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杜维明先生鼎力支持和朋友们的帮助，笔者这次有幸应邀来哈佛－燕京学社做三个月的短期工作研究。这次来哈佛，乘坐的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飞时间是2006年6月6日上午12点半。记得很清楚，来波士顿之前，出于对能否按定日期成行和旅行安全的关心，曾接连几天密切关注上海和中国华东地区的天气预报。那几天，天气预报好像总说：“未来几天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来美国前一两天，真担心因暴风雨而误了班机，来不了美国。谢天谢地，那天搭的去浦东机场时，虽阴云密布，总算暴风雨没有到来，结果，我乘坐的航班正点起飞。经过18个多小时的旅行，也基本上正点到达了波士顿机场。

来到波士顿，又赶上了雨季。来后这十几天，几乎天天下雨。可能是由于来前数天老担心中国暴雨成灾，来到波士顿后又天天大雨，这双重因素影响了自己的思绪。结果，最近的状态是，白天读书，夜里常常做噩梦。噩梦中，常常回到中国；时而在上海，时而在自己小时长大的鲁西南故乡。但不管在哪里，梦中总有一个蛮可怕的场景：洪水滔滔。梦醒了，又常常吓一身冷汗。接连好几天梦见大水，在这美丽的哈佛校园，生活稍遐，就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个好奇的念头：小时候在小学课本中所学过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现代的网络社会，一切可都真方便！只要有什么想法，如想“研究”什么，上Google一搜，你想要的东西就全部出来了。这年头，我也从学生们那里学会了这招。上了网，一搜“大禹治水”，发现了数千条，马上还发现，这故事与《尚书》有关。再搜《尚书》，马上找到了篇目《虞书•大禹谟》。但从网上档下来《大禹谟》这伪书一读，发现其中并没有记述大禹治水的故事。2004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短期执教时，我曾花了点时间啃读过《尚书》。好在现在这老脑筋还有点记忆力：在《尚书》正典《周书•洪范》中，可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于是，我马上又从网上档下了《周书•洪范》。挡下一读，果然不错，从其开篇中就发现了如下文字：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从网上档下这段文字，我却犯愁了。尽管以前在国内曾对照着一些《尚书》的通俗解释读本啃读过一遍《尚书》，但离开了那些解释本，再读时，还竟不能完全读懂上述文字！读不懂，怎么就此话题写点东西？于是，我匆匆忙忙扛起背包，风风火火地赶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赶在它下午5点关门前，借来了半背包有关《尚书》的研究和解释读物。根据这些读物的解释，容我向读者重编这一书简中有关大禹治水的寓言故事。如果我们相信《尚书》中的历史故事是真实的，也就有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相传周武王克商后，为了达到他统治下的和谐社会和长治久安，并为了加强自己政权的执政能力，他相继垂访了一些前朝元老重臣，这其中有纣王的叔父萁子。周武王造访萁子时，曾向他请教治国之道，萁子即向周武王陈述了帝王安邦治国的九条基本法则，名曰“洪范九畴”。于是就有了上段《尚书》古文的现代解读：

在其即位13年，周武王去拜访箕子。武王问道：“哇！萁子，惟有上天在暗中保护着天下的老百姓，使他们和谐相处，而我却不知道这治理天下的常理何在！你说这咋回事？”萁子回答道：“我听说，在从前，鲧（音gun）曾用堵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使洪水失去了本性，横决乱流，破坏了五行法则。上帝勃然大怒，决定不赐予他治理天下的九大绝招，结果，治理天下的常道崩坏，鲧也被处死。接着，鲧的儿子禹起来了，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上帝于是就赐予他治理天下的这九大绝招，从而恢复了常道。

解读出了上述故事，我即时可真得惊呆了！天哪！这萁子，可真是高人！周武王屈驾就尊，登门拜访，向他诚心诚意地求教治国方略，他“经济”“政治”理论一句不讲，劈头盖脸地先给他讲了一通禹的父亲鲧和禹本人治水的故事！这哪是在向他讲治水故事呀！这不是在向他隐喻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吗？

萁子在向周武王做了上述隐喻后，还接着向他详细讲解了“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至于这萁子讲解洪范九畴治国九大方略的内容是什么，这里，笔者这古汉语外行就不再瞎摆乎了。再说，时过境迁，两三千年后，今天我们已经解读不出来萁子向周武王讲解的“洪范九畴”这治理社会九大基本方略的现实意义——除非你要退回到西周社会中去。但是，如果把上述故事开头的场景转置到中国社会的当下格局中，这历史故事的现实和未来意义却自然就出来了。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已经保持了一个平均超过9个百分点以上的年增长速率。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8.23万亿元，折合美元2.23万亿元。与世界上其它大国相比，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法国，据世界第五，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可能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居世界第二。另外，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200多美元增加2005年的1703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38美元，增长到这几年的5000美元以上。2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人所共知、无人能否定得了的。然而，在看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与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忽略不了、且忽略不得这些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过程中不断积累着的一些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有哪些？稍加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在不断出现和积累的诸多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中，有以下几点值得人们特别关注：

首先，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内国外的各种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均已经超过0.45。世界银行2005年的发展报告曾对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做了一个排序，其中中国位列85，这一数字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那些社会收入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且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的拉美国家。另外，按照《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上的统计数字，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大致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才1.4万亿美元。还有一些统计资料显示，目前10%的中国人口持有66%的银行存款；而20%的人口掌握着80%的社会财富。把这上述这些数字叠合在一起，就展示出了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极度不均问题的严重性。除了人均社会收入与社会财富占有量极度不均外，中国地区发展水平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也在继续拉大。这亦是为国内外许多业界人士所认识到的事实了。

其次，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公务员腐败渎职和贪污犯罪案件整体上有增无减。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哈佛书简之一”中给出了一些简单的数字，这里仅补充一些最新数字：按照中新网2006年6月27日电，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透露，2005年所审计的38个中央部门查出的问题已有95%得到纠正，有21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76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李金华的审计报告还指出，通过最近的整改，“有关部门、单位上缴财政各项资金11.83亿元，追回和归还被挤占挪用的资金41.64亿元，拨付使用被滞留闲置的资金117.62亿元”。大家想过没有，这11.83亿元、41.64亿元、117.62亿元，都是些什么数字？相当于北大、清华、复旦这些著名大学的一、两年、甚至几年的年度预算呢！用到农村，能解决多少贫穷孩子的上学难问题？又能改善多少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当今，在中国的各种媒体新闻中，这类反映政府公务员腐败渎职的数字和案例，可谓是俯拾即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这里有一点须要补充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与政府公务员腐败渎职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重要或主要原因，并在这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吴敬琏先生于2006年06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长安论坛”上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造成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吴敬琏先生还认为，要缩小当今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并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第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渎职事件有增无减，加上向农民征地、工人下岗、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地方政府政策失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等等社会问题，导致了我国群体闹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犯罪率也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大量的基层民众上访，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公安部2005年公布的官方数字，2004年，百人以上的群体闹事事件达74,900多起，参加人数达300多万，平均每天200多起。另有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439.4万起；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71.8万起，查处各类治安案件536.6万起。2005年上半年，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字，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3.1万起，依此判断2005年整体情况，2005年的刑事案件可能与2004年持平。从各地上访情况来看，这几年，基层民众上访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2004年中国全国各地民众到北京上访的人数之多，是前20年之最。且各地群众越级上访，跨地区、部门串联聚会上访越来越多，上访的方式有时比较激烈，导致一些上访群众冲击接待场所，围堵党政机关部门，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铁路、公路交通等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在高峰期，到国务院和人大两办上访的人数竟高达数千人之多。2005年月1日17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上访条例》，提出了“属地分管，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从而缓解了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接待越级上访的人员的压力，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各地的社会问题减少了呢？

上述种种征象表明，当今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在积累。做个不甚恰当的比喻，这些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的不断积累，很有点像我来波士顿之前那上海地区的天气预报。在种种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形成一定洪峰之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该如何去做？仍用鲧曾用过的“堵”的办法去治理？还是采取大禹治水的方法去“疏”？如果是采取鲧的办法，去堵，去掩饰，去压制，我们的社会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民怨也会越积越深，那早晚还不会有崩堤的时候？

最后要说的是，“堵”与“疏”，不仅是一个意愿问题，一个意念问题，一个理解问题，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社会能否达致真正和谐的大问题。不堵，要疏，怎么疏？这则是一个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对此，笔者这多年沉思漫游在纯经济学理论象牙塔中的一介书生，实在提不出新招。但有一件事我却明白，要疏，必须进一步要开放新闻媒体，而不是在反方向上进一步控制新闻自由。控制人们不说话，那可是“堵”的招式呀！

2006-6-26午韦森初识于哈佛大学科技中心，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