定而扩大了霸权的概念内涵。

第四，国际机制的观点。考克斯认为：“世界霸权以普遍的的准则、制度和机制体现出来，它们为跨越国界的国家以及那些市民社会力量制定一般的行为规则——支持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的规则。”[24]国际制度是体现经济与社会扩张的规则，也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是历史的产物。国际制度有助于确定国家政策导向并且使国家层次上特定的制度和实践合法化，也反映了支持占优势的社会经济力量的方向。考克斯指出了维护霸权角色的国际制度的四个特征：“1）它们体现出便于霸权世界秩序扩张的规则；2）它们本身就是霸权世界秩序的产物；3）它们从意识形态上使世界秩序的的准则合法化；4）它们共同从边缘国家挑选精英；5）它们吸收霸权的观念。”[25]

第五，世界秩序中的反霸权运动。新葛兰西主义者寻求质疑现存的世界秩序。他们认为，国际权力关系与世界秩序中基本的变化能够追溯到社会关系的的根本改变，因而世界秩序中的重大结构变革有可能追溯到一些与社会关系的国家结构一致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变化。只有通过阵地战等形式才能够真正变革社会－国家关系以及世界秩序。反霸权的力量或许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联盟，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团体与文化运动，这些力量可以推动世界秩序的结构产生基本的变革。尽管这些反霸权的力量具有跨国性，但是其根源却在于国内。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考克斯认为，“后霸权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不同文明传统能够共存的世界”[26]。基斯·冯·佩吉奥则从跨国阶级形成的分析中看到体现跨国社会化的干部阶级或许代表了转变行为与社会的希望。他认为干部是指“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地执行为无阶级社会改变结构的阶级”[27]。干部阶级将会在全球治理的结构中扮演着有潜力的角色。

新葛兰西主义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抛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主义特点，而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即辩证的历史观。对此，考克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纠正有四个方面：1）辩证法；2)历史唯物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增加了垂直的权力维度；3）关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视角；4）历史唯物主义重点研究生产过程，以此来解释具体历史表现形式的关键性要素。[28]

两者的比较研究

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要学派，其间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细微的差异。

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分析的层面存在的差异：世界体系论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而认为世界体系的演变受制于深层的和广泛的结构。沃勒斯坦曾经指出：“布罗代尔比任何人都更使我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结构的核心重要以及它对我的分析的影响。”[29]所以世界体系论是从整个的体系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以及历史功能。沃勒斯坦坚持认为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必须同时是历史性和体系性的。而新葛兰西主义从国内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即从生产关系的最低层，从跨国社会力量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世界秩序，他们给予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以优先地位。

2，侧重的向度的不同：世界体系论者大多数都从经济的方面开始来分析世界体系，尽管沃勒斯坦在分析时也涉及到地缘文化的层面。但是新葛兰西主义者更强调文化和观念的作用。罗伯特·考克斯就特别反对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国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决定了生产的复杂结构。观念是世界秩序的“主观性”基础，主观意识的变化构成并重组着世界秩序。就霸权概念而言，二者对霸权内涵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新葛兰西主义者强调霸权的文化与制度层面即文化霸权。考克斯认为，“国际制度虽然体现了便于占优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扩张的规则，但也体现了允许附属的利益最低程度损失的调整。”[30]那么体现霸权的国际制度也是对特定世界秩序的必要保证。而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国家的的财富取决于这些国家大小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轴向劳动分工。这种经济状况与运作方式就决定了霸权国的存在。由于生产等方面的垄断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在现行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中心地区的霸权国家总是在不停地进行着有限而重大的转移。所以尽管世界体系论者也涉及到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方面，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强调经济层面的物质性霸权。

3，对待历史的共时与历时的侧重点不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时性因素,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理论特点”，而“考克斯的理论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历时性因素和不断革命的可能性”。[31]斯蒂芬·吉尔指出：“历史总是在创造中，它总是在媒介、结构、意识和行为间复杂而又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历史形成是一个知识与历史积累的过程，历史创造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作用。”[32]

4，分析研究中对本体论的看法有区别：世界体系论者没有把国家视为其基本的分析单位却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探讨的重点对象。世界体系论者视国家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物而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与之相比较，新葛兰西主义认为分析的单位是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公司、国家或世界体系等行为者。新葛兰西主义者认为主客观统一于社会实践，所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其本体论实际上也是社会实践本体论。

但是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却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从学术传统上来说，两者都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吸取了营养成分，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都分别注重对世界体系与跨国社会力量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一方面，他们大多数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或者从劳动分工或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重视阶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沃勒斯坦认为“必须把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巩固和政治上所起作用看作是世界体系的要素”[33]。

其次，两个流派的学者都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尽管也还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国家，但笔者认为二者都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国家本体论的超越。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只是在非国家行为体上产生争论而对于国家的本体上的首要性没有疑义，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国际政治的静态理论与对国家的抽象、非历史的概念界定[34]。虽然世界体系论者对世界体系的称呼和起源存有争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世界体系是其分析和研究的出发点。沃勒斯坦说，他自己“完全放弃采用主权国家或国家社会这个模糊概念，作为分析单位的想法”[35]。因此，沃勒斯坦把主权国家看成是整个社会体系中许多结构中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进而用世界体系演变和相互作用来阐释主权国家的变迁。新葛兰西主义者也否定国家本体论的首要性而视国家和国际政治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形成跨国动力所需要的条件之一。考克斯并没有把国家只是看作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且指出“国家也体现了某些有关生产规范的普遍原则，对狭义上的阶级利益起了制约的作用”[36]。

第三，二者都强调对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分析和研究：葛兰西学派注重对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且还通过对跨国社会力量的分析把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世界体系论者的方法是“相当决定论的”，“因为他们认同一个相对固定的历史结构模式”[37]，它起源于“漫长的16世纪”。从此中心—边缘的两分法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特点。

第四，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历史的社会分析方法。世界体系论就发展与欠发展提出综合的历史分析。新葛兰西主义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新葛兰西主义注重历史辩证法而采用以历史结构的方式来探讨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分析与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和视角，进而出现“跨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跨国社会关系研究中的运用”[38]。此概念强调以生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来考察不同的国家形态和国际政治经济。

最后，对现存体系或秩序的态度是相似的，都试图改变现在的状况。世界体系论者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变革的可能性，认为世界体系和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各种社会体系都有长期的趋向性和周期性，这种趋向性总是加深了体系内部的矛盾。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本身就导致了一系列反体系运动的产生。沃勒斯坦认为有两件事情需要同时去做：一方面是如何去应对严重的生活问题，社会文化问题，道德或精神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考虑变革的战略，既要将国家政权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也要把实力政治看成是一种反对现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认为，应该“在各地和全球同时行动，以确保一种崭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系的形成”[39]。通过集体的行动才有机会取得一种葛兰西式的支配地位。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比世界体系论更关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对考克斯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世界秩序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40]。“考克斯探索了秩序中发展着的潜在力量，也提出了变革秩序的可能性”[41]。新葛兰西主义者斯蒂芬·吉尔认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而使得国际层次上一个更深远的良好社会的概念成为必要。”[42]这需要有目的地行动起来去塑造它。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旨在寻找一种反霸权的跨国历史集团。此历史集团有能力把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变成更加平等和稳定的状态。他们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是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整体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启示

以经验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的新现实主义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与研究都是建立在主观－客观、施动者－结构二分法上，因而割裂了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世界的关系。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却均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目前“全球重构由结构性力量（如生产的跨国化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战略行为体如跨国公司、竞争性国家与全球化中的精英的能动性所推动”。[43]然而全球化也催生了新的反抗力量和形式。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不仅仅涉及到民族国家和经济领域，还有社会力量、地理因素、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政治信念等方面。“此世界形成了一个由行为体和社会结构所组成的复杂体系。”[44]如何把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更好的认识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成为重要的议程。

第一，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之间具有互补性，未来的研究工作应该尝试着整体的解释，把整体的历史观和相关的跨国社会力量等概念置于分析与研究的中心。一方面，世界体系论是从上而下的分析方法，新葛兰西主义却从最低层来探讨国家形式以及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分别强调国际体系的共时和历时的特点，因而二者的结合就更好地把握世界秩序的现状以及变革趋势。吉尔斯对东亚地区霸权转移的研究，就是用新葛兰西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的方法相结合的新尝试[45]。也有些学者从社会力量的角度研究欧洲的一体化[46]，如果将欧洲一体化置于地区体系甚至是全球体系中，那么将会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国际关系时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强调社会经济条件，而现实主义者却重点关注国家体系的结构因素。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捕捉到当今全球的特定向度，这恰巧是其他视角所忽视的。尽管世界体系论者应用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分析国家体系，剖析霸权国的兴衰。但是有些现实主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阶级和生产的重要性而低估了军事战争和战略竞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阶级与生产关系的强调并不能够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提供充分的解释。

可以说，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吸收现实主义的合理成分才能够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全球体系下国家权力，军事战略与跨国社会力量如何在体系的结构因素的制约下相互作用来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发展与趋势。对此，安德鲁·林克耐特认为：“问题变成如何把各种最有说服力的观察统一到一个更显著的社会与政治分析的形式中。”[47]

如果充分意识到上述问题，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框架下的新研究议程：构建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即行为体—跨国社会力量与结构—世界体系之间历史的辩证关系，以将宏观和微观的层面结合起来。新葛兰西主义的跨国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支持结构和行为体间根植于历史的辩证总体性的概念”[48]。

首先，从理论研究而言，对国际关系进行认识论、本体论上的反思是必要的，也会促进方法论、概念创新的努力以弥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理论研究与社会世界的分离。这样就能够解释全球体系中的阶级力量与全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变革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间关系的社会经济背景，形成一系列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辩证看法和见解。

第二，要以此为框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军事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和研究。“文化、物质生活和政治权威的因素并不仅是相互作用而是彼此构成的。”[49]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是动态的，是把结构和能动结合在一起的，它具有多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助于改变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视角的主导状态，会带来安德鲁·林克耐特所说的“国际理论的批判性转向”。在实践问题上，按照批判理论的术语，这种新的研究议程也认同实现世界社会整体上人类的解放的前景。这种历史的行为体－结构分析框架将会有助于研究当代全球政治经济，这将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工作。

注释：

[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05级博士生李开盛的批评与指正；同时也感谢本刊编辑同志的编辑。文中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2] 国际关系学界对行为体－结构关系的分析见：Alexander Wendt, “Structure-Agent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itonal Organization, 41(1987), pp. 335-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1989), pp. 441-473.

[3] 王正毅、张岩贵著：《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4] 对于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起源请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66页。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历史资本主义》，“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页。

[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古代世界诸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

[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8]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方法初探”，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页。

[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

[1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黄光耀等译：《沃勒斯坦的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1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郝名玮译：《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1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

[1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郝名玮译：《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4] Robert A.Denemark, World System History:From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the Study of Gob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Summer,1999), p. 43.

[15] 对新葛兰西主义有不同的称谓，此称谓见：Stephen Gill, “Gramsci and Global Politics”, Stephen Gill (ed. ),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3.

[16] 新葛兰西主义也受到一些非议，见：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A Critical Theory Route to Hegemony, World Order and Historical Change, Capital & Class #82, Randall D. Germain and Michael Kenny ,Engaging Gramsc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new Gramscia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 24, pp. 3-21.

[17] Robert W.Cox，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Stenphen Gill(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61-62.

[18] 罗伯特·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19] 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20] 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1998, p. 68.

[21] 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1998, p. 79.

[22] 罗伯特·考克斯：“面对后霸权世界秩序的概念化：对伊本·核勒敦相关问题的思考”，詹姆斯·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23] Robert W. Cox. Stri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 in Stenphen Gill(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264.

[24] Robert W.Cox，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 in Stenphen Gill(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62.

[25] Ibid., p. 62

[26] Robert W. Cox. Stri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 in Stenphen Gill(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265.

[27] Kees van der Pijl,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Routledge,1998,p.165.

[28] 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7－199页。

[2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黄光耀等译：“导言”，《沃勒斯坦的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30] Robert W.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Stenphen Gill(ed.), Gramsci,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1993), p. 62.

[31] 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20页。

[32] Stephen Gill, “Gramsci and Global Politics”,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93), p. 9.

[3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5页。

[34] 此理论的观点见：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36] 罗伯特·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6页。

[37]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p. 62.

[38] Henk Overbeek,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dited by Ronen Palan,Routledge,2000,p.168.

[3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郝名玮译：“绪论”，《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40] 星野昭吉编著，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41] 星野昭吉编著，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42] Stephen Gill and David Law, “Prefac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First published by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43] Kees van der Pijl, Series editors’ preface, Transnaitonal Classes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 Routlege 1998.

[44] Debra Straussfogel, World-Systems Theory: Toward a Heuristic and Pedagogic Conceptual Tool, Economic Geography , Vol. 73, No. 1(Jan, 1997), p. 128.

[45] Barry Gills, The Hegemonic Transtion in East As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ephen Gill (ed. ),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93), p. 186-212.

[46]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Morton edited,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Published by PALGRAVE, 2001.

[47] Andrew Linklater, “Inrroduction”,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6.

[48] 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dited by Ronen Palan, Routledge, 2000, p. 169.

[49] Robert A.Denemark, World System History: From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the Study of Gob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Summer, 1999), p.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