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在对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的解读中，章永乐的著作《旧邦新造：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七》颇为引人注目。其中缘由和他有意识地质疑两种盛行于学界、社会的叙事模式有关。第一种主流叙事模式着眼于梳理革命的谱系，从而论证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按照这种模式，革命天然正当，妥协则暴露出革命领导集团的阶级软弱性。对此，章永乐指出，朝向民族—国家演进的革命往往诉诸民族独立与自决原则，导致像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包含多民族的传统帝国彻底瓦解。由是观之，从清帝退位到民国继承大统的“大妥协”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应该视为在保存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居功甚伟。第二种叙事不妨称之为修正模式，论者多半怀着借古喻今的心态，对民国初年政体实践的种种细节大加把玩与赞叹。章永乐则认为：“没有强有力的军人和政权组织，一纸文书并不足以保全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将如何实现整合。站在历史回顾的立场上，章永乐不难做出判断，无论立宪君主制、强总统制或者是议会共和制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就倡言议会共和者来说，其失败在于，凭之以为依据的士绅阶层早已下不接地气无法整合社会，上不求进步没能演变成现代工商业经营者。至于试图借助北洋军阀的武力推行军事—行政主导的整合模式，则始终无法改变军权下沉、军阀割据的破碎格局。至此，章永乐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在军人—官僚政治与议会政党都无法整合一个日趋碎片的中国时，列宁主义政党应运而生，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胜利者”。
不过，在章永乐的论述中，尚有一层道理已经挑明，却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正如他所言：“枪杆子看似没有走上台面，却是政权交接的实质基础。”严格地说，在这段政权交接的历史中，枪杆子不仅走上了台面，而且扮演着主角。相比之下，诉诸观念与法理层面的辨析，聚焦于种种政治制度设计与实践的利弊得失，对于理解这段历史，只具有辅助性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无法通过武力征服对手，实现国家统一，才无可奈何、半心半意地选择了和谈，才会有此后的种种政体实践；也因此使得这种种政体实践不可避免地变得仓促而脆弱。所以，探讨这一时期“政权交接的实质基础”，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倒应该是军队、战争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关系，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晚清政府如何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从而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北洋军阀时期，为什么各个军阀派系都难以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的统一？秉承苏联模式，国民党锻造的党军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其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二
晚清政府为什么会解体？最直观的解释就是，革命党人策动新军发动起义，受命进行镇压的袁世凯拥兵自重，逼迫清帝退位。也就是说，晚清中央政府逐渐丧失对新式军队的控制，导致了自身的解体。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一八五一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达到终点。
清朝的建立以及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多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是八旗兵和绿营。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对这支军事力量的控制，避免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清政府设立了多种制度，确保兵将分离，将不得私兵。自清朝中叶以降，八旗兵和绿营的战斗力日益下降，不堪重用。在平定一七九五至一八○四年四川、陕西等地白莲教起义时，清政府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团练武装；到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更被迫委派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员利用各自的同乡、师生、宗族等关系招募将兵，自主成军，是为湘军、淮军，由此出现了“兵为将有”的军队私属化趋势。其特征表现为军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缔结成武人集团上下级之间的恩庇—效忠关系，包括自上而下的封赏庇护与自下而上的忠诚效命。它与制度化的军队组织的区别在于，军人只应恪守军纪，为国捐躯，武人却必须报效恩主，肝脑涂地。当然，这说的是理想状态。现实世界里，要让恩主倚重，甚至不可或缺，下属就得用同样的恩庇—效忠关系打造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整个武人组织带有层级复制、层级断裂的结构性特征，即下一级复制上一级的关系，上一级难以延伸到下一级的下一级。正如来新夏所总结的：“整个湘军从总体上看自然成为‘曾家军’了，但曾国藩也只能层层节制，不能越级指挥。”
在这一阶段，以创建新式军队为背景，晚清政府曾有两次机会确保对新式军队的控制权。一次是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次是荣禄对包括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内的几支新式陆军加以整编，打造的武卫军。不妨这样说，如果没有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如果没有八国联军进攻京津，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之外的整个武卫军土崩瓦解，晚清政府未必没有能力控制新式军队，进而击败挑战者。事实是，一旦武卫军被击溃，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遂得以坐大，再难扭转军队变成袁世凯私属军队的趋势。
二十世纪初叶，随着醇亲王载沣一派的政治势力逐渐成熟，晚清政府试图削弱袁世凯的军权。一九〇六年，晚清政府将兵部、练兵处、太仆寺等机构统一为陆军部，由铁良担任尚书，并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新军中的四镇。除此之外，晚清政府还提出，在全国各省份扩建新军三十六镇，试图借此抵消北洋新军一支独大的格局。在中央政府的权威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此举恰恰给了革命党人向新军渗透的机会，从而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截止到那时，全国合计编成新军共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共十三万余人；其中北洋六镇的兵力占到七万四千，占据明显的优势。不过，武昌起义之后，随着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广东、贵州、广西、江苏等地先后宣布独立，“民军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北洋军的”。这又导致袁世凯始终难以凭借自己的兵力彻底击败革命党人，从而确保对全国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有效控制。这即是他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背景，也是他登基称帝不久就宣告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
清帝退位之后，民国伊始，反复出现的是南北政权对峙、军阀混战的格局。在这一阶段，为了弥合南北对峙而尝试的政治整合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开始的南北议和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三月十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完成了形式上的政治统一。第二次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谈，到五月十三日和谈破裂。至此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为止，南北始终处于对峙状态。这两次南北和谈、试行宪政都是军阀派系打击对手所采用的伎俩、手段。重返政坛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拥兵自重，要借南北议和向清廷传递军事压力，胁迫清帝退位；以吴佩孚为主的直系军阀则是为了遏制皖系军阀的势力扩张，才极力反对段祺瑞主张的武力统一，呼吁南北和谈。一旦成功地排斥了政治对手，袁世凯、吴佩孚、张作霖等终究免不了试图靠武力扩张势力，进而实现统一。
为了能够打败对手，推行武力统一，各个派系的军阀都不得不转向西方列强寻求经济资助和武器销售。不过晚清至民初，中国总体国力贫弱，各个派系军阀也实力有限。即便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国家积压了大批军火有待销售，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的采购量也并不算很高。以英国的军火出口为例，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间，中国总共向英国采购军火价值1.093亿英镑，排在印度、加拿大、阿根廷和荷兰等国之后，仅列第十五名。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某一国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从而获得独占的优势，列强提出了所谓保持中国的统一完整，并尊重列强同等权益的主张，甚至达成了禁止对中国销售武器的协定。同时列强之间彼此制约，也使之无法倾力扶持各自青睐的军阀势力，从而削弱了其取得军事胜利的能力。其中以日本与段祺瑞的例子最为明显。当欧洲列强因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亚洲事务时，日本的寺内正毅内阁大力支持段祺瑞政府，以此扩张日本在华势力；而一旦欧战结束，欧美列强重返中国，新上台的原敬内阁就迅速放弃了这一政策，取消了对皖系军阀的主要经济和军事资助，转向与欧美列强的妥协合作，强调不干涉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退关外的奉系军阀之所以能够再次崛起并迅速扩张，和张作霖坐拥东北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捷克、美国、瑞士和荷兰等国采购军火密切相关。
除了采购武器装备，军阀还需要快速扩张各自的军队。据估计，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间，中国军队的总人数大体扩大了四倍。齐锡生则估计，这一数字在一九一六年是五十万，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八年则分别达到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和二百万。显然随着中央政府的解体，军阀之间的武力对峙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暴力不断向社会蔓延的格局。其结果就是，出于掠夺和自我保护等各种各样的目的，一方面是军阀、盗匪横行，一方面是地方团练武装的扩散。这就为各个派系的军阀扩编军队提供了兵源。但是，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如何呢？这又取决于军阀能否控制足够大的地盘，从中攫取资源为士兵提供必要的装备、发放军饷、组织训练等。如果说实力强大的军阀尚且捉襟见肘，无法为士兵提供充分的实弹射击训练，而只能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列队、正步操等训练，弱小的军阀则更难规训士兵、维持军纪，往往变得兵匪难分。
据估计，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间，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计有一千三百之多，其间爆发各种战争一百四十多次。其中几次重要的战争包括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南口大战等。
综观这几次战事可以发现，北洋军阀时期所发生的主要战争持续时间都非常短，最短的如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只有五六天时间；或者拖延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如护法战争，却时断时续、打打停停，卷入了直系与皖系在战和之间的派系斗争。考虑到在这一时期，随着机枪、重炮和堑壕技术的发展，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战争往往陷入持久漫长的对峙局面，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呈现的那样。两相对比足以证明，虽然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就踏上了军事现代化的路径，但至此时军队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远未达到充分发挥机枪与堑壕的效果，构筑有效防御的水平。像段祺瑞借助日本的经济援助，花大力气打造的参战军、西北边防军，当时号称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规模也达到了五万多人，却在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开战之后，仅仅五天就土崩瓦解。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恰恰表明了武人当政，整个军事组织会不断发生断裂，大量发生的临阵收买叛变、结盟关系的反复变动等情况，往往比战场上的厮杀更直接地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这也就说明，指望通过武力完成对中国的统一，需要克服两个基本的问题：私属化的军队组织出现内部断裂；军队的作战能力严重不足。
四
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总司令职务誓师北伐，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依靠武力完成了对中国的形式上的统一。
对比军阀割据状态中难以克服的层级断裂局面，以党治军所锻造的国民革命军似乎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在缺乏国家整合，难以保证军人的制度化上下级服从关系的前提下，政党组织提供了一种替代，用党的纪律约束军人，避免了武人当政造成的层级断裂；政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通过各种政治教导、动员的方式，既改善了官兵之间的关系，也激励着士兵为了政治信念而奋勇作战。所以党军往往被视为是一支更具政治忠诚和战斗能力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能够在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击败几支数量远大于它的军阀部队，从而完成武力统一的关键。姜克夫就认为：“北伐军有中共党人做政治工作，有工农群众的拥护，士气极旺，广大官兵又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作战目的，故能以少胜多，势如破竹。而北洋军阀部队，虽有正规军事训练，能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但政治腐败，士兵缺乏战斗意志，特别是得不到工农群众的拥护，故一触即溃。”
从组织结构上说，党对军队的领导表现为全体国民革命军官兵都自动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事指挥系统之外，叠加一重政党的领导结构。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各级司令部都设有政治部，负责所辖部队的党务；下级单位则派驻党代表，并组织党部。这样一来，相比于普通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确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同等规模的军队中，它的军官人数更多。比照晚清常备军一个镇满员情况下士兵一万零四百三十六人，军官是七百四十八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规模相当于一个师）士兵八千七百四十八人，军官则达到七百六十八人。这就说明，在国民革命军中有着更多的低级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对于提高其战斗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整个北伐战争中，党军发挥的作用可能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如果追溯国民革命军的成军过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党军所占到的比例非常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黄埔军校开学，这是国民党自建军队的开端，第一期学员六百四十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黄埔军校生扩编为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四月又扩编为一个旅，不久再次扩编为两个师。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决定将党军扩编为一个军，同时决定将广东境内所有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七个军。就此而言，党军所占到的比例只有七分之一。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总共是八个军，除第一军由黄埔军校生扩编形成，其余各军均是对军阀部队的整编而成，包括由湘军改编的第二、八军，滇军改编的第三军，粤军改编的第四、五军，部分赣军和警卫师等改编的第六军，桂军改编的第七军。从北伐战事来看，只是在与孙传芳的战争中，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党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在与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同时，一直在不断收编各地的军阀和地方部队。其中的逻辑是，越是势力强大的军阀越倾向于拒绝收编整合；越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军阀则更容易接受政治招安。比如云贵川等地的军阀看到北伐军攻克武汉、南京，也就纷纷表示了归顺。到一九二八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易帜，服从中央政府，这也都是军事征服为辅、政治归顺为主的结果。
五
正如章永乐在书中所述，当我们基于历史发展的结果去总结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经验时，总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党建国家才是中国完成政权转型的现实路径。就此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这既是共同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不妨看作历史选择的结果。接下来，论者往往着眼于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转向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究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作为对此类论述的补充，本文意在指出，国家建构的前提是靠武装力量维系统一。在这个方面，晚清至民初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是相当典型的武人当政、层级断裂的困局。夹杂其中的种种政体实践的尝试即便在义理上大有辨析的空间，或许终究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它们先后失败的根源和义理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都无法提供手段克服军队的私属化趋势，无法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击败对手。
事实表明，以党建军、以党治军的党军模式能够克服军事组织层级断裂的困局、有效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但是，通过对北伐期间国民党党军所发挥作用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通过北伐所实现的国家统一，更多地依靠了对地方军阀的收编整合。甚至像冯玉祥、阎锡山对张宗昌、张作霖的战争，尽管在法理上可以归为北伐战争的叙事系列，其实更多地靠近于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这也就为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隐患，成为其最终在战场上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