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贫富差距实际上仍然在扩大。可能是因为体制里面有某种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东西存在，现在即使采取了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但仍然有一些惯性使贫富差距拉大。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说，也必须调整社会当中的一些矛盾冲突。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时代，但是我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机制。利益格局失衡背后的东西就是权利的失衡。但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穷人和富人的能量不一样，结果造成富人对政策有更大的影响。
“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第一点，怎样理解和谐社会 ？
我接触过的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平时、包括在“两会”期间，对和谐社会大家的说法基本一致。和谐社会有很多含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也各有说法。我认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解决当前利益格局的问题。所谓和谐最根本的应该是和谐的利益关系。为什么这么讲，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几乎是一片空白。吴敬琏先生讲过好市场、坏市场。原来我们的理解比较简单化，认为市场本身不完善可能是一个坏市场。现在看，市场本身很完善，但没有配套的机制，也可能是一个坏市场。中国现在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的，不像西方市场发育了几百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虽然利益均衡的机制下，穷人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也变不成强势群体，但是不会出现太不象话的局面。什么叫和谐？不至于太不象话就是和谐。
基尼系数是反映贫富差距的数据指标。前几年有一个调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3、0.54，现在的数字虽然没有公布，但贫富差距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今年也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系数有增大的趋势。去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偏向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的政策。尽管如此，2004年这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国家统计局上半年五万户城镇的调查，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对比，2003年是9.1：1，2004年上半年是9.5：1，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也差不多，2003年是4.7：1，2004年前十一个月是5.8：1。可以看到贫富差距是在进一步拉大，这很值得人们深思。在采取了一系列偏向弱势群体、注重社会公平的宏观政策的背景下，贫富差距还进一步扩大，如果没有这些政策，情况又会是怎样？
走向多元中心的时代：让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承载不同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也是社会上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和谐社会和经济增长的矛盾。我所接触到的地方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包括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好，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有些人表示忧虑，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会不会损害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我个人也有一些说法。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和谐社会的提出，确实是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思想的根本变化，从单一中心时代变化到多元中心时代。改革前是阶级斗争为中心，家庭、工厂、学校等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中心都是统一的。改革开放以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比前一个中心强多了。总体来说，一直到现在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中心的时代。单一中心的时代就是整个社会忙一件事。现在市长、经理都像企业家一样，目标就是赚钱。我想，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我们现在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但社会上不同的部分还是要做不同的事情，比如政府、社会。不能整个社会忙活一件事情。整个社会忙活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是和谐的。我用两句话来概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结构开始承担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职能体现不同的价值”。让我们看一看目前的社会。前一段讨论改黄金周长假，论证来论证去，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有利于经济的才是有价值的，所以社会的价值非常单一化。我们要进入一个时代，也就是结构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整个经济时代没有被超越，但社会当中不同的部分应该做不同的事情，需要体现有不同的价值。
和谐社会的提法现在可以一定程度地理解为“咸与和谐”了。但和谐社会面临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的。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首先，不能忽略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开始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转为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个转型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发生在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个背景。在30年代的时候西方社会发生了大萧条。现在回过头来看，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的西方社会也面临着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但一个社会的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要形成新的消费模式，形成新的消费模式需要制度和结构的调整。我们看一看西方当时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除了新经济政策以外，还有就是社会提供了保障和福利。通常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社会要搞社会保障，肯定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钱多得有点花不出去了，才能有社会保障，这完全错误。西方的社会保障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搞的，正是在经济最差的时候，美国1935年确定了社会福利框架，为什么呢？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形不成稳定的消费预期，生活必需品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时候，没有社会保障的时候人们不敢买东西。
其次比较重要的是城市化。一般一个社会要走上这一步，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必须要走到城市化这一步。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城市化，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制造业中心，并不是用产业工人支撑起来，而是由农民工、短期工支撑的。
第三，我认为和谐社会当中要有劳资双方的斗争。西方30年的大萧条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由农村走到城里，当时也买不到耐用消费品，后来劳动阶层不断斗争，使得工资大幅度提高。工资大幅度提高实际上既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也救了资本家。因为造就了庞大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市场，否则大萧条还是度不过去。整个西方社会，如果问一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干了什么，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完成了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而且是用经济大萧条的方式来完成的。
中国的这个过程进行非常得艰难。进入这个背景之后，一系列重要的逻辑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整天说的那些逻辑，80年代可以成立，90年代不见得就成立。我们说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80年代和90年代逻辑就不一样，为什么？时代背景不一样了。80年代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是资本形成的问题。那时候贫富差距大一点可能对经济有好处。和谐社会当中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人们通常所说，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原来人们说这个说法好象夸大了，但把城乡背景放进去这个数字就差不多。
第四，社会保障缺乏也加剧了消费不足。尤其在前几年，搞房改的时候，人们知道要房改，但终究补贴多少钱不知道；小孩将来要上学花多少钱也不知道；将来自己老了，养老国家给养老金吗也不知道；老了以后还会有病，社会能不能给治病，给治病的话能解决多大问题，也不知道；所有的问题都不知道，人们只好能多存点钱就多存点钱。包括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有一部分变成了工资，也存到银行里去了，没有变成购买力。为什么？人们认为存比不存好。
最后，城乡关系失衡也值得关注。
当然，建设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价值，也不是说一定要从为经济增长方面来理解它。但如果看到这样背景的话，和谐社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来探讨的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第三点，建设和谐社会，我总结为两句话“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和谐社会肯定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体现。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比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的机制？我前面讲了，如果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说，社会现在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且这种失衡带有不可控的特点。这种局面形成不能看成是偶然政策失误的结果。我一直在想，社会当中严重失衡局面的扩大，不仅是分配制度的问题，不同的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也是主要原因，甚至是最近这几年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最基本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政策对这部分人不利，那个政策也是对这部分人不利？政策的好处全都集中在一部分人当中，政策的代价、改革的成本也集中在另外一批群体当中，为什么这么巧合呢？关键是机制。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时代，但是我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机制。利益格局失衡背后的东西就是权利的失衡。但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穷人和富人的能量不一样，结果造成富人对政策有更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不平衡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
所以，回过头来看市场上劳资关系失衡，政府的再分配税收也基本上是反向调节。前几年是城乡之间反向调节，现在工薪阶层和富人之间是反向调节。政府再分配，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再分配的结果是严重倾斜的，为什么？市场关系当中的劳资关系也严重倾斜，关键就是权利的失衡。现在我们该面对权利的问题了，该面对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利益博弈、利益表达、利益表达所需要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了。
现在存在着一种思路是想用政策来替代机制。过去29年的情况是，我来做大蛋糕，大家都多得点好处，社会进步，利益也和谐。不用国民表达，我自己来弄点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然后用政策来平衡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正视。
我最基本的判断，现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时候，概括为三句话，一是经济持续增长；二是政治基本稳定；三是社会矛盾突出。社会矛盾是突出的，但政治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这恰恰是冒一点风险来解决为利益表达设立机制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