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主要涉及美苏核力量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客观上，冷战时的战略稳定可以被理解为是两个核超级大国在激烈的竞争对抗中，基于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进行的一种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及其表现的稳定化态势。具体而言，战略稳定可细分为第一次打击稳定、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的一方，在战略关系上秉持的信奉技术和力量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其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进程与态势。就美国而言，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观可以理解为：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的力量较量和战略博弈进程，从而达到对国际战略态势的主导性塑造。分析美国谋划和实现战略稳定的进程，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稳定观，并加深对冷战历史教益的认知。
关 键 词：美国外交 战略稳定 核战略 冷战
战略稳定可以理解为“客观的国际战略稳定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还可理解为“国家关于大国关系稳定化的一种战略观”。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①这是美苏关系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毫无疑问，战略稳定是关于美国冷战政策思考与战略谋划的关键，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谋划和实现战略稳定的进程，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稳定观，加深对冷战历史教益的认知。
一、突然袭击恐惧与战略稳定问题的提出
冷战开启后，随着苏联继美国之后获取核武器，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建设核武库并开始进行核对抗，冷战对抗日益加剧升级，世界笼罩在冷战危机与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其主编的《绝对武器：原子力量与世界秩序》(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一书中，分析了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强调在核时代避免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到目前为止，军队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从今往后，军队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用的目的。”②同年，另一位战略家威廉·博登(William Borden)则认为，由于美国的对手也会很快获得核武器，这样一个世界充满着核袭击的可能性，未来核战争将通过突然袭击敌人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的方式来进行。③几乎从核武器出现伊始，战略家们就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敏锐地提出了核时代国家面临的基本安全困境问题，即面对可能的核突袭该怎么办？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此困境界定为是一种“彼此恐惧突袭”的状态。④能否确保自身核力量和核报复能力在面对敌人突然袭击情势下的生存，成为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1950年，保罗·尼采(Paul Nitze)主持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便以苏联会对美国和西方发动突然袭击为基本设想。⑤美国核战略研究泰斗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在1951年年初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核力量面对苏联的先发制人式打击时，将是极其脆弱的。⑥1953年4月，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话，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破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2/3数量或更多的轰炸机与侦察机。⑦随着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美苏双方相继获得热核武器能力，双方均担心发生这种突然袭击，这种担心导致更加紧张的战略对峙和战略警惕的出现。
突然袭击问题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在冷战的战略对峙高潮时期，美苏双方都需要迅速应对的重大优先议题。1953年10月，美国政府经过近半年的战略推演后得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指出，苏联以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在持续增长，热核武器的发展实质性地提升了这种能力。苏联拥有足够的炸弹和飞机，可以给美国造成严重的破坏，但还只能使用单程的方式，⑧特别是苏联可能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文件在强调苏联具有对美国突然袭击能力的同时，提出了一项预期解决方案，这就是发展和维持强有力的军事态势，重点是发展进攻性打击力，形成大规模的报复性破坏能力。文件提出，“当苏联和美国均达到核充足阶段，并拥有足够的投掷手段，每一方都有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的能力，但却无法阻止一场主要的核报复。这会造成一种僵局，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战争。尽管苏联相信最初的突袭有破坏对手报复能力的前景，这可能诱导他们发动打击”。⑨
NSC162/2号文件提出了最初的战略稳定设想，即通过双方核充足和无法破坏的核报复能力达到一种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核僵局。实现这一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建设。这实际上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思想，即美国设想“主要依靠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迅即予以报复的巨大能力”来遏阻侵略。⑩但对于NSC162/2号文件所包含的战略稳定的政策路径而言，这一战略的具体阐释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即使不会被对方施加反报复的威胁所遏阻，这一大规模的报复战略最终也会陷入如威廉·考夫曼(William W.Kaufmann)所说的两难境地，即要么“奋勇迎战”，跌入原子战争的深渊，要么“退避三舍”，使美国的威望严重受损。(11)为了弥补这一战略的可信性缺陷，5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现了以战术核武器和有限核战争来应对具体情势的主张，但是很快就被认为经不起实际的检验，以至曾经支持有限核战争的基辛格到1960年也认为有限核战略是不明智的。(12)
NSC162/2号文件的战略稳定设想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政策宣示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脱节。NSC162/2号文件设想的东西方战略稳定关系的取得，是美苏双方经由以大规模报复力量为重点的核力量建设与相互战略博弈最终达成某种战略妥协的结果。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则过于执着于单方面的战略路径。仅仅强调单方面的大规模报复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威慑的有效性必须得到对手的确认。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困境在于，苏联轰炸机的实力日益增长，美国战略轰炸机作为当时主要的投掷手段在面对苏联攻防系统时存在日益增加的脆弱性，这些均加剧了美国公众对可能遭遇突然袭击的担忧和对苏联军事能力的恐慌。1954年，美国公众对苏联“野牛”轰炸机的惊恐即可表明此种战略恐慌。(13)1955年2月，基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授权，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James R.Killian，Jr.)领衔的一个专家技术小组(又称突然袭击委员会)在进行全面评估后，提交了名为《迎击突然袭击威胁》的两卷本秘密报告。报告提出，随着5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竞相拥有大量的核武库、几百万吨级的核武器，以及用于核投送的战略轰炸机，预计从60年代开始，并无限期延续，将会形成一种战略上的僵局，每个国家都拥有充足的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武器以及投送这些武器的充足手段。获得突袭的能力并不能影响结果，因为无论一国是否先行发动攻击，另一国都有剩余的进攻性力量可以突破前者的防御并予以摧毁。基利安报告基于航空时代的武器平台战略轰炸机和技术现实分析了实现战略稳定的具体路径。报告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是充满危险的不稳定时期，因此强烈敦促美国政府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以便美国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优势地位，减少面临的突然袭击的威胁。基利安报告还敏锐地指出，导弹作为一种新型的投掷技术与力量的巨大意义，建议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将之作为国家支持的最优先性目标。(14)
在基利安报告的推动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导弹能力快速发展的激励下，美国出现对提升防务开支、加强新型战略技术发展的强大呼声，包括提升战略投掷技术和战略防御技术。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蓝带委员会，以考察“在核袭击情况下用以保护平民的各种积极和被动措施的相对价值”，(15)这导致了著名的盖瑟委员会的建立。(16)1957年11月初，盖瑟委员会报告(即盖瑟报告)出炉之时，适逢1957年苏联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稍后的“斯普特尼克号”卫星上天，这正是美国对苏联突然袭击的安全恐慌又达到新的极点之际。盖瑟报告发出警告说，苏联到1959年底将拥有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将使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群很容易在非警戒态势下受到突然袭击。盖瑟报告提出了针对这些威胁的一系列措施建议：尽快实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警戒”概念，发展提升雷达预警系统，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提供积极的导弹防御，提升美国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初始作战能力，加速发展北极星潜艇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初始作战能力，增强机动性，在海外大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尽快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建立全国性的防泄露掩护项目，尽早针对洲际弹道导弹建立区域防御，加大应对海军潜射导弹威胁的研发支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7)这份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国内全面加强攻防技术能力的呼声，希望通过对攻防技术的全面提升，努力减少美国在应对苏联突袭威胁的脆弱性。
如果说基利安报告表明了在航空时代美国实现战略稳定的具体路径，盖瑟报告则更为激进地提出了由航空时代转变到导弹时代后核武器的发展路径，“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被打击，更先进的导弹会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这样的话，技术措施和反措施会永无止境”。(18)不同于基利安报告所设想的最终趋于一种僵局和稳定的趋势，盖瑟报告实际上指出了一条极不稳定的攻防相互强化循环递升的军备竞赛路线，而且超前地强调了反导防御系统，这显然是非稳定性的战略。盖瑟报告进而使美国国家战略层面产生极大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是由对手造成的，而是一种自我不断加诸的技术超越恐慌。
盖瑟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政策研究中占主导性的强硬派的观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发表的《脆弱的恐惧平衡》(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公开表达了强硬派的观点。沃尔斯泰特认为，战略稳定(他称之为威慑稳定)并非是存在一种“假定的自动平衡”的态势，要实现最终的威慑稳定性，需要设计出更为有效的实际使用武力的方法，保持被动将招致巨大的危险，防御性的目标需要使用进攻性的手段。他明确提出要确保在一场大规模的热核突袭之后美国拥有核反击的力量。(19)沃尔斯泰特创设的运用第一次打击能力和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为如何确保这种核反击力量的建设，以及为美国战略稳定战略的讨论提供了明确的区分性框架。所谓第一次打击，不仅指在一场战争中首先开火，而且指袭击敌方的核报复手段。一场成功的第一次打击或者就地摧毁敌方的全部核力量，或者在击中目标以前中途将敌方的打击成功拦截。第一次打击以敌方的军事资产为目标，不强调自身的存活性。第二次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力量，是指虽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但仍能对敌方施以毁灭性的报复。第二次打击要求极高的自身存活性，是美苏两国追求国家安全和战略威慑力的底线。(20)
考虑到核对抗升级中蕴藏的极大风险，沃尔斯泰特还提出了对苏联具有强制性意味的边缘性威慑战略，即为了确保面对突然袭击的能力不受损害，美国可采取“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非理性或意外战争风险”的措施，迫使苏联同意接受裁军和相互监督。(21)这显然是希望用某种最危险的边缘对抗战略迫使对手让步，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二、实现第一次打击稳定的路径
另外一位著名的战略家托马斯·谢林在1960年发表的著作《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沃尔斯泰特的强制性威慑观，即“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谢林认为，当威胁方提出一项威慑战略后，不管被威胁方遵从还是不遵从，最终是否兑现威慑的决定权并不完全由威胁方控制。在这种情势下，一方将迫使对手面对事情完全失控的可能性，而这可能使对手变得比较愿意妥协。为了达到这种战略效果，必要的话应该放弃某些控制，以便取得可信性。(22)不过，不同于沃尔斯泰特，谢林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即使是冲突的双方，也可以有共同利益的存在。谢林希望通过一种博弈的方式，找到某种达到相互有利结果的共同利益之所在。(23)谢林的观点反映了一种试图缓解美苏对抗困境的具体双边路径。尽管美国战略界偏爱从技术路径上思考应对苏联突然袭击威胁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相互间的核突袭恐惧显然不仅仅是单边军事力量或技术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边政治关系和双边政治心理问题。(24)
在自我加诸的核对抗困境中和在核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势下，决策者面临着一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困境：若对手发动突然袭击的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确信自身的有限核力量经受得住对手的第一次突然核打击而生存下来。若向对手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的话，则需要对对手所拥有核武器的确切数量、所在的确切位置有完全的情报掌握，还必须确切地知道在突然袭击开始前核武器不会被移走，也不会抢得先机。由于这种目标和信息的高度分散性和保密性，情报机构难以为政治决策者提供完全的情报信息。此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复杂的突然袭击的场景。可以设想，如果在一场可怕的核危机中，决策者认为除了发起第一次打击，其他的选项都会造成更糟糕的结果，这会使第一次打击显得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事实上不可能真的出现这种静态的设定场景。(25)而且，发动核战争的决策是“人类文明开始以来最剧烈、最绝望的世界大屠杀，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毁灭”，(26)这是理性的决策者难以想象的决策后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究竟如何缓解这种困境，美国国内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给出了两种战略路径：一种是基利安报告、盖瑟报告，以及沃尔斯泰特等战略家所代表的单方面技术路径；另一种是NSC162/2号文件内含的实现双方意愿妥协的思想，这在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以及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战略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从技术路径的层面而言，要求在大力发展核武库和战略投掷手段，确保自身核力量在经受敌方的第一次打击后，仍然具备足够的剩余力量以进行有效的战略反击，特别是发展具有充分机动性和确保生存的核反击力量。但这一设想越来越涉及一个基本问题的争论，即到底要有多少威慑力量才足够应对的问题。1959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C.Smith)提出了最低限度威慑力量的概念。当时，空军支持“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强调要打击苏联战略基地内的特大当量核武器，但史密斯认为苏联的特大当量核武器肯定会受到重点防护，即使击中，其所导致的核爆炸和核泄漏也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杀戮。史密斯建议使用较小当量的空中爆炸的武器打击限定的目标清单，打击控制中心和政权基础会造成破坏和伤亡，但不会像打击军事力量战略那样具有毁灭性。史密斯支持发展具有机动性和难以发现的军事力量，这得到了海军的支持。1959年3月，时任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Areigh Burke)提出了有限威慑(finite deterrence)概念。伯克提出，美国必须选择一系列较小的限定目标而非苏联的核基地，选择针对苏联生活中最脆弱和基本的方面，如苏联政府的控制结构，以及构成国家力量基地的工业复合体。(27)伯克指出，自身不受袭击性“只能通过真正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得以确保”。(28)这些有限威慑思想实际上形成了战略稳定观的一些核心逻辑。这就是少量具备高生存性、能够摧毁有限目标的核武器，对于有效威慑是必要的。威慑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少量且能够免于突然袭击威胁的报复性能力来实现，而无须考虑如何建造一支更大规模的军力。(29)实际上，这种有限威慑思想也体现了潜射弹道导弹日益成熟的新现实。1960年年底，海上武器平台的发展使美苏战略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弹道导弹潜艇提供了可免于突然袭击的具有高存活性的报复性能力。(30)
到1960年年底，随着美苏双方的潜射弹道导弹、陆基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力量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全天候战略警戒机制开始运行，一种可确保生存的报复力量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对手拥有确定的核报复力量，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意味着必然遭到报复，美苏双方领导人都不认为率先发动攻击能够避免出现更糟的后果，也都不认为另一方受到力量态势的压力后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由此，美苏的冷战真正进入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新阶段，即确立了初始的第一次打击稳定的战略稳定关系。(31)
但是，技术和力量层面的发展只会加剧对抗双方的竞争困境，即使在力量发展上达到一种确保安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确保针对对手的摧毁能力，但依靠物质建设和数量优势的路径终归无法缓解政治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求双边妥协的政治性解决仍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正如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所指出的，随着美苏战略均势的逐步达成，如何维持战略平衡或战略稳定将成为关键问题。尼采所提出的战略稳定不是指初始形态的第一次打击稳定，而是指建立某种政治上的稳定机制。(32)
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政治互动始终是国际社会推动的一个议题。苏联对裁军谈判的推动，盟国与国际舆论对缓和美苏关系的呼声也说明了高层政治交往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美国政府关于冷战政策的内部讨论和思考中，基本上会将谈判作为保留的政策选项。(33)但是，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这种路径并非美国政府真心愿意采取的策略。直到1955年年初，在西方世界完成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反对在自身实力足够有力之前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1955年7月，在日内瓦，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举行东西方首脑会晤。这是冷战以来，美苏双方第一次进行政治接触的尝试，但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5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寻找有利的时机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希望限制苏联远程导弹能力的发展。1957年，盖瑟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在两到三年内，努力与苏联谈判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因为一旦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够提升到有效的警戒水平，即使是遭到突然袭击后也能遂行有效的报复，这就是“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的最佳时间，因为美国军事力量相对于苏联来说可能绝不会有更强的时候了”。(34)在盖瑟报告出台后，1958年4月底，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建议美苏双方政府指示技术专家们研究针对突然袭击检查实际问题及其可行性，以此作为推进裁军的一种措施。经过双方领导人和外交部门长时间的交换意见之后，美苏双方决定于1958年11月10日至12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一次联合专家会议，探讨如何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这次会议最后仍未取得成果，美国希望聚焦于技术性的途径，苏联则希望从更广泛的层面，特别是从裁军和减缓国际安全的紧张根源上解决问题。(35)
实际上，一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苏之间在寻求战略稳定的路径上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仍然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美国国内的主流观点仍然首先强调基于技术和力量的优势地位，建立有利于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稳定，但对于在政治层面达成妥协的战略观点日益呈现，例如保罗·尼采作为一名长期秉持技术和力量路径的强硬派，转而开始从政治层面探讨战略稳定和危机稳定。这反映了美国政策精英的观点正在发生改变。
三、建立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
仅仅从力量和技术层面寻求第一次打击稳定，必定导致不断加强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结果，这也会向对手不断发出对峙升级的信号。在第二次打击力量建设的过程中，是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战略还是打击价值目标的战略，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奉行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战略，会引发对手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与防护，引发军备竞赛。而打击城市这类价值目标的战略也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引发公众道德层面的批判。在第一次打击稳定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平衡中，任何一个战略环节的差错都有可能引发错误的军事行动，即使决策者并不想采取军事行动。力量的分散部署也会增加偶然的出现或未经授权的发射行动的可能性。因此，即便美国不再担心突然袭击的问题，美苏双方实现了初始状态的第一次打击的战略稳定，这种战略稳定关系仍然是低水平的、脆弱的，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1962年出现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分水岭。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随着美国核武库的日益增长，美国在海基和陆基导弹技术和精确性能上更为先进，对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苏联的第一次打击的担心渐渐消失。然而在危机进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会导致危机失控，颠覆第一次打击稳定，引发全球性核战争。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了战略焦虑，以及对结束危机的紧迫感，“不是基于对赫鲁晓夫意图的恐惧，而是对可能发生错误事件的恐惧”。(36)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回忆道，“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3个卷入的国家却无一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误入歧途”“在这个高技术的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因此，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上”。(37)经过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政策精英大都认识到维持战略稳定是一个关键问题。(38)麦克纳马拉越来越关注通过威慑稳定来制止核战争，遏阻苏联的核攻击，(39)麦克纳马拉更加明确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观。1962年11月21日，麦克纳马拉在提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核力量的目标应该首先确保美国拥有严密保护之下的报复力量，足以在敌人的全力攻击后生存下来，有能力在必要时有计划、有节制地回击并摧毁苏联城市。其次的目标是不让敌人存有通过攻击美国的核力量取胜的侥幸心理。在1964年12月3日提交的核力量问题备忘录中，麦克纳马拉提出将确保摧毁作为美国核政策的核心战略方针。这项方针的侧重点是主张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在报复力量的规模方面，要求建立一支打击城市目标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即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通过还击，一举毁灭苏联的20%～25%的人口和50%的核设施，以摧毁苏联的大城市作为威慑，从而遏制苏联发动核战争。(40)在1967年秋天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麦克纳马拉再次明确了稳定威慑关系的标准。他指出，美国的战略力量必须要能够保证在苏联进行第一次突袭之后仍然拥有对苏联确实的、可信赖的摧毁能力，这是威慑战略的核心和本质。(41)麦克纳马拉希望以极为明确的确保摧毁的军事能力构筑对苏联的足够稳定的威慑关系，达到明确的战略稳定。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避免爆发核冲突、核战争成为美苏两国的共识。两国通过建立首脑热线，建立沟通机制，开启了越顶外交。在危机中基于对手具有充足的惩罚性核报复能力，因此不管双方的分歧有多大或多么的解决无望，不管危机的程度多么严重，双方没有哪一方有发动战争的动机，而且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各种压力，包括心理压力，以避免危机失控，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危机稳定局面。(42)一直到冷战结束，除了1973年的阿以战争，以及1983年的“优秀射手”演习以外，国际社会再未出现这种核对抗的危机。就美苏之间的关系而言，不同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是，此后双方或某一方在到达战争边缘之前也都有寻求妥协的强烈意愿，这是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第二阶段。
尽管危机稳定侧重于确保第一次打击稳定和避免危机失控，在时间和效果上具有聚焦效应，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境和战略竞争。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深感核力量与美国相比明显处于劣势，(43)因此决心大规模发展核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主要精力却被越南战争所消耗，肯尼迪政府的施政纲领也耗费了大量资源。始自20世纪60年代的核竞赛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苏联在这场核竞赛中占据优势。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核武库在数量上已经接近美国的规模，美苏两国形成大致的战略均势。而且，苏联导弹的重量更大，种类更多，在大型陆基导弹方面处于优势。(44)在冷战对抗的安全困境下，苏联的军备增长引发美国政府、战略界乃至公众的极大的心理恐慌，美国对苏联在战略层面的关注焦点从突然袭击问题日益转向核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不稳定的局面日益突显。
在因越南战争内外交困之际，美国国内信奉技术和力量优势的强硬派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温和派获得战略主导地位，主张通过战略缓和寻找战略妥协成为可能的对外政策选项。托马斯·谢林等战略分析家主张通过战略博弈的方式实现军备控制。(45)作为现实主义战略家，基辛格较早开始从战略体系稳定和大战略的角度思考战略稳定问题。(46)在战略实践的层面，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致力创建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大国接受的政治秩序和战略安排，并希望通过这种战略安排限制苏联的军备发展，重塑美国的主导地位。
不过，使美国强硬派真正接受军控的重要因素还是技术发展的水平。尤其是具有战略防御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进攻系统。苏联在前者占有先机，美国在后者占主导地位。
50年代末，盖瑟报告就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着重强调。之后，美国即开始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实质性的研究、试验、评估，直至做部署准备。但由于美国传统的军事战略偏重进攻而轻防御，导弹防御技术尚存缺陷且成本过高，以及军种争利等各种因素，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约翰逊总统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一直不支持部署针对苏联的反导系统，他们奉行“行动-反应”的政策模式，不愿意采取可能导致战略不稳定的政策行为以免激发苏联采取更大的行动。(47)在60年代中期，尤其是美国获知苏联正在致力于建设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后，出于政治考虑，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保罗·尼采、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沃尔斯泰特等强硬派均致力于推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48)从技术发展前景看，反导系统的发展可能改变攻防关系以及相互确保摧毁的情景，导致更复杂、更昂贵、更致命，也更反复无常的进攻型技术的发展。(49)由此，按照美国技术专家们的意见，通过设定限定条件来确保稳定成为必要的战略稳定途径。到60年代末，通过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来限制防御技术的突破，从而实现长远的战略平衡，成为美国的战略共识。
另外一个关键的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使战略导弹的威力和突防能力成倍提升的分导式多弹头技术。1967年，美国率先获得多弹头重返大气层的技术。正是因为这一技术领先，美国并不急于发展导弹防御技术。因为即使苏联导弹防御技术更为成熟且不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对多弹头技术的使用，实现对苏联导弹防御的突防，确保美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尼克松政府执政以后，希望尽早开始通过谈判限制苏联的战略力量及其核技术的发展，避免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争态势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失控局面，尽力维持美国在核竞争领域尚存的优势地位。因此，实现军备竞赛的稳定正式进入尼克松政府的优先决策议程。所谓的军备竞赛稳定是指每一方的武器发展都被明确地设计为保持某种长期的相互脆弱性，而非通过单方面的努力去赢得战略优势，从而可以避免成本高昂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军备竞赛的升级。(50)
随后开启的谈判实际上是希望从两个大的方面建立以军备竞赛稳定为内涵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一个是技术和力量层面，这反映了美国的一贯主张，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方面的协议的签订，即《反导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它们构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 Ⅰ)的主要成果。另一个是属于政治层面，即《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签订，这反映了苏联的一贯政治立场。由于美国当时相对被削弱的战略地位，美国不得不同意苏联对政治层面协议的要求。
《反导条约》通过禁止部署全国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相互确保摧毁确定为战略关系的基础。条约阻止了苏联占有先机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扩展，使美苏在防御性武器的研发和部署方面形成大致对等的局面，有助于避免任何一方获得明显的优势。(51)该条约也成为美苏军控机制发展的基石。基辛格指出，这个条约通过给反弹道导弹防御设定一种限制，不仅消除了一种可能很危险的防御竞争，而且减少了继续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战略动机。(52)同时签署的为期5年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以维持现状的方式，把美苏两国的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数量分别限制在已建或在建的水平。(53)由此，由于双方的战略防御性能均维持在较低水平，没有哪一方有动机去发展进攻性的打击力量，即实现了所谓的军备竞赛稳定。(54)作为双方政治层面的协议，《防止核战争协定》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协定宣布，美苏双方致力于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各方将不对对方、对方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一旦涉及核冲突或核战争的危险，美苏两国应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并做出有助于避免这一危险的一切努力。但是，美国不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彼此明确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要求，这使得该协定对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限定作用并不明确，只是表明了一种意愿的可能性，缺乏明确的承诺。就NSC162/2号文件中“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核战争”而实现核僵局而言，真正的战略稳定协议需要有双方明确意愿的表达。美国一贯强调实力地位和技术优势的强硬派愿意就技术和力量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限制对手，却不愿意为达成政治协议而限制自身，特别是在美国的核力量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之时。
四、美国重回强硬路线与战略稳定的颠覆
按照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确立的战略共识，针对对手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的进攻性武器、提升投掷精度的武器发展、有助于增强战略防御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都被认为是非稳定性因素。但是美国政府的强硬派支持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发展的诉求并未停止，这导致美国政府维持对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发展的研究投入。1974年5月20日，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弹道导弹防御组织(BMDO)，负责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相关工作。到70年代后期，由于分层式多弹头技术发展的成熟，以及美国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没能限制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优势，以及美国对苏联可能利用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加装分导式多弹头从而带来更大力量优势的担心，美国的强硬派极力主张通过在现存导弹中加装分导式多弹头，以维持美国在导弹弹头总体性能上的优势。卡特政府全面推行对陆基民兵导弹与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的分导式多弹头化，这被认为是一个改变战略稳定关系的政策决定。(55)从政治和战略的层面的权衡来看，这一决定显然意味着新的战略不稳定时代的到来。同时，由于美国的反导系统的技术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美国的主要防务公司与强硬派的政治家、科学家、战略家们一样，希望推动新型的反导系统的部署。由于技术环境的变迁和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利于温和派的战略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强硬派试图重新塑造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关系。
1979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Ⅱ)，对各自的战略武器的总额、分导式多弹头的数量、重型导弹、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美国的巡航导弹、战略武器的改进等做出一系列的限制。(56)美苏双方试图通过这些限定，通过对新武器研发系统的限制，尽量确保战略关系的稳定。然而，由于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日渐占据上风，美国国会始终没有批准该条约。
1976年11月成立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是当时美国强硬派的重要跨党派组织，里根总统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极力反对美国和苏联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条约，认为该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苏联在陆基重型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能够建立起“可靠的”威慑，无助于促进危机稳定。美国的强硬派认为，美国应该积极推进战略武器系统的改进、更新和升级，以维持与苏联的战略平衡。(57)1979年，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公开声称，苏联正在通过扩大进攻性的战略核力量来规避《反导条约》。1980年7月，卡特政府明确地采纳了抵消战略。该战略是致力于打赢核战争的战略，而非威慑战略，强调对苏联施加战时威慑，以获得核力量升级的主导能力，以及在冲突中具备提升威慑层级的能力，即能够将苏联领导人最看重的战略目标作为打击目标，包括苏联领导人，以及苏联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这被称为“确保摧毁优势”。(58)强硬派的战略稳定观要求加强对战略防御系统建设，以获取保护美国自身的能力。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美苏的战略力量对比并未出现像美国所认为的本质改变。苏联的核潜艇技术始终落后美国一代，苏联缺乏有效的手段跟踪定位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就这一基础性核报复力量的相互关系而言，美国显然占据优势地位。里根政府的战略力量委员会认为，美国安全的核报复威慑力量不仅仅要依靠潜射弹道导弹，还要依靠海基、陆基弹道导弹以及远距离轰炸机的三位一体的协同。1985年，美国国防部预计苏联的SS-18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摧毁美国80%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但美国剩余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仍然具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59)
在强硬派营造的社会政治气氛中，里根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政府明确采纳强硬派的观点，认为美国在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苏联已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美国已呈现所谓的“脆弱之窗”。里根认为相互确保摧毁是一种战略失常，要予以颠覆。在1982年4月16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里根提出要进行“一场强有力的防务建设”。(60)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演讲中提出战略防御的倡议，声称要使苏联的战略核导弹“失效和过时”，美国要致力于长期的核武器研究的发展项目，最终要消除战略核导弹的威胁。(61)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倡议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技术和创新密集型武器的战略平台，它在军事上并不依靠核力量，而是充分利用激光、粒子束武器、地基和空基导弹系统等各种新兴的高水准武器系统，以及各种传感器、指挥与控制、高性能计算机等技术系统，构建一个由成百上千个战斗中心和卫星系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武器综合体，它是新一代先进的军工技术的综合体现。里根政府希望利用美国先进的军工技术、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对苏联进行战略压制，旨在完全改变冷战以来长期持续的以相互军事威慑为特征的战略稳定关系，将美苏战略关系带入了一个不确定的且是不稳定的新阶段。
里根政府对苏联实行的这种非稳定性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层面的攻势战略，而且是一种全面的进攻性战略。(62)有学者将里根政府的对外战略称为强制外交或强制战略，(63)里根政府内部称此战略为成本强加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y)，即用美国的大规模军备建设迫使苏联去投资其无法支持的新武器的建设项目，开启新的重大的军事竞争领域，使苏联之前的武器投入过时，使苏联付出与投入不成比例的沉重代价。(64)
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陷入“帝国困境”的苏联处于战略守势地位。(65)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里根政府的政策代表着试图推翻均势的努力，试图极大地削弱苏联甚至是要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指出，“如果我们开始做出让步，失败将是不可避免”。(66)但里根政府将这种非稳定性战略攻势推进到了极限边缘，(67)面临战略压力的苏联内外失守，里根政府则适时提出要基于现实主义和实力与苏联重新进行武器控制的谈判。苏联在3年之内3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之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改革图新，同时与美国开启武器谈判，以缓解苏联面临的巨大压力。1985年11月21日，美苏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之后发表共同声明，“双方同意，无法赢得核战争，也绝不打核战争”，(68)冷战时期建立在彼此恐惧突袭、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之上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也就此宣告终结。
1986年，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一文中提出“长和平”之说，加迪斯以一种宏观的视野解析冷战得以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原因。(69)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长和平”所指的战略稳定即被打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指出，是权力的多元化而非权力均势更影响冷战的进程。加迪斯推翻了此前他自己界定的战略稳定说，他认为美苏之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并非是真正的战略稳定关系，而只是暂时的战略稳定关系。(70)以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对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解，冷战时期美苏开始通过大力的军备竞赛，而后通过核军备控制谈判得以实现的战略稳定关系是脆弱的、不真实的，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加迪斯的分析结论是，依靠单一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多维度的力量基础之上。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结构势必是脆弱的，最终必然会走向崩塌。
五、美国冷战战略稳定观评价
从NSC162/2号文件对战略稳定的预期设想、第一次打击稳定、危机稳定，以及军备竞赛稳定的成型，到里根政府对战略稳定关系的颠覆，美国的战略稳定观伴随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是，美国的强硬派信奉的技术优越和力量优势却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从美苏的核对抗开始之初，面对如何消除如托马斯·谢林所言的“彼此恐惧核突袭”的困境，就是一个极其需要正视的根本问题。1953年，美国的NSC162/2号文件给出了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设想，即通过核报复力的建设实现核充足，最终实现美苏双方都不会发动核战争的核僵局局面，其中暗含着对摆脱核困境、实现战略稳定的双方某种形式的战略意志的确认，这在实质上是通过寻求美苏双方的政治共识，走出安全困境。然而，在冷战期间的很长时间内，美国却并不愿意进行双边稳定关系的讨论，而是将这种讨论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在面对核突袭恐惧，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的安全。这就把美苏双边关系的政治问题转化为美国的核力量建设和技术发展的单边性问题，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主义的一般政策路径是通过对国家安全进行量化的分析，强调进行风险评估、成本与收益核算，遵循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最坏假设”出发制订安全战略，追求自身实力的最大化优势，是真正的理性选择。(71)以沃尔斯泰特为代表的强硬派战略家通过运用工具理性主义的方法，运用第一次打击力量和第二次打击力量的区别性力量的概念，构筑了美国战略力量建设的基本框架。在美国政府的决策群体与战略研究界的主流观点中，战略稳定问题从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问题变为美国如何单方面取得第一次打击稳定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的安全有效，迫使苏联不发动核突袭。以“北极星”潜艇为代表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能优越的战略技术的突破和战略力量的优势是美国实现战略安全保证的关键，美国追求的战略稳定在实际上变为以力量和技术优越为内涵的战略优势。
在美苏双边关系方面，即便实现所谓的第一次打击稳定，但这种对技术和力量路径的单边信奉必然会加剧对手的被威胁感，导致形成恶性循环的军事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美苏的战略关系退回到最初的彼此恐惧状态，特别是在双方急剧对抗的危机时刻。这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从美苏双边关系的战略博弈角度，思考如何实现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在美苏两国逐渐进行的双边关系的讨论中，美国的主流观点体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偏重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国际局势的缓和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苏联在战略竞争中日益加剧的综合国力的失衡，为美国主张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在美苏双边关系上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美国得以颠覆冷战期间单一的军事层面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建立起全面的战略优势。
冷战期间，美国谋求美苏战略稳定的进程，体现了美国始终保持对强大军事力量和新兴技术的信奉和追求，带有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艾森豪威尔在发表离任演讲时曾告诫道，要警惕来自军工复合体的威胁，要警惕美国的公共政策被科学技术精英所绑架。(72)艾森豪威尔不幸言中了事实，但他已经无法改变，因为他的政策本身也推动了这一事实的固化。在20世纪50年代，正是美苏两国的战略力量出现突破性发展的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外，还积极推进反导导弹系统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起的防卫者项目便是为建立在军事上有效和经济上适宜的导弹防御系统构建研究基础，该项目随后开始进入激光技术、“直接命中摧毁”(hit-to-kill)拦截器系统的研究，是之后的卫兵反导系统和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基础。(73)
除了艾森豪威尔，还有很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例如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基辛格等人，都认识到过分依靠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局面，也难以真正有利于美国国家战略的长远目标。但是，乔治·凯南的政策计划室主任的职位被保罗·尼采接任，已然表明工具理性主义取代了经典现实主义。(74)基辛格是将政治稳定和国际体系稳定看作高于单纯的军事战略稳定的战略家。基辛格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当面临国内强硬派制造的谈判困境时指出，“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什么是战略优势？这些数字层面上的问题有什么政治、军事或实际的意义吗？你能用它来干什么？”(75)然而，基辛格却无法改变这些事实，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际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只是一个过渡者。这个过渡者的作用是帮助美国在处于相对弱势时化解相对困境，一旦出现国家力量的转机，走向强硬政策即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戴尔·沃尔顿(C.Dale Walton)和科林·格雷(Colin S.Gray)分析了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战略稳定观的根本缺陷：即使大国或大国联盟之间在军事力量上相互匹敌，国际体系仍然可能是深度不稳定的状态，过分关注武器常常会导致对更关键因素的忽视。在冷战后期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由导弹或潜艇的发射重量来决定的，而更多是由于领导人的个性、价值观，政府是否决策谨慎、合理的战略判断，以及机遇来决定的，军事力量只是构成国家整体实力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对于战略稳定关系而言，究竟哪个因素更关键，还要根据政治局势而定。(76)
美国追求技术和力量优势的战略稳定观与两极对抗的基本战略结构的相互强化，决定了政治稳定和战略稳定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在冷战的自始至终，无法摆脱安全困境的美苏双方总是无法真正地相信对方，也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夸大对方的军事力量与战略意图，常常彼此指责对方破坏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共识。美苏之间的战略误解根深蒂固，以致总是出现基于最坏结果的战略意图的猜疑和不断升级的敌意。一种有意的限制性行动，本意是要达到缓和关系的结果，然而却不被对手理解为战略克制，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全力挑战的前奏。(77)由于缺乏有效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机制，美苏双方也确实常高估对方的武器性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认为，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更高精确性，与其他因素一起，使美国核武库的有效力量增加了3倍。美国也严重高估苏联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性。到1991年，苏联还没有达到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的苏联在1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78)而且，美国政府官员还经常在公开场合夸大来自苏联的威胁，以获得对发展美国战略军事力量的政治支持。在战略竞争的进程中，随着美苏双方核武库的日益增长，以及战略技术的不断升级，对抗在敌意和猜疑中不断加强，真正的战略稳定无从谈起。托马斯·谢林以及后来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军备控制的根本假设是敌对国家几乎总有共同的军事利益。(79)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内也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观点之间始终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强硬派在大多数时间处于主导地位也使美国在战略层面一味地追求军事力量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政治层面对双边关系共同利益的探讨受到局限。
美国的战略稳定的政策要求美国对自身和对对手的战略实力不断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这个动态过程决定了美国战略稳定政策的动态性。在这种政策的动态性变化中，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强硬派的政策路线很容易得以确立，对实力地位和战略优势的追逐反而构成了政策动态性中不变的政策诉求。即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越南战争导致相对困难的时期也不例外。在与盟友关系方面，战略稳定政策的动态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系美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核武库与战略投掷力，以确保美国威慑延伸的可信度。就这一点而言，战略层面的完全稳定与美国的领导权维系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会导致盟友和西方阵营对美国的核保护伞地位倚重的减弱。加上美国在进攻性战略力量与战略投掷力上拥有相对优势，这也使得美国政府在战略稳定关系上的决策并不追求取消核对抗与核威慑，而是希望通过占有优势的核对抗与核威慑最大限度地达到美国需要的战略效果。在最基本目的即消除核冲突的恐惧在技术和力量上实现以后，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即被超越，它随后成为美国维系主导地位的某种政策的调控手段。因此，美国通常倾向于在技术和力量层面与苏联讨论战略稳定问题，拒绝从政治层面与苏联达成真正的战略稳定共识。
在更普泛的层面而言，真正的战略稳定只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大国战略关系或国际战略态势，它在根本上受制于大国关系的动态性，受制于大国力量和政策的变化。离开特定的大国政策、战略技术和经济发展环境等关键因素，对战略稳定关系的探讨就会迷失在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变化中，从而失去解释国际战略问题的意义。在冷战时期，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一方所秉持的战略稳定理念及其进行的对外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战略稳定进程。由此，对冷战中战略稳定的理解可以包括两重内涵：在客观上，可以理解为是两个核超级大国在激烈的竞争对抗中基于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进行的一种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及其关系稳定化态势；在主观上，就美国而言，可以理解为是美国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进行力量较量和战略博弈的进程，从而实现对国际战略态势主导性的把控和塑造。
在论及冷战时，如果不考虑在美苏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中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冷战战略稳定进程中的基本理念，以及美国在这一进程中获得的巨大战略安全利益，而仅仅将冷战界定为是美国与其主要战略对手苏联之间的一场极具战略凶险的全面对抗进程，则有失全面，因为这只是说明了冷战本身作为一种伴随强烈的安全风险的国际政治进程的不受欢迎性。而如今，冷战的概念之所以在美国国内屡屡被提及，并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来源，确实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冷战的许多新的理解。其中的一种理解就是，美国作为主导国家经由一场非经使用武力的持续战略运作和战略博弈，而最终在与主要对手的战略较量中取得胜利的战略关系进程。这样或许能很好地解释为何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的政策和战略研究者对冷战这一凶险的国际政治的对抗进程与现象，表现出一种并不反对的态度。而深入分析美国的冷战政策及其战略稳定观，便更能加深对冷战历史教益的认知。
①关于战略稳定，长期从事防务研究并在美国国防部任职、曾担任《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会谈美国代表的埃德华·华纳(Edward L.WarnerⅢ)认为，最狭义的解释是指的这样一种态势，国家间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动机(危机稳定)，也没有建设一支核力量的动机(军备竞赛稳定)。稍广义的解释是指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的一种状态。最广义的解释是指国家之间处于和平、和谐关系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参见James M.Acton,"Reclaim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Washington,D.C.: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Army War College Press,2013),pp.117-118。曾任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谢尔盖·罗戈夫(Sergei Rogov)认为，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概念是狭义的，主要是指美苏之间战略核武器的力量关系。参见2010 Strategic Deterrence Symposium,Omaha,Neb.,Aug.12,2010,http://www.stratcom.mil/Media/Speeches/Article/986409/2010-strategic-deterrence-symposium-panel-5-21st-century-security-environment-a/。艾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认为，战略稳定可界定为是除了在极端形势下捍卫关键的国家利益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使用核武器的一种状态。詹姆斯·艾克顿(James M.Acton)认为，战略稳定是指一种稳定的威慑关系，如果在危机中双方中没有哪一方由于担心对手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具有或者感到有改变力量态势的动机，那么这种相互威慑的关系就是稳定的。参见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p.55,128。
②Bernard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New York:Brace and Company,1946),p.62,https://www.osti.gov/opennet/servlets/purl/16380564-wvLB09/16380564.pdf.
③Bernard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pp.14-89; William L.Borden,There Will Be No Time: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New York:MacMillan Co.,1946).
④T.C.Schelling,The 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1958).
⑤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件选编(1945-1972)》(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⑥Albert Wohlstetter,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Air Base Location:A Preliminary Review(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1951),p.8.
⑦Rand Corporation,"Vulnerability of U.S.Strategic Power to a Surprise Attack in 1956," RAND Special Memorandum No.15,1953,pp.ii,71-72.
⑧1955年之前，苏联的空军主要使用的是比较过时、航程较短的图-4轰炸机(图-4为美制B-29轰炸机的仿制品，B-29航程为3800～4300公里)。另外，还有少量1955年交付使用的图-16“獾”式中程轰炸机，最大航程为6000公里。
⑨NSC162/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ume Ⅱ,Part Ⅰ,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pp.579-582.
⑩John Foster Dulles,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Department of State,Press Release,No.81,January 12,1954,p.3.
(11)William W.Kaufmann,ed.,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p.24-25.
(12)劳伦斯·弗里德曼：《头两代核战略家》，载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
(13)葛腾飞、肖杰：《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4页。
(14)"Meeting the Threat of Surprise Attack," Report by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February 14,1955,FRUS,1955-1957,National Security Policy,Volume ⅩⅨ,pp.42-46.
(15)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4,1957,FRUS,1955-1957,Vol.19,p.463;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p.20-21.
(16)1957年4月，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指令1691-b(2)号文件，设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安全资源专门研究组，共有约90名各领域的杰出专家加入，由霍勒斯·盖瑟(Horace Rowan Gaither)领衔，所以研究组又称盖瑟委员会。
(17)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NSC 5724,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ODM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Deterr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November 7,1957,FRUS,1955-1957,National Security Policy,Volume ⅩⅨ,Document 158.
(18)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NSC 5724,FRUS,1955-1957,Volume ⅩⅨ,Document 158,p.652.
(19)Albert Wohlstetter,"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in Thomas G.Mahnken,Joseph A.Maiolo,eds.,Strategic Studies:A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8)pp.224-242.
(20)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734页；Glenn Kent,David Thaler,First-Strike Stability:A Methodology for Evaluating Strategic Forces,R-3765-AF(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1989),p.v.
(21)Albert Wohlstetter,"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in Thomas G.Mahnken,Joseph A.Maiolo,eds.,Strategic Studies:A Reader,pp.224-242.
(22)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60),pp.187-188;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746页。
(23)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pp.4-5.
(24)在给布罗迪的《绝对武器》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弗雷德里克·邓恩(Frederick S.Dunn)针对核武器写道，“要找到使这种新力量受到有效控制的方法，不是物理学家或军事战略家的任务，而明显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由政治关系领域的专家来承担”。参见Bernard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Introduction。
(25)Kenneth Waltz,"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More May Better," Adelphi Papers,Number 171,1981.
(26)Arleigh Burke,Memorandum for All Flag Officers(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the Navy,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1959),p.7,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275/07.pdf.
(27)William Burr,ed.,"How Much Is Enough:The U.S.Navy and Finite Deterrenc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No.275,May 1,2009,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275/index.htm#3.
(28)Arleigh Burke,"Memorandum for All Flag Officers," p.11.
(29)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p.24-25.
(30)托马斯·谢林分析了潜艇作为一种新的兼具隐蔽性和机动性的战略武器的巨大战略稳定价值。参见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p.237。
(31)Elbridge Colby,"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Reconcil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in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48.
(32)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177页。
(33)在基利安报告关于减弱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脆弱性，减少突然袭击威胁的建议措施的讨论中，艾森豪威尔当时就指出这一政策的缺项：基利安报告提出的建议都是美国单方面的，仅仅关注了美国方面应该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关注苏联方面的想法与措施。艾森豪威尔希望将美国需要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同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协调努力结合起来，以减少对突然袭击的恐惧感。参见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18.
(34)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ODM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Deterr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FRUS,1955-1957,Vol.19,pp.651-653;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22.
(35)会议正式名称为“研究有助于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措施，并准备一份给双方政府的报告做准备的专家会议”，一般称为“突然袭击会议”。参见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p.23-24。
(36)Arthur Schlesinger,Jr.,Robert F.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529.cited in 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A Com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2,Fall 1988.
(37)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著，陈丕西等译：《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410页。
(38)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175页。
(39)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31页。
(40)葛腾飞：《麦克纳马拉：美国防务战略的理性设计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41)Robert McNarmara,"Mutual Deterrence," Speech,San Francisco,September 18,1967,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Deterrence/Deterrence.shtml.
(42)John Mueller,"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in Sean M.Lynn-Jones,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4),pp.59-60; Elbridge Colby,"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Reconcil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in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49.
(43)有分析指出，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的可投送核弹头是苏联的至少9倍，此外美国在洲际弹道导弹与潜射弹道导弹上也占有优势地位。参见Vladislav M.Zubok,"Spy vs.Spy:The KGB vs.the CIA,1960-1962,"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4,Fall 1994,p.22。
(44)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289页。
(45)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pp.251-252; Thomas Schelling,Morton Halperin,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1),p.1.
(46)Henry A.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7).
(47)Ernest J.Yanarella,The Missile Defense Controversy:The Technology in Search of a Mission(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2),pp.61-142.
(48)Reuben Steff,Strategic Thinking,Deterrence and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ject:From Truman to Obama(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3),pp.39-41.
(49)Herbert F.York,Race to Oblivion:A Participants View of the Arms Rac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0)pp.178-180.
(50)Elbridge Colby,"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Reconcil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in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49.
(51)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302页。
(52)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New York: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9,pp.819-820.
(53)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302页。
(54)David S.Yost,"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Cold War:Lessons for Continuing Challenges," Proliferation Papers,No.36,Winter 2011,p.17.
(55)William G.Hyland,Mortal Rivals:Superpower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43; Reuben Steff,Strategic Thinking,Deterrence and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ject,p.44.
(56)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为2250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为1320枚。参见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312页。
(57)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321～325页。
(58)Theodore Draper,"How Not to Think about Nuclear War," The Age,November 29,1982.cited in Reuben Steff,Strategic Thinking,Deterrence and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ject,p.46.
(59)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Technologies,September 1985,NTIS Order #PB86-182961,Chapter 6,pp.122-124.
(60)Henry R.Nau,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Armed Diplomacy under Jefferson,Polk,Truman,and Reag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178.
(61)Ronald Reagan,"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rch 23,198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1093.
(62)关于里根政府的全面进攻性的战略思想及其实施，参见Hal Brands,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1,118-119.
(63)Hal Brands,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p.123; Bruce W.Jentleson,"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Coercive Diplomacy:Restraining More Than Remaking Governmen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6,No.1,Spring 1991,pp.57-82.
(64)里根总统及其政府官员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亨利·罗文(Henry Rowen)、国防部的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等人，均主张对苏联实行成本强加战略。参见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9),p.238; Hal Brands,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pp.111-112。
(65)关于彼时苏联的困境，参见G.Lundestad,"'Imperial Overstretch',Mikhail Gorbachev,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Vol.1,No.1,August 2000,pp.1-20。
(66)Hal Brands,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p.123.
(67)1983年底，在北约上演的“优秀射手”(Able Archer 83)演习是一次战略危机的具体体现。参见Hal Brands,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p.124; David Hoffman,The Dead Hand: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and Its Dangerous Legacy(New York:Doubleday,2009),pp.94-95; 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New York:Hill and Wang,A division of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pp.356-358。
(68)Ronald Reagan,"Joint Soviet-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 November 21,1985.Online by Gerhard Peters,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8086.
(69)加迪斯认为，导致这种战略稳定的因素在于：一是结构性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体系性的相互独立而非相互依赖、以及国内政治结构等；二是行为因素，包括核武器、侦察技术革命、意识形态的温和化；三是双方逐渐形成的博弈规则。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Sean M.Lynn-Jones,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4。
(70)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83-284.
(71)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421页。
(72)Herbert F.York,Race to Oblivion:A Participants View of the Arms Rac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0),http://www.learnworld.com/ZNW/LWText.York.Race.Access.html.
(73)Reuben Steff,Strategic Thinking,Deterrence and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ject,p.39.
(74)葛腾飞：《工具理性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冷战决策模式的批判》，《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75)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第309～310页。
(76)C.Dale Walton,Colin S.Gray,"The Geopolitics of Strategic Stability:Looking beyond Cold Warriors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lbridge A.Colby,Michael S.Gerson,eds.,Strategic Stability: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pp.91-92.
(77)David S.Yost,"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Cold War:Lessons for Continuing Challenges," Proliferation Papers,No.36,Winter 2011,p.39.
(78)John G.Hines et al.,Soviet Intentions 1965-1985,Vol.Ⅰ,An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U.S.-Soviet Assessments during the Cold War(McLean:The BDM Corporation,1995),p.17.Cited in David S.Yost,"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Cold War:Lessons for Continuing Challenges," Proliferation Papers,No.36,Winter 2011,p.38.
(79)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Robert Jervis,"Arms Control,Stability,and Causes of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8,No.2,Summer 1993,pp.239-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