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冷战档案的解密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冷战史研究正进入新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更加拓展，研究手段更加丰富，研究主题也更加深入。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丛书，聚焦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对外战略设计者，充分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进程，展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变化。其中的一本代表性作品是《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石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该书以保罗·尼采（Paul Nitze）这位美国冷战元老参与美国决策的亲身历程为线索，叙事历经半个世纪，囊括整个冷战进程。尼采1946年进入国务院，1950年接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主持制定著名的“NSC-68号文件”，参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马歇尔计划、氢弹研发、朝鲜停战谈判及对伊朗的政策。肯尼迪时期，他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直接参与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1969年作为尼克松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美苏军控谈判，是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主要谈判者之一。里根时期，担任总统和国务卿的军控事务特别顾问，深得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的信任。整个冷战进程中，他担任过除卡特政府外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顾问或政府成员。“作为东西方冷战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尼采在美国外交和世界事务方面的丰富经历，在20世纪几乎无人可比。”在这一进程中，尼采也从一位冷战军事化的政策设计者逐步转变为谋求战略稳定并推动冷战结束的人。
该书以尼采这位决策参与者的战略决策作用为线索，将具体的决策人物置于宏大的冷战结构中，在展现个人战略思想的同时又展现了整个冷战的美国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在国内冷战史创作中独具一格。在聚焦尼采的同时，该书展现了美国冷战进程中的决策讨论、思想交锋以及重大事件决策形成的过程，几乎是全景式地呈现了美国冷战决策进程，揭示了美国冷战战略演变的思想谱系。因此该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美国冷战战略的思想史。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尼采这位见证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了冷战全过程的美国战略家和政策设计者入手，集中探讨核时代条件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其演进历程、基本特征、成败得失及其国际背景与国内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
一
以冷战的主要进程为时间轴，该书展现了尼采作为美国冷战决策参与者的政策思考逻辑和政策认识进程。尼采在冷战一开始的认识基础，缘于其自身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参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工作的亲眼见历。他亲眼见证了盟军对德国后方（达姆施塔特）战略轰炸以及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放核炸弹之后的残垣废墟，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死亡、残酷、毁坏和彻底的无望。战略轰炸调查工作给尼采带来两点重要的感受，一是对核武器的认识，他认为核武器只是战争中的另外一种武器，只不过杀伤力更大，因为他深感当时对德国后方的常规轰炸甚至比日本广岛和长崎“更令人震撼”；二是美国必须在和平时期保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随时遏阻可能的进攻者。究其根本，尼采希望避免这种战争的残酷和战火的灾难在自身的国土上重演。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以及基于尼采在20世纪前半叶亲身经历的不断爆发的冲突与战争的事实，因此在冷战一开始，尼采更看重美苏“军事对抗”甚于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恐惧。“随着大量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发展，如果冲突进入全面战争阶段，那么，世界将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世界人民渴望免除因核战争危险而引起的忧虑。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地区只要有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将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的力量已大到再也无法集结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抵抗它的程度。”这里尼采担心的，是作为对手的苏联掌握了更大量破坏性武器和拥有更具优势的军事力量，从而极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便会发生的战争中对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损伤毁坏和战败代价；面临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绝不能处于战略弱势”。对尼采而言，军事对抗，在冷战一开始，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理解，“如何从目前所处的位置出发”避免在军事对抗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是一个必须予以优先对待的核心国家安全问题。谋求美国对苏联实力优势，此后也一直是尼采的基本战略思想。由此，尼采提出了一个“不容有丝毫迟疑的”军事化选项来应对美苏冷战的到来，他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便体现了对冷战对抗的这种绝对式的理解。这一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调，美国和西方必须建立“更加全面、平衡和灵活的防御体系”，必须建立起全面的军事实力和军事优势。
冷战作为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段，尽管有其种种导致冷战对抗的特殊因素并呈现出两极化对抗的特殊国际关系形态，但总是内含着走向国际关系常态的内在因素。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说明，国际关系终归会回到一种较为和平的状态，尽管这种和平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而只是意味着国家间的某种竞争性共处。但冷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表现出来的一种过度军事化的僵化对抗状态，却与这种国家间的竞争性共处的常态模式有着一种悖离的逻辑。即使是尼采这样的优势论者，也很快认识到这样一种态势演变的非正常逻辑。从20世纪60年代后，尼采实际上已经逐渐开始了自我反思、自我纠偏的历程。当然，作为一个决策参与者，作为一个局中人，尼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冷战决策者的主导思想，但他试图从内部发挥影响，并逐渐产生实际的效用，推动了冷战中后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和战略谈判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尼采是精明的，也会根据不同的政府调整自己的观点倾向，这使他在冷战时期长期保持着某个政府重要位置（包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几届政府，在福特、卡特时期则多以批评者角色出现），但尼采的原则似乎也越来越坚定，以至于往往会得罪他的顶头上司。其实，尼采的反思，代表了不正是一种具有更宏观意义的人类反思进程吗？该书作者实际上又在借尼采这个特定研究对象，表达了作者自己对冷战史的一种理解。
二
作者在该书中还将尼采战略思想的评述放到了一个战略路径比较分析的框架之中，阐述了美国冷战决策中的两种不同战略路径，即尼采所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工具理性分析路径与凯南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战略分析家，尼采是一个工具理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它与凯南等注重历史文化分析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在凯南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者眼中，战略分析是一种侧重于定性的、思辨的、解构式的路径，是对具体而又相互联系的各维度的动态考察，重在揭示各种历史因果之间精致而密切的逻辑联系。在这些联系中寻找到关键的要津所在，确定那个被称为紧要利益之所在，并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这可能涉及国际、国家和个人等多层次因素，不仅要分析自身，也要分析对手的实力、意图和可能存在的弱点，涉及决策者对动态变化环境中一系列实质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判断路径本身极其复杂和精妙，不同的人很可能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战略决断者本身的战略素养和战略判断技艺。如凯南自己后来所说：“我不相信，人有能力以任何有用的方式、使用笼统的和法律的词句为手段，假设性地界定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想象或展望的未来形势。”在凯南看来，国际关系问题太微妙，变化太快，以至于无法归纳为书面形式而不过分简单化。在冷战开启之时，这种复杂性精妙性要求决策者有极高的战略素养，它显然不符合美国这个日益庞大的“国家安全国家”的需要，这种战略判断路径也无法快速及时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因此，凯南这种路径在冷战之初的颓势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华尔街出身的尼采不认为需要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主张利益不可分割，也不认为需要去揣摩对手的弱点和意图。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安全的量化界定，他强调风险评估、成本-收益核算，崇尚数理逻辑和量化分析，遵循“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思维模式，认为从“最坏假设”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是一种真正的理性选择。显然，这种决策模式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正好也契合了这部庞大的国家冷战机器的需要。杜鲁门总统1950年初授权起草一份关于利益、威胁和可行反应的全面阐述，文件的目的在于将遏制系统化，并且找到使之行之有效的手段。据称“NSC-68号文件”起草时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的指示是，文件的结论应该表述得简单，明了，并且用……“海明威的语句”。毫无疑问，凯南肯定反对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但尼采式的工具理性路径正好可以提供答案。在尼采眼里，不必先行确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仅凭一项苏联威胁的简单存在本身，就足够有理由将受到威胁的利益视为至关紧要。为了确保击败苏联的威胁意图，需要明确的军事胜利，和为了确保军事胜利的明确军事优势，以及为了确保军事胜利和军事优势的军事力量建设与使用方式。“NSC-68号文件”的直接目的，其实也是根本目的，就是在与苏联的军事较量中，确保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军事优势和最终军事胜利。显然，这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战略。
然而，这种直接、纯粹的战略在冷战对抗的复杂国际关系中，它的效用可能难以经得起国家大战略平衡的检验。这里面涉及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国家资源经久性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核武器的军事效用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大战略主旨问题。
从国家资源经久性来说，工具主义者强调通过工具本身来直接实现目的的意义，但是结果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困境，即更关注的常常不在于自身的工具效能如何，而在于对对手可能在工具上超越自身的一种极度恐慌，导致恐慌主导了战略进程。尼采在“NSC-68号文件”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对战争很快将要发生的恐慌感，极大地塑造了冷战的进程。尼采在盖瑟报告和当前危险委员会时期，仍然体现了这种对美国实力落后的极大担心。由于他习惯于以数字化的方式来界定美苏力量相互关系——这是他理解冷战的关键，他也特别在意经比较而得出的优势和劣势。在他心中，“任何苏联的优势将导致苏联方面的侵略和美国方面的退让。美国的领先意味着稳定。”这种工具主义者的政策心态，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安全困境和现实政策上的资源困境，正如尼采外孙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所写：“如果苏联领先，美国必须用双倍的努力赶超，如果美国领先，还应该用双倍努力扩大这种领先地位。”
在核武器效用问题上，尼采从冷战一开始就并不看重，认为核武器只是另外一种武器。但是随着美苏双方核武器的升级换代及其威力的巨大增长，尼采也不得不越来越重视核武器。但是，在工具理性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具有大规模毁灭性后果的核武器显然不是可以作为直接的战争工具来进行衡量的力量。一个简单的观点是，在核僵持状态下，美苏各自的威力无比的核武库倾向于彼此抵消。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的“彼此恐惧突袭”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界定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战略，都反映了核武竞争下的一种极其不稳定战略态势和战略困境。盖瑟报告中指出了由航空时代到导弹时代的这种核武竞赛后果：“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打击，更先进的导弹又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这样技术措施和反措施会永无止境。”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以麦克纳马拉、尼采等工具理性主义者主导的防务战略家们达成共识，即有必要鼓励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均势，而不是明显的美国核优势。尼采也因此强调要设法保持危机稳定和动态稳定，强调维持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在尼采看来，核武器也只能是当成平衡和抵消对手核力量优势的一种手段，而真正需要制胜的还是常规武器。“如果要取胜，或者实现正义的和平，必须通过非核武器手段并且遏制核战争。”尽管这并非意味着不重视核武器。但在他的军事制胜定式中，常规武器具有更可使用的效能。因此，不难想见，在整个冷战进程中，尼采最终成为极力主张对核武器进行战略管控的人；并且，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去亲自推动美苏之间的战略核裁军和战略稳定。在这里，他的理解更多是着眼于核武的工具性含义的变化，不同于凯南或基辛格那种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路。
在国家的大战略主旨方面，尼采的理解是，国家的军事安全毫无疑问是国家战略安全中最为核心、首要的追求，他强调的是一种手段安全，由此他极力赞成民主党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主张将构建明确的、可以运用的军事优势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内涵。而在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和审慎的战略分析者看来，国家安全的含义不仅仅是军事手段的安全，还包括国家的财政平衡、经济健康和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等基本要义。为此，共和党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防务与经济平衡的大战略，因此主张避免战争，主张限制军事开支而求得大战略平衡，更多奉行某种不强调实际军事对抗的威慑战略或外交战略技艺。
作为经济技术分析路径代表，或称工具理性主义者，尼采显得冷酷、精明而实际，被称为冷战鹰派；作为历史文化分析路径的代表，凯南心中还坚守着某种道义的层面（基于这一点也可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价值理性主义者），对现实军事化冷战政策表现出某种批判性，强调的是共处型的对外政策观，被称为冷战鸽派。就尼采与凯南这两位经历冷战始终的战略设计者来说，哪一种战略设计路径对于国家大战略更具有经久性价值呢？相对于凯南的战略审慎来说，尼采主持的“NSC-68号文件”却导致了一种战略激进，加速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膨胀并必然导致了应对手段的膨胀，这点对国家长远战略来说必定会造成一种经久性的损害。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答案似乎是明显的。但是，当回归到决策者所处的特定时空和场景，每一种最后形成的决策确实都有其形成的理由，这就是该书所呈现的决策的复杂性。正是基于这种即时即地的合理性与作为历史长时段评价之间的矛盾性，该书作者实际上把尼采的战略思想放到了一个发展变化的时间轴上，让尼采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演变来回答上述两种战略路径价值的比较问题。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尼采，还是凯南，他们又都是国家理性主义者，都是现实主义者，最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殊途同归。
三
作者还试图通过对冷战进程的反思式理解，来思考和探讨一个迄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全球“霸权”或世界性“帝国”）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作者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世界地位，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同时，与后冷战时期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大多也是在冷战时期孕育或形成。
很大程度上，作者正是通过对尼采战略思想的评述，阐明了美国当代对外政策中的黩武主义、实力地位与优势政策思想的由来。尼采主持制订的“NSC-68号文件”开启了冷战的军事化，在决策层面凝聚了强化军备建设的共识，成倍数地提升了美国的军费开支水平，促进了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发展，被认为是当代美国黩武主义政策的开端，甚至可以说定型了冷战时期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尼采与他的上司艾其逊国务卿等人一起，推动实现了冷战初期的美国政策军事化，加强核力量建设（例如在研制氢弹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力推动常规军备建设，推动了与苏联对抗的前沿力量建设水平，致力于确保对苏联的全面军事力量优势。美国当代政策中的实力地位、优势政策思想，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联。
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是由于尼采等倡导者动辄会以慕尼黑绥靖、珍珠港突袭等历史启示以及对对手苏联的妖魔化作为某种隐喻式的强力支撑，突出其合乎现实需要的逻辑，以说明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二是由于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包括对强大国家的追求、白人至上以及反共主义（反对激进革命）等方面，追求美国使命的普世性，而尼采等倡导者们将军事化的国家安全政策视为应对苏联军事挑战的必要，并进而与保卫西方世界联系起来，高扬美国的使命和世界地位，从而赢得了美国社会政治主流思潮强力呼应。不同于凯南，尼采在冷战时期能够长期在政府高层担任要职，参与决策，也正说明了尼采的政策思想切合了美国政府社会政治主流思潮，迎合了大多数政府主导者的政策需要。
实际上，尼采本人不仅仅促成了这样一种政策流向的形成，而且他还通过自身的影响，促进了这样一种亲军事化政治力量在美国政府决策层面的长期成长。工具理性主义政策思维本身在冷战历史上就曾大行其道。肯尼迪政府时期，同为哈佛大学商学院出身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在麦克纳马拉手下任职助理国防部长的尼采（负责国际安全事务）显然都同样信奉工具理性主义的政策逻辑。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净评估办公室及其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还有长期发挥重要智库作用的机构兰德公司，以及这些官方和民间机构资助的大量研究项目，很多都遵循着类似的工具理性主义政策研究范式。他们通过学理研究成果，或者通过项目资助和培育，抑或通过“旋转门”机制，深刻而持续地影响着美国当代的国家安全政策决策。该书中提到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后来的新保守派著名代表人物，就是深受尼采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思想传承者。当然，尼采还通过他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现改名保罗·尼采国际问题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
诚然，尼采毕竟只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参与者，虽然他曾经通过主持制订“NSC-68号文件”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他同样也受到冷战这部巨大的政治军事机器轮带的驱动。在这种意义上说，尼采的政策理念也是冷战环境的产物。他一开始主持制订“NSC-68号文件”，无疑也深受当时反共共识环境，受到麦卡锡主义体现的反共歇斯底里的影响，这使当时的国务院在反共方面比国防部表现得要强硬得多，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等都是冷战强硬派，奇怪的是当时国务院力主增加军费，而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Luis Johnson）则竭力支持控制国防预算。尼采之所以被选中接替凯南来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既是因为他明确地判断出了当时的时势走向而敢于挑战他的顶头上司凯南的温和遏制思想，也是因为他得到了当时国务院以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主流力量的支持。时势使然，尼采得以走到历史的前台。
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背景来看，尼采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一代专业知识精英。新一代专业知识精英之所以能走上前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扮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角色，外交政策决策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支撑。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美国外交政策领导层的结构发生了一种变革，权力悄悄地从老的东部权势精英转移到了新的职业精英阶层。华尔街出身的尼采无疑是战后进入决策界的新专业知识阶层的先锋。这些新的知识精英阶层专业来源多样而广泛，接受过专门的经济学、法学、外交学、地区研究等各种专业的训练，也被期望着为美国这个全球霸权做出最合理的科学决策，最大程度减少决策的失误。外交决策成了一种专业行为，工具理性主义决策模式因此大行其道。战后麦卡锡主义时期政治恐怖主导的冷战共识让位给了新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政策共识和一致性。在最高层面的群体性决策模式的背后，其实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往往在大多数的主流声音中沦为沉默。这种似乎具有极大权威性的专业知识精英决策群体，带给人们一种能够借由专业知识和高超智力正确决策的假象，其实是以这种专业知识的权威掩盖了国际事务、对外战略和外交决策所需要的真正复杂性技艺需求为代价。外交政策的运行实施是一项具有复杂性、政治性、战略性和艺术性并重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在这点上却未必能够成功。专业性知识才华毕竟不完全等于战略性技艺。
尼采为代表的冷战决策者们驱动着并置身于美国国内冷战机器运动之中，也见历着高速转动的国际冷战机器的巨大碰撞危险。他们也必然地心生忧惧，然而却无法停止。正是在这一冷战的进程中，尼采逐渐地强调核控制、避免战略误判，强调核武器方面的战略稳定，并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尼克松政府、里根政府时期的战略武器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是一种环境使然。但尽管尼采心生畏惧，他却再也无法扭转他亲手推动的军备扩张进程。不断追求更强的军事实力地位，“以实力求安全”，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成为美国主流战略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影响至今。
就此而言，该书更多突出了尼采在一系列冷战重大事件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了尼采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实践本身，但在尼采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如何促成他这样一种态度以及态度的变化上，以及尼采的态度和态度变化在冷战运行环境中的作用限度，还可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从更广泛的角度说，这样一部庞大的美国冷战军事机器的运转，呈现出一种影响至今、虽然冷战结束已逾四分之一世纪似乎仍难以实质性减速的运行惯性，其背后肯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不断承继的群体性驱动力，这里不仅有其值得探讨的冷战驱动力形成强化以及冷战运作机制模式化的问题，还有为何导致这种群体性驱动力和运作模式长久性存在的机理性问题。
（本文注释略）
